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社会学博士生，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这些文章只是我的一点浅见，是一个小小的开端，我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知识群体共同出来，群策群力。中国的崛起靠的是千千万万如你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集体的智慧，绝非靠一人或是数人之力。

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国际知名的权威性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龙与鹰”的文章，饶有趣味的阐述了当前世界经济的根本特点。其论点简单阐述如下：当前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中国是世界的产品生产者，或称为世界工厂；美国则是世界的消费者或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负责消费世界各地生产的产品。亚洲各国把对美国的产品出口看成是自己经济成长的重要来源和经济驱动力。中国和其它亚洲各国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产生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丰厚的外汇储备。亚洲主要经济大国为了支撑及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把自己赚来的外汇储备再投入到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大力用自己的钱去促进美国消费者的消费。美国消费者本来就有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有了亚洲大金主如日本和中国巨额借贷下，美国的消费市场更是无比旺盛，美国人大量购买来自亚洲各国，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这台世界工厂的发动机。这样就产生了中美经济连体婴儿的现象：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奇特的模式有一个明显的弊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体能在无限制的提前透支消费下去，因为这样负债消费到一定时候就会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置国民经济于险境。事实上美国的双赤字现象一直为国际经济界关注，也就是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问题。财政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的开支引起的，而经常项目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和消费者支出大于收入所引起的。这两项赤字就象两颗不定时的炸弹，一直悬挂在世界经济的上空。

　　该文的论点虽说有一定的简化，譬如说世界各国当然不止出口到美国，中国也当然不仅是世界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其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该文的中心主旨基本反映了世界的现状，即世界各地许多重要的经济体紧靠内需难以拉动其经济的增长，便过于依赖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一个基本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美国能持续地、长时期地消费各国产品？美国内需增长的驱动力在哪里？

　　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史的发展：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确立了美元金本位的体制，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地位建立了国际美元金融体系。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更是有助于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实施了马歇耳计划援助深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大陆和日本，成为国际大金主。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则吸取了过去原始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教训，开始了全面实施凯恩思主义和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进程。这一期间资本主义融合了许多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具有人性化和社会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不仅是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英国和北欧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即使在自由竞争思想高度发达的美国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工程和社会改良，以改善劳工生活，保护基本的劳工权利，这一阶段美国工会的权利也得到了扩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国家社会政策决策。凯恩思主义更是强调通过改善大众的生活来提高大众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凯恩思主义著名的口号就是“节约不是美德”, 节约在古典经济时期也许是美德，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却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为过高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消费，进而无法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刺激大众消费，建立和扩大中产阶级，市场经济配以现代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进而成功的创造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日本、西德战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的版图。由于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其他货币贬值，相反日元、马克、法郎和英磅却可以对美元进行贬值。日本和西德利用有利的战后条件如韩战和越战等迅速扩大生产，并进一步对美元实现贬值，扩大对美出口，日德因此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二是美国实力相对的下降。美国许多生产部门不敌日德，竞争力日趋萎缩。美国巨额投资欧洲、日本的时代宣告结束，日本和德国资本开始大举进军投资美国。三是日德的经济奇迹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消费者。如果我们现在倒退到1980年，我们一定会认为世界将属于日本和西德，他们一定会在经济上超越超级强权美国。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日本天下第一”和“日本买下美国”；德国人也很骄傲地宣称“我们在政治上是被抛弃的民族 (输了战争)，在经济上是被捡选的民族”(西德的经济崛起)。

　　事实上日后的发展证明，日本并没有买下美国，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其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德国的国内市场狭小, 分别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和八千万人口 (按今天的标准计算)，国内市场的饱和线很容易达到。一旦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后，日德经济体就非常依赖外在市场。美国拥有超过三亿的人口，消费力极为旺盛, 分别相当于两个半日本和近四个德国 (按人口计算)。美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全球最发达和健全的, 美元又是超级国际货币，因而一般财经人士都会认为投资美国是最安全、最上算的、稳赚不赔。另外日本德国等新兴经济体生产力的急剧提升和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造成的产品过剩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但是美国消费者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消费，必需有足够的资本来源。这样就产生了本文开头所阐述的现象，亚洲经济体源源不断的注入资本到美国，不仅投入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也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以资助美国消费者消费。一旦美国消费者偃旗息鼓, 亚洲的生产发动机仿佛就会歇火。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国在生产领域不断败下阵来，交出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优势，却在国际金融领域成了大赢家。无数国际资本投入到美国市场。美国人总是在消费，却总是有钱消费，也总可以借钱消费。美国是借钱的一方，却俨然成了大爷。因为美国拥有美元的优势，可以魔术般地通过升值、贬值和汇率利率的变化来变换借贷的数额；借钱的一方却无比依赖美国，一是期望美国消费者消费，二是提心掉胆地观望美国的汇市和股市, 美国一打喷嚏, 全球就感冒。

　　这种现象也基本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困境：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很像过去日本和西德的崛起。很多当前的经济现象如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举投资美国资本市场和购买美国债券，都在10年、20年或是30年前国际经济史中多次出现，只是当时的主角分别是美国对德国、美国对日本、美国对四小龙罢了。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在于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势必将创造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将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和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可以借力使力，利用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把美国全球金融霸主的地位夺过来，不仅让世界的生产资本投资中国，也让世界的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并确立人民币的世界货币地位，以改变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美元霸权)的地位。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有利的条件，却完全没有利用起来，甚至长时间忽视了中国庞大的潜在内需市场呢？这恐怕得从思想观念上谈起：我国在过去左倾思想占主流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度的平均主义和一大二公造成了我国经济长期的徘徊不前，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低效和僵硬更是让国人痛惜我国错过了二战以后最佳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更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想的反思和否定，中国一些理论精英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赞赏，对市场经济的模式钟爱有加。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发展经济至上的思想成为主流论述。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要实施了市场经济，只要实现了经济民营化，只要消除了平均主义，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1990年代的某段时间内，经济自由化和私营化的思潮达到了顶峰，我们甚至把教育产业化、医疗制度私营化，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更是严重缺失。由于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的相对滞后甚至倒退，普通民众虽然经历了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和基本社会保险的缺乏，造成了普通老百姓的谨慎心理，怕丢掉饭碗、怕生病、怕老无所养、怕孩子念不起书，使得大多数民众即使在收入大幅度增加后也怯于消费，而宁愿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选择市场经济是一项完全正确的选择，如果没有邓公当年英明的决定，也许中国人今天还会为“姓社姓资“纠缠不休，蹉跎岁月。在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时代，如果我们中国人还不能集中精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绝不会有中国崛起的壮阔历史画面的展开。然而，任何思想都要根据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条件加以修改，以和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让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并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检视一下当前存在于我国非常流行的观点和某些误区：

　　1. 观点一: 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的模式和最佳的经济制度. 解析:不全对。市场经济当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马克思本人也说过，资本主义诞生以来200年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过去2000年的总和。计划经济在全球的失败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成功。但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资源配置模式也具有天然的缺陷。市场经济容易造成两极分化，有钱的和无钱的、有能力的和相对缺乏能力的、竞争中成功的和竞争中失败的极容易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阶层，形成赢者通吃，败者被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象。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天然关心的是利润成长，并不必然关心普通劳工的生活和利益。当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出来后，如果劳工的所得收入没有成长，而福利待遇也没有增加的话，就会产生早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即生产过剩的危机，产品无法被消费，大量积压，进而引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另外，如果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资本控制了某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领域如能源、交通和金融，那么尽管该发展中国家也采取市场经济，但因为本国的民族产业培育不起来，整个生产消费领域完全被外来资本控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只能始终停留在殖民地经济的水平。

　　因而确切的说应该是配有一定的国家宏观调控,并配有现代化的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经济模式。拉美也实施市场经济,非洲大多数国家实施的也是市场经济，但非常地不成功。拉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奇迹后就怎么爬也爬不上去了，产业结构依然停留在简单的加工业和能源出口；非洲则完全没有培育出现代化的市场出来。确切的说，采取市场经济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国家只是少数国家，美国西欧不说，后进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只有日韩和亚洲新兴经济体，也就是说全球加起来也不过只有20多个国家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绝大多数国家虽然也采取了市场经济，但依然在现代化的边缘徘徊。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凡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建立了现代化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国家，也都是中产阶级得到培育、大众消费得到促进的国家。相反在贫富极端悬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绝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也是失败的市场经济国家。前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热谈的中国拉美化现象就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单纯的发展市场经济、而忽略社会平衡发展的深刻反思.

　　2. 观点二: 社会福利费用高昂，会拖累经济的高速发展，会让中国倒退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时代。解析: 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在当今发达的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即使是美国，也在罗斯福总统和战后林登•约翰逊总统时代都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大幅度扩张，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用，是经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德国社会学家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总结到，福利制度有四大经济效用: (1)福利政策保护了劳动力免遭过早的折损伤害(比如工伤事故、疾病、职业病等)，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稳定和提高了工作效率。(2)国家通过对家庭政策、住房政策的投入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培育，因为家庭本身也是培育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机制。(3)国家投入的公共教育制度更是直接培育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这对一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培育了普通公民长期的安全保障意识，它实现了普通民众较长阶段的生活规划和生活计划，稳定了民众的消费行为，间接却又是强有力地促进了大众消费，这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3. 观点三: 私有化是经济发展成功之重要手段。 解析: 那要看私有化什么领域。教育和医疗是公共产品。国家应该通过社会投入建立普遍的社会安全网和大众普及教育，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教育和健康。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建立一部分私立学院和医院，不过这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只有建立了公共教育和医疗系统，才能有效地培养人力资源，才能培育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让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产业化和医疗私营化绝对会带来大灾难，其后果往往要到10年20年后才会完全显现出来。在这里，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最发人深省：他在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相对较为成功的发展后指出，中国在毛时代所进行地土地改革消除了中国现代化路上的重要障碍。毛时期所推广的扫盲运动、普通教育和建立的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1979年市场经济改革的转轨中被有效地运用和整合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意外地成为中国迅猛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而印度在1991年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有一半的民众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其卫生医疗条件也远远落后于中国, 无法为市场经济提供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这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主要的拦路虎。

　　4. 观点四: 中国发展福利制度，哪来的钱? 解析: 改革开放前的毛时代，中国堪称一穷二白，在那样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尚能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进行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典范。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在财政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高达8500亿的中国，我们难道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吗? 这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观念应当转变更新的问题。我们可以有钱投入美国市场，去资助美国消费者消费，却忘了来培育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消费，这是何等的遗憾! 一旦思想观念能转变过来，从以他人为主、以美国为主的思维转变为以我为主，以中国自己为主的模式，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动能就能被充分调动起来，其经济崛起的力道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次现代化的规模。

　　希望中国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能更多关注中国健康的、长期的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毕竟我们在过去28年内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再往上一跃我们就可以攀登世界顶峰。尤其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要有正确的策略、要有远见、要懂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别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衷心期待中国出现自己的社会市场经济之父，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正、社会平衡结合在一起，为真正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长远的、纲领性的和指导性的蓝图，一如西德在二战以后所作的那样。

　　是为国谋，谨以上文献给国人。

• 真是如此么？看了下文有些疑惑
• 哪个更可行，疑惑？

中国崛起策二：中国的地缘困境和西部突围

　　©Liu Tao, July 10, 2006 @ 4:40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刘涛来稿）

　　翻开一本亚洲地图册和中国地图册，对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地缘环境就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先看中国的东北面：沿着辽宁、吉林边界下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皆同源于朝鲜民族，一般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兄弟邻邦，有鲜血凝结成的坚固友谊；韩国则是中国当今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由于朝鲜半岛在千年的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跟中国也维持着一种附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一般大家会对韩半岛两国有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然而历史的阐释往往随着当事国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千年的东北亚历史中，中国和朝鲜半岛也有很多冲突。中国隋唐时代的四代君主（文帝，炀帝，太宗和高宗）一代一代坚韧不拔地要征服高丽，朝鲜民族也顽强的维护着自己的独特性，后者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却也发展出了一种无比强悍、冲撞和自立的高丽精神。今天半岛上流行于两韩的民族主义颇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它不仅仅指向日本，在其潜意识的暗流中也会指向中国。两韩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下，看似差别很大，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共性：双方都在刻意宣扬培育一种朝鲜民族优越感，认为朝鲜民族夹在中日两大强权间是不幸。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决定了两韩对中国既亲近又疏离，既接触又防范，既爱且恨的复杂感情。从这点上来看我国邻进东北亚的地缘形式是微妙的和复杂的。

　　我国东北亚正对的海面上是日本，在许多中国地图册上中国都会用红颜色标出来，象一只雄鸡傲立于东亚，日本则是由浅绿标出，很象沉在大海里的一只绿龟。中国和日本颇有一种三国里所说的瑜亮情节，既生瑜，何生亮？上天似乎专门为了考验我们中华民族，“赐”给了我们东边这个极为琢磨不透、具有极强民族精神的民族，也“赐”给了我们这个矮个子、给近代中国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让我们至今仍然得时时刻刻不断提防着的同为黄种人的民族。当然换个角度看，日本人也同样痛苦，中国当代的重新崛起，正在一点一点剥去日本人亚洲第一的美梦和自信，历史经历了一个轮回，似乎又将回到原来的格局，日本人就好象经历了南柯一梦，赫然梦醒时分，自己依然是个矮子，中国依然是高个子。不过，日本作为美国第一岛链防范中国的位置倒是仍能让日本欣欣然有喜色，中国东海出门见“鬼” （日本列岛）的地理格局短期内不会有变化，除非中日关系发生巨变，如欧洲法德那样实现民族大和解，逼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往中国东南方向是我国的台湾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两岸都是骨肉同胞，但是台湾岛在战略上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上重要的一环。2008年马英九如果能执政的话，两岸互动一定会发生变化，不过那是两年后的事，况且马的动向现在还很难预测。总的说来中国东向太平洋的格局基本上是个困局，飞龙受困于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台湾岛的岛链式围困难以向东飞出太平洋。

　　南向是越南，东南方我国遥望菲律宾，这两国恰恰是东盟中对我国不太友好的两个国家。由于南海群岛的争端、中菲两国渔民的争端，双方往往容易卷入突发的冲突中去，进而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越南关系与朝鲜半岛有类似的地方，越南在历史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并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直接被中国统治。在近代，越南培育出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感，并在与殖民列强的斗争中加强了自己的民族自信心，越南也刻意同中国拉开一定的距离，避免再次被中国同化。两国在 1979年的交战更是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尽管现在中越两国关系大大回升，但战争留下的芥蒂和提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的。不同于韩半岛的是越南民族中没有韩民族中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越南人在文化上风俗上也更加接近中国人。越南在其模仿中国的“革新开放”中也如同中国一样取得了经济奇迹，很有潜力成为亚洲未来的一条经济小龙。中越关系能不能取得实质上的突破要看越南愿不愿意租借金兰湾给中国。金兰湾是天然的、优良的深水港口，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过去长期被苏联和后继的俄罗斯租借。俄罗斯由于财政拮据，承担不起高昂的租借费用，已经退出金兰湾。美国和中国正互相竞逐想要租借之。

　　中南半岛上与中国接界的还有老挝和缅甸，未接界的是泰国和柬埔寨。泰柬两国是东盟中对我国较为友好亲近的国家，属于东盟中的亲华派。老挝由于地广人稀，人口太少，沦为越南的势力范围。缅甸跟我国较为友好，但鉴于缅甸是军人政权，在民主法制人权等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和关注，并受到西方世界的制裁，其国内也是叛乱不断，政权四分五裂，是个典型的不稳定国家。但缅甸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连接了中南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和印度、孟加拉国共享孟加拉湾。中国在缅甸拥有重要的国家利益，应努力维护该地区稳定，敦促该地区有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防止缅甸在内乱中解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和我国大西南接壤的是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印度是南亚大国，也是极具潜力的未来世界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印度则在 1991年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后以10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或被称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印度则努力冲刺为世界信息服务业公司，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和服务业。两个未来准世界大国接界是容易造成冲突的。1959年的中印战争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耻辱感和阴影。反华和亲华的论调也常常在印度交替出现。无论如何，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应当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的基本国策，因为崛起的印度必然成为世界列强拉拢的对象。印度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宗教和哲学，在加上印度不俗的经济表现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应该说为印度的崛起奠定了很好的条件。另外在南亚诸国中，尼泊尔摇摆于中印之间，巴基斯坦则是我国的友好邻邦。

