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I 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理想主义之幻灭

理想，本来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神圣的词语，每个人从小都会有内心憧憬的梦想和理想，有的人为了实现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挠，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儿时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变得现实主义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人回忆起童年畅谈理想的时代都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些伟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励了无数人为一个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说词“我有一个梦”，就激励了多少美国人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平权社会而奋斗。

本来，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件好事，它象征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二十世纪人类充满希望和痛苦的历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理想固然是人类应当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需有一个界限，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这其间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有限的，在浩瀚的宇宙间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所知所求都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人类是渺小的和脆弱的，人类是常常会犯错误的，因此我对“人定胜天”这句话有很大的疑虑，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对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抱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我们所知何其有限，终其一生我们都在上下而求索，终其一生我们所知道和明了的知识在永恒的宇宙秩序面前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所以我对关于终极目标的讨论也有相当的保留，这并不表示我反对追求理想，我觉得人类有理想是好事情，而且也应该有对未来的展望、规划和憧憬，但是我反对动不动就来为人类社会假设一个终极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要往这个设想的终极目标发展。我也反对为人类社会订立一个千年或是万年计划，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怎样怎样，一定要怎样怎样，为了这样的目标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等等。我想，这就等于把人类放在了神或是造物主的位置上，认为我们可以穿透古今，完成一个几十代以后的终极目标，或者把人类社会的制度构建放在一个超验层次的构建上，像是预言家或是先知一样，预言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往往会敬而远之，对其预测保持怀疑态度, 而这样的怀疑态度是建立在理性科学判断上的。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我更相信经验层次的判断、科学研究手段和数据分析，我只相信在这个基础上的合理预测和推理，因此要谈未来20年的发展我觉得是可能的，如果要谈未来100年或是1000年的发展，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教训就是：把人类正常的理想主义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狂热的思潮，一种激进的、否定人类社会一切现存基础的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就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本来,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高尚理想，但是对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产力的平均主义，让大家实现了形式上所谓的平等，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竞争，最后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穷困的局面；本来人类对天下为公的追求是非常进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类对社会目标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求大家完全大公无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就会走向反面，因为对私心和个人利益的完全磨灭和忽视会严重挫伤工作热情并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激励人于一时，但是持续地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忽视最终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本来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安排作为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弊端的矫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非理性地拔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话，就会严重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并且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失败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和启示，那就是用一种国家大包大揽、完全取消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和供需关系的机制来发展经济，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动用国家整体资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变万化的市场机制和消费者需求、并且无视价值规律的运行，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般的后果。苏俄的十月革命是人类从理想主义到意识形态的急剧上升，其所推动的价值基础最初多是正面的，比如人人平等、反对剥削、世界大同，但是从善意的理想主义上升到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步之遥，如果人人平等演变成平均主义的话，如果反对剥削演变成阶级斗争和阶级消灭的话，如果世界大同被世界革命所取代的话，一些让这些理想的创始人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就会产生了。相信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语依然会心有余悸，这实际上就是非理性地追捧意识形态的结果。苏俄的革命家列宁自己也曾经说过：真理与谬误仅仅一步之遥，但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联仅仅在1936年到1937年的肃反期间就有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而在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饥饿、劳累、政治改造和迫害，这占了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几乎是人类现代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残酷的历史进程和变迁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理想主义，而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善花也会结出恶果来，甚至是从善花开始，结出前所未有的恶果。本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类社会本身的权力结构、权力基础和人性对权力的非理性角逐，没有同时实现人类权力制度的约束和权力公有化，就会形成经济制度公有和权力制度私有的局面，如果权力再被一位领袖极人物完全垄断的话，就会形成一种为所欲为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举国一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来“改造”该国和推动所谓世界革命的话，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会超过人类社会其它任何制度形态。毕竟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里，国家受制于所有制关系不可能调动全国生产力量形成举国体制的局面。不加约束的私有权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经济制度被实践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一切的产生都和人类20世纪对理想主义，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无阶级社会的革命性追求有很大关联。

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反思远远不仅限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反思，也会扩展到对西方国家理想主义非理性上扬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相对不太坏的一种制度，但是必需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基础条件相积累和搭配，笔者在前面几篇崛起策的讨论中已经多次提及。如果把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为一种普世模式，并致力于全球输出，甚至在受阻时采取暴力输出的方式，这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卢旺达在民主化之后发生的两大种族冲突的悲剧并在短时间里导致100万以上的平民惨遭屠杀，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巨变后发生的国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杀的悲剧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重新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结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种不顾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国模式适用天下的理想主义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让人对理想主义这个本来具有正面含义的词语感到了一丝丝恐惧,其实并不是人类追求理想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对理想的意识形态改造可能让好的理想完全走样，形成善花恶果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我们要远离理想主义，毋宁说我们应该远离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和极端思潮。人类回归理性和中道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

