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辛亥专题］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修订版）ZT -- 柴禾儿妞

辛亥革命虽然按照美国的立国精神建立了共和制度，权力中心却并没有转移到由约法（临时宪法）所规定的共和制度的议会和内阁，而仍在军人袁世凯手中；袁死以后，实权继续在各省的军阀手中。孙中山为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府，对各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他的“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中国的统一大业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基本完成。

　　　　　　避开北方、南方军阀长期地执掌大权的历史背景，避开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军阀斗争的历史过程，抽象地谈论所谓“民主程序”，或者以军阀的“法”为准则来衡量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从而为军阀统治翻案，否定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文章的基本手法。

　　　　　　这位中共御用学者、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特点就是要违背历史起码常识，其基本精神则是给民主法制的大敌──军人强权涂抹“民主法制”的光环，给中华民族当时唯一的正气所在──孙中山的事业和人格以编造的事件抹黑。

　　　　　　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只是解决民族问题，民权和民生也必须解决：同样，也不可能光解决民权或者民生问题，必须将这三个问题一并解决（虽然每次各有侧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是他在长期的困境中吸引人们追随他的无形力量。

　　　　　　显然，光有学说还不够，必须有事业和领袖的人格相结合；同样，也不可能光是有改变社会的运动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必须要一并具有。

　　　　　　对于为军阀涂脂抹粉的文章的反驳，在今年春天的《传记文学》上，有胡志伟的有理有情的长篇文章连载，在《明报月刊》第十期上，有容若的清晰扼要的论述。我在此仅作补充阐述。

　　　　一、军阀政治的初始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动乱，使得地方军人崛起，但是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没有篡位的野心，而是维护北京的统治中心，所以他们并没有成为军阀，只是开始了清代地方军人拥有军队的先例。

　　　　　　满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他的势力分散给了他的众部属，军阀政治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传统思想把行孝道当做行仁之本，当做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任何人在家庭内部必须行孝，总是以爱亲人为起点；在社会生活中则抽掉仁爱的内容，行孝方式就是忠君，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汉具备刍形。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作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同样拥有军队，却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他的部下们学习他不忠君的榜样，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主角。

　　　　　　军阀们也有其时代根源。因为既然忠君观念过时，那末该忠于谁？孙中山在去世的前一年演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说，他自己有一次偶然到一家祠堂去，发现墙壁上的“忠”字被涂抹掉了。孙中山说，忠君虽然不好，但是忠于国家还是必须的，可见其时社会心理的混乱状况。至于民主思想，与拥有势力的军人们几乎绝缘，哪个军阀没有帝王思想？

　　　　　　军阀形成的条件，早有学者论述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产业革命未臻成熟，而农村经济已破产。农村因而随之崩溃，农村的壮丁乃流为游民，这些庞大的游民群众，在一方面变为民主势力形成的障碍；在另一方面适使军阀得有挟多兵以自重的机会，因为农村颓败，农村壮丁过剩，流为游民，唯有‘兵’和‘匪’两条出路，兵多匪多，匪多兵多，兵匪不分，军阀于是坐大。”（注1）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部份地域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军阀割据的出现。总之，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旧制度交替和思想文化互相影响时的混乱，是军阀割据出现的外在条件。

　　　　　　关于军阀的定义，各史家见解接近而各有所重，近代史专家张玉法关于军阀的定义是：“军阀一辞，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者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民国初年的军阀，多为各省的督军，也有较督军为小的将领。这些军阀，进可以操持中央政治，退可以割据一方，无论他们的权位如何，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注2）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他的主要部将就为争夺权力四分五裂。不仅仅袁失去了再统一北洋的威望，其他的军人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统领全局。最有势力的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登总统宝座，张勋想要宣统复辟，倪嗣冲则死保段。北洋军人的分裂势在难免。

　　　　　　袁世凯死后，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六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二十五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十七万人。

　　　　　　继承袁死以后的总统职位的，按照1913年临时约法所制订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应当由原来的副总统继承，于是黎元洪出任总统，皖系势力人物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掌握实际权力。

　　　　　　于是，立即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刚刚结束皇帝统治的共和国，政治人物对待不同意见的方式，是以势力来强迫对方接受，而不是协商、妥协、包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1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由段内阁签署后送交国会。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重新上演了袁世凯不久以前为了当皇帝，由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制造民选皇帝的丑剧：“5月10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段祺瑞竟雇用流氓，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为数三千余人。由段系爪牙，陆军部人员傅良佐、靳云鹏等指挥，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施用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袁世凯所用的惯技，扬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方许散会。众议院为之群情愤慨，乃停止会议表示抗议，国务院的全体国务员也相继辞职，整个内阁仅剩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而已。”（注3）这是议会和军阀最初的较量。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众议院于是决议该借款无效，并且还决定缓议对德参战案。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2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