　　我国的北部是俄罗斯和蒙古。俄罗斯是世界大国，经历了1990年代的解体性大衰败后正在实现恢复性的增长。俄罗斯和中国在近现代的冲突是非常频繁的，当然中苏之间也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友好期和蜜月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一度兵戎相见， 1969年更直接发生了珍宝岛冲突。现在中国俄罗斯再次走近，是双方在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一步一步的进逼下自然结盟的反映。而蒙古在历史上就是我国一部分，1946年才获得独立地位。由于蒙古人口稀少，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很容易被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磁吸过去，因此蒙古人非常惧怕中国将来解决完台湾问题后还会来解决“蒙古问题”。这种既严重依赖中国，又害怕中国有朝一日重新“统一”蒙古的恐惧感是很强的，这也是蒙古为什么越来越看重对美关系和靠拢美国的原因。

　　总的说来，中国地缘形式十分恶劣，不仅三面有世界级和准世界级大国（北：俄罗斯；西南：印度；东望：日本），自身统一问题尚未解决，面向太平洋被美国精心设计的第一岛链所围困，南方的越菲也非友善国家。

　　然而，上天也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突围的空间，观察我国漫长的边界线，西部是我国战略空间上最好的出口。苏联的解体当然在总体上极大地恶化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形式，因为中国一下就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目标和眼中钉。但是苏联的解体也使得中国西部的边界一下出现了一个“斯坦”群国家，即和我国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和我国不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兄弟斯坦国家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为我国国民经济提供极为重要的能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五国内有咸海，外边界直达里海，与土耳其和格鲁吉亚隔里海相望。西南则接壤另外一个超级产油气大国伊朗，南边则紧邻阿富汗。

　　在地缘战略上，伊朗连接世界四大重要区域，即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其中三方（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和伊朗本身都是世界核心的产油区，可以说这一区域掌握了世界能源、特别是石油的命脉，是世界诸强的必争之地。

　　在美国已经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再军事占领伊朗，那么美国将具有空前有利的地缘优势。首先，土耳其拥有亲美政府，美国将利用土耳其隔黑海与俄罗斯和欧盟相望；其次，在海湾诸多伊斯兰国家中，人民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政府却大多亲美，譬如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美国已经占有伊拉克，假设再占领伊朗，那么加上环海湾的亲美的阿拉伯政权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将整个成了美国的内湖，通过波斯湾往外运送石油的船只必须经过的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将轻而易举的被美军牢牢控制，这将成为美国完全独霸世界的最重要的战略性的一步。一旦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就完全控制了世界能源的核心通道，不仅中国，连欧盟和日本都得乖乖向美国低头。中国除了马六甲之痛外，又会多一处霍尔木兹海峡之痛。这样，从小亚细亚到中亚，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到阿富汗，美国的势力范围将被打通，并连成一片，而且对中亚各国和南亚中国的盟邦巴基斯坦产生极大的震慑力，美国接着可以通过颜色革命来策反五个兄弟斯坦国家中的几个，那么中亚就可能产生雪崩效应，一个一个的国家倒向美国，那么美国将成为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霸主，其它国家受制于能源，被迫向美国低头。因而伊朗问题是战略关键，是战略中心枢纽。美国的战略学者一定会将这样的观点根植于心：“得伊朗者得天下”。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只是表象，北朝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发言和表现可要出格得多，最近甚至要威胁和美国打核大战，但美国并没有如关照伊朗一般关照朝鲜，其根源就在于朝鲜的战略枢纽地位和能源枢纽地位完全无法和伊朗相提并论。美国想吞噬伊朗的野心相当强，尽管在伊拉克美军陷入泥淖，美军短期内很难再发动一次大规模非法军事入侵，但一块大肥肉就在身边却不能吃是相当难受的，一定让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家垂涎三尺，寝食难安。美国对波斯湾的野心很有点象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国，其野心和霸权是累积寸进的。当然美国不会象强秦那样“秦王扫六合”，着眼于占领和兼并其它强权，这在现代的国际条件下没有那个可能。美国要做到的是占领战略枢纽和能源咽喉要道，因为美国右翼战略家们完全明白当今世界一个道理：得战略枢纽和能源咽喉要道者尽取天下。无论潜在敌国和竞争对手有多强，只要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了某些特定水域和要道，就可以让对手的能源进出控制在美军大兵手中。这些咽喉要道有：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直不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等。美国的野心是完全控制以上咽喉要道，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达到美国永久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在上述海域要么通过军事手段武力控制，要么千方百计通过反恐和反海盗的机会要求进入某些区域，要么以经济贸易手段加以引诱，要么通过支持某些区域的分裂势力，以求乱中取利。其手段是多样化的，具有前瞻性和高度战略眼光的。

　　我们中国创办的上海五国组织正是着眼于中国的战略环境，从相对有利的西部走出去，建立稳定的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同盟，挫败美国从西部通过颜色革命策反颠覆中亚五国，隔离孤立并最终武装军事占领伊朗，进而实现最终独霸世界能源控制通道的图谋。另人欣喜的是原本并不被人重视的上海合作组织在美国的战略逼迫下出现了准结盟的事态，使其成为中国战略家一个伟大的杰作。伊朗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更是一个划时代的战略举动，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态度，那就是伊朗背后有中俄两个大国，中俄决不允许美国颠覆和控制伊朗。笔者预估，伊朗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应当是指日可待。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因为这涉及到双方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一旦伊朗被美国拿下，那么中俄将输得彻彻底底。因此中俄的联合相当重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让对方单独去跟美国对抗，自己却因为不愿与美直接对抗而在旁边看热闹（吸取战国时期六国被秦国各个击破的教训）。在联合国安理会里，双方应对制裁伊朗的提案同时投下反对票，而不是一方反对，另一方弃权（要提防美国把伊朗问题“伊拉克化”，也就是先制裁十年，在伊朗奄奄一息的时候最后发起进攻，也要防止美国在此问题上分化离间中俄）。中国通过五个斯坦兄弟国家延伸出去的势力完全可以把伊朗拉进中亚合作组织的范围内，并通过在阿拉伯半岛上中国日益增加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势力与阿拉伯国家大亨和石油输出国家建立长期友好关系，不说完全排除美国的影响力，但我们至少可以逐步稀释美国在这一区域的绝对影响力，促进这一地区各国亲华政治势力的成长。未来10到15 年，伊朗、中亚、阿拉伯半岛和小亚细亚一定会成为美、欧、中、俄竞争的最激烈的区域。我国的最佳策略是：鼓励多边势力介入（包括欧俄印日势力），尽力防止单边势力霸权垄断。

　　从西部边界出发，用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力量打开我们的势力范围，细心而又耐心地运用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促进友华亲华国家的产生。也许北、东、南边界没有给我们太大挥洒的空间，但走向西部广袤的世界，我们会用中国和平崛起的力量打开一片双赢和多赢的新天空

著名的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其经典名著《菊与刀》里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场景，一个东方的岛国民族，具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独特的民族特性，综合了各种矛盾的心理特质，他们既谦逊有礼，又野蛮残暴；他们既温文儒雅，热中于花道、茶道，又嗜血好斗，酷爱剑道；他们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义礼节的思想，又对本集团之外的弱势成员极端的冷酷无情；他们的个子非常的矮小，但是在战争中却惊人地顽强，能完成与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军事战绩，让他们的对手即使在战胜他们的情况下也对他们充满着敬意。如果延着鲁思·本尼迪克的逻辑再按照今天的情况推论下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无数充满矛盾和另人惊奇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却无法取得完全的国权；他们建立了经济、高科技和金融帝国，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个不则不扣的侏儒；他们生活在亚洲，却被视为西方，他们自己的民族心态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产出，却拥有一个非常封闭的市场，外国的大公司老是抱怨无法进入日本的市场；他们被美国击败和军事占领，心里却无比崇拜美国……

　　其实，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满着矛盾，中日双方的相互观感也充满着矛盾。具体说来，中日两国和两民族在审视对方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结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词挂在口头，以显示对日本一种潜意识中的轻蔑，但对日本电器却有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偏爱；我们常常觉得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下的附属文化产品，对其历史和宗教不屑一顾，却对日本成功的现代化羡慕无比，看到电视里G8峰会上众多的西方元首中夹杂着一个黄种人的小矮个，我们心里多半不是滋味。在海外的华人尤其能常常体会到这种复杂感情的交替，一方面觉得日本是“小”日本，个子矮小，身材短小，在西方传播的所谓日本文化都是源自于中国（如盆栽、茶道），哪有什么日本文化；另外一方面看到的却是西方社会对日本人普遍的尊敬，日本海外游客的超强的购买力和文明有礼，日本侨民在不同国家中的遵纪守法和次序井然，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独特之处。

　　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大和轻蔑意识主要产生与19世纪末期中国急剧衰落的时期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刻意宣传一种论调：中国是个腐败、没落和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国的民族也是一个自甘堕落的次等民族，败坏了老祖宗遗留的丰厚家产。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开始从这个时期使用“***”或“***人”一词，来故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这种轻视或是蔑视中国的情结今天依然很强烈地存在于日本的右翼之中，而比较少的提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自卑”情结。其实，正如个体心理学一样，民族集体心理学也有许多类似于个人的特点：那就是过分的自大往往来源于过分的自卑。譬如说为什么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扬和维持一种“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中国人是落后民族”而不是去宣扬日本人优秀于韩国人、马来人、老挝人、缅甸人、泰国人或是尼泊尔人，根源在于这种论调中暗含着比较和较劲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人要跟中国比，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为什么日本人要偏偏挑中国为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5000年来东亚主导的强权，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或是文化上中国都长时间全局性地维持着领导地位。日本从隋唐以来的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驱动力就在于尽一切可能性学习先进的中国，然后伺机而动，在中国衰落的时候乘机攻入亚洲大陆，取中国而代之。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幅员、众多的居民、富饶的资源和其整体国力是扶桑岛国的居民难以超越的，发誓与中国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面对大陆中国时极容易产生一种岛国的自卑感和压力，因为难以超越中国，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文明，因而更难实现日本远古以来进攻并占领亚洲大陆的野心。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体民族意识中也积淀了一种对中国强烈的自卑情结，因为无论日本如何发达，但日本文化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印记，包括艺术、书法、盆栽、禅宗和绘画等，都渗透着中国文化宗教的深刻影响。甚至连日本文字都无法完全通过平假名和片假名来表达意思，必须借助至少2000多个汉字日本人才能正确地沟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时几乎必须完全借助汉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无法做到去中国化，中国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对于自恃甚高、时时刻刻要与中国人比高低的日本人来说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无法驱除的自卑感。可以说，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自卑情结源于中国现实中相对的经济落后，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比较容易自然地调整我们的心态，树立对日本更加客观的认识；相反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卑情结是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依赖性，几乎很难完全调整过来。

　　II. 正确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才能战胜日本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民族，在输给对手后立即去学习对手，潜心专研对手，最后设法战胜对手。日本在唐朝初期的海战中被大唐海军击败后，就立即派送遣唐使到中国，全方位地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历史和哲学，内心潜藏的暗流是有朝一日能够战胜中国。为了这样长远的民族目标，日本人可以等待、忍耐长达千余年。二战结束以后的第二天日本天皇在废墟中就下达了派送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诏令，于是事前与美军殊死搏斗、让美国人不得不投下原子弹以早日结束战争的日本人一下子变得文明有礼，谦逊好学，一批一批的日本人奔赴美国学习、访问和旅游，日本人想看看战胜自己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的，美国是如何能够战胜日本的。日本人学习对手再后来居上战胜对手的历史非常类似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只是日本人更加能忍耐，更加懂得研究对手，了解对手甚至看破对手；日本人更加懂得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人类历史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民族，在失败的屈辱中和外来的挑战中，能够通过富有远见的改良、革新和更新，能够通过长远的战略和规划把自己的国家有效地极为迅速地引向预定的发展方向，让本民族重新赢得活力，焕发出青春的生机。日本的明治维新正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历史事件：一群政治精英，包括天皇、政府官员、部分议员和大量的策士和谋士，在日本内部分裂，大名幕府长时间割据统治、剥夺皇权，国内矛盾空前尖锐之际；在外有列强入侵，美国的炮舰打开了日本港口，其他列强席卷而来，日本面临被瓜分亡国之时，日本的政治精英进行了出色的政治改革。他们精于算计，个个都堪称是精算大师，知道日本该如何发展才能避开无数暗礁（比如如何应对国内不同阶层的反对革新变革的势力），知道日本该采取何种战略去追赶西方，他们甚至能够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规划每年该进行的改革，既让日本每一年都能够进一步现代化，又注意到国内民众和各阶层的承受能力，不让过快冒进的改革招致过大的反对势力而失败；这群人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理想，对日本国内保守势力高唱的尊皇复古的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对于许多意识形态和流派之争也不关心，可以说，这一批人是“去理想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政治组合群体。如果说他们有理想的话，那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理想，让日本强国，迅速现代化，战胜中国，挤入西方列强行列，最终赶超和战胜西方列强；这群人也富有远见，富有战略眼光，能够高瞻远瞩，为日本国家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他们知道日本需要什么，日本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每当笔者读到日本天皇明治维新这段历史时，都不胜感慨，我们东方的这个邻居太精明，太有战略眼光，读这段历史时我常常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因为在历史中，特别是竞争对手或是敌人的历史中，往往隐藏着我们成功的历史钥匙。笔者在两年前观看了一部国内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深受震动，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前半段中生动地表现了日本是如何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强国之路的。电视里的明治天皇礼贤下士，主动到民间去访问著名的谋略家（非常内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和春申君），其中最著名一位谋略家是福泽俞吉，他对明治的一番论述大意如下：中国是他青年时代最崇拜的国家，他曾熟读中国的经典史籍，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非常之深；不过今天中国彻底腐败堕落了，成为他最厌恶的国家，如同人类一切由盛转衰的文化一样，中国没有前途，只有自甘堕落，滑下深渊。而日本民族，虽然地处东亚，但其民族心态，其奋发上进，其朝气蓬勃，其青春活力，早以让日本民族区别于中国和亚洲大陆其它各民族。日本的长远国策是：脱离中国主导的、下沉的、腐朽的、没有任何希望的亚洲大陆，加入到欧洲列强行列，学习他们，研究他们，赶超他们，这才是日本民族的更新之道路。这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的策略。（希望大家在读到这一段时能够心平气和，只有我们更好的了解日本这个民族，更好的了解日本人是如何看我们，我们才能有相应的对策，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电视里另外一个令我印象非常深的场景是：当时日本为了跟大清北洋水师作战，欲从西欧国家购买先进的战舰，但是日本国力在当时仍然有限，日本的国会百般阻挠通过购买军舰的议案。明治天皇于是下诏令，为了购买外国军舰，自己每天只吃一顿饭，节约的钱用来捐给国家买军舰。明治天皇的举动传染般地感动了全日本的民众，包括军人、政府各界和一般老百姓，全国民众自发集结捐款，节衣缩食，资助国家购买最先进的军舰以战胜大清水师。议会在全国的捐款风潮中也迅速通过了购买军舰的议案。这时候电视画面切转到当时的紫禁城，慈禧太后的餐桌上已上了逾百道菜，慈禧太后依然不满意，也在同一时候，满清官员正在挪用巨额军费为慈禧太后建颐和园庆寿……

