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摩擦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抗战时的河南，是国军“游击军”比较集中的地方。39年,国民党在这里连续制造了“铁铺惨案”、“确山惨案”、“经扶惨案”、“竹沟惨案”……摩擦不断升级。但滑县一带的孙殿英部仍暂时保持着“中立”观望的态度，所以八路军在卫东战役也有所克制，作战目标局限于驱逐丁树本和打击日伪军，并没有与其他部队发生大的战斗。比如这期间，驻扎在滑县北部的“豫北自卫队总团”，积极跟从丁树本抵抗共产党，被冀鲁豫支队三大队（原黄河支队）一举歼灭，活捉并处决了总团长孙祥甫，但八路军仍然对滑县自卫团各部保持宽容：愿意合作的表示欢迎，对保持中立的也予以理解。

自卫团王泰恭大队和滑县县委住在一个镇（老安镇）、民团十八支队的阎希孟和赵紫阳住一个村（南尖庄），旁边还有朱程的华北民军第一旅（属于八路军二纵），彼此却相安无事。而且，不仅王泰恭没有离开滑县，孙殿英部也没走，还有杜淑部也仍在滑县，倒是豫北专员武旭如先生急急忙忙地撤退了。

据司徒卡兄介绍，当时根本不在滑县的武旭如先生回忆道：“自此泰恭以孤軍活動於滑濬濮長之間,畫則乘隙蹈暇,突擊日寇.夜則憑藉塹壕,以防制共匪。官兵和衣持槍臥,蒙犯霜露,浸冒冰雪,墬指裂膚,繭手塗足,食糠粃,衣塵垢,其含辛茹苦,堅忍卓絕,實非常人所能”——马甲认为：这位一溜烟跑掉了的豫北专员完全是在胡说。当时，在王泰恭部南边的有孙殿英，北边有杜淑，他怎么是“孤军”了？滑县的日军被八路围在城北一角等待救援，他又到哪里去“突擊日寇”？而且，驻地旁边的八路军民一旅如果想收拾掉王泰恭，还用得着夜袭么？

至于说“王泰恭的長遠眼光使他在國軍退出冀豫邊區之後反而進入全盛時期.因為王泰恭戰力雄厚,中共的冀魯豫4軍區不敢與王泰恭正面交鋒,所以形成了一種互不侵犯的默契”，就更是瞎猜了——实施卫东战役的主力是杨得志指挥的二纵队，那时候连冀魯豫军区都没有建立，哪里来的赵承金四分区；再说了，八路军连石友三和丁树本都能打跑，又怎么可能“不敢與王泰恭正面交鋒”？

不过，说共产党和王泰恭“形成了一種互不侵犯的默契”，这倒是事实。这种默契是建立在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它有一个前提，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有一个原则：“有理、有利、有节”。王泰恭遵循了这两条，就能在这个默契下生存、发展，后来他忘记了、背离了，八路军当然也就不再客气（并且总共只打了一仗，老王就死翘翘了，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940年4月，在反击顽军的目的达到之后，中共北方局成立了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玺），同时建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政委崔田民），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军分区，接着又设立边区主任行政公署（主任晁哲甫，副主任贾心斋），使该区成为独立的战略单位。

5月，为停止国共双方的摩擦，朱德总司令与国民党第二十七军刘进订立协定，以漳河为界划分作战区域，八路军自动退出豫西及豫北部分地区，滑县也属于退让的区域。因此，二纵留下政治部敌工股长韩明担任滑县县长，主力向内黄、范县方向转移。

派韩明接替贾心斋的事，司徒卡兄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只是老兄可能没意识到：派敌工股長接替县长，不是为了“架空”谁，这实际上是保护贾心斋先生的举措。因为部队已决定退出滑县，当地今后的情况将会变得很复杂。

6月10日，日军二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一万五千多人对濮阳、内黄、滑县、清丰、南乐进行大“扫荡”。这是日寇对豫北游击区的第一次突击大扫荡，八路军明显缺乏应对经验，各部队也刚由地方民团升级不久，战斗力不强，顿时损失严重。

各县很快再度沦陷，刚建立的冀鲁豫军区被敌人分割开，陷入各自苦战。在滑县，新三旅九团（豫北大队）被打垮，2000人只剩下200人，八团（滑县独立大队）在小渠村掩护机关撤退时，三营长张海月（原滑县工委干部）及战士全部牺牲。

几乎就在日军和伪军扈全禄扫荡滑县的同时，被八路军驱逐的石友三、丁树本部，以及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五支队李旭东、四路军范龙章（杜淑部）也分十三路“收复滑县”、围剿共产党的基础组织，造成各村委会、自卫武装被解散，共产党干部死的死、逃的逃。

国民党方面总是指责“八路军勾结日本打压国民党”，马甲我不敢这么武断，我只是想问问：在40年6月的国民党“收复滑县”的过程中，在八路军二纵部队与日军血战、整建制牺牲的时候，同在滑县的上述国军里，有哪个和日伪军打过哪怕一仗？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次战斗中败北的八路军各部，只有先后战死的没有投降的；再看看获胜的国军一方，有几个，最后没有当汉奸？！

从这次大扫荡之后一直到42年底，八路军主力没有再进入滑县，共产党只能以地下状态活动。

日伪军占据了滑县县城和上官村一带；国民党四路军、新五军，地方民团的董风海、赵福九、贾席珍、王树林、王森、杨清川、邵鸿基、阎洪玉、阎希孟、王泰恭各部，以及另外十多个大的地主武装分驻滑县其他地区。

