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普利策小小传（一） -- 梦秋

普利策小小传（二）

祝各位五一劳动节快乐！

发了财的普利策衣锦还乡，回到欧洲遛达了一圈。1874年他回到圣路易斯，立刻又从另外一笔生意当中大捞了一笔。在那一年里，芝加哥的一个著名的报人约瑟夫.麦库拉创办的《环球民主党人报》（Global-Democrat）想要在圣路易斯打开市场。为了开局考虑，麦库拉必须获得美联社在圣路易斯的代理资格（exclusive membership）。普利策老爸没有白白给他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他早早就作出了精明的预见，先以低价购买了圣路易斯的一家二流报纸——这份报纸的唯一的特点就是拥有美联社的代理资格——然后转手卖给麦库拉。后者给普利策开的价钱是两万美元。

普利策不再是那个两手空空的孱弱退伍兵。他变得有钱了，而且以他的经营手段来看，他会从买空卖空的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活动中成为一个著名掮客。商业掮客没有任何历史价值。普利策没有向这条路走下去。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促使他选择了另一种事业的起点，并成就了他终生的荣誉。

在1874-1878年间，普利策的生活轻松闲适。他四次前往欧洲旅游，结了婚，加入了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1876年，他再次投身政治当中，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塞缪尔.蒂尔登（时任纽约州州长）摇旗呐喊。这次选举几乎就是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选举的早期版本，整个过程充满了争议和政治交易。蒂尔登获得的总选票约为51%，眼看可以成为内战之后的第一任民主党总统。这时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对选举发难，认为蒂尔登在选举当中有欺骗嫌疑。最后在一个倍受怀疑的跨党派委员会的裁决下，蒂尔登被判获184张有效选举人票，他的对手得到185张选举人票。蒂尔登最后以联邦军队全部撤离内战后的南方各州为条件，放弃了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在选举之后的法律行动中，普利策投身于报界大亨查尔斯.达纳的《纽约太阳报》，全程报导了整个选举争议的裁决过程。达纳没预料到，他手下这个和他一样近视得很厉害的记者将来会成为他的强劲对手。

1878年，普利策回到了圣路易斯。这一次他不用费劲心思地寻找合适的工作，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他对未来的蓝图了然于胸，事业的起点已在脚下。

普利策瞄准了一家名为《快报》（Dispatch）的破产报纸。在1878年的12月9日的拍卖会上以2500美元将它买到手。同时到手的还有美联社给予这份报纸的代理资格。普利策没有像从前那样找个机会把这份报纸转手出去赚钱，而是利用代理资格打动了另外一份报纸《圣路易斯邮报》的老板，两份报纸合而为一，成为在未来75年里美国报界报界独占鳌头的《圣路易斯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军队中的遭遇，也许是因为他的视力实在太糟糕，普利策在平时是个不容易接近的人。但是他具备一个实干家所有必须的能力：敏锐的新闻感觉、丰富广博的社会知识、卓越的管理能力、知人善任的眼光以及近乎疯狂的工作激情。普利策的言行举止给刚刚上路《圣路易斯快邮报》注入了最核心的精神内涵。

虽然从建国伊始美国新闻界即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完全的新闻自由（1791年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新闻自由的旗帜之下，新闻媒体走向成熟并真正成为一个国家除分立的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明确这一点：新闻自由并不能绝对导致新闻监督的实现。事实上，内战前后的美国新闻界对于新闻的报导非常类似于当时英国中产阶级那些温情脉脉的小说。想一想《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针对这种状况，普利策对《圣路易斯快邮报》定下了不同的调子：“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某个党派；成为真理的喉舌，而不是共和主义者（Republicanism）的喉舌；成为政府的批评者而不是支持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欺诈和蒙骗行为；宣传原则与思想，而不是偏见和党派之争……”

高调唱得如此之响，执行风格自然需要步调一致。普利策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crusading），需要深挖新闻所具有的全部意义。他在给编辑写的信中说道：“在你把一件新闻事件彻底挖透之前绝不能放弃。要继续！继续！继续！一直到它完全结束为止！”