对于这么一个独特的邻居，这么一个独特的岛国居民，我们应该加深了解和研究，积极和对方交往，吃透对方，才是我们应有的策略。在对日本的交往和竞争中，我们民族的心态往往不够成熟，暴露出我们中华民族中一些固有的弱点，比如说前面讲的自大和自卑情结的混合，我们很难做到以一种正常的心态（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去看待和对待日本，我们有时过于急燥，有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忽略了对日关系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具体说来我们在对日关系中（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公众）有以下的一些盲点，影响了我们对日本的全面和综合的认识：

　　 1. 我们的媒体对日本的二战暴行报道很多，对现代日本的变化和发展报道得很少。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民族苦难的集体回忆，是永远不应该被磨灭的。笔者也完全认为我们永远不该忘记中华民族这段悲壮的历史。但是，日本在二战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建立了现代法制国家,还建立了现代的社会福利制度。笔者在德国生活期间常常能听到德国人对日本的赞扬，甚至在社会学的课堂上学到社会保障、健康保险和平均寿命一课时，看到国别比较的统计图表中日本甚至在很多领域大大超过了最先进的西方国家时，我也非常吃惊日本民族的上进、赶超的精神。我们除了对二战日军暴行的报导外，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强对现代日本的报导，对日本是如何成功现代化多加报导，对日本在哪些方面作得比我们好多加报导。一个更加全面、综合、客观的日本观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透彻的了解日本。

　　 2. 总的说来，我们对日本的文化、历史和宗教的了解远远不如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因为日本古代学习中国，直到今天日本依然热中于研究中国的一切，包括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和现代中国。日本人充分发挥了细致、缜密的特点，对中国的经史典籍的研究之深超出我们的想象，日本人甚至能将三国和«孙子兵法» 运用到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去。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水平在国际历史学界曾一度超越中国本身，这真是令人震惊。由于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们中国人往往不想或是不屑于去了解日本文化。其实日本文化在结合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因素后也发展出了自身文化的许多特点。日本的神道教更是大大的不同于中国的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模式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对日本文化了解较少，就不利于我们同日本人的交往和竞争，就象相互比赛竞争的两个人或两支队伍一样，只有摸清对方的状况，才有可能战胜对手。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对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是完全不对称的，这也是日本人在商业谈判和贸易争端中常常能抓住中方弱点的原因，因为他们太了解中国人，而且会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中国谈判对手的优点和弱点。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神道宗教、性格特点、心理特征，这一点非常重要。

　　 3. 有时候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强，反而会让我们很难正确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防碍了我们客观、冷静和理性地去认识日本民族，也防碍了我们制定理性的策略来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去年的反日游行，笔者身在德国，亲眼目睹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游行由一开始保持一定的同情态度，对日本否定历史颇有微词，一步步转化为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当电视画面上传来部分激烈的标语如“核弹灭日本”和“击沉日本岛”时，当少数游行群众向日本领事馆和日本料理餐馆投掷石块砖块时，当部分游行者脚踹某些商店店铺时，西方媒体几乎众口一词批评中国煽动民族主义并通过反日来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的视线。于是少数人的极端行为和出格行为让一场大多数人都很理性温和的游行蒙受形象的损失，更为可惜的是，通过理性、和平和文明的示威运动我们原本可以把我们正当的诉求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恶劣行为通过现代传媒迅速传往全球各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对日本修改二战历史的警惕，让中国形象加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蒙受灰尘（笔者将开辟专文来谈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然而激烈的民族主义让各国感到惊恐，加深了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印象，反而转移了大家对事件起因本身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事后日本国内的反应非常令人回味，日本也发生了极右翼势力威胁中国领馆的事件，也发生过一起反中国的游行，但人数很少，只有200多人，成不了大气候。纵观整个日本社会的反应，应该说日本社会充分表现出一种现代化社会的成熟，绝大多数被采访的人都表现出低调、冷静，谈话也不是那么激动，没有表现出受激后的强烈情绪，不少人只是淡淡地说道：中国缺乏平衡的新闻报道，而日本是一个民主社会，有各种各样观点不同的报道，因而民众有全面正确的判断力，不容易产生激烈的思想。说实在的，如果日本国内发生同中国同样的游行和暴力事件，反而让人不会那么担心，然而日本社会普遍冷静和理性的反应，更值得我们警惕，因为这证明了日本人更加懂得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普遍的文明准则，更加有理智，因而能更加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达自己的观点。在未来的东海油田开发和钓鱼岛群岛之争中，如何了解、熟悉、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如何有效地将我国正义的立场传达到国际社会，如何赢得国际社会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正如笔者在国外接触到的日本学生和在各旅游区见到的日本游客一样，日本人非常文明礼貌，素质非常高，日本人在国外开的商店、旅店和餐厅一般都非常干净卫生、整洁有序，他们普遍懂得西方的社交习惯和文明礼仪。我在国外见到成群结队、井然有序的日本游客一队一队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可畏的民族，其可畏之处在于他们高度的与国际社会接轨，自身也达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却又同时把东方团队集体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文明，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脱离了丛林时代的单纯比较力气、争强斗狠的时代，当今的世界甚至已经不是 100年前那种单纯靠军事斗争、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了。军事实力固然重要，战争也还会发生，但当今世界总的来说已经进入文明竞争的时代了，未来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全面大战和核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双方竞争的将是GDP、人均GDP、科学技术水平、人均寿命、社会分配的平均程度、人均所得、国家的整体综合国力以及国民整体的文明程度。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上升和崛起的时代，应当更加能树立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要跟日本进行文明竞争，要将竞争重点从简单激烈地表达民族情绪转向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竞争中去，我们也要培养冷静理智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懂得一切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

　　 4. 不要讳谈学习日本。在中国当前的民意环境中，谈学习日本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正是因为这样，才反映了我们认识日本上的又一大误区。日本民族是全世界最擅长学习的民族，日本在古代学习中国，在现代学习西方，一旦开始学习，日本人总是全身心投入，去掌握对方先进文化的精髓和要义，甚至掌握了对方的弱点。日本学习我们那么多东西，并反过来要超越和战胜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讳谈学习日本？日本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学习，不仅要学习，还应该全面地去了解、研究日本，在国家财政状况允许下，我们应当多加投入，培养全面的知日派和日本研究专家，建立专门的日本研究机构，全面收集日本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意调查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进行全面的日本研究分析，充分做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研究透日本，才有可能谈得上战胜日本。

III. 东亚的历史与今天

　　综观中日两国历史，在19世纪中国急剧衰落之前，中国一直是东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主导性大国，日本跟中国相比不是等同量极的对手。19世纪中后期中国日本同时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国门，几乎也在同一时期双方都进行改良革新（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成功的革新迅速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并于1894年击败中国。以此为标志，东亚数千年来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被打破。而我国则开始进入了更加多灾多难的历史,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还受到中国向来都瞧不上眼的蕞尔小国日本的欺辱，日本侵华的残酷程度远超过其它任何西方列强，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苦难深重的集体历史记忆。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定为标志，东亚历史进入了日强中弱，日升中衰的局面，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被正式打破，整个亚洲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阴影之下，一直到二战的结束。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废墟中崛起，从一个被击败的军事帝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仅占英国和法国的1/3，十年后的1962其GNP 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则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权的宝座。 1980年代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发起攻势，“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的口号喊得满天响，西方媒体也惊呼 “日本人来了！”。关于日本崛起、日本强大和日本威胁甚至是日本经济征服世界的报道不绝于西方媒体，日本人的信心也空前地爆棚。同一时期中国也结束了百年内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的凝聚力得到大大的加强，拧成了一股绳，中国既不依赖苏联，也不依赖美国，独立自主地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失灵，中国的闭关锁国，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带入了十年浩劫，中国虽然成为令世界尊重的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中国和日本的距离被大大地拉开了。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东亚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日本崛起为经济、科技强权，中国在有限的国力下通过毛主席的宏观大战略也成为世界政治中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极。

　　1979年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揭开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序幕。1990年日本的经济扩张的势力达到顶峰，然后就经历了痛苦而又漫长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经济快速增长背后隐藏的许多泡沫被一一戳破，经济结构性危机全面爆发，日本人的信心大大受挫，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日本蔓延。而中国在1992年邓公南巡确立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宏观经济取得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在中国产生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热在全世界发烧，可以说是热浪滚滚，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身在德国，长期阅读德文媒体（含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媒体）和英文媒体（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报刊和杂志），笔者也长期在夜校教授业余中文课，以亲眼所读和所见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是如何一年一年越来越引起西方世界瞩目，中国热是如何在西方社会扩展开来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大大增加，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已成为西方媒体的重要中心话题之一，相对而言日本在西方媒体中被报道的数量远远不及中国。中日两国的位置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发生了巧妙的互换，中国仿佛就是二十年前的日本，只是中国是以13亿人口在崛起，其历史意义将远远超过日本崛起。笔者在刚刚参加的一场在英国的学术讨论会上听到一位英国教授说：“现在（在英国,笔者注）日本学生都在抱怨没有人再关心日本，大家谈论的都是中国。” 这种现象不光发生在英国，在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情况也是相同的。

　　当然日本的衰落只是相对的，日本的国民产值依然庞大，科技依然高度发达，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经济强权。长期的经济不振导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也导致了右翼势力有所抬头，民族主义思想在回升，日本越来越想谋求与自己经济和科技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而相应的，已经是政治和军事大国的中国正在通过经济爆发性的增长来谋取世界经济和科技大国地位。东亚进入了千古未有的新变局，既非中强日弱，也非中弱日强，而是双雄并立。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却同时具备成为世界新兴超级大国的潜力，这种基本局面将在未来15到20年时间难以被撼动。

　　IV. 中日关系的战略性分析

　　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体化，当成铁板一块。按照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家尼科拉斯•卢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是高度复杂、高度分化和高度异质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社会分化成各个不同的系统，相对应的，社会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异，个体化和多源化的社会利益集团、理论集团和政治集团。因而不存在完全统一化、同质化的日本人，而存在着不同的日本利益、社会、论述和政治团体。对于一个国家全面而又分类的了解有助于让我们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潮，从而有助于我们大致勾画出一国将来可能发展的趋势，为我所用。根据日本主流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我们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党团体分为：（1）知华派和亲华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2）中立派和国家实用主义派，主张同美国和中国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民主党基本持这一立场，如小泽一郎；（3）主张日本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从以前的脱亚入欧到现在的脱欧返亚，与中国建立正常的，略亲近于美国的互动关系，这种观点常见于一些日本的战略研究者；（4）主张对中国强硬、不屈服于中国，但依然要与中国保持一定良好经济贸易关系的日本中间偏右翼势力，当前日本的小泉首相和麻生外相大致可划入这一类别；（5）极端右翼势力，主张不惜与中国一战，主张完全颠覆二战历史观和东京大审判的狂妄的民族主义势力。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从美国手中夺回国权，赶走东京湾和冲绳群岛的美军，迅速武装日本为核武器大国，其代表人物有当前担任东京市市长的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个类别的人，除了第四、五个类别以外，我们都应当积极交往，积极促进日本友华和亲华势力的成长，更要与大量日本的民间团体和经济贸易团体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对第四个类别的我们则要加以区别，保持适度交往，也要以经济和外交手段为杠杆，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下面我要着重谈谈第五个类别。

　　第五个类别的极端右翼分子在二战以后在日本属于边缘团体，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由于各种各样国内国外的因素譬如经济长期衰退、战后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于日本的某些右翼媒体集中报道中国的反日活动和反日游行，导致右翼势力的抬头，亲中势力却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上升的标志。虽然，我们在当前的状况下不能夸张地认为右翼势力已经占据主流（一般认为极右翼势力在日本低于总人口的10%），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批极端势力的危险性。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中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是从1860年代到1890年代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开始迈向现代化的门槛，日本迫切需要通过挑衅的战争来打断中国现代化的尝试。日本的军事冒险取得了成功，中国丢失了土地，赔尽了国库里的白银（两万万两），洋务运动的成就被活生生地扼杀。一次是1927到1937年这段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抓住了10年时间，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尽管期间日军多次制造事变干扰，但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民族工业还是顽强地发展起来了。日本陆军部的阴谋家显然按耐不住，深恐中国发展起来重新强盛，于是尽一切机会挑衅中国，并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这两次的悲惨经历不仅是国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实力的空前损失，更是中国强国之路的大逆转，今天我们回忆起这两段历史，仍是无穷的痛苦和遗恨。日本当时的战略判断是：中国是弱国，却是大国，中国可以一败再败，但是一旦中国有时间得到喘息和发展，日本征服亚洲大陆的野心就会前功尽弃，因为日本虽是强国，却是小国，只要战略上输一次，就可能全部输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今天的日本右翼虽然改头换面，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维方式未变。中国虽然历经许多弯路和磨难，但只要真正一踏上现代化道路，脚踏实地地发展起来，日本右翼搞乱中国的野心就会永永远远宣告破产。1979年中国正是踏上了这么一条道路，这一年，堪称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中国和平崛起元年。经过28年持之以恒、韬光养晦、专注地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民众的动力和内在能量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中国经济以自己运行的规律势不可挡地在发展，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摆脱了百年来的晦气，中国好运的时代来临了。而正是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让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坐卧不安，寝食难宁，中国在短时间里夺去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光环和日本在全球各地的经济影响力更是让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极右翼势力毫不掩饰地在国内讨论应当如何阻挠中国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们当然清楚全面军事侵略中国在今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阴险的盘算尤其值得今天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普通爱国民众的高度重视。具体说来，日本极端的右翼分子常见的讨论有：（1）通过支持台独、藏独来干扰中国，让中国周边麻烦不断，牵涉中国和平发展建设；（2）不断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有争议区挑起小规模冲突，分散中国经济建设的精力；（3）全面拉拢美国老大来共同对付中国；（4）通过一些极端行动（如登钓鱼岛）和极端言辞（如故意散布辱华言论）刺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进而通过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如反日言论和反日游行等等来影响日本的民意，争取以此扩大选票和议席，扩张右翼政治势力和版图，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5）不惜在东海和钓鱼岛掀起一场局部的小规模战争，争取说服美国参战，通过美日联合军事攻击挫伤中国上升的蓬勃的士气和信心。以上种种手段可以综合运用，其险恶用心在于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日本右翼势力上述构思其实现可能性是很低的，今天的日本不是20世纪初的日本，民众的判断力、社会的多源化和民主制度的制约让极端的行为很难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中日经济上的一体化和整合更是让双方互相依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只是美国的棋子，美国可不是日本的棋子，主人是不那么好被奴仆糊弄的。美国虽然也想围堵中国，但那仅仅限于战略上的围堵和限制，是一种软围堵，另外笔者在策一中已经谈到中美双方是世界两大经济火车头，双方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美商在中国也具有重大的商业利益，中美在朝鲜、伊朗、苏丹等问题上的合作也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美国绝不会为了日本右翼愚蠢的意识形态献上美国大兵的性命和中国进行热战。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无须提防日本右翼势力的蠢动，因为这批人往往是狂热分子，具有精神癫狂的极端特性，有时为了目的会不惜一切手段，他们想要扰乱和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愿望比美国右翼还要强烈和迫切得多。日本民族的传统宗教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的来源，他们根据神道教认为日本民族是天造大神直接创造的民族，因而优越于其它民族，特别是优越于其它亚洲民族。他们不甘心臣服于中国领导下的亚洲新次序，不甘于中国重新回到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位置。他们未必能制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变，但一定会掀起干扰性的争端和波澜。

