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当心“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黎阳── 2003．12 -- 稍息

“精英”们总是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老亏损，资不抵债，无可救药，只能贱

卖处理。如果真是全部如此，那买的人岂不就赔了吗？如果一个企业真是“朽木

不可雕也”，那到了谁手里都是“烂泥巴扶不上墙”，怎么可能在一家手中就赔

本，到另一家手中就赚钱？天下有哪个资本家愿意做赔本生意？可为什么 “精英

”们一打算甩卖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人迫不及待抢着收购？难道他们都犯傻吗？美

国常有炒家玩这种把戏：收购一个企业，把研究发展、质量管理、客户咨询服务

等部门以及其他不能立竿见影的辅助管理部门全部“精简”裁撤，企业直接成本

自然立刻下降，帐面上的经济效益马上直线上升，企业的股票随即升值，炒家乘

机脱手全部股票，大赚一把。本来好好一个企业一下子给搞得元气大伤，奄奄一

息，但炒家才不管这一套呢，反正他已经赚到了。现在显然有人把这套把戏玩到

中国国有企业头上来了：利用不公平竞争，把国有企业逼入困境，借机廉价买进

，大批“精简”人员、提高企业帐面价值后再倒卖出手，从中大捞一票。至于企

业的命运，职工的死活则根本毫不在乎。折腾了半天，企业垮了，职工下岗了，

只有炒家赚了，这算什么“改革开放”？这不叫“改革”，这叫破坏。庸医治驮

背的办法是把人弄死扳直，日本鬼子治中国人霍乱的办法是把人烧死或活埋，“

精英”们“改善”国有企业的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全部砍光卖掉。这到底是治病还

是杀人？

不管如何议论，现在中国经济挑大梁的角色仍然是国有企业。一旦有事，外资可

能撤走，私人资本可以逃离，只有国有企业不会跑。对中国而言，从长远来看，

真正靠得住的只能是自己的企业，骨干力量还是国有企业为主。改革开放、引进

外资是为了改善国有企业，而不是为了彻底取消，取而代之。

要比较企业的经济效益首先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采用同样的标准。国有企业

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除了经济活动外还承担了多项社会服务功能，包括组织

群众、人员培训、劳动保护、思想教育、矛盾调节、卫生保健、社会福利、文体

娱乐等等。其最大社会效益就是促进社会安定，避免矛盾激化，把社会不安定因

素降到最低，减轻了治安警察的负担。另一个作用就是纽带作用，让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之间的中国人之间有某种有机的粘合交往，使这部分中国人不再是一盘

散沙。国有企业的党、政、工、青、妇机构作用发挥正常的地方社会必然相对安

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没有这种社会服务功能，其成本自然要小得多。指责满

载的大卡车不如小轿车或摩托车那样省油灵活，这公平吗？西方社会照样有社会

服务系统。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主要粘合剂一是教会，二是社区（Communit

y），叁是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之类。这些机构把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联系在一

起，相互了解，同样起着融合民众、安定社会的作用。不管叁七二十一，拿国营

企业跟西方企业单纯比帐面上的经济效益本身就不公平。要公平比较效益，就应

该把西方教会、社区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所需的成本也包括在内。说国有企业承

担社会服务功能不合理，是“政企不分，职责不清”，要通过改革分开，这是一

回事。但借口改革把社会服务功能一笔勾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精英”们一心

一意要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变成西方企业那样的纯经济组织，只管赚钱，不管其他

，对国有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服务则一概不闻不问，实际是“以钱为纲，全面砍

光”。中国有条件建立美国那样的由教会、社区、全国性的俱乐部或其他组织团

体组成的社会服务体系吗？既然没有，那就等于取消了那些社会服务。这样一来

从表面上看具体企业的经济效益是高了，但整个社会则到头来要为这些企业的“

高效益”付出代价，代价一是社会安定，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改革开放是为了追求整个社会整体长远的高效益，而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局部行业

