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酒兄谬赞，愧不敢当，花回致谢。

鉴赏水平还是有的么

毛的那首词，遭人批评的说法就是帝王气太重，在当时的民运分子里面反响可不太好

“各部队不变换位置，越受打击越不敢分散兵力”

兄弟日前写了个《泌阳泌水血满山川》，就是想比较一下国共两军在敌后的表现，不过后来想想题目太大有点儿不自量力，就写了一半搁下了，其中所谓的“泌水”，本意就是写武士敏九十八军和陈赓部在泌水之战中的不同表现。武士敏是个有为的将领，而且日军围攻之前，他的部队和八路军态势几乎相同，都在内线，可是作战结果完全不同。

八路军一见情况不妙，马上跳出去了，而且通知了九十八军，还派了掩护，但九十八军硬是动不了，因为以武士敏所部的状况，一往外跳就散，他不是不想动，确实是不能动，他没有打这种仗的传统，用中医说法国军有血脉不通的毛病，太灵便的动作想得出来做不出来。卫立煌在忻口也一样，一往外跳，部队就乱了，本来是主动的撤离，到太原已经成了一团散兵，跟溃败没什么区别。打阵地战还好些，至少自己不会溃散，所以武士敏就死守了。可是国军在正面战场和日军对顶，因为装备和训练的关系都难以打赢，在敌后缺少支援，补给，内线作战的情况下，打赢就更没有希望了。武士敏的九十八军打得虽然壮烈，最后全军覆没也就不奇怪了。

敌后庞炳勋，孙殿英的投敌，其实也不是骨子里愿意当汉奸，也确有坚持不下去的一面。

国军要打游击战其实也不是不可以，但要等待特种作战的理论出现以后，而且得到较高级别的训练，装备后，以小分队形式才比较合理吧。成军建制地进行游击，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只怕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课题。

个人前一阵子曾经一时兴起打算给抗战中各路所谓汉奸准汉奸划分三六九等，后兴趣转移作罢。不过窃以为庞炳勋比阎锡山强得多。

记得在哪看到过：白崇禧曾说过：共产党的打法好是好，可国军学不了。国军要是也像共军那样，部队一下就散了，再也收不回来了。

被土共俘虏后还拿出蒋总统的任命状

据说周恩来念在孙殿英考古有功的份上给他说了不少好话

39年底，丁树本、石友三和八路军打起来了。双方开战，把王泰恭看得个稀哩糊涂:这是为什么呀？

唉，说来话长了。

抗战初期，滑县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豫北专员龚百龄。按惯例，龚专员也兼着地区保安司令，司令部就设在滑县的黄德集。他手下有两个支队，可这两个支队都不听他的。一支队是常好仁的，那可是赵倜的旧部，既干过土匪也当过军阀，龚司令根本管不住；二支队的支队长是丁树本，人家也是专员，级别相当、兵力雄厚，龚专员也管不了。所以，龚百龄等于是个专管粮草的空头司令。

这丁树本是濮阳专员。那时候濮阳属河北，按道理和滑县没什么关系。

抗战以后，共产党直南地委搞统一战线，协助丁专员组建了四个支队（老丁曾经感慨地说：人家共产党搞宣传动员，真是骡子拉马车——轻松！），可是人马多了筹粮就困难，丁专员于是就琢磨着打河南方面的主意。他很热情地提出要带领第二支队去“支援豫北”，弄得龚百龄连连欢迎、十分感动，等到丁树本开始插手滑县事务，名正言顺地征收粮款了，龚专员这才明白中了圈套。

丁树本心眼活、野心大，书生气十足的龚百龄不是他对手。

抗战开始时，滑县县长是龚百龄的好朋友许兴凯，许县长是大学教授出身，文章学问都不错，他的笔名叫“老太婆”，性格也象老太婆一样的胆小。38年2月，日军第一次进攻滑县县城，许兴凯吓得赶紧跑。乡绅贾心斋劝他别走，许县长一边哭一边说：“我是南方口音，会被鬼子听出来的……”，把大家气得无可奈何。

县长跑了，却来了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陈曙辉，他带着百多条枪在城门口和鬼子打了一晚上，虽然没守住县城却从此名声大振。过了两天，“自治委员会” 主任贾心斋回城打探情况，发现鬼子已经走了。

这边在组织清理废墟，收埋尸体，那边又派来了新县长。这回的滑县县长换成丁树本的好朋友吴致岑，还是个法国回来的学物理的留学生。可惜这位“海归”也不争气，38年夏天，敌人又来打县城（这次日军不多，主要是伪军扈全禄部），吴县长闻讯立刻携带公款逃之夭夭，不仅怕死还贪财，比“老太婆”许兴凯更加差劲。