　　我国总体的战略应当是：力争排除一切干扰，抓紧一切有利时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当前中国总体的发展形式相当有利，是1840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时期，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当前中国的大局是求一个“稳”字，不仅是国内政局之稳定，更是国际周边环境的稳定，只要再稳定发展15到20年，我们就能向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稳步迈进，使综合国力得到大大提升；日本右翼则求一个“乱”字，搞乱中国周边环境，搞乱中国政局，乘机浑水摸鱼，其一切手段都始终不离其让中国前进的道路发生逆转，打断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的险恶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有大局观和高度的战略观，不求马上进行一城一池的争夺决战，不要急于统一台湾，不要急于因为钓鱼岛与美日全面开战，不要对日本右翼的每一个小动作都睚眦必报。15到20年只是人类社会短短的一段时光，但这15到20年却浓缩了我们中华民族150年来的苦难、悲痛、不屈、坚韧、光荣和梦想，凝聚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强我中华而献出的鲜血和追求。我们排除了一切干扰，抓住了中华民族这段最重要的时期全力发展，取得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功，就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最强烈、最有力的回击。什么能让日本右翼势力痛苦、彻底绝望？不是斗嘴的言辞，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而是理智、冷静、坚韧、刚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国崛起的最高目标迈进，如果中国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综合国力上与日本拉开差距，反而会赢得包括日本右翼势力在内的日本民众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个相信实力、臣服实力，而较少笃信道德的民族，美国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国，日本从不敢在珍珠港这段历史上翻案，却时时刻刻想对侵略亚洲各国历史翻案，归跟结底是实力使然。要让日本人服气，必须靠我们的实力和坚持不邂的努力。设想中国的综合国力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之时，也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烟消云散之刻，那时候的亚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不过那将是在中国主导下的亚洲新次序和亚洲新和平，亚洲会向欧洲联盟那样迈向一个新型的亚洲联盟。中国和日本也有可能实现历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关系将类似德国和奥地利、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国是富裕文明、现代化的超级大国，日本或许按人均水平依然更加富裕现代化，但跟中国相比则是一个较小的经济体和政治力量。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让中日反而易于和谐相处，反而能保证亚洲诸国共同的和平发展。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他的系列预测中国的丛书里如«中国，出租中»、«力用中国»和«竞争中国»中一再预见到：日本超过中国是个历史的异态，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东亚的历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历史的常态–即中强日弱的局面，日本要作好准备，成为八分之一国家（即其国民生产总值50年后只有中国的1/8）。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反映未来的大趋势。中国和日本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今天的中国正如梁启超笔下所期待的那样，是青春的中国，其朝气勃发，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国气度，都是日见衰老的日本无法相比的。中国每过一年，就壮大一分，我们的对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崛起上升。日本鼎盛时代1980年代已经过去，中国强盛的时代已经到来，并将随着中国的继续飞跃发展而更加的波澜壮阔。时间，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恶梦！真是天佑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围棋中常常有这样一种棋局，一方为着急吃一个子，而输掉一大片，进而满盘皆输。我们应着眼于先下赢整盘大棋，然后把想要吃的子从容不迫地逐个提掉。这盘大棋局就是中国崛起的棋局，下赢的关键就在于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下好每一步棋了。

读到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以及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时候，无论读者是否完全赞同其观点，都不得不佩服这些作者站得高，看得远，能从汗牛充栋的千千万万的书籍、思想和观点中看到问题的核心和本质，能从一个很高的宏观的角度看到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根本性的和战略性的东西。以上的人名和书名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美国不仅出战略学者，还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出色的战略研究智库和卓有远见的政治学者，美国之所以强大，仅仅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是有其必然性的，一个能不断产生杰出战略家、理论家和研究者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具有庞大综合国力的国家，其民族也一定是一个能洞见明天和未来的民族。

　　当今世界一超多强，除了美国是超级大国以外，其他强权分别有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巴西和英法德。真正能够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是欧洲联盟、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大国或是超级大国一定要有比较辽阔的幅员、庞大的人口和较为宽阔的战略纵深。庞大的人口在过去往往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和羁绊，在进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这样的观念被大大地改变了，因为一个国家能够合理承载的庞大人口往往也意味着庞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庞大的市场和庞大的经济产出和容量，西德和日本追赶美国最终没有追上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德日的国家经济战略上有什么失误，也不是德国人和日本人不如美国人，相反从经济增长速度和个人经济产出的角度来说德国和日本都达到了一个象他们那样大的国家的极限，日德之所以没有能够超越美国其根本原因正如笔者在策一中所指出的那样，人口规模较小，国内市场规模狭小，市场容量容易达到饱和线是日德后继乏力的根本原因。欧洲联盟整合最初的主要目的也在于要消除关税壁垒，消除进出口的市场障碍，统一货币，这样，狭小的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英国市场、意大利市场、西班牙市场等就延伸为一个四亿人口的欧洲大市场。现在国际上热谈的金砖四国（BRIC countries，分别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为四国开头的英文字母拼写出来正好是英文中的金砖的意思，故此四国被称为金砖四国，意为四国金光闪闪，是世界经济的新希望）正好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中俄罗斯是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巴西是南美大国，印度是南亚大国，中国则是东亚大国。中国1979年实施了改革开放国策；俄罗斯、东欧和其它独联体国家1990年通过政治变迁融入了世界；印度1991年放弃甘地和尼赫鲁以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采取了市场经济，以上的事件从未来的历史角度来看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和独联体有近30亿人口加入了世界市场，而这一段时期也正好是欧盟加速整合、全球化方兴未艾并且继续蓬勃发展的时期。以上提到的这些能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其中又可以再继续划分，对美国霸权地位最具挑战性的是欧盟、中国和印度，因为从幅员、人口和潜力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区域和国家都具有非常大的经济潜能。一旦欧盟能完全整合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合众国，那么欧洲马上就能终结美国单极单超的地位，因为欧洲联盟25国的经济产出合在一起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高科技研发能力上欧盟略落后于美国，但却完全具有赶超的实力；文化和软实力上欧盟一点也不输给美国，欧洲关于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思想对世界各地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有在军事上和国防上欧洲联盟仍然远远输于美国。鉴于欧洲已经统一了货币，从而迈出历史性的一步，美国防范欧洲建立独立防务体系真正走向世界一极的戒心是很重的。美国通过分化欧洲内部，人为地区分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右派执政政府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再加上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欧洲要真正地迈向一个欧洲合众国，成为真正独立的世界一级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其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笔者将开辟专文谈中国的欧盟策略。）

　　除去欧盟之外，中国很自然的成为美国战略防范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们要区别两个重要的不同的概念，那就是美国当前的地缘政策的重点和美国战略防范的重点。

　　美国当前的地缘政策的重点不在中国，也不在东亚。美国人往往是从全球（global）的角度出发看待世界的。布热津斯基非常精确地阐述到，世界的中心不在美国所处的美洲，而是在亚欧大陆。那么亚欧大陆的中心在那里呢?如果我们翻开一本世界地图册仔细观察，在两大洲中间粗粗丈量一下，我们会发现亚欧大陆的中心大约在近东小亚细亚一带。恰恰这里是世界三大文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这一带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也恰恰是当前世界冲突热点地区，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朗核武器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都发生在这一地区；同一区域恰恰也是全世界重要的产油区，沿波斯湾形成了一个环形的产油带，这里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所在地；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全球几条最重要的核心咽喉要道所处的地区，如霍尔木兹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中东无疑是美国当前地缘政策的核心枢纽，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则是护卫美国这个地缘核心区域的两条重要支柱，在亚欧大陆之外美国又各有一个铁杆的岛国盟友英国和日本，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和防务伙伴牵制和平衡亚欧大陆上的偏离美国国家利益的陆权国家。

　　美国的长远战略防卫在于阻挠全球范围内出现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长远的军事战略，中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战略防范的重点甚至是核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按照现在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并且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注意到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注意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计算（考虑到经济增长时期货币升值的因素）将在未来20到30年赶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是多方面的，我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定义为经济鸿沟、金融市场鸿沟、高科技鸿沟、体制鸿沟和软实力鸿沟。中美间的经济鸿沟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第一个被填平的鸿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跃升中国也一定会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的重镇；中国也必定会经历技术创新和高科技的崛起，不过这两个鸿沟被填平的时间要略晚于经济鸿沟的填平。差距较大的是体制鸿沟，美国有着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和权利制衡机制，美国也有着全世界最好的管理制度（比如健全的企业管理、金融管理），中国如何按照自己的国情渐进地、稳定有序地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将是保证中国能够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关键。笔者认为体制鸿沟将是第四个被填平的鸿沟。最后一个鸿沟是最难被填平的一个鸿沟，美国尽管因为伊拉克战争和其单边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的形象大大受损失，道义资源有所下降，但是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软实力，美国在全世界所推广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法制和人权虽然带有单边主义色彩，但依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现代化模式，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大家反感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和不顾各国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复杂性而推行强行输出，但很少有人会反对美国模式的本身，譬如说很少有国家或学者会提出一种模式，完全反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也没有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超越了上述制度安排。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目标发展。我们能否在硬实力赶上和超越西方后，既按照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进一步的体制接轨，又能综合东方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超越，在现有国际规范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如果我们能作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崛起不再只是在现有西方现代化路径和框架之内的“赶超型”现代化，而将成为一种“创新型”现代化，中国将参与形塑世界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或模式不再只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not only Chinese, but global）。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而软实力鸿沟将是最后一个被填平的鸿沟（笔者将专门谈论如何建构中国的软实力）。无论如何，美国维持了超过半世纪之久的绝对霸权优势将在各个领域受到崛起的中国的冲击，这是美国从1945年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全新的局面。

　　在历史上美国对华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交往和围堵的循环交替，大致可划分为1927-1945年的交往期（美国支持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与中国并肩战斗的盟友）；1949-1972年的围堵期（美国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建立战略链条包围红色中国）；1972-1989年的交往期（出于毛主席的大战略，中美关系得到改善，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大拉近了中国和西方的距离，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与中国积极地交往）；1989-2000年的先围堵后交往期（冷战结束和中国国内的事件导致美国重新围堵中国，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地位的崛起和中美经济关系日渐重要，美国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重新加强同中国的交往）。2001年到今天，美国实际上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对华“围交”政策（congagement policy），也就是美国人面对自己眼中复杂的中国，采取了既围堵（containment）又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在经济和贸易层面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往，在军事和战略层面遏止和围堵中国，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对华政策？其根源在于美国面对一个全面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自身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如何判断中国，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好伙伴，或者是战略竞争对手？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国内的战略学者来说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同于20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譬如20世纪上半叶军国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掀起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期苏联的崛起掀起了两大军事集团及其附属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1970年代以来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崛起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经济权利版图的重新划分，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太大的不适应和不协调。而目前中国的崛起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类强权的崛起，一方面中国采取市场经济并通过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市场，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国家还是有明显差异。美国感到非常难以判断中美关系及其发展前景。

　　美国最为杰出的对中国的判断产生于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对华政策讲话，佐利克在这篇谈话中除了按照美国的一贯立场重弹老调，敦促中国进行司法改革，保障人权，扩大中国公民的民主参与外，还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对华政策的新思维。比如说佐利克提出中国应当在国际社会担当“利害关系人”(responsible stake holder)的角色，呼吁中国不要仅仅把自己当作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而应当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这等于是美国政府间接承认了中国世界性大国地位，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的伙伴地位，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世界性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佐利克表示，“把中国与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还补充到：“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我想，这大概是美国的战略学者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所作出最为精彩的回答，这段谈话包含以下的新信息：（1）美国把中国与世界上激进的反美政权第一次清晰地分开了；（2）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再实施激进的革命意思形态，或致力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输出；（3）美国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是致力于颠覆现存的国际次序和国际体系，而是要融入国际社会；（4）美国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国际贸易体系内、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体制内”现代化，它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联。最后佐利克仍然不忘提醒中国政治改革，认为真正的好朋友不能光靠紧密的经济联系，还要依靠政治制度的接近和价值观念的相同。抛开美国人热中于输出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谈，这是一篇很有远见的宣示，非常清晰地阐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定义和判断，也表示了对上升中的中国积极的态度，我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佐利克的谈话都将是美国认识中国的思想基础。我们不应当把佐利克的谈话看成是一篇普通的讲话，而是对华的战略性宣言。当然，美国是一个分权制的国家，除了宣示积极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以外，美国的五角大楼也会同时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积极的游说美国政府军事围堵中国。美国在加强与中国的接触的同时遏止中国的力度不会变弱，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逐渐加强。“围堵加交往”很有可能是美国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的对华战略。

　　鉴于互联网络上对于中美关系的策略和中美大棋局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而且由于中国国内对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大家对美国的了解程度很高，在这里笔者不打算对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长篇大论，而只是想谈谈中国该有何种对美的战略。论坛上和新闻中分析得非常多的是美国对华的战略，而反过来，对中国该有何种对美的战略讨论得却非常少。笔者认为，未来15到20年是中国崛起的最关键的时期，如何处理好同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不仅取决于美国怎么认识、定义我们，也取决于我们怎么认识、定义美国。美国的战略家往往能看得很远，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我们也应当相应地建立长远的、清晰的、全面的对美战略。笔者尝试着以中国过去20多年来我国对美国的政策为基础，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希望有更多的有识者为中国形成长远的对美战略而出来为国谋划。

　　1．美国人可以清晰的定义中国为“利害关系人”，我们该怎么定义美国的全球角色和中美关系？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旗手，还是现代版的罗马帝国；是一个全球的超级霸权，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捍卫者；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还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军产复合体”？中美关系究竟是战略伙伴关系，还是竞争关系，还是竞争及伙伴关系？我想中国对美国的定义的难度不会亚于美国对中国的定义。

　　2．中国1979年以来进行了成功的现代化，其中改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一环。中国事实上奉行了“韬光养晦”的国策，不当头，不直接挑战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抓紧一切有利时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或是战争，以免破外中国现代化的大局。在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目前尚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这样的国策也应当继续成为未来20年我国对美关系基本战略。

　　3．中国应当在亲美和反美之间奉行一条中间道路的国策。鉴于美国的国际形象由于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再加上美国对国际法的侵害和破坏，特别是虐囚事件和建立秘密监狱，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已经大打折扣，中国如果过于亲美，将损害中国自身独立自主的国际形象，而且可能成为极端反美势力的靶子，不利于未来打造中国自身的软实力。另外一方面，激进的反美国家自身的国际形象往往非常糟糕，因为激进的反美路线总是要依靠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这很容易导致个人集权和领袖崇拜，相应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就会倒退，公民权容易受到侵犯，国家经济建设容易被荒废。许多激进反美政权都是国际上倍受孤立、不懂得国际规范的政权，如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以前的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塔利班神学士政权，中国不宜跟这些国家站在一起反美，这无利我们建设自身的国际形象。相反，中国应当利用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敦促他们遵守国际准则和规范，融入国际社会，尽早摆脱被孤立状态。我们最佳的策略是：与亲美、反美两极保持等距，走务实中间道路。

