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近百年中华卫国及驱逐中 共经典战例...........

不仅看到了北京在民国时期的边界。我那被北京抢占的河北几个县啊

对突突君的指教,司某愿作较细致的回复.希望诸君在研究这类题材之前,能够真正于微观处着手,再由宏观处横议.

突突君,您所高论的题目,司某已经研究三年.仅是对大陆各县文史资料的札记,至今累积就达400余篇.司某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单就征粮派工而论,中共政权是征派额,除少数地区之外,普遍高额超出国民政府时期.红军时代的政权不计了,那是”打浮财”的时代.抗战中期以前还有统一战线考虑,抗战中期之后,中共官方征派规模之惊人,已经远超出国府时期,内战时期则达到最高峰.这些都有史料可稽,其中以四川各省的文史数据所记录的数据,最为骇人.司某也随时可以提出具体数据,而且数据来源不是台湾早年的<匪情年鉴>,而是各县市的文史资料与地方志.

司某这里随机选取一则摘自福泉文史数据的札记.请注意,福泉县,即原贵州省平越县,在解放时已经时近1950年.

1950年,人民政府在平越县造成该县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征发shock.该县现称福泉县,在福泉县文史资料第1辑与第5辑各有对1950年征发与1950年以前国府征发的详细数据.国民政府时代平越县的田赋可以反衬出1950年的冲击.

平越县的总田土数,1937年据县政府调查,全县田土总面积22万5218.4亩.1946年的土地测量结果为田土28万7385亩(公田377.48亩).

实际的田赋征收,民国初年继承清代赋额,分夏秋两季征收,全年正米5161.61石,耗米254.99石,折为银两(若算为实物,可计算81万2250斤).进入民国之后改为银元.1915年征收正耗赋额6万0315两,折银元9万0472.5元.1927年实征9004.05元.抗战初期,1939年赋额2万2595.36元(法币).

到了抗战中期,法币狂贬,军费上升.1941年平越县改为田赋征实与军粮征购(贵州省本身于1939年开始军粮征购,当年购买大米16万8000大包,每包200斤大米或262斤稻縠.可能因为是三等县,平越县到1941年才开始征购).

田赋征实部份,赋额1元(法币)折稻縠2斗.实物以稻縠为主,主产包縠地区可搭配收包縠.交通不便地区折价,每市斗縠折法币6元.1941年实征县公粮3935市石,田赋7864市石.约等于176万9850市斤.

军粮征购部份,县的分配额度为9868石,购粮款项由盐专卖的收入支出.这项约再有偿购入148万斤.与田赋合计为325万斤(半数为有偿购入).

(一市石稻縠约为130~150市斤.各地不同.考虑到著名的大斛小斗贪污损耗,兹采150市斤之最严标准.这可能使总数量多出10%左右).

次年,1942年完全征收实物,幷修改赋额折抵率,赋1元折縠3斗,幷附征县公粮1斗,共4斗.幷规定糙米5升合縠1斗.1942年实征县公粮3933石,田赋12383石.约等于244万7400斤.

1942年的征购改为"半征半借",省分配给平越县额度为15016石,以1942年8月16日至10月15日平均粮价为购粮价格,"购"的部份以法币50元购稻1石."借"的部份发给四年期甲种储蓄券.15016石并没有完成全部任务,但实际完成数量不详.假设完成10000石,那该县约以法币25万元购入军粮5000石,另以四年期储蓄券借入军粮另5000石.即有偿多得150万斤.

所以1942年在征,购,借并用之下,平越县共出粮395万斤左右.

1943年,实征县公粮3813石,田赋11146石.约等于224万4000斤.而购借军粮改为征借军粮,共12301石.即1/2改为无偿征发,1/4发给价款,1/4发给储蓄券.但这已越出县的负担能力,所以当年12301石的"任务"只完成9880石,即约148万2000斤.

总计为372万6000斤,其中约298万5000斤为无偿征发.

1944年起,征实定率改为每赋1元征稻縠4斗,附加县公粮1斗,共5斗.1944年与1945年两年各征县公粮2554石,田赋8960石.约等于172万7100斤.这两年的征购借军粮中,1944年不变,1945年改为"征一借一",即赋1元除征上述5斗之外,再加征4斗.共9斗.1945年的征借军粮任务为14000石,实征得8690石(130万3500斤).所以征发最烈的1945年,共征借军粮303万600斤.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府明令豁免1946年度田赋与军粮与1945年欠缴的田粮,随后免征期改为两年.

两年虽正赋免征,但在1946年又进行征借,改为每赋1元年征实物2斗,借实物1斗.起征点则由各县自行决定.1946年的"任务"为2259石.1947年大致相同.即全年征入33万9950斤.注意这个数字,这比战前的赋额减轻约40%.