公正地说，普利策的办报宗旨或者办报风格在当时美国新闻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的这些思想是“客观”、“公正”和“中立”等新闻原则的早期概念之一。虽然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说法已经有陈腔滥调的嫌疑，甚至成为新闻媒体误导受众的遮羞布，但是有一点必须牢记：“客观”、“公正”和“中立”并不是新闻自由的直接正面产物，而是新闻自由产生了过多的负面影响之后，一个民主社会对这些负面影响作出的矫正。

《快邮报》尽可能地贯彻了普利策的办报策略，从此翻开了美国新闻史上“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篇章。头一年里，《快邮报》的报导让逃税的富人们坐卧不安；让一家公用设施公司通过非法手段竞标的事实曝光。此后，《快邮报》还和受到警察庇护的赌博集团恶斗了三年，把自己的社论版变成了腐败政客们的生死簿。

普利策惯于直接对记者们发号施令。在这个家长作风横行的报社里，他是最高统治者，不但有高超的经营战略，也有着精明的业务战术。这种独断作风可以在他晚年时一个备忘录里给记者们的战术指令当中看到：

“伦敦《泰晤士报》报导说，1910年纽约有150人自杀身亡。如果报导得当，这个数字可以作出非常出色的新闻特写——但是需要找到最有意思的部分进行报导：自杀是怎样进行的？谁自杀了？动机是什么？需要列出一张动机表，写明他们的社会身份、年龄和国籍等等。报导的事实要可靠，文笔要有震撼力。但是不要用感伤性的语气，而是要站在道德的高度上进行报导。要将自杀的数字与巴黎、伦敦和其它欧洲的大城市作比较。要提到各个国家的司法部门和它们处理谋杀案的方式，里面要包括起诉、认罪、死刑和无罪释放的数据……”

很难想像普利策手下的编辑和记者们是怎样忍受这种唐僧似的唠叨。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小妖们那样口吐白沫晕倒在地，而是尽全力照办。成绩是最好的证明。《快邮报》几乎在发行当年就有了赢利。1881年《快邮报》已经成为圣路易斯的顶级报纸，年净收入达到45，000美元，风头盖过了竞争对手《环球民主党人报》。

一份成功的报纸不仅需要卓越的领导者，更需要出色的记者和编辑。在《快邮报》初创的日子里，普利策得到了来自主编约翰..科克里尔的全力支持。科克里尔与普利策性情相反，他是个性格温和，热情友善的人，有着一线新闻记者丰富的经历。他在辛辛那提、哥伦布、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当过记者。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他是优秀的战地记者。科克里尔被普利策从《巴尔的摩公报》当中挖过来后，在未来的关键十年当中成为后者的左膀右臂。

但是，也正是这位与普利策须臾不可分离的助手兼合作伙伴差点毁掉了《快邮报》。

1882年，圣路易斯的一位著名律师在与科克里尔的争斗中中弹身亡。

此人生前常常在《快邮报》专栏的黑名单中坐头把交椅。《快邮报》在过去几年里只顾一心快速发展，公关工作忒有点差强人意，加上办报宗旨当中的“与政府斗，其乐无穷”的教条，导致报纸的敌人多如过江之鲫。事发之后，《快邮报》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有人煽动暴民们闹事并包围了报社，纷乱的场面仿佛西部片里匪徒们袭击警察局。整个报社在闹哄哄的气氛里差点给拿去祭了火神爷。

幸运的是，法院裁决作出了有利于科克里尔的裁决：这位小肚鸡肠的律师无法容忍报纸对他的批评和曝光，携枪前来报社找科克里尔的茬。前战地记者的功夫也不是三脚猫，在“自卫”过程中把律师给崩了。既然是自卫，那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科克里尔自由了。《快邮报》摆脱了丑闻纠纷。

长期的工作压力和这个突发性事件的打击差点打垮了普利策。他的神经因为长期紧张变得羸弱不堪，视力也变得更差。他需要休息，需要给自己注入新的活力继续他的事业。如同以往一样，他怀着朝觐般的心情再次回到欧洲大陆，在远离事业纷争的地方舔舐自己的伤口。

1883年5月，他从欧洲回到了纽约。有一份经营状况不佳的报纸，《纽约世界报》在这儿待价而沽。这是普利策事业的又一个起点。从这儿开始，他逐步走向了事业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