两任县长都不象话，搞得两位专员也没面子。省政府生气了：文官胆小就换武将！于是，直接任命陈曙辉代理县长。陈小伙年纪不大，却有着少将军衔，他是 “别动总队干部训练班”的状元、康泽的得意门生。小陈手下人不多，可是有电台、一色的头把盒子，弹药充足，活动经费还可以实报实销、优先支取。真是既有前途又有钱途。

可是，这位年轻少将却不大稀罕“功名利禄”。 38年9月，八路军发动漳南战役再次收复滑县县城，小陈县长随即率部加入了黄河支队，不当县长当八路去了。

注释——陈曙辉参加八路军以后，接受组织安排去党校学习，后任129师新八旅的教员，40年12月，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于河北曲周，年仅25岁。（对陈曙辉的工作安排是十分不妥当的，司徒卡兄对此进行了批评。其实，这在共产党的党史中也已有所总结）。

陈曙辉不当县长，龚百龄就派他的参谋长夏辑熙来接替，参谋长也是武将嘛。38年底，日军再次进攻县城，这参谋长县长也抵挡不住，撤退了。从此，日军就长期占据滑县县城，历任司令官分别是松田（大队长）、岸江（宪兵中队长）和山本（小队长），直到45年8月，八路军才再度攻克县城。

注释——当时的县城是滑县城关镇，不是如今的道口镇。战争的破坏使老城几乎成了废墟，所以解放后就把浚县的道口镇（出烧鸡的地方）划给滑县当县城。对此，滑县人民当然很满意，可浚县失去了经济重镇，GDP大受影响，有的浚县人就不高兴了，正在呼吁要“收复失地”呢。

所以必须郑重提醒各位：滑县的新老县城可不是一回事，当着浚县人的面可别说“滑县道口镇”，要说“浚县老道口”才对哦！

39年底，豫北专员龚百龄出车祸（翻车）死掉了，继任的专员是吴旭如先生（就是被司徒卡兄经常引用、回忆“一门英烈王泰恭”的那位），他一来，参谋长县长夏辑熙可就倒霉了，自己没军队，靠山又死了，于是被吴旭如守着敲竹杠。这吴专员也是县长出身，懂行。他认定滑县县长是个肥缺，夏县长一定贪污了不少钱，非要他吐出多少多少来不可。夏辑熙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吃药自杀了事（可见他真没那么多钱）。

夏辑熙死翘翘，县长位置再度出缺。遇到这么个懂行、要命的专员，旧官僚谁也不愿意接任。怎么办？选举！选本地人，选有钱人或者能募集到钱的人来当县长、当区长！于是乎，滑县乡绅中的名人、前“滑县自治委员会” 主任贾心斋就当上了县长，共产党也通过选举在三个区“控制了政权”，而联保主任王泰恭，则在39年底的这次选举中当上了区长。

有趣的是，王泰恭当区长的这个一区（留固镇），正是共产党认为“控制了政权”的三个区之一。可见，这时候王泰恭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应该算是不错的吧。

那么，县长换来换去的这段时间里，王泰恭在干什么呢？

老王好样的，他正忙着打日本呢。大致说来，他先是在公路上跟李小孩学着打，再到卫河上自己打。

再次跑题——司徒卡兄的文章中似乎对李小孩（李荣卿）颇为不屑，这大概是因为王泰恭父子和李小孩有矛盾，并且，李小孩是因王三祝的告发才被国民党枪毙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李小孩和共产党八路军连上线才合适。其实，在共产党眼里，王泰恭是“顽”，李小孩是“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俩毕竟都在抗战中打过日本人，因此在现代史上也都记录了他们的功劳。

李小孩现在比王泰恭有名一点，是因为李小孩做事比较“二百五”，还因为他有个小老乡刘震云是个挺火的作家。可无论如何，没有谁会认为李小孩是八路军的“卧底”（包括刘茂恩也不会真的相信）。稍微想一下就知道，王三祝之所以告发李小孩，目的不过是为了争夺势力；而之所以能成功，原因是王三祝有军统的背景，而李小孩是孤家寡人没后台。所以，刘茂恩枪毙了李师长，对国民党有没有影响不知道，对共产党可是有好处没坏处的。顺便再说一句，当年骑兵团围歼王泰恭之后，紧接着的第二仗就是追击李小孩。这惯匪若不是有经验、跑得快，也就用不着麻烦王三祝去告状了。

38年，李小孩是常好仁支队的营长，手下是一帮刚受“招安”的土匪。日军第二次攻占滑县的时候，李小孩经常在公路上挖陷阱设埋伏，有一次在柳树村挖坑，因为靠近王泰恭的联防区，所以王主任也带人来帮忙。日伪军的汽车来了，“轰隆”一声掉进陷井里，各路伏兵立刻开打，敌人全死了（李小孩对待俘虏的办法是——挖坑！弄一个两尺宽的坑，深度和人的个头一样。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填土，爬得出来算你本事，爬不出来就算活埋——呵呵。比西西河的坑歹毒多了）。

