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读章诒和《史良侧影》兼谈名人的尴尬（二） ｂｙ箫 弦 -- jlanu
名人的尴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夕，我还是个15岁的初涉人世的农村少年，身处穷乡僻壤，知识很闭塞。偶尔看到一本关于《救国会七君子》的书。鼓吹救亡图存，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关在苏州监狱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书中收集了七君子的申明和20多名大律师的抗辩，义正词严，铿锵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书中还收入七君子在狱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沈老在狱中练太极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肃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成为我心中的偶像。
读完章怡和女士这篇约15000字的长篇，使我怅然若失。当年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斗士”，却沦为装饰“民主”的傀儡！充当“引蛇出洞”的打手！耸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轰然坍塌。但冷静想想，也不能过苛地责备史良，这是时代的悲剧。
自古以来，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弱势群体，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已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也斗不过拿枪的冒牌假马克思。毛泽东的《皮毛说》只是重复了古人的见解。知识分子只能存在于群雄争霸的夹缝中。“百家争鸣”只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梁启超，萘元培这些大儒只能驰骋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权定于一尊，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这张皮上的毛。统治者需要的是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知识分子，对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识分子，说坑就坑，说阉就阉。说什么“孔子著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啦，什么“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国”啦，什么“太史简”“董狐笔”啦，哪有那么牛气！不过是知识分子自吹自擂罢了。在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曾显示出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救国会七君子》；《李闻惨案》；《较场口事件》；《反饥饿，反内战》中的《下关事件》；反美的《沈崇事件》等反蒋爱国运动，著名知识分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成为进步的旗帜。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国共逐鹿中华大地，他们精神上找到了个阿基米德支点。老百姓有首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时，共产党尚弱小，但它已成为受压迫人们的精神支柱。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文学艺术家，著名学者大师等）之所以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其精神支柱也基于此。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彻底覆灭，共产党终成大业。那个“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倾覆，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皮毛说》，成为依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意大利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康生的解释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这个概念是不确定的，你“老老实实”，就给你民主；你乱说乱动，就专你的政。这是多次运动所证实了的。
“民主人士”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进入新中国。此时，毛泽东在七大上向党内发出指示：“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李锐访谈》，载《五柳村》)。其斗争的策略是“团结，利用。改造”。“改造”是渐进式的。（很多人听说过这个比喻：把一只青蛙扔到热水锅里，它马上就会跳出来；但如果把青蛙放到凉水锅里，慢慢将水烧热，它就不会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时，已无能为力了。）
首先，把这些人安排在各种名义的官办组织里（民间结社是绝对禁止的），圈养起来，接受改造。给一个荣誉官衔，享受高级官员的物质待遇。每个组织都派共产党员贯彻党的领导，实权就操纵在这位共产党员之手，这就是所谓的“互相监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张澜，副主席有沈钧儒、史良、章伯钧，而实际是民盟副主席-共产党员胡愈之一手操纵――见《史良侧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学习，学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学共产党的文件。这些“民主人士”都是读书破万卷的学者，而在这里一篇简短的文件却要反复学习，反复讨论，反复体会，不厌其烦，以磨掉你的棱角。这就像古代伊斯兰初创时期的“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宝剑”。
再就是写自传，一遍，两遍，三遍，五遍的写。交待历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过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把人情，亲情，友情批成反动的人性论，把个人奋斗，个人尊严批成反动的个人主义。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开会“帮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装进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说真话》中说：“我是认罪服罪的”。
名人们还要写些阿时附世的文章，写些图解政治的文学作品，或修改过去的旧作，添个革命的尾巴。名家们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致使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一片空白，没有出过像《阿Q正传》《骆驼祥子》《子夜》《雷雨》等传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发，批判。1953年毛泽东狠批梁漱溟。在政协大会的公开场合，毛指着梁的鼻子，居高临下，霸气十足，横蛮无理，臭骂一顿。使梁无地自容，毛也有失“伟人“风度（参见《毛选》第五卷）。这是对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杀威棒”。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这位文学巨匠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以研究古代服饰以避风雨。但他仍逃不脱“批判靶子”的命运，其中，最历害的是常和沈来往的画家范增。文革中范无中生有，揭发沈一百多条莫须有的“罪状”，致使沈在劫难逃，揪入牛棚。胡风的万言书，开头就批朱光潜，把他上纲到“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还有，巴人批聂绀弩，；巴金批萧乾；萧乾批沈从文；老舍批吴祖光；吴祖光批丛维熙；钱学森批钱伟长；史良批章罗；吴晗更是批“章罗联盟”的积极分子；后胡风被钦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后，名人学者闻风而动，万炮齐轰，衮衮诸公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吕荧不识时务，敢于唱反调，终被关入大牢。……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可编一本《二世世纪名人混战大全》。有一首民谣：“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蝉，黄雀在其后。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横扫一切，“落得个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净”。连以整人为专职的周扬也被扫入秦城监狱，成为最后一名殉葬者。