局部企业局部阶段的高效益。为求一时一地的高效益而罔顾多数人的疾苦生计问

题就要冒以整个社会的生存为代价的风险。“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老百

姓丰衣足食就社会安定，走投无路就要动乱，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证明过的

规律。伊郎前国王巴列维一味追求现代化、高速度，对社会转型时出现的贫富剧

烈分化、贪污腐化成风及社会矛盾的激化等问题问题置若罔闻，结果社会动乱，

众叛亲离，黯然下台。因为没处理好速度与安定的关系而导致社会转型彻底失败

的例子不只这一个。前车之鉴，不可不察。自然科学领域的项目搞砸了一般还可

以推倒重来，除了象叁峡高坝那样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则都象叁峡高坝，一旦决

口就再无挽回余地，“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要改动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经过

反复局部试验，绝不能轻举妄动，更不能全面乱铺开。开汽车速度与安全必须兼

顾，为安全而不开车当然不行，但为速度而不顾安全同样不行。拼命开飞车，车

一翻原先的速度再快也没意义了，“欲速则不达”。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系统。

改革开放是社会转型，是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设想一个理想的系统状

态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过渡。任何大系统的过渡过程都是最复杂也最关键的过

程，必须慎之又慎。社会转型最容易诱发各种不稳定因素，而如何控制这些不稳

定因素则是社会转型成败与否的关键。一个动态系统要能够保持稳定，必须有负

反馈功能，必须有自适应功能，必须有恢复稳定能力。没有这些功能，任何随机

干扰等不稳定因素都会被无限放大再放大，最后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没有线传操

纵系统，设计战机就不能放宽静稳定度；没有有效的社会安定保障措施，改变社

会结构就危机四伏。必要的社会服务是社会安定的保障措施，不一定全由国有企

业承担，但不能没有人承担。没有把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粘合到一起的纽带

，人就会只跟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打交道，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鸡犬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整个社会就会“沙漠化”，又变成一盘散沙。尽管现在人们可

