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gmd就是忽视群众的力量。以为笼络到掌握财富的一部分人就能很好的控制政权，殊不知广大的劳苦大众才是政权的根基，谁能解决好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现在也是如此啊！

地主得的最后都流到总统家里了么.

您偷着乐就是啦...

抗战8年，37-41年法币贬值10倍，41-45年贬值100倍。按照平均水平估算，37-41平均每年贬值1.8倍左右，41-45年平均每年贬值3倍。那么40-44，法币贬值约50倍，对应和冀钞的汇率，冀钞贬值2.5倍。这在战争年代实属难能可贵。法币在35年11月正式发行，在英国有所扶植担保的情况下到了39年6月都贬值3倍。

http://www.talkcc.org/article/154272

太祖就是要打破这些。。。

有人现在还想反案。。。

不过咱和老王一样，不要法币，冀钞倒是没问题。

秦的泰半（三分之二）都被非议了两千年，现在收到七八成，落到二世子婴的下场能有什么好抱怨的。

别忘了翻过来

[SIZE=3]俺怎么这么黑，赛过张飞，气死李逵，俺东山送过炭，俺西山挖过煤，俺生在南非……[/SIZE]

－－改编自杨白菜和小乃武（2）〔喜欢就捧捧场〕

豫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统治最漫长的地方。从夏商周到清朝民国，从盘庚到袁世凯，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在这里来来往往，这里的人们，似乎对社会动荡早已习以为常。然而，44年的4月，这块土地接触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一支全新的力量使贫苦农民第一次成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也第一次将地主阶级排除到了权利核心之外。

地主们惊慌了，王泰恭愤怒了。面对变革，他拿出了习惯的应对手段——镇压。

在岳营集，宣传“合理负担”的征收员马玉文被杀害；在东杏头村，村长刘光学及六位村干部被活埋；最早实施减租减息的岳村被抢劫一空，带头缴纳公粮的谷姓及马姓家族共三十五口，不分男女老幼一起被杀；呼沱村妇女主任被殴打至死……只要地主“告状”，王泰恭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民团捣毁村公所、铲除标语、洗劫财物、打人、杀人，使得村干部和民兵不敢回家、无法开展工作。

基层组织多次汇报：“目前顽固派的压迫现象很严重”，但上级出于统战考虑，仍然主张“对抗日又反共者，要扩大其抗日的一面，批评其反共的一面”，县委耐心和王泰恭进行交涉，未见成效。面对民团的高压，共产党步步退让，结果在基本群众中造成了情绪波动，有人说“当初发动我们起来闹，现在有事就不管了”，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叛变，致使一些乡村组织大换班甚至面临瘫痪……

恶化的局势再次反馈到上级，又引起了边区三三制会议的激烈争论（当时正值整风运动高潮，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强调思想方法，遇到事情总要讨论好久）。

就在边区对王泰恭举棋不定的时候，王三祝掀起了新一轮风波。

王三祝是王泰恭的次子，1926年生。15岁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也称一分校）十六期步兵科，他接受的是“丙种教育”，比较正规——入伍军训半年、在校学习一年半、毕业后再当半年少尉见习排长——44年回到家乡担任民团训练队大队长。这个训练队的成员多是地主富家子弟，反共意识很浓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路口巡查过往人员和物资。

豫北西依太行，东连齐鲁，南接新乡，北临漳河，平汉路贯穿其中，滑县正处于太行区到冀鲁豫区的地下交通线上。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传送情报、文件；护送干部过敌人封锁线；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品。这三项工作原本互不隶属、各自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没想到，却同时遭到王三祝的破坏。

当时，滑县通往（卫）河西的路口被日伪顽控制，集中运输很困难，通常是雇请群众、采取零散携带的方式，将纸张布匹等物资带过封锁线。老百姓走一趟来回两天，可得冀钞25元（相当于一块大洋），其中路上花费15元，自己能留下10元。这“花费”除了个人吃住还包括给岗哨的“好处”——在通常情况下，递上两盒“一品香烟”或者水果糕点，三五个人过关卡是没问题的