因此，40年下半年的百团大战期间，华北各地有八路军的地方都在全力攻击日寇，而滑县这里平静得很。

王泰恭大队也参加了40年6月“收复滑县”的十三路进攻，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在这次进攻中的态度不很积极，表现也不突出，只是把驻地附近的共产党人驱逐了事，没有杀人的记录。这么一来，国民党方面当然就怀疑他和共产党有瓜葛了，在司徒卡兄的文章里甚至认为，这使得王泰恭“經歷了一次個人生涯中最艱苦的硬仗”。

其实，受到“高層懷疑”的不止王泰恭，还包括孙殿英、杜淑等人。杜淑贪污得太厉害，怎么看都不象共产党，于是很快就清白了；而直到43年，庞炳勋还在揭发孙殿英“与共匪勾结”，真让人哭笑不得。

王泰恭不是国民党员、也没什么靠山，光会保家护乡打日本，也难怪国民党不待见，要把他往另类上靠。那位武旭如专员在文章中自吹和王泰恭多么亲密，我看其实未必——老王从38年就开始打日本，丁树本、龚柏龄两位专员忘记培养他也就算了，武旭如若是真的和王泰恭推心置腹、互相欣赏得不得了，怎么两年多时间不仅没给他评功升官，甚至没发展他入党？（武旭如39年到任、41年离任。这期间，王泰恭的队伍是自己拉的、区长是民选的，打鬼子连个奖状也没得过，直到42年才入党）。给个国民党证又不是啥困难的事，武旭如当初顺水人情不肯做，事后却充老大、称上级、写书沾“烈士”的光，这种人品真够扯淡的。

不过，无党派人士王泰恭依然坚持打鬼子。他还是采取老办法，到卫河边上伏击过往船队。零打碎敲近两年，到了42年6月30日，轻车熟路的老王终于搞了把大的，他率部在浚县赵村河岸，将测量卫河地形的日本水上警察和伪军一百多人俘获，并击毙了日军指挥官吉川。

这一仗，使王泰恭再度声名大振，也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高层开始注意到他了。

1942年夏，正是豫北旱灾、蝗灾最为严重的时候（这场灾难的情况多有记载，用不着马甲我重复了），同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也正受到岗村宁次部队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形势非常紧张。滑县的国军正规军早已离开灾区退进太行山，只留下先前他们看不上眼的各类民团，而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小的区长竟能做雷霆一击，实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于是，当受伤的王泰恭退入太行山休整时，受到了各方官员的接见和鼓励，他也终于从一个“无党派人士”变成了国民党员，并被委任为内黄县县长。

一个滑县的民团首领，在浚县打仗，却被任命为内黄县长，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内黄是个没有政府的小县，所谓县长，不过是名誉职务罢了。内黄县的沙区曾经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从41年4月开始，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叛徒汉奸吴蓝田、汉奸孙步月连续对沙区发动围剿，到42年，内黄142个村庄遭劫，殉难3400余人，烧毁民房5万余间，数百眼水井被炸毁，数十万棵树木被砍伐，民间财物被抢掠一空，使原本就很贫穷的内黄几乎成了无人区。

国民党内黄县政府一年前就失踪了，现在，旱蝗肆虐、饿殍千里，更不会有谁愿意到那个人烟断绝的地方去当什么县长。王泰恭当然也不会真的去内黄上任，仍旧回到滑县当他的区长、大队长。

就在这时候，邵鸿基又给王泰恭弄来个比较“实”一点的虚职——冀豫边区民军司令。

邵鸿基和王泰恭早就认识，俩人都是当地民团的首领。邵鸿基原本是“南宫专员”，39年配合石友三搞摩擦，被陈再道指挥的129师骑兵团赶跑了，邵专员不敢回到自己的辖区去，只好扛着河北专员的牌子到河南来继续反共。虽然没地盘，但毕竟有个专员的身份，在政府里挺有影响力。

41年秋，阎洪玉的民团在政治部主任王汉才（共产党干部）的动员下，准备加入共产党抗日武装，不知怎么被邵鸿基发觉了。邵鸿基假借王泰恭的名义，在武邱乡纸坊村摆了个鸿门宴，因为王泰恭是本地大户，以往与共产党也没瓜葛，阎洪玉不疑有它，结果就被邵鸿基给杀害了。阎部副司令师凤山随即在我党配合下起义，所部发展成为长垣县大队（后来骑兵团每次打邵鸿基，这个县大队都要来帮忙，小索庄战斗缴获邵鸿基的那些步枪机枪，骑兵团也全送给了县大队）。

42年下半年，邵鸿基大概是担心王泰恭也被共产党拉走（事实上，我党也曾经派纪登奎等人去做工作），赶紧把自己头上的冀豫边区民军司令的头衔给王泰恭送去，还给他派去个政治部主任白章五，专门负责王部的思想引导。

有文章说日伪分子这时候也来劝降王泰恭，马甲我没有发现确实证据，不敢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此以后，王泰恭就开始专注壮大自己的力量，他的官衔越来越多，却再也没有打过什么漂亮仗，并且，从42年冬天起，他开始杀害共产党的抗日民众了。

由此，王泰恭从一个抗日的乡绅，变成了国民党的反动官僚,迈开了他走向“顽军”、走向灭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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