以网上交流，但虚拟世界的交流不能代替现实世界面对面的交往。没有经常性的

面对面交往的人就等于是社会孤儿。除了个别“隐士”，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没

有机会相互交往就会自己创造机会。纳粹集中营曾用犯人做孤独试验，把人有吃

有喝地长期与世隔绝，剥夺其一切听、说、读、写的机会，结果被试验的人要么

自杀，要么疯了。缺乏正常精神交流的人容易心理变态，举止失常。人有了思想

问题心理障碍而无人过问，矛盾就有可能演变激化，本来非对抗性的变成了对抗

性的，甚至导致犯罪。中国现在专门提出要对付自杀，可见心理保障和调解矛盾

这类社会服务有多重要，也可见党、政、工、青、妇等机构的思想组织工作并非

可有可无。现在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中国十叁亿人口大半在农村，十分

之几出来就可能达到上亿。这么庞大的人流一下子拥进城市，如果不为之提供必

要的社会服务，这些人就会自发形成自己的一套社会服务体系，形成城市中社会

外的社会。 “人离乡贱”，寄居异乡的农民工往往是“弱势群体”中最弱势的。

“存在决定意识”，强者希望 “不受约束”，弱者希望 “得到保护”。强者及

自以为强者的人为了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弱者为了保

护自己，寄希望于集体安全或强者庇护，为此宁愿牺牲某些个人自由为代价，所

以易于接受“组织纪律”。如果弱势群体感到自己不能得到社会的起码承认和有

效保护，就容易转向使他们认为能够保护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必要的党、政、

工、青、妇那样的正面思想组织引导，“法X功”、邪教组织、毒品贩子和“民运

”精英就要乘虚而入，甚至从行会、帮会发展成黑社会。本来国有企业提供的社

会服务功能已经不足以涵盖新形式下的社会需要，现在“精英”们再借口“经济

效益”而一刀砍光，让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无人过问状态，等于社会结构性的“水

土流失”。如此庞大数量的人口处于“沙漠化”状态，一有风吹草动，比如外部

世界的经济封锁造成外销企业倒闭，民工失业，马上可能掀起滔天巨浪，引发社

会动乱（这正是李凳辉们企盼以久、“精英”们蓄意制造的局面）。即使在平时

，面对这种大规模无组织状态的特殊群体，如果单纯依靠原本按照过去城市人口

规模而设定的警力来维持社会治安，就是把警察累死忙疯也应付不过来。一线警

察长期超负荷运转而疲惫不堪，即使业务政策水平再高也决不可能象精力充沛时

那样发挥正常，这就很容易工作失误，执法粗糙，再加上警员内部败类搅局，结

果是恶化警民关系，给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蛊惑人心的口实，借此煽动动乱。提

供必要的社会服务把这种新的“社会外的社会”纳入某种有组织状态实际是整个

社会的“水土保持”，以最大限度地调节矛盾，避免激化，把问题尽可能解决在

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从而减轻正规警察的负担，为社会安定提供良好基础。

总之对这种新形式下的社会问题和民工潮应该学大禹治水，改堵为疏；而不应该

学大禹他爹，只知堵截；更不应该撒手不管，任其泛滥，酝酿动乱。这也许会影

响局部单位的效益，却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总效益。“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从

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资本主义”则从资本利益角度考虑一切。

但资本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资本自身的最大利益又不得不把资本活动与整

个社会的相互交链影响的后果计算再内，结果“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地来点社会

主义。“精英”们借口“经济效益”而一笔勾销必要的社会服务，对因此造成的

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置若罔闻，让整个社会自行消受，不仅是等于“随

地大小便”，只管自己通畅，不顾他人死活；而且是等于让义合团靠血肉之躯承

受洋枪洋炮，让花信少女靠处女膜抵御强奸。一个国有企业被拍卖之后其党团组

织要么不复存在，要么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共产党对这个单位这部分人的组织

领导就此结束。等到所有国有企业拍卖完毕，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内的实际组

织也就消灭完毕。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则既不受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管又不受共