II　另类意识形态的神话—— 新自由主义的滥觞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奇妙，当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终结后，另外一种神话却可能同时泛滥起来。当今世界看起来仍然是左右思想共存和平衡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左派的思想处于明显劣势。尽管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社会政党和共产党，许多国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但是，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来看，左派的思想的确是势微了。一是由于过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让各国左派运动陷入低潮；二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让西方阵营数十年的对手改旗易帜，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社会新时代的来临；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印度告别尼赫鲁主义和甘地主义进入世界市场，越南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左派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旗手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左派势微的局面导致了二战以后左右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当左的一边的激进思想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后，右的方面的激进思想和神话就宣告产生了，另外一种话语权和解释权开始企图控制全世界，新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二战后欧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张，资本主义受到社会思潮的改良发展出了现代的福利国家。尽管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冷战时代东西两大集团的对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社会改良的紧迫感，不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就可能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威胁中解体。1980年代随着右派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右派的自由竞争思想重新赢得了话语权，二战后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了右派思想的挑战。右派在英美两国的重新崛起是对社会福利国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动，在这以后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奋斗的思想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成为主导性话语。里根和撒切尔的右派思想和理念在1989年通过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华盛顿共识着眼于利用英美等国的发展经验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的现代化样板模式，其基本政策和核心理念是：开放国内市场、消除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去管制化、自由贸易、促进市场竞争、货币汇率灵活化、建立浮动汇率、削减税收、削减国家公共支出、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全面私有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等。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吸取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教训，放弃了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模式，建立了全面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北欧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德国也发展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资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人性化、文明化的倾向。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立使得单纯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思想不再成为主流。虽然欧美国家仍然采取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但是国家大量介入市场失灵和失败的地方，提供和组织大量的公共社会项目和社会福利制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国家提高了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率，为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全面的财政基础。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自由主义思想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并开始角逐主流话语权。因为这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日渐势微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这样的自由竞争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其基本思想核心和过去的自由竞争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尽量削弱国家的力量、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国家的公共支出幅度和国家再分配制度的规模。市场自由主义者醉心的是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就是要让国家的功能仅仅限制在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基础领域，除此之外国家什么都不用做，这就好像是晚上的守夜人一样，只要保证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那么国家就没有任何义务介入其它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在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大幅度扩展和社会观念及社会人权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经无法完全倒退到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和国家无所作为的时期，因此他们不再宣扬废除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而是改头换面地要求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尽力减少社会福利制度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国家尽可能退出社会公共项目的领域，让市场接管国家的许多基本职能，比如让市场以产品的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鼓吹私有化一切领域，包括用水、电气、能源领域、通讯领域、教育系统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兴盛和重新崛起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右摆，资本主义从战后的“劫富济贫”的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向“劫贫济富”方向发展的趋势。左派的计划经济和中央极权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破灭了，在全球沦为边缘思想，右派的市场神话在封存了很久以后又重新出山，形成了改头换面后的“新”理想主义。这里可以从美籍日裔历史学家福山在1992年《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热情的讴歌可以看得出来，此君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意识形态的亢奋宣扬美国的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已经在全球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朝向美国模式发展，他进一步以宗教般的虔信宣称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达到顶峰，而且进入了历史终结阶段，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不可超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主动向美国模式靠拢。这样的话语非常类似左派对终极目标的描述。不同的是，左派宣称人类社会要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终极目标还要假以时日，起码还要等100年或是几百年，至少也是要到本世纪末才有希望，而右派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全球大同已经实现了，美国目标就是全球目标，美国模式就是全球模式，美国梦就是全球梦。左派和右派理想主义者观点完全相反，南辕北辙，但是双方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神圣化人类的某些主义和理想，认为这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以宗教般的狂热去达到这个目的。而市场至上主义和市场神话早就在资本主义初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天堂的美国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一定会陷入贫困急剧增加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内乱中。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偏偏要热捧华盛顿共识，全面炒作华盛顿共识，炒作得好像只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不可。事实证明，后进国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革是走进陷阱，俄罗斯、智利、阿根廷、菲律宾以及东欧一些国家是全球最严格按照新自由主义方向改革的样板国家，而这些国家都先后经历过严峻的经济危机、货币贬值、金融风暴和社会体系崩溃等动荡不安的时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贫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民族产业普遍被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控制，国内经济产业出现了寡头垄断的现象，许多国家发生过金融体系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再次显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念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有不同思想的平衡与中和，无论是采取极左的理想主义，还是采取极右的理想主义，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只有在左右思想的平衡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微调才是最为理性的决策行为。人类的社会政治理念和政策制定一定要告别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终极目标和某种弥赛亚般的宗教情绪，走中间道路，才是正道。如果人类社会总是在左和右之间进行激烈地摇晃和摆动，动不动就摆出理想主义的狂热，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还要经历更多的动荡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