　4．中美关系应当超越台湾问题。中国民众强烈关注台湾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民族的感情和基本利益，中国领导人都会将台湾问题列为重中之重，甚至常常列为中美会谈的第一个议题。长时间来我们都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花在了台湾问题上。但美国除了出手遏止了陈水扁的几次极独行动外，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承诺。基本上美国是把台湾当作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是不可能帮助中国实现统一的。中国的统一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未来15到20年的持续发展，不应急于一时。在借助美国遏制极独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建立更加宏观、更加有远见的国家安全观。全球化和中国融入世界早已让中国的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各地，我们应当树立“去边界化、去区域化”的国家安全观，中国的国家安全绝边界绝不仅仅在于有形的国境线，中国的国家安全也不仅限于台湾和朝鲜半岛。在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全球大国的视野里，台湾和朝鲜只是个局部问题，我们的国家安全边界和国家利益在哪里？我们的国家安全边界和国家利益在伊朗、在沙特阿拉伯、在委内瑞拉、在尼日利亚、在埃塞俄比亚、在刚果、在拉丁美洲……我们应当加强中美关系中其它核心议题的分量，与美国就能源问题、全球战略问题、区域动荡问题进行紧密的对话和合作，更大程度的捍卫国家利益，不能只拘泥于台湾问题，而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建立一种基于全球化基础上的国家新型安全观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美关系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5．正视美国的一些正面作用，树立利用美国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思想。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当然令我们很不快，美国也是阻挠中国统一最重要的外来势力。但是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也无形中帮助我们锁住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和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如果美军从日本撤走，日本凭现有的经济、科技实力绝对可以立即核武装自己，并可以造出航空母舰，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也造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让朝鲜不会立即出兵去统一朝鲜半岛，让朝鲜半岛不会陷入解体性大混乱中。朝鲜半岛维持现状，其实中美两国心中有数，在某种程度上两国是有默契的。总之，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简单的批评和否定美国，在双方有共同利益和交集的地方，应当多加强合作，美国的一些好的制度方面的东西，包括先进的管理和健全的法律制度，我们应当持有拿来主义的思想，多加学习，树立利用美国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思想。

　　6．利用经济和贸易关系改善政治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紧密融合应当成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有利的杠杆（详见中国策一）。

　　7．中国既应当坚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伊朗问题上绝不退步，与俄罗斯在此议题上共同结盟，让美国占领世界核心板块的野心无法得逞（详见中国策2）。中国应当在自己国力的许可下与处于全球重要战略要道国家建立多方位的联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军事观察站。但是中国不应当同美国陷入全面的军备竞赛中，吸取苏联穷兵黩武搞军备竞赛和军事侵略最终解体地的沉重历史教训。中国应当是在局部区域重点扩展，而不是与美国展开全球竞争，我们现在没有那样的国力。美国全球军事基地开花，未必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利。历史上大帝国的衰亡有个共同的由盛转衰的规律，因为这些帝国四处出击，到处扩张侵略，烽烟四起，面铺得太广太，造成统治区域内反抗不断，再加上国内问题长期被忽视，最后国内危机总爆发，国内国外因素共同造成大帝国解体。去年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时所呈现的危机让人不敢相信那是在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新保守派学者今天常常把美国比喻为罗马帝国，不知这是美国的幸还是不幸。一张一弛乃是文武之道，这是崛起中的中国要特别注意的。

　　8．中国应当制订长期政策，特别要致力于改善同美国国会的关系，因为美国国会，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长期以来是比较敌视中国的。不仅是因为反共的意识形态，也是因为参众两院内亲台势力很强大。台湾长期通过美国的“第三院”—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影响美国的议员。台湾在蒋介石时代利用宋美龄出色的外交魅力攻势和细致入微的工作在美国的政、商、军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和亲台势力，台湾更是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到游说集团和说客身上，通过院外游说集团影响了美国许多议员，通过大量的游说工作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能影响到美国国会的决策，并影响国会通过有利于己方的议案（美国法律禁止利益团体直接游说议员，却允许利益团体通过院外游说集团和公司游说议员。这种游说公司不仅对本国利益集团开放，也对外国政府开放。台湾在美的游说工作相当有效。以色列、欧盟国家和台湾是投资到美国游说公司最多的国家和地区）。鉴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应当多去了解美国的政治运作模式，通过长期扎实有效的工作去影响美国各类不同团体，逐步培育起美国各界亲中国的友好团体，建立并扩大亲华势力。只要我们今天肯投入，10年20年后一定会有收获。积极培育美国的亲中派，需要我们大量细致、扎实、有效和长期的工作。

　　以上八点都是笔者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引起更多人来重视中国对美的战略议题。建立长期的对美战略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许多专家、学者、军事家和战略学者群策群力地去研究，笔者深深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出现一批自己杰出的战略理论家，以弥补中国在这一领域与美国不对称的差距。

当前，国内媒体对中国在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般认为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另外一方面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在增加，社会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安的情绪。笔者在本文将尝试着分析中国目前某些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有：

　　（1）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均衡系数在1990年代迅速上升。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国际上反映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属于正常范围，基尼系数越小，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平均程度就越高，譬如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基尼系数就在0.2- 0.3之间，是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在国民收入极端不平衡、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如巴西和南非，基尼系数一般超过0.5，某些国家甚至超过了 0.6。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后，该国的收入不平均程度就进入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社会不平等程度就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该国政府就应当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防止收入不平等的情况继续恶化。尽管不同学者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核算结果有所不同，但一般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或是0.46，中国已经成为收入高度不平均国家的行列。如果说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普遍尝到新政策的甜头，对改革开放支持程度特别高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有很大不同了，一方面是中国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许多普通民众从中国经济繁荣中获益不大，相反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是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把目前一些关于改革开放路线的争论，特别是一些群体借机宣传恢复过去的体制，看作是重要的警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只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否则不断会有某些论述群体借题发挥，鼓吹倒退，让大家思想上产生混乱。

　　（2）中国城市里在改革开放深化以来逐渐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由于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对不够完善，让许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工伤事故、疾并失业和其它原因而被迫退出就业市场的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相反成功参与和加入市场竞争中的群体和精英阶层的收入却大大地增加。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3年以来开始着手建立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到去年为止，已有超过2400万的城市居民领取了社会救济金。但是，当前的分配力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有很大不足，许多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就业的民众依然没有被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许多民众感到被医疗和子女教育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又担心自己将来养老的问题。对于城市里的两极分化，也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问题，应当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特别是要防止城市里新贫困阶层的产生，让城市的社会生态得到协调发展。

　　（3）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胡鞍刚提出了“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说法，认为如同当前世界的总体格局一样，中国内部也分化成了第一、二、三、四世界，其差距之大犹如在不同的国家一样。还有社会学家提出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形象生动的提法，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之大犹如欧非两洲的差距。虽然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略微有些夸张，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也是国家的重点经济建设工程，其目的在于拉平不同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鸿沟，促进全国各地区稳定、协调和共同的发展。

　　（4）弱势群体问题。自从我国新的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关注弱势群体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无论是政府官员的工作报告、媒体报道、还是互联网络论坛上都给予弱势群体问题以更大的关注。但是要看到，要解决我国弱势群体的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弱势群体只占本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弱势群体人口还相当庞大，除了城市内的新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以外，从广义上来说，中国八亿农民，一亿五千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都可以看作是弱势群体，如何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如何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福祉，如何将他们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都是未来国家政策的重点。当前来看，弱势群体虽然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人道关怀，但是还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去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的权益还常常受到侵犯，这又常常演变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是我们不得不多加注意和重视的。

接下来笔者要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问题的成因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文革动乱中经济建设长期被忽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为纲的惨痛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我国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都采取了成绩型的考核方式，也就是以GDP的增长率，或者以吸引外资的数量来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人的成绩，经济增长率和外资增长率成为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衡量指标。中国发展的模式很类似早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所采取的模式，国际间称之为“发展主义模式”或是“GDP中心主义模式”，也就是各级政府动用一切资源，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运用一切手段促进GDP的增长。这是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重要国策，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矗

　　当然，任何一种模式和政策都会有缺陷，这种“GDP中心主义模式”也不例外。虽然这种经济至上的发展政策在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时代起到了促进经济起飞的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进入了更高阶段的今天，我们就有必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全新的审视。具体说来，经济中心主义的政策有以下的不足：

　　（1）经济中心主义关心的焦点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没有考虑到新增经济产值是如何在全社会进行分配的，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总量的增加是否让大多数社会群体或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从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GDP蛋糕是做大了，但蛋糕是如何被分配的，却容易被忽视，只有当大多数社会群体能从做大的蛋糕中分得自己应有的一块时，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才有可能。

　　（2）经济中心主义容易忽视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单纯的以GDP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方式容易造成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和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一些短期短视的行为，譬如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而有意识的降低社会成本和社会标准，从而损害了普通劳工的利益；又比如为了吸引外资而主动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这样的社会成本往往要由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承担；又比如为了拚比GDP增长率，许多地区不顾对环境造成破坏而盲目地上项目和进行重复建设，大大恶化了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我们必须看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至上主义才是健康、长期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3）经济中心主义注重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容易忽视经济增长本身的质量。比如说中国在过去27年改革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量”的增长，在“质”的方面我国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中下游，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服装、玩具、鞋子，这些是我国产品中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这主要依靠的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际比较优势。而在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我们真正掌握有核心技术的非常少，在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一般只是完成产品组装、包装的那一部分，而产品的核心技术被牢牢掌握在美、欧、日、韩、台、新等国家和地区手中。如何在未来15到20年促进我国经济“质”的增长和飞跃，如何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重要课题。

　　联系到本篇笔者要侧重谈到的问题，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我们进行模式创新。我们应该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中心主义未必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国家必须注意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应增强其税收汲取能力，特别是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加强社会再分配；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行倾向于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应该是当前改革的重心。非常高兴地看到“胡温”新政以来我国对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议题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也很高兴看到国内学界对模式转换和模式创新的讨论，我想这会对未来中国稳定、健康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矗

　　二．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归跟结底是一个政治安排的问题和思想观念问题，而不是经济和财政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愿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穷国也可以在经济底子较雹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建立与本国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比如斯里兰卡、毛时代的中国和古巴），特别是在毛时代的中国和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建立了全面、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医疗系统、全民教育和全民社会福利以显示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有利于当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完全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东欧和苏联的集体计划经济实验彻底失败了。这里笔者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落后的国家一样可以建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主导的意思形态和政治意愿。当然建立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未必就能实现现代化（如古巴和斯里兰卡），但是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定离不开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资本主义最盛行的美国也建立了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它如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都无例外地建立了健全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这里正反映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一个误区。本来在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等制度彻底失灵后，我国很自然的会偏向提高效率、建立现代化的生产管理和引进市场机制，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我们忽略了市场经济是和现代的社会保障机制、现代的法制国家和现代的公民社会机制共存于一体、不可分割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也经历过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并经历过垄断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出于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出于战后大众对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结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在战后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长时间地执政，凯恩思主义更是大大地改良了资本主义制度。加强社会分配，增加社会福利，扩大大众消费不仅让资本主义更加人性化，更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改良和洗涤，让社会稳健的、长时间的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在学习西方时，片面的受到了美国市场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忽略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黄金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提高大众收入、刺激大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而产生的。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主流论述是全面的市场化和私营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可以说强调的是人的生产者的这方面，但却忽略了人作为消费者的这一方面。在提高生产力这一方面，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迁，吃大锅饭和铁饭碗早就成了过去时代的代名词，竞争和效率已经得到大多数民众观念上的认同，中国企业的效率、生产力和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另外一方面在把人作为消费者这方面，我国却经历了很大的曲折，特别是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的私有化是我国自改革以来走的最大的弯路，忽视民众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忽视了通过社会投资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让弱势群体享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本来应当属于国家公共产品的教育和医疗私有化，让民众的生活改善大大地受挫，让内需市场迟迟不能得到发育。因此，我们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当将社会主义的优势如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和市场调控结合起来，放弃“中国必须经历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万能的错误思想，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某些流行思想应当在新时期得到以下的转变：

　　（1）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不光是道德上的问题（当然道德上我们完全应该关怀弱势群体，关心和改善他们的境况，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更是关系到你、我、他，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重要问题。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通常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社会冲突剧烈、社会治安极度恶化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是富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也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难有安全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国民收入极度不平等的拉丁美州，特别是在巴西，也经历过1960-1970年代的短暂的经济奇迹，如今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也有许多繁华的街区、商厦和银行，可是离开这些繁华的街区不远就是大面积的贫民窟，经济繁荣和赤裸裸的贫穷共存于一个大城市，其结果是这里是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商业环境和外商投资都严重受到极度危险的凶杀和抢劫的威胁。另外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也是犯罪天堂。为了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大环境，我们也应当更多的关心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不想把中国变成下一个巴西和南非，我们今天就再也不能忽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2）我们应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和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社会分配制度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中国的未来既不应该取决于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市场（见中国崛起策一），也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一个外国市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内需市常我们应当树立立足中国内需市场的意识，在中国内需大市场中最重要的不是精英阶层，甚至也不是沿江沿海地区的富裕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将是城市普通大众、亿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弱势群体。只有当这批数目庞大的潜在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提高了，中国现代化蓬勃的力量才会真正的彰现出来，中国才会真正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火车头。因此中国的长期繁荣、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局取决于中国的农民和广大的穷人，取决于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的富人和精英阶层也将在中国弱势群体的崛起中获利，因为穷人生活的改善和购买力的提高才能让企业家的产品得到更好的销售，才会让中国的企业家立足庞大的内需市场，不用天天担心打国际贸易战、人民币升值和美国的贸易压力。中国大众消费、特别是广大穷人消费的提高会带来中国经济长期的、迅猛的增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他，都将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获利。如果我们将工作重点和思想重点真正转移到开发和培育国内内需市场上来，改善穷人的福利，那我们就掌握了中国现代化的一把全新的金钥匙，这将让中国的长期发展受益无穷。

　　（3）我们应当转变思维：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要退回到旧有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去，更不是简单的施舍。事实上社会福利中的养老、工伤事故、医疗和失业保险是一种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承担责任的机制，国家承担的主要是建立制度并通过立法将社会保险推广到全国。国家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但是，我们在今天综合国力倍增、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完全有能力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也许从财政收入里只要拨一小部分的金额进行社会投资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但带来的将是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的长期培育，合格的和健全的生产者的培育，其后续效果和“加乘效用”将远远超过本身投入的资金，将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作出最好的投资。今天每投入一亿，将来带来的附加效用可能是十亿和百亿甚至是更多。有句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千千万万穷人和穷人的小孩通过国家的社会政策改变了极度贫穷的命运后，通过国家公共教育制度一步一步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后，其带来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消费力将是无比巨大和持久的。今天的国家社会投资和社会政策就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和长期繁荣而投资，既是为穷人和弱势群体而投资，事实上也是为我们每个人而投资。相反，今天我们有钱，却不肯投资社会福利、穷人福利，那么当未来的一段时期社会矛盾彻底激化后，我们就会经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冲突带来的损失。想想看去年法国的社会骚乱事件吧，平时政府不注意建立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去让外国人融入法国社会，等到民意沸腾、矛盾激化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法国政府才后悔不及，觉得应该早点重视这些社会问题。平时要防微杜渐，常常有危机感，增加公共投入，关心弱势群体，才会防患于未然。

　　中国今天真正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继续深化改革，往前进，不是往后退，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的福利，应该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不断深化，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当前，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全面主导性的地位，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西方媒体、政治家和大众舆论如何看待中国，他们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他们的中国观中存在着哪些主要的偏差和误解，都应该是我们积极了解的重要信息。

　　国家软实力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言的。国家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等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在软硬两种实力中，硬实力是基础，是创造软实力的重要的物质条件；软实力能增加一个国家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有助于通过文化或是制度上的吸引力增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

