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读章诒和《史良侧影》兼谈名人的尴尬（二）　ｂｙ箫 弦 -- jlanu

（三） 灵魂的畸变

知识分子经历了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后，关节都错位了。生存哲学降到道德的底线以下。从“士可杀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杀”；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着”。他们逆来顺受，阿谀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大名家进一步发挥：“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于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但不知顾老先生活到今日他会怎么样？

在这种外加压，内攻心的双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杀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来就悲痛欲绝。现在人们为景仰死者，激励来者，都称他们是“以死抗争”。其实死者并没有抗，也没有争，只是想当“驯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无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请读读一些死者的遗书吧：

文革中，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鲁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干干净净的傅雷》――刘水清 载品味网）

邓拓的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之死》――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勋李立三自杀，留下的字条是：“敬爱的毛主席！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了”；（出处未记）

彭德怀病死狱中，他的遭遇也够凄凉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条保证：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当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区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给毛写过几次信。1967年元旦，给毛写了最后一封信。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3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 日

1967年9 月17日，专案组建议：永远开除彭德怀出党，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去世。骨灰运回四川，谎称王川，32岁，成都人。

（《彭大将军的遭遇》――摘自《老年时报》03/01/22）

这是千百自杀者遗书的中的几份。没有反抗，没有愤怒，没有怨恨。笔者读这些遗书时，既悲且愤。白居易诗云：

兽中刀枪多怒吼，鸟遭罹弋尽悲鸣。羔羊口在缘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

白居易。禽虫十二章

那些屠刀下连一声呼喊都没有的弱者，说明不但“身”被征服，而且“心”也被征服了。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鲁迅则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暴力重压下，如果无力抗拒者尚可理解，无心抗拒者就不值得同情了。（《今晚报》副刊03/06/27廷献点评）。

文天祥被元蒙统治者俘虏时，高唱《正气歌》；岳飞抗金时；高唱《满江红》，成为千古传颂的人间正气。可是当岳飞被赵构，秦桧害死于风波亭时，不也是“暗死屠门无一声”吗？敌我，忠奸，自古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模糊概念。

（四） 十年前死为完人

对弱者，对受害者的指责并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条硬汉。我也是从“万家墨面”的泥潭中爬过来的人，我也曾求做“驯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蒙混过关；假如我当时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门无一声”。

梁漱溟曾指责冯友兰在文革中"诌媚江青"，冯的女儿宗璞针对这一指责说了段至为沉痛的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访谈录》）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红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突击手们选中一个攻击的目标，就认定是一个敌人的堡垒（如民盟，胡风集团等）。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避免自上而下，单刀直入，而是寻找突破口。即找一个关键人物，施以重压，让其戴罪立功，站出来揭发，从而发动其他人，划清界线，狠批狠斗。这叫“挽救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选中为突破口。

1978年，作者（章怡和）由她母亲偕同去拜访史良，偶尔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态，泪如泉涌。此时她已78岁，夫妻间的感情并不甚笃。她哭的恐怕不单是失去了丈夫，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后半生是凄凉的，痛苦的。被迫违心批人者和挨批者心灵的创伤是相同的。（当然，那些乘风起舞，落井下石，踏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至今毫无反悔的人，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把他们称为畜牲，那是对畜牲的亵渎！”）

还有一位沉冤难申的舒芜先生!。他是胡风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于是被突击手们选定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与胡风的私人通信（那时，公民是没有隐私权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这些信中并无任何“反革命言论”。交出可能为冤案申辩，不交反可能成为“见不得天的罪证”。一经那位“顶峰”曲笔批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就成为“反革命”铁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舒芜也被戴上“胡风分子”后又戴上“右派分子”的双重帽子，受尽折磨。

胡风冤案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阿垅死于狱中，方然自杀，卢甸悲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没入狱的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受尽苦难。

此最大冤案现已平反。熬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含冤者死的死了，疯的疯了，幸存者都垂垂老矣。逝去的年华和才华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芜白发苍苍，至今仍为不他的朋友们和文坛诸公所谅宥。

“七斗八斗”之后，人间充满仇恨，积怨，芥蒂，隔阂，猜忌，恐惧，戒备……这是以斗争为乐的人生哲学，给我们这个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对一些被迫违心地伤害过朋友的人，受害者不防换位思考一下，你处在他的境地，你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心灵所受的伤害并不比你轻，只是在这场旷古的大悲剧中，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罢了。

1985年，一位记者去采访83岁的沈从文先生。当记者无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扫厕所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禁嚎陶大哭。当时，文革破灭已18年，他深埋在内心的创痛依旧无法弥合，。晚年的沈从文再也无法恢复他的写作能力了。……

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见的力量。鲁迅说过，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过“无物之阵”。那个时代，被毁掉的是“尊严”，“个性”，“自由”，“亲情”，“信任”和“文明”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在新中国，唯一没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学家只有鲁迅，那是因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敌人的匕首却被用来投向人民。我曾设想：鲁迅如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条是走老舍的路。后来读到周海婴著《我与鲁迅七十年》，我才发现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胡风的路。

据《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载：1957年，罗稷南（翻译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 ，（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有位作家的文章标题是《十年前死为完人》（从“反右”回溯），这句颇具哲理的箴言，适用于鲁迅，胡风，郭沫若，史良………，也适用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