1948年,再以赋额1元折稻縠3斗,借縠1.5斗进行征收.1948年实征县公粮4570石,田赋9140石.约等于205万6500斤.借粮部份发给"抵缴田赋收据".但因政府退出大陆,幷未实现.可以完全算入无偿征发.

这是”国民党时代强取豪夺,不顾人民死活之真面目”(福泉文史第5辑,<民国时代财赋状况>评语)的实貌.

1949年11月24日,共军接管平越县(现称福泉县),以李耀为县委书记兼县长,李占稳为副县长.

平越那时已是一个穷县份:"解放前的平越县,百业雕弊,经济萧条,只有几家设备简陋的手工卷烟,打铁,烧制陶土器皿的作坊,同兴实业社和平安商店两家资本较多的官商合办企业,其余都是小商小贩.全县可耕土地约23万亩,粮食年产量徘徊在5000万斤左右".

在人民政府接管平越县后,发现全县公仓仍然剩下粮食21万3778斤(但该县干部依然宣称国民党搞了三光,不给解放军留东西...).县财粮科抓了原县政府田赋管理局,会计室,财政科与县银行办移交,对旧人员采"包下来",幷利用国府留下来的架子快速成立新机构.如县银行改为人民银行福泉分行.

1950年1月,福泉县开始征借公粮.征1949年度公粮,借1950年度公粮.主要对象自然是贫穷小县上贫穷的"地主富农"(其实他们能富到那里去?",地主不愿意交粮,财粮干部就向雇农收,幷宣称这可以抵地富的田租.

1950年上半年,这个穷县居然缴出田赋粮414万2300斤.因为粮食过度紧张,有些地富不得不以现金抵縠.以现金(应指新流通的人民币)抵偿的部份有17万2530斤,银洋抵偿有4500斤(银洋75元).

这个征发让全县反动份子数量猛然上升,路续被杀害的财粮干部共16人,包括城关区委书记刘思孟与副区长秦毓德.幷有15900余斤公粮被劫而"还之于民".

在1950年上半年的浩劫结束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使用新累进税率的秋征,可怜的"富户"们才被狠"借"了一比,才发现借额都被新税率抵消了.这次的征收也及于贫下中农,到1950年年底,秋收新登场的新縠,再入库公粮604万8459斤.

也就是说,1950年一年之内,实际征为公粮的数量突破1000万斤,而这个县的理想年产量不过5000万斤,征发额度超过20%.也超过了国民党时代303万斤最高峰的167%.

但,这让平越县委"完成上级布署的任务".至于起而抗暴的民众,视为土匪剿灭或付诸"公审"即可.

1950年上半年,县委接受推广"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进一步吸收了人民的劳动成果.

司某难以想象1950年的贵州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突突君,司某所搜集的材料,与您单纯依浅薄印像所发挥的宏论,不大一样吧.然而这就是实况.一个远离国共主战区,在贵州橿徧处的县份,在1950年,曾经发生过这个故事.

word簡繁互換中,"資料"簡化會成為"数据".請讀者注意文中之"數據",據為資料本字.如"文史數據",即為"文史資料".時間有限,無暇逐一更正,見諒.

至于,解放之后呢?

解放之后的巨量征发,不减反增.搞到农民只能保留”口粮标准”而后已.所谓口粮标准,北方360斤(小麦,小米,玉米,高粱),南方400斤(稻縠为主).其余均被国家征走或购走.

近来,政治大环境不再”严峻”,司某阅读了不少大陆本地出版的相关著作,深切了解在改革开放之前,至少农民,是如何的民不堪命.

其中最经典的一本是高王凌着,<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他所乡土考察的跨度,几乎就是解放至改革开放之间.

高氏在序文中写道:

“中国当代的年轻读者,大多没有挨饿的经验,也不容易了解一个月二三十斤成品粮是什么意味.但是,我和我们上几代中国人都有过这种经验,至少在”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曾因之消瘦或浮肿,乡下则眼见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其后是插队下乡的亲身经历,体会就更深切了,可以说几乎日日是在饥饿半饥饿之中”..

没有挨过饿的年轻朋友们,不作细致的考察,何来宏观之谠议?