　　当然，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政体中存在着软硬两种实力不相符合和不相协调的情况，需要具体看待和分析。一种是硬实力强大，软实力疲弱甚至是完全缺乏的国家，比如 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联。纳粹德国一度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超群的国家，但由于其军事侵略扩张、鼓吹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的暴行成为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公敌，当然谈不上有任何软实力。苏联在二战后跃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并且以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自居，成为两大集团中共产主义集团的龙头老大。苏联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堪称强大，硬实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政治上极权主义的KGB统治模式，经济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使得苏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上毫无吸引力可言，而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感的模式。即使在苏联强行控制的卫星国东欧诸国中反抗苏联的统治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苏联是一个不平衡的“瘸腿强国”，一方面硬实力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软实力却严重缺乏。第二类是硬实力比较薄弱，而软实力上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在今天属于硬实力寻常的国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位居世界第七，但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没有显著的影响力；希腊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后进国家，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就是人均GDP也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但是没有人今天会否认，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古希腊的哲学思辩和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形塑着西方国家，可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今天希腊和意大利依然有着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两国不属于世界强国，但两国的文明成功地转化成西方现代文明，成为软实力较为突出的国家。印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类到这一类型的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影响着南亚诸国（尽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斯里兰卡主体民族信仰佛教，尼泊尔的宗教信仰纷繁复杂，但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印度文化影响的痕迹），从印度发源的佛教则影响了世界各地近三亿的佛教信徒，并涵盖了东亚诸国家和地区。但今天印度的硬实力则依然有限，总体国力还不具有世界强国的实力，软实力较强，硬实力较弱是印度的特点。第三类国家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比较强大的国家，当前只有欧盟和美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考虑到欧盟是新兴的超国家体，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只有美国够资格被称为同时具有强大硬实力和强大软实力的国家。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拥有庞大的经济产出，强大的科学研发能力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在软实力领域美国的法律制度、民主政体，美国自由开放的移民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美国的电影和音乐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式英语则通行全球，成为国际领域交流的“世界语”，世界目前尚无任何语言可以取代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尽管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受损，但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本身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仍然把移民美国看成是首选，很多人谈到移民美国的原因时常常说：“美国比较自由”，“美国社会很开放，不排外”，“美国机会很多“，“美国很民主，而却是个人人遵守法律的国家”。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全面和正确，但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软实力上所具有的吸引力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益处，会让国际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国，反过来增强该国的科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其硬实力。提高软实力，应该是崛起中的中国一个重要话题，它应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也同时提高，帮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影响力。

　　鉴于这个题目内容非常广泛，笔者打算在这一篇里从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谈起。在中国崛起策的最后一篇笔者将谈论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总的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印象和报道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迁。1990年代由于诸多原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报道相当负面，在大众媒体和新闻报道中中国的形象已经几乎被妖魔化，对中国的报道总的来说不多，一旦有报道，多数情况下总要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挂钩。西方的报刊、杂志和电视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和偏见，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成了一种“政治正确”。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逐渐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力，也由于西方世界对于美国违反国际法和世界民意入侵伊拉克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分裂，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和正面报道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繁荣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机会和经济利益让西方国家不得不调整眼光正视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的媒体和舆论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报道中国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报道中国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篇幅也越来越大，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也越来越多，而且报道中国的题材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再是局限于以往的民主、人权和政治体制的主流话题，而是更多地报道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能源政策等话题，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包括艺术、历史、考古发现、文学、中医甚至流行文化，也有不少报道聚焦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西方国家中在最近几年内也产生了汉语热，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学习汉语，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去中国留学、实习和工作。当然，我们在看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日趋客观和积极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正面地看待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虽然日趋正面，但是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也由于中国国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权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问题，西方国家的中国观也是多元的和不同的。

　　一般来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开放政策时，报道多趋于积极和正面；在报道中国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权状况、民主法制和中国政治体制时，报道多趋向于消极和负面。当然，近年来西方媒体也罕见地出现了要求客观中立认识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渐进改革的呼声，认为中国温和渐进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的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俄罗斯等国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时间的动荡和不安，间接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虽然这样的观点不是主流观点，但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部分媒体人士越来越愿意更加深入地认识剖析中国，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意识形态的偏见来攻击中国。

　　中国人和西方人常常由于文化差异、政治制度差异和对某些问题认知上的差距产生误解和认识偏差，有些无心的误解和误会往往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在德国留学生活多年和在欧洲诸国游历的经历谈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和误解，进而就如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I．中国和西方常见的认知差异和认识偏差

　　1．语言认知上的差距。

　　在中国某些含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语和政治术语有时候在西方却是含有负面意义的贬义词语和术语。比如说“共产主义”一词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事务的追求和献身，代表着一种完美而又理想的人类政治制度，也代表了革命理想主义和早期革命者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和社会语境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共产主义”早就被妖魔化，西方人一提到“共产主义”联想到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美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媒体长年对“共产主义”集中负面的报道后，一般民众听到“共产主义”往往会有恐惧的感觉，大家在集体意识中会联系到冷战时代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围困，联想到苏联KGB的特务统治和极权主义，联想到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联想到粮食匮乏和饥荒（笔者无意卷入任何意识形态之争论，而且认为共产主义虽然经历了很多偏差和弯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仍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假设没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就很难想象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建立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现代福利国家。笔者只是在这里客观分析中国和西方在看待这个词语上存在着哪些差距。）一般来说，一个对中国比较了解和抱有好感的西方人是较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形容中国的，一个对中国发展变化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有时候会问中国人“中国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某些对中国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会直接以陈述的口气说：“你从中国来吧？中国，我知道，那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般来说，当一个西方人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文化时，他们对中国是持正面和肯定的态度，当他们一提起中国就谈到共产主义时，这类人往往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是在用过去冷战的观点看今天，并对中国作出非常否定性的论断。由于“共产主义”一词在西方被严重扭曲和妖魔化，和共产主义思想相关的词语也受到影响，其含义与在国内环境中大有不同。“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语，但其负面的程度要大大低于“共产主义”一词。尤其欧洲是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长时间执政，因此欧洲人对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本质上并不反感，只是由于对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强烈排斥情绪，才进而波及到对社会主义整体观感的。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资本主义象征的是资本家对劳工阶层无情而又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以及极其恶劣的劳工生产条件，很低的工资，完全缺乏的社会福利系统。资本主义代表的往往是早期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和原始积累阶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并不具有正面意义。一般来说，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许多国家，都不再用资本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制度来描述自己，比如德国称自己的发展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北欧国家称自己为“社会福利国家”，英国也一度称呼自己为“福利国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再用资本家和劳工来描述劳资关系，而采取比较中性的“雇主”和“雇员”一词。因此确切地来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今天在西方国家都不是正面的褒义词语，其中“共产主义”一词的负面意义较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词也带有贬义色彩，但负面意义比较小。

　　了解到这些，我国在进行国际文宣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的原则，要尽量少用在西方是含有强烈负面含义但在中国却是中性甚至褒义的词语，具体地说，要尽量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描述我们国家，要更多强调我国是个致力于全方位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文明国家。我国的主流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用在国际文宣场合，但我们不妨更多强调我们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并致力于与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接轨。一般来说，少用意识形态的词语，多用国际社会惯用的术语和大多数国家常常采用的词语来描述我国会有助于拉近我国与许多国家的距离，增强中国的亲和力，减少许多国家出于恐共传统对我国的疑虑，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以上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事实上生活在西方，如果大量阅读西方报刊杂志和观看西方媒体，就能发现中西常用词语的许多差距，有的是因为文化差距的原因产生的，有的是因为认知差距产生的，比如“宣传”、“领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族主义”等词在中国是中性或褒义词语，在国内也常常被使用，直接翻译成西方语言则会引起西方人的误解、恐惧和反感，因为这些词语在西方是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如果我们能作到认真分析中国与国际普遍惯用语言和用词上的差距，并注意在国际场合多用国际惯用语言，少用容易引起恐慌和误解的词语，就能逐步树立一个正面积极和负责的大国形象。

　　2．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容易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往往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1949年到1978年毛时期中国又深受共产主义文化的影响， 1978年后中国迈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和了毛时代的文化遗产，再加上当代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文化同时存在于中国，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行为和行动模式。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遗产和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大大不同，因此除了极为了解中国的汉学家外，许多西方人描述现代中国和中国发展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中国，甚至是各种矛盾安然共存一体的国家。西方的记者常常用他们的眼光和角度来描述中国的发展，常见的词句有：“毛和市场、党的官僚结构和活跃繁荣的经济体、共产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管理的模式令人不可思议地共存于一个国家。”西方人一方面惊异中国飞跃发展，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继续保持传统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这怎么可能？中国是怎么把这种他们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搭配在一起的？大多数西方人是很难明白复杂的中国国情和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

　　这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由此产生的不同行为模式往往会引起意想不到的误解和误差，有时候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正面国际形象的建立。更为可惜的是，有时候中方人员出于对于外国人士的友善和好意所展示的行为模式被完全误解和歪曲。比如当某西方国家代表团饶有兴趣地参观一家中国幼儿园时，中方代表介绍幼儿园周一到周五完全承担了照顾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周末父母接孩子回家。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加上西方对中国固有的偏见，许多西方人会立即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因为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又比如某西方旅游团参观国内某体育训练中心时，中方很想展示中国运动员刻苦勤奋的锻炼以及中国人上进的民族精神，西方游客却特别关心体育训练中心的年幼运动员，并认为他们长时间离开父母、小小年纪就来参加艰苦的体育训练、过集体生活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又比如西方某电视台制作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节目，整个节目中总体上比较正面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巨大的进步，也揭示了中国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但在最后结尾一段，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记者来到中国北方某省区的一个县城，那里由于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也由于当地人滥砍滥伐树木，沙漠吞噬了许多地区，人类生存环境严重受到威胁。记者采访到当地一位著名的劳模，她数年前就决定带领一家人种树抗沙。多年来，这位女劳模坚持不懈，每年都要种上百棵树，她的精神和举动奇迹般地感染了许多人，带动当地民众自发加入抗沙行列，许多年下来一片防护林产生了，沙漠的吞噬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本是一件很正面、非常感人的事迹，但接下来的报道把整个事件的基调完全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位普通的女市民被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她所在的城市中某小学组织了一个活动，许多学生站成数排，面对这位劳模唱赞歌。可以想见，这些都是事先排练好的，一个偏远地区的学校见到外国电视台来采访该是多么的兴奋，当然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把中国人的好客、友好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因此采用了中国人面对上级领导视察时常用的方式：学生们戴着红领巾，穿着校服，整齐划一地站成数排，面对着的劳模也戴着红领巾，表情激动地接受少先队员的献歌。少先队员齐声唱道：“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导人，引导我们前进的新一代，高举旗帜，走向未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正常、甚至是感人的，但是在西方记者的眼里，他们却看到他们希望看到和捕捉东西。也许该记者觉得该节目中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太多了，应当是展示“政治正确”的时候了，这个场景极大地满足了西方记者和部分西方人的阴暗心理，在他们眼里，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的学生、党的劳模、对领袖的颂歌、庄严肃穆的学校领导被拼凑在一起，充分展示了中国依然是共产国家、极权国家和没有个体性的国家，从而到达丑化中国形象的客观效果，进一步满足某些西方人潜意识中的优越感。这样，中方的好意和热情被西方记者滥用来达到特定的宣传目的。

　　大多数时候，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早上老年人练太极拳和气功，晚上扭秧歌，年轻人在网吧上网，少年追星、奇装异服，遍布全国各地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国人出国旅游，甚至是芙蓉姐姐现象等在西方人眼里都是中国很正面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越来越开放、自由，民众的行为模式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有个性；反之，单位领导组织的集体活动、唱赞美领袖的颂歌、集体开大会、领导冗长的发言都容易在西方人眼里产生负面的中国观。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应当多让西方记者自由真实地去采访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欢迎仪式和大合唱，少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有时候，一个小朋友天真浪漫的笑容、一个小家庭在周末一起出游、一队年轻人在街道边上溜旱冰，一群老年人在广场上跳交际舞，更能真切自然地反映出中国开放和自由的崭新面貌。

　　3． 中国和西方由于参照点不同对许多议题产生的截然相反的看法

　　由于参照点的不同和角度的不同，中国人常常在某些议题上与西方人南辕北辙，形成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国，西方人却认为中国是个进攻性很强的国家(主要是指毛时期中国打了一些大仗)。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西藏问题、抗美援朝和台湾问题等诸多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并都坚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互相无法说服，大有鸡同鸭讲的味道。

　　对于这样的议题，双方由于使用的参照坐标系不同，是很难有交集和共识的。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向前看，不要纠缠于历史，多展望未来。或者是尽量避开此类敏感话题，因为对这样的议题的讨论是不会有太大结果的。

　　II．笔者就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一些具体建议

　　（1）．应当树立语言上与国际接轨的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求我们在经济上、体制上、法律上、价值观念上与国际接轨，也要求我们在语言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语言规范接轨。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通过了解国际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学者的集体研究，将中国国内常用的词语和政治术语与国际社会惯用的词语和术语进行严格的定义和分类比较，从而划分出哪些国内常用的语言和术语明显的不符合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语言规范，哪些词语容易产生歧意和误解，哪些词语容易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引起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放弃使用这些歧义词语，使用国际惯用语言，从而达到更好的运用国际标准化的术语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2）．应当通过专业人员的集体研究以后出版有关国际礼仪、国际惯例、国际常用语言、西方社会的禁忌和中国西方常见误解的标准化和权威性的知识手册，而且应当专门针对外交人员、商业和经贸人员、出国旅游者和中国国内民众出版分门别类的知识手册，让中国各阶层民众广泛了解和熟悉国际规范和国际行为准则。

　　（3）．对于长期出国人员应该针对性地设立国际社交礼仪和国际普遍准则的学习课程，通过学习和考核可以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出国人员在出国前了解基本的国际文化知识和西方国家民众的行为模式。

　　（4）．国家应树立全面的形象公关意识。应当有一批熟悉西方事务和国际准则的国家形象策划人员和国家形象公关人员专门负责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国家应当通过国家形象公关人员制定阶段性的策略和目标以提高和增强中国的形象。

　　（5）．中国应当定期在西方各主要大国的主流刊物和媒体上刊登精致的广告和传达中国观点的文章，并且要肩负着让西方普通公众了解中国、消除误解的目的。我们也应当严格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对其中国报道进行科学分析，比如分析媒体在传达什么样的中国观，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内是如何变迁的，他们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经过认真分析后就一定能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中国国际现象的具体策略。

　　（6）．我国应当在考虑到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西方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民族心理特点出版英、法、德、日、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不同语言的介绍当代中国的书籍和小册子。书籍中的内容一定要避免中国国内政治宣传的那种枯燥和刻板的模式，应当用活泼生动的语言和形式客观公正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书中的词句争取要用各国文字精确地译成，并且要努力展示中国的开放、自信、社会越来越自由，显示新一代的中国人越来越个性化和个体化的面貌，以及显示整个中国越来越与国际社会接轨。总之，这种对外宣传一定要体现国际性、普世性和有针对性的特点。

　　（7）．虽然世界各地产生了“中国热”，但是西方大多数民众对中国还是相当缺乏了解的。要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世界性的体育盛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2008年的奥运会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公关机会，届时将有数以万计的各国运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各国游客来到北京，更有数以亿计的各国普通民众通过电视里观看奥运会。北京将肩负着展示一个繁荣、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国的使命。如果北京民众向世界展示的是开放的、自由的、多元的、充满活力的和具有个性化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那么将大大有助于建立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好感，增加中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应该被视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我们应当树立奥运国际公关的意识，有意识地播放关于国际惯例和国际普遍文化规则的电视节目，通过大众传媒的大力报道培育了解国际社会，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大众社会观念。

　　总之，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打造中国软实力的第一步。一个国际形象不佳、严重与国际规范脱节、不懂得使用国际规范语言的中国是刺激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温床，那样的话中国的国际环境将日益恶化；相反一个懂得国际规范，了解国际文明基本准则和全面遵守国际规范的的中国将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被世界各国尊重，消除和化解中国威胁论，并让许多国家觉得中国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号召力，并具有世界级领袖的“魅力”。

　　当然，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不光是依靠形象策略和公关，更依赖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人权制度建设不断的改善和进步，离开了这一条来谈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那就成了“空中楼阁”般的奢谈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应当是制度建设为主，形象策略为辅，这才是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