可是，自从王三祝守路口，这些群众就过不去了。他手下各乡各村的地富子弟都有，只要核对一番，那些“走亲戚”之类的借口就会露馅，谁家需要纸、谁家买得起布也容易被他们识别出来。训练队检查得很严，被查出来的过路百姓（多是为谋生而“送货”的贫穷农民），统统被冠以“通匪资敌”罪名，不是打就是杀。一时间，造成滑县运输线中断，老百姓被迫绕道从日伪哨卡通过。

情报、文件传递是由八路军敌工部负责的，而豫北敌工部的创始人正是叛徒吴蓝田，王三祝和他紧密配合，指挥训练队捕捉我地下交通员二十多人，杀害马凤妮等九人，并且将截获的情况通知吴蓝田，致使我军在日伪的内线组织被破获，十位地下党员牺牲了七个……

交通员李磨妮的办法是把情报藏在油条内（她自己无权知道内容），遇到关卡查得严就把情报吃掉。有一天她连吃了四次油饼油条（唉……真憨厚），第五次就被王三祝抓住活埋了。开油饼摊的李秀真老太太侥幸脱险（49年10月1日，这位传奇女英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她的儿子却被王三祝杀害了。

44年夏，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带领整风队到太行根据地参加整风，四分区派考虑到王泰恭有在河边上打埋伏的本事，派骑兵团包围李源屯和上乐村，并在河口截留百余只小船，确保干部们安全地渡过了卫河。

八路军之所以围而不打，是出于统战的目的，然而王三祝却并没有因此醒悟，反而更为变本加厉。在破坏运输线和情报网的同时，进一步攻击地下交通站。

交通站是在军区领导下担负重要护送任务的部门，其主要成员一般不参加公开活动。抗战以来，豫北交通线曾经护送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杨得志、杨勇、吕正操、舒同、肖华等领导安全通过敌占区，效率高、素质也很可靠。然而，王三祝在吴蓝田的帮助下掌握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规律，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破坏了设在白道口的滑县交通站，枪杀站长李忠喜等四人……

44年下半年，党的“七大”即将召开，交通线任务也日益繁忙，并且，在七大结束之后，将会有大批高级干部（包括陈云、陈毅、李富春、罗荣桓、滕代远等党政军领导）经过豫北交通线返回工作岗位。王泰恭、王三祝的表现使得这条通道危机四伏，因此，冀鲁豫军区提出：45年春季之前一定要控制卫河周边的交通要道，把日伪顽匪势力驱逐出去。

盘踞这一带的隐患，包括孙殿英、贾席珍、王森、李小孩和王泰恭等部（吴蓝田早早就退出了“惹事地带”），八路军以谈判的形式与王泰恭交涉，但他自己却选择了一条死路。

44年7月底，骑兵团离开四分区驻地参加湖西反顽和南下作战，这一走就是小半年。王泰恭以为八路军主力不会回来了，顿时肆无忌惮，到了10月份，老王又被忽悠成“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就更加得意忘形了。

这个“指挥部”是邵鸿基捣鼓出来的。

前些年，邵专员曾经向汪精卫报告孔祥榕贪污，惹得蒋委员长发脾气下令调查，结果，“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孔祥榕改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主任委员”，而邵鸿基的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却不见了——邵专员从此知道了“四大家族”的厉害，宁愿当空头专员打游击，也不敢跑到重庆去。

44年秋，谁都知道日本人快完蛋了，可一场“豫中会战”却把河南的国军打得落荒而逃。这时候如果能弄出点政绩，在“國府豫北軍政解鈕的黑暗年代,在孤立無援的冀魯豫邊區遙奉國府正朔,等待國土重光之日”，无疑是个政治资本。邵鸿基知道国府不待见他，于是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个“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先把牛皮先吹出去再说（就凭这个，邵鸿基以后当了“制宪大会代表”、“宪政促进委员会委员”，虽然没啥实权，毕竟还是中央官员）。