有几点个人看法，提出来商榷一下，首先，国府征收数字以何做准？对于国府的具体执行人员借国府名义横征暴敛的数目真的能够估计出来？民间有说法叫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往往是上报的数倍，超越了百姓的生存底线，造成有卖儿卖女倾家荡产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土共一呼百应的局面；

其次，土共的征收与国府的不一样，并非派出暴力机构而更多是采用宣传机构，往往是宣传交公粮支持国家更光荣，而光荣的背后有入党或者评积极分子等手段表彰，而这些家庭在日后有望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土共的公粮收得多并非一定就是横征暴敛，尤其是50年，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国人民一起努力支援志愿军，那时候支援国家是非常光荣的，努力多交公粮各地都有互相攀比的，不排除有部分地方官员为了自己而采取一些恶劣手段，但是面并非过去国府所能比，而手段也差很远，查查国府曾采用手段，对于抗粮的，有砍头，关水牢，火烧等等恐怖手段，为什么还是收不到土共这么多？还是四个字，民心向背。

我期待诸君在大发议论的时候,能够在细微处切实下过工夫.至少,在针对司某而发议论时,必需做到这点.因为司某崇尚细致研究,而不喜滥发议论.司某的议论,基本上我都能胸有成竹,能洋然成篇.因为我的议论,筑基于我下过的苦功.

例如,国府的财政,特别是通货,正是司某所热烈钻研的题目.我为了研究国府的货币政策,搜集材料已经不下百种,中文英文,大陆台湾,也算一小书库了.甚至,我两年前深感经济学基础不足,所以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研习起,预估在3~4年,应能有切实考察的基础,可以放言一论.

而,我们可以看到突君只需费不到1分钟,就能完成整个研究并进而下定论. “国府是政府,政府不能乱抢钱的”这话让大量发行金圆券到破产的国府说出口我都替它脸红”.

司某愚钝,深愧无此天才,只能踏踏实实研究,而没有能力与突君这些天才并驾齐驱.所以诸君还是高抬贵手,在大放高评时,别再点名了.不回不礼貌,回了自己的时间则被虚掷,回与不回,均无意义.

1 绝不承认gmd失败，

2 即便要承认转进，也绝不承认和丧失民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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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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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实在有意思。其实想想gmd也挺可怜的，尽管当初丢了大半个江山，可好歹还留了条残命到了台湾发展，整天想着反攻大陆，那时至少还有希望，台湾经济也发展得好，好到可以收买一些破烂国家作政治盟国。现在完了，后院起火，这内奸还是自个儿培养的，别说反攻大陆了，恐怕连这最后的弹丸之地也保不住了，中华民国之称从此销声匿迹。换作我是国民党人，怕这心伤得不轻。没了名份，现在也只能争一争reputation了。有时想想，这可怜见的，既然杀过鬼子的，咱姑且就不作坏人论吧。

呵呵，小女子不懂政治军事，只是老百姓想法。

他才而立，叫司老都把人叫老了。

司徒兄引用的文史资料上的征收数字跟实际的落在老百姓头上的数字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也有点存疑（好比现在大陆的一些官方统计材料中的数字也不是那么完全令人可信，毕竟下面的一些狐假虎威的具体执行人员也是客观存在的。），且不同时期的水分也肯定不一样，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

其次，即便数字都是真实的，那么单纯地比较纳粮的多少来证明前后两任zf孰优孰劣，我认为理由也不够充分，尚需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今生不再兄提到的历史背景这个因素，二战时期美国人的人均纳税额大幅增加了，但也不能就此推导出该任zf欺压老百姓的结论吧。

至于为何1950年平越县的纳粮数目有大幅的增加，除了您提到的zf的高压手段（或称宣传手段，或称诱骗手段，等等，各人有各自的观察角度），以及楼下今生不再兄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手段，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后来的大陆三年大饥馑时期，搁在以往的历朝历代早就造反了（大明就是忘于这样的流民之手），但当时却没发生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认为社会的公平指数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当然，清廉指标并不是一个zf合格与否的唯一指标），即，一个社会的公平指数越高民众就能有越大的忍受力。还有，土改的推行短期内对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纳粮的积极性应该都有促进作用（尽管我对当年的激进式土改持保留看法。）。等等。

最后，冒昧地对司徒兄的《王泰恭》一文点评一番，该文对扣在王头上的不实之名的辩污以及对王之抗日战绩的赞誉我都表示认同（因为至今没有人能拿出有力的证据反驳这两点），但该文以国府为正统视共党为匪的角度来描述王之战死一节，我却不大以为然。定义一个“做奴隶而不得”成为普遍现象的时期争斗的双方谁为官谁为匪意义不大，否则当年孙先生造满清zf的反、国民党造北洋zf的反其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以此而论，请恕直言，我认为该文距离信史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

顺便提一下，有位纳米小洞儿老兄的意见我认为比较中肯，顺便引用一下，望兄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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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感

四川的话，这些怎么样？比土共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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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35年为基准，刘湘的二十一军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多征42年——征到1987年；杨森的二十军多征44年——征到1989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多征46年——征到199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1935年竟预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

能力大小，用功多少，基础厚薄，不是自己大吹大擂就能得到大家认可的。不妨好好讨论，只要言之在理，证据凿凿，自然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若是觉得自己高出众人一等，与大家讨论属于“虚掷时间”，大可不必参与讨论。论坛是公开的，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何必姿态这么难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