　　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打击让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以色列以首先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为由，高举“自卫反击战”的旗帜，对黎巴嫩进行了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打击。之所以称这场战争为“不对称”的战争，是因为世人都知道以色列是个袖珍高科技帝国，而且背后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曾经以一国抵挡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活生生地上演了“小欺大，少胜多”的大戏，让以色列取得了对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心理优势和军事优势。这次的对手仅仅是黎巴嫩的一个政党和游击队，背后顶多有哈马斯的暗中支持，因此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轻松的小战争，是两个并非同等量级选手的比赛。

　　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以色列甘冒天下之大不不讳，公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狂轰滥炸，杀伤大量无辜平民和儿童，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呢？难道以色列真的是自卫还击吗？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并没有采取多少实质性的国际抗议运动，面对同一民族的信仰兄弟惨遭杀戮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以色列在进攻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接受国际调停，准备逐渐停火，并逐步撤军呢？以色列想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什么美国一如往常支持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甚至在以色列士兵大开杀戒和误炸到联合国维和人员时，美国也百般阻挠联合国哪怕是通过一个象征性的谴责议案呢？难道美国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国际形象已经跌到最低点了吗？难道美国不想争取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民心吗？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得从中东地区历史、文化、宗教和美国的中东战略等不同角度梳理一下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以达到拨开迷雾见天日的目的，否则在层层乱象中容易掩盖一些本质的问题。本文中笔者设法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个案放到美国的整个中东政策的架构里来分析，而不是单单谈南黎巴嫩问题。

　　总的说来，在中东地区存在着七大矛盾，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矛盾一：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矛盾。犹太教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因为以色列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也坚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历经亡国和迫害的苦难后必然会重新回到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地区复国。犹太复国主义是1948年以色列成立前犹太民族最强烈的集体信念，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圣城，犹太人在哭墙前的悲伤的宗教情怀积淀着千年的民族长恨，远离祖先圣殿之痛、亡国之恨、民族惨遭灭绝屠杀之悲化为犹太人凄惨的哭声，感人至深。阿拉伯人本与犹太人同源，属于闪-含语系和人种，一般人认为阿拉伯人是旧约圣经中先知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的后代。因此阿拉伯人对犹太圣典中的先知和领袖人物也加以推崇。只是穆罕默德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教义，并通过所谓天启古兰经的形式产生了伊斯兰信仰，利用新兴伊斯兰信仰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部族，其继承者将其一步一步扩展到全球。今天，两个互为同源，宗教相互承接的民族在领土争端、圣城争夺、战争冲突和血腥仇杀后早就成为不共戴天的两个民族，很少人会在想到两个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仅从面积和人口上来说，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今天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区域仅仅为28000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包括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在内），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以色列宛如是在敌对的“阿拉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如果算上广义的伊斯兰地区，加上土耳其、伊朗和中亚诸国双方的实力就更加悬殊。

　　矛盾二：伊斯兰国家内部教派的矛盾。在历史上由于穆罕默德的继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伊斯兰教派内部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以正统自居，认为什叶派是异端。双方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血腥仇杀。由最初的继承问题为开端，两大派别在诠释古兰经的教义上也产生了分歧，因而越走越远，终至双方的分裂不可弥和。今天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约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80％强），只有少数国家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伊朗和阿塞拜疆全国都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另外在伊拉克西南与伊朗接界的地区也多为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散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几乎不成气候。惟有国土较为广阔、人口众多和宗教极为狂热的伊朗因为其什叶派倾向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中恐惧和防范的对象。1980年代霍梅尼时期伊朗的宗教狂热和进攻性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阿拉伯正统教义派国家非常担心伊朗在中东的乱局特别是伊拉克的乱局中乘机火中取栗，把本来属于逊尼派的地区“什叶派化”，因为宗教的正统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是高于一切的。以色列属于外忧，伊朗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中则属于内患，其危险性不下于以色列。

　　矛盾三：大国民族主义带来的矛盾。伊朗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了波斯帝国，也曾经产生了象居鲁士和大流士那样气吞山河的杰出君主。波斯帝国在全盛时曾经地跨亚欧，国土远及地中海，以后的安息和萨珊王朝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国。伊朗人今天仍以波斯人称呼自己，显示出对悠久历史的自豪感和对历史上强大文明的追忆，再加上今天特殊的什叶派宗教文化让伊朗人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使命感要扩展自己的文化。

　　土耳其是今天中东地区最为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由其国父凯末尔开创的现代宪法国家让土耳其成为亚洲继日本以后的另外一个“脱亚入欧”的国家。然而在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扩张是土耳其人大突厥主义的源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并攻下了历史悠久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攻入了欧洲腹地，让中世纪基督化后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土耳其人也长时间统治了北非、中东和伊朗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直到近代奥斯曼土耳其败于俄国和英国后才开始借机宣布独立。今天土耳其人的大突厥主义思想依然很强，土耳其依靠其在突厥国家中相对先进的经济地位大力支持其他突厥语系国家，企图建立一个大突厥斯坦的网络。

　　因此虽然同为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一防伊朗，一防北边的土耳其，精力被大大分散。

　　矛盾四：民族和种族的冲突。从小亚细亚到中亚这片广袤的地区堪称人种库，无数古老的民族在这里生活过，无数征战、杀戮和民族大迁徙发生在这一区域。读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了，多少大帝国曾经在这里诞生、扩展和覆亡，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不断在这里轮回着。一些民族在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成为赢家，比如有22国的阿拉伯人；有些民族的统治疆域大大缩小了，如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有些古老的民族消失了，如亚述人和古巴比伦人；有的民族则成为悲情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譬如生活在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人是一个拥有至少4000年历史的民族，几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库尔德人的身影。然而，仿佛是历史的捉弄，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成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常常受到逼迫和驱赶。今天库尔德人建国的热情已经达到顶点，他们的“分裂运动”在土耳其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库尔德人被迫流亡他乡成为难民。有趣的是，他们以我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为精神崇拜对象，企图以边缘地区的革命颠覆中心（农村包围城市），从而达到联合不同国家的库尔德居民的目的，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库尔德斯坦。

　　同时，在苏联分裂后的亚洲的巴尔干-高加索地区，民族情况也是无比复杂。亚美尼亚的居民曾在历史上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行种族清洗，今天仍有国家法定纪念日来纪念这段悲惨的历史；阿塞拜疆人属于突厥语族，跟土耳其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伊朗北部临近阿塞拜疆地区又有大量阿塞拜疆人，伊朗深恐北部被“策反”；而伊拉克东南的大量什叶派穆斯林又是伊朗“策反”的对象，伊朗很想分裂伊拉克，建立一个更大的什叶派帝国；同时，借伊拉克战争天下大乱之际，北部的库尔德人正在筹划从伊拉克分裂出去，支援北部生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兄弟。

　　鉴于中东地区无比复杂的民族和种族情况，中东国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很容易被大国利用，来达到控制这一地区的目的。

　　矛盾五；大阿拉伯主义带来的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后，阿拉伯地区由22个国家统治。一些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民族领袖”，试图统合阿拉伯广大区域。前埃及领袖纳赛尔、被美军颠覆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都属于这一类领导人。鉴于各阿拉伯国家都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国家主权意识，而且各个阿拉伯国家由于石油储量的巨大差别，也由于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许多富裕的阿拉伯国家特别害怕民粹式的大阿拉伯主义，借阿拉伯统一的名义来实现财产的再分配，从而让穷阿拉伯人夺了富阿拉伯人的权。这种恐惧不仅存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富裕的石油大亨的心中，也根植于许多经济发达的阿拉伯国家的普通民众的心中。萨达姆以暴力手段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如果当时第一步成功的话，萨达姆就会继续扩张，力争成为阿拉伯历史上又一位民族英雄。

　　大阿拉伯主义深深地分裂了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对于极端贫穷、失业率极高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萨达姆是英雄；对于富裕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卡达尔的中产阶级居民来说，萨达姆是恶棍。一个萨达姆去了，但大阿拉伯思想依然广泛存在，割裂着阿拉伯世界。

　　矛盾六：“平行国家”的存在带来的矛盾。许多在阿以冲突前沿的阿拉伯国家长期饱受以色列的侵略和凌辱，国家作为一个合法的权利机关已经失去了威望和基本的统治合法性，也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力。在贫困的城市街区，人口爆炸、基础教育空白和工作机会的缺乏让极端的宗教思想和基本教义派有了可乘之机，城市游击队和恐怖组织应运而生，扩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年青人的加入。许多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宗教组织甚至接管了部分国家权利，他们训练军队、警察，甚至还发展了社会福利和社会济贫运动，拥有很强的民意基础。这些势力坐大后就形成了所谓的“平行国家”，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组织，他们取代了国家合法的暴力垄断地位，可以在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内替代国家发号施令。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对这些“平行国家”极为恐惧，害怕这样的组织跨国进入本国，从而导致自己国家合法政府的解体和瘫痪，以及整个社会的脱序。一些国家甚至希望“借刀杀人”，借用敌人的刀杀掉自己人，真是何其悲也！

　　矛盾七：石油产量带来的矛盾。阿拉伯国家及其临近国家富产石油，这是阿拉伯国家的幸运，也是灾难的肇始原因。大国通过一切手段介入该地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涂炭生灵。这正应验了我国一句古话：怀璧其罪。不仅大国竞相角逐于中东，就连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常常为石油管道的流向和领土争端而发生冲突和争执。

　　以上七种矛盾成为主要大国超控的手段，特别是鉴于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远远不及美国，欧洲联盟主要国家也只能在区域和谈中起到有限的作用，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是很令人玩味的。美国很好地利用了近东到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宗教和国家间的矛盾，深刻看透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心理，是美国在中东的博弈能每战必胜的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欧亚大陆是世界中心，中东则是欧亚大陆中心，而苏联的解体产生了亚欧大陆的黑洞和巴尔干地区，也就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五国，鉴于这些区域还没有大国能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紧邻世界几大油库，是美国战略上必争之地。回到一开头笔者提出的问题，很多难解之处从美国中东战略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

还只是一篇杂文？？

如：

不再举例。

（1）为什么美国入侵伊拉克和以色列军事打击黎巴嫩南部，广大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却没有很卖力地去抗美援伊和抗以援黎，甚至连声援都不是很积极？道理很简单，许多阿拉伯国家害怕大阿拉伯主义，把萨达姆看成是祸水，还有出于对“平行国家”真主党和哈玛斯颠覆阿拉伯国家传统秩序的担心，许多阿拉伯政府希望借美国和以色列的铡刀铡掉萨达姆和真主党，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这一点，美国人是看得很清楚和很透彻的。

　　（2）为什么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从来都是全面偏袒以色列?为什么美国不担心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因为美国的不公正而反美，进而损害美国在全世界核心地区的利益？这里我要运用“石油美元共同体”一词来描述海湾国家高层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虽然伊斯兰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民意早就已经沸腾，美国的国家形象在这些国家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点，民众反美的情绪已经上升到极点，但是海湾诸国的高层早已腐败，跟美国的合作符合这个阶层的最大利益。在全球石油贸易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非常重要。稳定可靠，信誉良好和财大气粗的买家市场可以让海湾石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美元，这些石油美元有利于海湾石油国家高层维持自己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的生活。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国家高层正是维持了这么一种关系，美国需要源源不断的石油，海湾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美元；相对应美国可以持续地用美元购买石油，而海湾国家未必能永远提供石油。但是至少现阶段，美国的美元已经成为海湾国家维持国内稳定统治，利用石油美元在本国进行分配，提高本国人民生活，安抚国内民众情绪的利器。同时统治阶层更是从中大大地获取利益，维护本国落后时代潮流的君主统治。美国国内的政治精英阶层许多人都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密切联系，比如布什家族、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副总统切尼都和沙特的石油大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9.11事件发生后，多名可能涉嫌对恐怖分子进行财务支持的沙特人被顺利放行得以离开美国，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多么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既然美国要输出民主，那么全世界所剩无几的依然维持封建君主制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应是民主的头号传播国。事实恰恰相反，美国从来都不热中在美国的这一势力范围输出民主，美国很致力于维持现状，具体说来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如果这一地区实施民主选举，很可能如同巴勒斯坦和伊朗的民主选举一样，反美的政党被选上，美国的势力范围被终结。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

　　（3）既然阿以冲突是各类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团结一致，共同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尤其是幅员广阔、石油产量世界第一的沙特阿拉伯从来没有牵头进行反以联盟，原因何在？除了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大亨结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美国影响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治格局外，阿拉伯国家的多方位考虑是重要原因。

　　以色列虽然很小，却拥有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全民皆兵。如果要打一场全面的战争，阿拉伯国家就得面向西面战线。当双方展开决战，实力都被削弱的时候，东线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可能乘机全面崛起，成为战后最大的赢家。伊朗不仅有扩张的文化和宗教动机，而且有扩张的实力。北线的土耳其虽然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是大突厥时代的光荣历史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带来的英雄情结也让土耳其人难免在关键时刻蠢蠢欲动，可能借机向南部扩张。这两种可能性决不是臆测。今天土耳其已经是美国在这一地区重要的盟国，而且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中少有的和以色列关系火热的国家，这当中是否蕴藏着对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威胁，还不可知，但是阿拉伯国家普遍对土耳其有所防范，却是公开的秘密。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也是阿拉伯国家竭力把祸水（萨达姆·侯赛因）往东引向波斯伊朗的一场残酷的战争，萨达姆本人也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伟大的阿拉伯英雄，抗击波斯人的扩张。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坐山观虎斗，逍遥地看伊拉克和伊朗进行战争，颇有点像二战中英法将祸水纳粹德国引向东线进攻苏联，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故事。如同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一样（希特勒在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随即挥师西线，法国终于遭殃），萨达姆在两伊和平协定签署后随即南下进攻了科威特。

　　总之，阿拉伯国家鉴于历史教训害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生恐自己的老窝可能被崛起的伊朗人抄掉，也担心全面战争开启后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魔鬼之门”，那就是复杂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被点燃，许多民族借机掀起新独立浪潮，让整个中东和阿拉伯地区陷入历史性的大解体，那将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是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要竭力避免的。

　　阿拉伯国家这种集体心理早已被以色列人看穿，看穿弱点后以色列在中东危局中就可以放手地去以小搏大了。美国人更是懂得这其间的微妙和洞悉阿拉伯人的软肋，最好地利用了其间的矛盾。美国人俨然以阿拉伯人的保护者自居，因为美国可以有效地阻挠土耳其人的野心，而且美国的军事存在也遏制了伊朗人可能的扩张，美国还帮助富裕的海湾阿拉伯人铲除了大阿拉伯主义领袖萨达姆，让利雅得的石油大亨们松了一口气。美国人也暗中支持具有强烈分离倾向的库尔德人,只有美国才能有效约束库尔德人可能的冒进。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让美国人吃定了阿拉伯人，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自己的同胞惨遭杀戮时，不敢或是无力去大声抗议，相反他们却无比依赖美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地区安全上。阿拉伯人的集体民族性格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缺陷：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富裕了则沉湎于享乐，贫穷了则易采取极端行动，缺乏远大目标和雄心壮志，缺乏长远的理性行为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美国同时掌控敌对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俨然以地区仲裁者自居。

　　（4）以色列这次进攻黎巴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色列、伊拉克和阿富汗是美国人在世界核心板块的三块“飞地”，之所以说他们是飞地，因为这三块地区并没有连成一片，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间隔着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约旦，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隔着伊朗。三块飞地中的两块是美国借反恐的名义硬抢来的，而且处在极大的不稳定状态中，只有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稳定的盟友，以色列的势力几乎可以等同是美国实力的自然延伸。自从六年前以色列主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来，以军的震慑力在阿拉伯国家中有所下降，再加上以色列自从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已有20多年没有打过大仗，阿拉伯周边国家的极端穆斯林组织和游击队开始怀疑以色列的战斗力量。黎巴嫩真主党的主动攻击既是想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立威，也是要试探性地看看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反映。以色列向来崇信“以牙还牙，以血洗血”，立即抓住了这个练兵和重新对阿拉伯国家建立震慑力和军事威望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反映也是一种生存本能，如笔者前面所述，在“阿拉伯汪洋大海中”被包围的以色列不允许有失败，阿拉伯国家虽然一败再败，但依然有22个国家和三亿人口，依然有庞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以色列只要连败两三次就可能有亡国的危险。因而以色列人每战必胜、每战必狠的信念很强，不打则已，一打就要痛击对方。美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每次都会全力支持自己的盟友，以全力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和自己在中东最重要的一块飞地。