李小孩拿走物资、留下汽车。王泰恭的手下没人会摆弄汽车，只好一烧了事。

这以后，王主任觉得伏击鬼子挺爽的，所以每当李小孩在公路上挖坑，他都跑去帮忙，既缴获了弹药也锻炼了队伍，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可教师出身的联保主任王泰恭和土匪出身的营长李小孩毕竟不是一路人，王主任要考虑地方利益，李营长却顾不了这些。

有一次打伏击，李小孩把设伏地点选定在砖城村的东南，还强迫村民为他修工事，王泰恭和老百姓觉得战场离家太近了，就有点犯含糊，李小孩顿时不高兴了。过了没多久，日军第十六师团的200多人路过村北往淇县去，李小孩这浑蛋二百五，不管不顾的对着日军狂放一阵枪，然后带队撒腿就跑。王泰恭一看事情闹大了，也只好跟着撤。

日军挨了一顿枪击，随即就把村子围上了，大肆烧杀抢掠，使得许多村民被杀，房屋被烧，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从这以后，王泰恭就不跟李小孩一起玩了。

王泰恭决定自己单干。他觉得还是打伏击比较痛快，可是，在公路上设伏，一来容易牵连百姓，二来，老王的部队也不具备打伏击的战术水平，搞不好没打到鬼子反倒被鬼子打了。想来想去，王泰恭终于有了个主意：到浚县去打鬼子的船队！

这个办法的确好——在浚县打仗，不会连累滑县的乡亲；躲在岸上朝河里打，鬼子也没处跑。打赢了，敌人都掉到河里去，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打输了，敌人一时也没法上岸，赶紧跑还来得及。

读过书的人就是聪明。

于是就开打。从39年春天起，王泰恭带队伍到浚县淇门一带，连续在卫河沿岸伏击日军的过往船只，总计打沉汽船两艘、木船若干，毙敌31名，俘虏104人（其中日军4人，伪军100人），缴获机枪、步枪和大批物资。趴在岸上往河里打，战果有两大特点：一是俘虏多。因为把船打翻了，不会游泳的和游泳技术差的全都在水里泡瘫了，根本没法抵抗，拎起来就抓；二是缴获物资多。卫河是当地的主要航道，这些船本来就是搞运输的，打完仗就从水里捞战利品，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品种多数量大，真是发财了。

连续几场胜利之后，王泰恭名声大了，他的队伍士气也壮了。可这也就招来了鬼子的报复。

39年夏天，新乡的日伪军分乘十多辆汽车和两辆坦克（据说有一千多人，马甲估计夸大了），进攻王泰恭所在的滑县瓦岗乡周道村，王部只有二百多人，依然奋勇抵抗。在寨墙被敌人攻破的时候，王泰恭命令处决掉4名日军俘虏，然后率部突围。（这个举动，使马甲我十分敬佩。在这个时候处决俘虏，等于是断绝了所有动摇者的退路，是非得有必死的决心不可的）。

村北有一片桑树林，当时正是桑叶茂密的季节，从树丛中可以看到外面，而外面却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王泰恭率部跑进树林，敌人陆续追过来，老王他们就向外头打枪。敌人不熟悉环境，坦克进不了树林，步兵又不敢往里闯，折腾了好一阵，王泰恭已经突围走了。

这一仗使王泰恭的部下损失过半，但却奠定了他在抗日阵营中的威名。“鬼子动用坦克都奈何不了王泰恭！”，这使得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也就是在这时候，豫北一带出现了那段民谣：“老鼠怕猫兔怕鹰，日伪就怕王泰恭”。

周道村战斗之后，王泰恭从默默无闻的自发的抗日武装成为了各方关注的对象。当时，豫北一带的民间武装，普遍带有土匪、兵痞和会道门等游民气息，象王泰恭这样出身地主阶层、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抗日武装首领，自然更能受到当地民众的信赖，也更得到了富裕阶级的支持。同时，王泰恭的天主教徒身份以及他与教会的良好关系，也使得他能够得到其他地方武装所没有的帮助。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泰恭当选为滑县一区的区长，并按惯例成为这个区的自卫队大队长。但这时候，王泰恭的政治态度依然是不明显的，虽然名声大了，也最多是个有抗日作为的军事人物，还没有介入党派之争。

事实上，从抗战开始到39年底，滑县这里虽然县城几经争夺得失、政府官员几经轮换，但国共双方还是以合作抗日为主，两党的关系也比较平和。可惜，这一切，从39年底突然变化了。

这其中，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不会忘记他抗过日……

不错

什么世道, 只好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