　　　　　　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要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要说明成为护法运动对象的段祺瑞，这个拥有私人最强大军队的中华民国的总理作事，完全没有丝毫共和国必须的民主思想，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昔日皇帝的所为无所差别。总理拥有私人军队，本身是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总理如果作事遇到障碍，当然运用军队去除，不然养军队做什么？

　　　　　　被免职以后的段祺瑞去了天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充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于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这其中不包括直系的几个督军冯国璋等，皖系督军则缺乏安徽张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

　　　　　　段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917年6月13日），再借辫子兵赶走了黎元洪而拥戴宣统复辟（7月1日）。但是，军阀们已经不愿意再当孩子皇帝的走狗，所以过后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张勋的主力，反而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护法以前的军阀横行的短期历史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世凯一样，为了夺取和占据国家的权力，只相信武力，任何阻碍他们的中华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共和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可见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事业的孤立和艰巨。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

　　　　　　是当帮凶？或在体制内部当顺民？还是在体制外起来维护刚刚创立的共和国？

　　　　　　领导推翻满清而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他选择了对抗拥有政权的军阀的艰难历史道路。

　　　　　　是军阀们逼出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袖的护法运动。

　　　　二、孙中山对军阀认识的深化

　　　　　　在中共学者袁伟时等的笔下，孙中山被描写成为一个“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的倾向暴力革命的人，更被戴上了“军阀”帽子。恰恰相反，孙中山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在反袁和护法这两件大事情上，却总是迟迟不动，甚至走在他的追随者的后面。

　　　　　　袁世凯刚刚上台，就完全不遵守约法，他不同意倾向国民党的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竟然不通过总理唐绍仪就任意取消内阁成员，使得总理辞职；参议院不同意北洋军人代替唐的位置，袁竟然让北京军警通电威胁参议院；袁同时在大大增强北洋军队。但是孙中山呢？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问题解决，连民权问题也解决了，他放放心心让袁领导国家，他只是研究《实业计划》以解决民生问题。既然如此，认为武装力量已经没有用，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京国库拒绝发给这些革命军队的军饷，在南京的黄兴于是把所统率的五万多军队解散了。以后来历史发展来看，这是重大的错误。孙中山1912年8月抵达北京以后，他和黄兴更被袁世凯迷惑，充满幻想。甚至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仍然主张：“吾人对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解决。”（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在孙中山态度转变为强硬时，另外一个重要领袖黄兴仍然主张按照法律解决。当然，这也和国民党人这时候没有力量有关。孙中山是在袁世凯的凶相进一步曝露，和国民党人普遍主张武力对抗的情形下，才终于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经历了北洋军阀的横行，又对段祺瑞领导国家实行民主法制抱着太大的希望。那时候的首要事情当然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指出大局已经变化了，“不能再以革命用兵”，还劝老同盟会员们回到本地工作。孙中山助手居正晚年记载：“袁世凯死，孙公发布归复约法宣言。国会重开，黎元洪依法继任。余亦入京复任参议员。”（注4）为了加强议会工作，孙中山派胡汉民和廖仲恺到北京，“并代表总理向总统黎元洪及国务总理段祺瑞商恰国事，与内务总长孙洪伊谋组大党，并进行扩充党务及团结国会议员同志。”（注5）更有甚者，就像不久以前信任袁世凯一样，孙中山命令把各地中华革命党组织的民军解散。居正为总司令的山东民军是中华革命党军队的主力，竟然部份被北洋的山东军阀张怀之收编成为一个混成旅，一个混成团，其余解散，居正自己则到北京当他的参议员了，而且发誓不再带兵（见《梅川谱偈》）。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写道：“为什么孙中山对时局既怀忧虑，而又急于收束军队呢？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黎元洪已递补遗缺，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而且照他看来，‘黎元洪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他会顺应民心为国服务，而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第二，他看到民心思定，翘望建设，因而认为解散民军‘实由于顺应国民心理’。他告诫民军将领：‘今者约法，国会次第恢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负担而安地方。’……第三，由于段祺瑞、冯国璋曾经在民国元年演出逼宫戏时，通电拥护共和；当袁世凯称帝时，段、冯都遭猜忌，段还遭罢黜，因而与护国军逼袁下台有过沟通和默契行动。所以，孙中山把段、冯与狂热支持复辟的张勋、倪嗣冲之流有所区别。对张、倪揭露其恶，对段、冯则暂持观察态度。……照他看来，‘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始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第四，他相信一旦假共和出现，人民一定会奋起锄而倒之。……”（注6）孙中山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没有足够的警惕而轻易解散了至关重要的军队，造成了一再的重大损失。

　　　　　　孙中山从袁世凯复辟到段祺瑞专权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根本推倒军阀，才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这是孙中山认识的深化，由此走上了武装护法的道路。孙中山于一再的失败中所抛弃的，正是他以为民族、民权都有了，只有民生问题的错误判断。孙中山所抛弃的，正是袁伟时所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