　　因此以色列这次的攻击不是要重新打大仗，而是在于试图重新建立黎巴嫩南部到本国的缓冲区，让真主党的威胁不是那么直接。更重要的是要再次树立以色列人面对阿拉伯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让阿拉伯人不敢轻举妄动。因此，真主党的冒进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树威的机会，惨痛的是：大量无辜平民遇难，千千万万的南黎巴嫩居民无家可归。

　　综上所述，美国在地球上最重要的棋盘上利用多种不同矛盾成为中东到中亚地区当之无愧的最成功的棋手。美国不仅直接掌控三块飞地，而且还有一系列相互处于竞争或敌对关系的重要盟友，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约旦、土耳其、以色列和各国的分裂势力如库尔德人，大有囊括整个中东地区的架势。借助9.11以后的反恐战争，美国向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提出美运输机飞越领空、美飞机在不同机场加油和建立美军军事基地的要求，并已经在数国内建立军事基地。美军一到某国，就会尽力延长在此区域的停留时间，而不愿意离开。不过美国的霸权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伊朗和叙利亚是本地区公开向美国叫板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防碍美国的三块飞地连在一起的国家，成为美国的眼中钉。

　　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二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得伊朗者得天下，因为伊朗是联系西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核心枢纽国，是联系世界上最重要产油区、海湾和内湖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在反恐战后最重要的战略行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伊朗作绞索。伊朗正西方的伊拉克、正东方的阿富汗被美军直接占领，伊朗西北边的土耳其是美国的铁杆盟国，正北的阿塞拜疆是美国势力全面渗透的国家，美国已经建立军事基地，伊朗隔波斯湾相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敌视伊朗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绞索在从各个方向向伊朗拉紧，伊朗的空前危局不可不察。事实上伊朗面临国际制裁也要发展核武器和伊朗领袖出格的表演很可能是伊朗在危局中一种强烈求生存的反应。

　　因此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策略性结盟事关整个欧亚大板块的格局。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多次强调欧亚大陆的地缘黑洞—中亚五国一样，作者准确地预见到了主要强权在地缘黑洞的争夺。但作者当时还没有想到伊朗的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因为这本书成书尚在9.11以前，那时候伊拉克和阿富汗尚未被美军直接占领。今天美国虽然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但在战略上却处于大优的局面。当然，美国过于膨胀的自信和肆无忌惮对别国策动内部颜色革命终于引起中亚国家警惕，中亚数国逐步驱除了美国的势力，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跟美国彻底交恶，要求美国关闭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

　　我们今天应当设想这样一种局面，当美国真正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时，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军事技术援助的陆路通道就落在伊朗东北边的土库曼斯坦和东南边的巴基斯坦。可以说，这两国是中俄两国进入欧亚板块核心枢纽国的不二通道。当真正的对决时刻到来前，北京和莫斯科应该清晰地问道：这两国是否会对中俄两国开放他们的国境和边界？而且要考虑到中俄两国不直接与土库曼斯坦接界，中间还隔着其他的斯坦国家，这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届时会开放他们的国家和边境吗？因为在这个利益当先的世界，盟国顶不住压力和利诱而转向不是不可能的。要始终记住国家与国家之间永远不变的定律：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真的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准备，而且一切按照最坏的打算准备，以求得较好的结果。

　　当务之急是北京和莫斯科应当紧密合作，双方不存在内斗的空间（笔者将在下一篇策论中详细谈中俄结盟），双方应当继续巩固和扩大上海五国的合作空间，防止美国重新杀回中亚五国（这几乎是必然的）。中国应多利用经济杠杆，将中亚五国牢牢稳固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让大家结为真正的利益联盟和命运共同体。中俄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应当就伊朗问题进行联合沙盘推演和联合军事演习，就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周密的准备，对一切可能的疏漏进行预先估算。

　　在中东，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很弱，我们在自身增强对中东的关注和加强在中东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应当积极鼓励俄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俄也应当在中东议题上相互靠拢，妥善协商，发挥俄罗斯世界政治大国，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互补优势，相互弥补实力不够全面的不足，共同在中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中俄应当积极介入地区冲突，对突发事件、冲突和战争进行斡旋。当中俄联手，如果加上欧洲联盟的话，才能谈得上恢复中东地区的均势。

　　防止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的大棋局依靠的是好棋手，这盘大局在21世纪初正徐徐地展开，中俄两大棋手准备好了吗？

这是作者的原话。我也是觉得文章又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转过来大家看看 讨论学习！

文章简介：本文从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格局引出了当今世界战略格局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构建的概念“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来描述当今世界政治的运行机制，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民族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思考模式，采取国家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作者还分析了世界基本战略格局并尝试勾勒出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和各大强权（欧、俄、中、日）在迈向世界强国征途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策士苏秦和张仪根据当时的时局提出来的两套针锋相对的战略。这两位古代的战略家都是奇人鬼谷子的高徒，都分别从师傅那儿学来了各种奇门数术和政治策略，之后两人分别为不同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服务。

　　苏秦在当时的战国乱象中发现了一个核心的发展趋势，那就是秦国在各大战国的争战中进行了成功的变法，国力大大增强，并攻城掠池，占领了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楚国的房陵、魏国的西部和韩国的宜阳铁山，甚至三夺赵国的晋阳。表面上看当时各大战国彼此打得热火朝天，实际上是各国互相有得有失，国“势”都没有增加，往往是夺去别国一块领土，又被其他国家趁火打劫，丢失一些领土，唯有秦国国势大增，占尽了各国的便宜。苏秦极其准确地洞悉了“秦国独大，诸国临危”的局势，利用自己优秀的表现能力和口才说服了当时主要六大战国，联合抗秦。因为当时六大战国中的五国燕、赵、魏、韩和楚国从秦国的角度来看分别从北到南呈纵向排列，唯有齐国和秦国被其他战国和一些小的诸侯国隔开，因此六国联合抗秦被称为合纵。

　　苏秦的同门张仪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奇才，当他看到苏秦已经占尽先机，居然拿上了数大战国的相印，串联了六国合纵，于是张仪便投奔到剩下的一大战国— 秦国，开始了他与苏秦的高智商竞争。张仪向当时的秦惠文王提出了一套策略，横向联合与秦国不接界的战国如齐国和燕国，向他们传扬“远交近攻”的理念，其中心含义是：这些跟秦国不接界的国家参加反秦联盟捞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他国家反秦而夺得的秦国土地，燕国和齐国因为不接界一点也得不到，损秦的结果是长韩、魏和赵，这些与秦国直接接界的国家将自然而然国势大增。张仪还看中了当时六大战国中的楚国贪图享受、害怕战争，因而心猿意马，于是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总之，张仪与苏秦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横向联系部分战国的方式，晓之以厉害，动之以利益，目的在于打动部分战国的心，拆散合纵联盟，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他的整套战略被称为连横。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宝库，不同的研究者和民众可以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和大量丰富的外交、战略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启迪。苏秦和张仪用今天的术语来形容可以说是超级战略家和外交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很热衷用他们的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等理论来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并不完全等同于2500年前的战国局势，尽管有一些平行的相似性，但我们必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把古代优秀的战略思想和今天的世界局势结合起来。正如围棋的棋局一样：千古无同局。我们正应当分析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势究竟是如何。

　　I 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

　　分析当前世界局势时我必须引入自己思考和构建的一些新概念，因为没有这些新的概念就很难谈清楚当前世界总体的战略格局。

　　从一般的现象学角度来观察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运行机制会立即陷于许多困惑之中：一方面国际机构和国际法构筑的普遍规则的确在世界争端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某些时候被肆意践踏和损害，而侵犯国际法者也依然可以我行我素，比如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进攻。究竟是什么规则和机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呢？根据观察到的不同现象也有相应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新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政治格局，因此认为国际形式不过就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利益的总和，强国依旧是世界的主宰；新制度主义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新制度主义者强调由国际政府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构建了一套世界文化，这套世界文化包含意识形态理念、制度和具体政策，比如人权观念、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等，它们影响着世界上各个国家，世界不再是强国的竞技场，每个国家都受到制度化的国际规范的影响和约束。

　　我在这里吸收了上述两种论述模式，并增加了一种模式。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当前的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同时并存，同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分别是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又可以分别被称为前现代规则、现代规则和后现代规则。丛林规则，也就是前现代规则，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前人类各个历史时期通用的规则，具体说来就是一种“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和“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更好的生存。大国不断征伐和兼并中等国家和小国，或者是以宗主国和保护国的形式出现，不会受到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制裁和约束。第二类规则是文明规则，也可以被称为现代规则，它主要指通过国际机构制定的国际法、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这些国际文明规则和国际惯例协调着国际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这一过程始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成立。真正在全球以世界政府形式出现的国际体系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下属机构如国际法庭和人权组织的建立。国际机构、国际条约、国际法和多边国际协商调节机制让世界各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人类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第三类规则我称之为超国家规则，也可以被称为后现代规则，主要是指在某些超越国家的联盟中，比如说欧洲联盟，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超国家体的影响。欧洲国家让度出一部分主权给欧盟，同时许多国家摆脱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强国观念和边界观念。今天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就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双方过去是世仇，历史上两国都极力削弱和打击对方，两国都有大国的雄心想统一欧洲。现在则实现了彻底的民族大和解，成为全天候的伙伴，也共同成为欧盟统合的发动机。另外，德国主动放弃了奥得河以东到但泽地区传统上属于德国、今天却属于波兰的部分领土，以达成德国和波兰永久的民族大和解，双方承诺让德波边界变成永久的和平边界。总之，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脱离传统的丛林规则，也逐步超越了二战以来的以国际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规则，而深深地呈现出后现代的特征。

　　我们在观察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分析国际形式时，必须注意到上述三种机制和规则是同时运行的，这是我们常常对国际局势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根源。比如说海地危机、东帝汶的独立、卢旺达1994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及苏丹达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在这些事件中第二类规则，也就是现代文明规则在起作用，或者是起主导性作用，因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文明规则对这些事件起到了调节、约束和制裁的作用。联合国或者是组织维和部队，或是通过谴责决议案，或是采取斡旋和调节，以维护上述地区的和平和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比如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都体现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第一类规则 — 丛林规则，大国或是超级大国支持下的小国可以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文明基本规则，悍然以军事实力和暴力进攻、侵略并占领其他国家，而相应的世界文明体系软弱无力，无法对这种侵略行为作出反应，更谈不上阻止和制裁这样的侵略行为。在这样的事件中依然深刻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强者可以对弱者施加暴力和武力，而弱者既不具备自卫能力，也没有话语权，无法影响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条例的制定，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任凭超级大国的宰割。在第一和第二种规则运行的同时，在欧洲联盟内部的确已经迈向人类历史新阶段，欧盟国家已经完全告别了丛林规则，欧洲国家对相互间关系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步进入到国家和平联盟、组织新兴国家体的阶段。我们无法拿第一类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无法完全拿第二类规则，也就是二战以后的国家文明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联盟的确是人类社会的理念创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国际事件和冲突并不是由单一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所影响，在同一事件中往往是多种运行规则并存，比如说美国在9·11以后对阿富汗的侵略颠覆了塔利班神学士政权，这场战争就充分体现了文明规则和丛林规则的结合：一方面，塔利班神学士政权恢复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妇女念书，公然炸毁世界文化遗产 — 中亚的巴米扬大佛，并暗中与恐怖主义分子有牵连，早就被联合国制裁，成为国际文明社会的大敌。美国以9·11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为由，意图武力进攻阿富汗，颠覆塔利班，国际社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虽然有所保留，但却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有一定的同情，对塔利班的神权统治普遍存在着厌恶，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默许和支持了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在起部分作用，因为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对阿富汗的制裁早就让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成为孤家寡人，经济制裁更是让塔利班的实力疲弱，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无力反抗，因此国际文明规则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默认间接却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阿富汗战争中丛林规则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依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军事侵略，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得知塔利班的神学士政权是否真的如美国宣扬的那样参与了9·11的恐怖袭击，美国在证据非常微弱、而且是在没有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下军事侵略阿富汗，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体现。只是塔利班政权不得人心，不仅不容于国际社会，就是许多阿富汗民众都对其非常反感，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的运用和介入给美国的军事侵略多多少少赋予了一定的合法性。两种机制和规则的综合让美国取得了最大的国家利益，既手执明火抢了一片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又利用文明规则没有让美国的侵略激起国际世界的强烈反弹，因为塔利班形象较差，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没有强烈反抗美国入侵，美国坐收了无比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

　　美国在另外一场战争 —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则远没有阿富汗战争那么幸运，因为美国运用的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要吞掉伊拉克，美国当然也尝试过运用文明规则，想要说服国际社会，并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和多边机制来消灭伊拉克，但因为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和道德正当性，国际文明规则拒绝介入或是拒绝为美国的侵略提供道义资源，反而是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严重动摇和剥夺了美国军事侵略的合法性，导致美国只能单单运用丛林规则。其结果是美国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声援和支持，相反得到的是谴责和抗议，美国自身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遭到当地人民持续不断地反抗，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吸引力和软实力遭到空前的损失，美国的国际威望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下降。两场侵略战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其关键在于阿富汗战争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的并用，而伊拉克战争中只有丛林规则和弱肉强食的逻辑，导致了国际社会普遍的质疑和反对，因而在世界公众的眼里美国入侵伊拉克完全是一场非法的战争。

　　我们在分析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战略形式时必须注意到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主要运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正视这两种规则同时并存，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我们只认定丛林规则，就极易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泥淖，中国就有可能全面整军备战，到处武装侵略别国，或是收回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土地，并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全面投入到军事扩张中去。这是相当有害的，不仅将加强世界各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引起其他大国结成针对中国的盟国，引起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道德感召力，进而损害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主义，片面地认为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世界各国已经进入和平文明时代，天下太平无事，中国也不需要和别国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的竞争。这样的理想主义错在只看到了第二类规则 — 文明规则，而忽视了世界总体上虽然是在向文明的方向演化进步，但弱肉强食依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一个国家依然有可能被另外一个国家欺辱和侵略。

　　即使在最具国际威望的联合国内部和其它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依然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在共同协调运作：一方面国际政府间的机构和组织制定了大量的规定、准则、条约和法律来协调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和以国际法的形式来解决各国的争端和冲突，与以前的人类社会相比，世界各国的关系出现了文明化的特征；另一方面，规则和条约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是由强权和强势国家影响下制定的，最为严重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就是美国势力的直接体现和延伸，尽管这两个组织是以世界国际组织的面貌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更多的是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尽管发展中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和 77国集团要求修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条例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不断声援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但是建立合理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依然是长路漫漫，因为制定规则者是国际政治界和经济界的强者，没有他们的让步和妥协是很难想象贸易谈判会有什么大进步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强国依然主导着国际局势，当然，今天的大国和强国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也必须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国际文明准则，但是强国掌握话语权，制定规则，常常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控制和影响小国的意志，这是不可否认的。

　　笔者的思考是：单纯地推行丛林法则和单纯地推行理想主义路线在当今国际社会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采取国家实用主义的路线，一切从国际社会的现实和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议题和问题采取不同的规则或是综合运用几种不同的规则，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谋取中国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