产党在城市的组织管，共产党两头皆空，又丧失了对这部分人的领导权。前苏联

是一举打倒共产党，中国的“精英”们是逐步打倒共产党。一个是“批发”，一

个是“零售”；一个是一刀两断，一个是零刀碎剐。这一切都是“精英“们在“

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益”的大旗掩护下“悄悄的干活，打枪的不要”。所

有主张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增加不安定因素，酝酿社会动乱，打倒共产党。“

咬狗不叫，叫狗不咬”， “精英”们的“软刀子”不声不响在行动，刀刀都在促

进“中国崩溃”。其危害比李登辉之流的声嘶力竭大喊大叫严重得多。

国有企业要不要讲经济效益？当然要讲。但要讲效益，头一条就是不能“狐狸看

鸡圈”，必须杜绝管理人员贪污腐化，监守自盗，否则鸡再多也不够狐狸偷的，

何来效益？中国过去的管理制度只强调过程，不强调结果。只要合乎手续，赢利

与否无关紧要。西方的管理则强调结果，不拘泥过程；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赢

利，经营手法可以不拘一格。过去中国国有企业是“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

买棺材有钱，买药没钱”，谁也别想随便做主，不容易贪污却容易浪费，办坏事

不易，办好事更难。这种荒唐制度确实应该改革。但“精英”们一改则什么规章

制度也不要了，企业一切老总说了算，公款成私库，不是狐狸也变成狐狸了。“

精英”强调要学西方赚钱经营不拘一格，却绝口不提人家征税也同样不拘一格。

美国企业老总享受的企业提供的高级服务，如公司专车，高级停车位置等都要按

价计入个人应税收入，不能豁免。企业对外应酬费用也不允许全部实报实销，超

过一定范围的就要算个人的应税收入。人家的逻辑是：你实际享受到了这些服务

和消费，就相当于你有了相应的收入，就应该纳税。至于个人工资单上是否真收

到相应的钱并不重要，无非等于钱没过手就花掉了，属于非工资形式的额外收入

，所以必须纳税。此外抄股赚头、银行利息、债券收入等等都要征税，拥有房地

产要交不动产税，赌博赢了要交所得税，受礼要有赠与税，否则就要由送礼的人

另交同等金额的赠与税。你实际占有的财产与享用的服务越多，所要交的税也就

越多。既然中国要学西方的管理原则，那也应该同样实行人家的税法原则，计算

应税收入时要包括实际占有和享用到的财富和服务的价值，而不仅仅统计有形的

金钱收入。头头脑脑们凡是超出业务活动最低需要之外的公款吃喝、公款旅行等

耗费都必须折合成个人的实际收入而纳税，不得豁免。打牌、赌博、赠礼等方式

的收入都必须申报上税。“第二套房产”之类则不能享受跟自用住房的同等税务

待遇。这对制止公款吃喝、公款旅行、贪污受贿等歪风有利还是不利？对提高国

有企业经济效益有助还是无助？在丹麦请公职人员喝杯咖啡是联络感情，可以容

忍，但请吃饭就算行贿受贿，要追究。如果中国也实行类似的规定，那行贿受贿

的风气会越来越盛还是越来越衰？ “精英”们主张不拘一格地赚钱，却不主张不

拘一格地纳税；主张西方的管理原则，却回避西方的税务原则；摈弃中国的管理

制度，却保留中国的税法漏洞，哪个对自己有利就要哪个，“撒尿擤鼻子──两

头都拿”。就凭这副奸商德性，怎么能指望他们公平合理地搞社会改革？又怎么

能指望靠他们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上访的下岗职工与其找政府部门上访，

不如找“精英”们上访。既然你只设计失业不设计就业，又高高在上不屑深入社

会了解现实问题，更不积极考虑如何解决问题，那就干脆把问题送货上门，促进

你积极考虑，免得你只想拉屎不想揩□。强调结果就得面对结果，“木匠戴枷─

─自作自受”。既然要学西方管理原则，强调效果，那就彻底按效果定是非。这

方面中国古代有一个有名的判例：“子有余财而父贫为盗，大不孝。斩！”同理

，“国有企业负责人家有横财而企业破产，必不廉。查！”谁来查？因企业破产

而下岗的职工来查，至少要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现任的企业负责人要查，前任及

顶头上司同样要查，免得有人先把企业底子淘光了再弄个替死鬼来顶罪。这是什

么逻辑？战场纪律的逻辑，打胜仗的逻辑。上战场守阵地，没命令退就必须死守

，与阵地共存亡。人亡阵地失便罢了，阵地丢了人跑了就是临阵脱逃，战场纪律

是就地处决。把个国有企业交给你管就是交给你块阵地守。企业垮了你自己没发

财算是“人亡阵地失”，企业垮了你却发了那就是“人在阵地丢”，不执行战场

纪律就够便宜的了，查你的帐有什么不应该？过去英国皇家海军的老传统是军舰

若沉，舰长要把自己绑在军舰上一起沉下去同归于尽，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失职。

现在虽不兴这一套，但至少得证明你没有从企业的破产沉沦中得到好处吧？查出

贪污自然刑律伺候，查出清白虽不惩处，但从此几年之内不得再经营管理。因为

第一，你不称职。西方企业消化被兼并的企业的用人原则和旧中国军阀收编投降

军队的原则差不多，基本都是要兵不要将。兵可以改造，将不可救药。败军之将

，何以再语勇；亡国之臣，何以再言谋；破产之辈，何以再经营。不懂经营就老

老实实打几年工去再说，别连累别人。让人下岗者自己也下岗，也算是个交代。

第二，要防止蓄意破产的经济骗局。美国法律规定破产之人若干年内不得再当业

主，就是要防止有人骗得投资后故意让企业破产，合法吞没投资者的资产，然后

换个地方再立新公司，再骗取投资，再重复这种破产骗局。中国同样应该警惕国

有企业负责人玩这种花招，故意让国有企业亏本破产，然后自己筹资把企业廉价

买下，从而侵吞国有资产。同时还要防止外资买下中国企业后故意废掉，以此消

灭竞争对手，独占中国市场。所以必须硬性规定禁止破产企业的负责人继续从事

经营管理工作。国有企业如果不得不拍卖，则除规定原来的企业负责人不得再经

营之外，还必须规定买家买去必须经营生产，不得转手倒买倒卖或拆光分净，否

则不但没有资格再买国有企业，还要追究审查。同时还必须监督确认拍卖经手人

没有从中渔利，如果经手人拍卖国有企业后私产异常增加则必然有鬼，同样要立

案审查。只要真心想办事，不靠老的管理制度照样可以收拾各种国蠹家贼。国有

企业改革也罢，“资产重组”也罢，只有先确保杜绝“狐狸看鸡圈”，再将企业

负责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为国有企业创造出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然后

才可能谈得上提高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