联合指挥部一相情愿地“指挥”周围所有的地方武装，号称有五六万人马，实际上不过是骗人过干瘾罢了。

各乡村民兵队被算做“联合指挥部”部下，共产党只是一笑了之；可当李小孩知道自己也被 “收编”为大队长，顿时觉得受了侮辱（人家自封的是司令），立刻就和“顶头上司”王泰恭打了一架。其实，就连组建指挥部的几大“巨头”也尿不到一壶去，王森（字国然）和邵鸿基是死对头，从42年开始恶战十多次，到45年王泰恭死了以后他俩还在打。这样的“联合指挥部”，能联合出个啥？

当初，王国然（登封县长）同意联合，是觉得要给滑县县长面子，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王，两笔写不出俩县长；而宋新吾愿意联合，是指望老王给他提供粮草；至于邵鸿基，当然是想要捞取政治资本；大家都明白这个指挥官不是什么好差事，只有王泰恭美滋滋地以为自己很不得了。

于是乎，邵鸿基掌握政治部，他提个说法，王泰恭就去喊口号；宋新吾把持军需处，他造个计划，王泰恭就去办粮草。“游击支队，吃饱就睡，进到村里，翻箱倒柜”，各路人马都打着“王指挥官”的招牌惹事生非。

党龄最短、职务最低（别人都是纵队司令，他是支队司令）、人马最少、经验最差的王泰恭，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最大的顽固派头子”。到最后，当王泰恭挨打的时候，邵鸿基和王国然派部队意思一下就走了，宋新吾则干脆没露面。结果是，这倒霉的“联合指挥部”成立三个月，最坏的孙步月、最毒的吴蓝田、最讨厌的邵鸿基、最混蛋的李小孩、最能打的王国然……都还活着，惟独最笨的王泰恭先死掉了。

从44年10月到44年底，由于边区政府意见不统一，四分区一直在和王泰恭谈判交涉。共产党要求他停止对“减租减息”运动的破坏、停止对抗日军民的袭扰；我方愿意把几个区交给王部民团管理，但底限是通往卫河的要道路口必须由八路军控制——王泰恭不肯接受。

就在谈判过程中，日伪军对豫北根据地实施了大扫荡，从卫南县和滨河县接连传来的坏消息，刺激了谈判双方。

卫南是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区设立的一个县，二十一团开赴湖西后，长垣县大队升格为“独立支队”在这一带活动。在反扫荡中，独立支队由于侦察判断失误，导致两个连牺牲、支队副司令员阵亡。这消息七传八传，到后来就变成了“八路军一个团全军覆灭”，王泰恭得知以后极为亢奋，在谈判中不仅拒绝了八路军所有要求，还进而提出共产党应当退出卫南，滑县部分归他管理，长垣部分交给邵鸿基。

扫荡卫南之后，日伪部队又窜入滨河（滑县、长垣、封丘交界地），制造了多起惨案。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豫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但实事求是地说，四分区的反扫荡很不成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主力部队都被抽调外出作战，地方部队战斗经验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顽固派的干扰摩擦产生的恶果。

比如在小渠村，村委会的工作在先前就已被王泰恭民团破坏得几度瘫痪。当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接近村庄时，共产党动员群众撤退，反动民团却朝民兵打冷枪，地主趁机说“日本人只是来抄窝主（赵紫阳的外婆家在小渠村），大家不要替共党挡枪子”，使得大部分村民不听干部指挥，结果，留在村里的六百九十多人全部被日军杀害。

“小渠惨案”使各级组织深刻认识到，没有坚强可靠的基层领导就难以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然而，日军扫荡之后，王泰恭却以“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的名义，借口“八路军维护地方不力”，要求共产党交出地方政权。

邵鸿基的六支队（何冠三部）在长垣频频出击，王泰恭的一支队在滑县十分猖狂，其他民团则观望八路军的态度，贾席珍、王森、李小孩也蠢蠢欲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鲁豫边区政府终于下了最后决心。

44年12月10日，在大王庄召开的“统一战线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王泰恭顽固不化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同意八路军四分区将其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