这些民主斗士不能说他们的理想不崇高，但动机却未必纯洁。在国民党时期一个个意气风发，光彩照人，其实是拿捏住了一个预期，知道国民党最多是威吓加手枪，而且手枪的使用也见不得人，故遇上的概率不大。另外，此时新闻和舆论也可以发出他们的声音，在公众关注的目光下，他们的安全也得到了相当的保证。
眼看国民党倒台，民主人士们一个个应电召北上北平，开政协会，有梁山好汉排座次，享用红利的感觉，此时飘飘然，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当然也仅是少数人有这个警惕，最聪明还是胡适，认识深刻，不听共产党学生们的劝说，苍惶出逃），就如储安平所说的名言：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可就连储自己也冲昏了头脑，留在了大陆，分了红利。
新政权根本用不着暗杀，可以通过洗澡，批判，右派等手段将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制得服服贴贴，手段之高明远胜于胜国前朝，这帮民主人士在此境遇下只好原形毕露，因为全国皆可杀的环境下，再也没有任何众人关注的目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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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知道说了什么话之后必死无疑，或者死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或许也不说了，直接搞暗杀留遗书了。
（三） 灵魂的畸变
知识分子经历了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后，关节都错位了。生存哲学降到道德的底线以下。从“士可杀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杀”；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着”。他们逆来顺受，阿谀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大名家进一步发挥：“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于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但不知顾老先生活到今日他会怎么样？
在这种外加压，内攻心的双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杀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来就悲痛欲绝。现在人们为景仰死者，激励来者，都称他们是“以死抗争”。其实死者并没有抗，也没有争，只是想当“驯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无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请读读一些死者的遗书吧：
文革中，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鲁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干干净净的傅雷》――刘水清 载品味网）
邓拓的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之死》――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勋李立三自杀，留下的字条是：“敬爱的毛主席！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了”；（出处未记）
彭德怀病死狱中，他的遭遇也够凄凉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条保证：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当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区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给毛写过几次信。1967年元旦，给毛写了最后一封信。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3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 日
1967年9 月17日，专案组建议：永远开除彭德怀出党，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去世。骨灰运回四川，谎称王川，32岁，成都人。
（《彭大将军的遭遇》――摘自《老年时报》03/01/22）
这是千百自杀者遗书的中的几份。没有反抗，没有愤怒，没有怨恨。笔者读这些遗书时，既悲且愤。白居易诗云：
兽中刀枪多怒吼，鸟遭罹弋尽悲鸣。羔羊口在缘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
白居易。禽虫十二章
那些屠刀下连一声呼喊都没有的弱者，说明不但“身”被征服，而且“心”也被征服了。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鲁迅则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暴力重压下，如果无力抗拒者尚可理解，无心抗拒者就不值得同情了。（《今晚报》副刊03/06/27廷献点评）。
文天祥被元蒙统治者俘虏时，高唱《正气歌》；岳飞抗金时；高唱《满江红》，成为千古传颂的人间正气。可是当岳飞被赵构，秦桧害死于风波亭时，不也是“暗死屠门无一声”吗？敌我，忠奸，自古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模糊概念。
（四） 十年前死为完人
对弱者，对受害者的指责并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条硬汉。我也是从“万家墨面”的泥潭中爬过来的人，我也曾求做“驯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蒙混过关；假如我当时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门无一声”。
梁漱溟曾指责冯友兰在文革中"诌媚江青"，冯的女儿宗璞针对这一指责说了段至为沉痛的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访谈录》）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红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突击手们选中一个攻击的目标，就认定是一个敌人的堡垒（如民盟，胡风集团等）。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避免自上而下，单刀直入，而是寻找突破口。即找一个关键人物，施以重压，让其戴罪立功，站出来揭发，从而发动其他人，划清界线，狠批狠斗。这叫“挽救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选中为突破口。
1978年，作者（章怡和）由她母亲偕同去拜访史良，偶尔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态，泪如泉涌。此时她已78岁，夫妻间的感情并不甚笃。她哭的恐怕不单是失去了丈夫，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后半生是凄凉的，痛苦的。被迫违心批人者和挨批者心灵的创伤是相同的。（当然，那些乘风起舞，落井下石，踏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至今毫无反悔的人，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把他们称为畜牲，那是对畜牲的亵渎！”）
还有一位沉冤难申的舒芜先生!。他是胡风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于是被突击手们选定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与胡风的私人通信（那时，公民是没有隐私权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这些信中并无任何“反革命言论”。交出可能为冤案申辩，不交反可能成为“见不得天的罪证”。一经那位“顶峰”曲笔批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就成为“反革命”铁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舒芜也被戴上“胡风分子”后又戴上“右派分子”的双重帽子，受尽折磨。
胡风冤案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阿垅死于狱中，方然自杀，卢甸悲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没入狱的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受尽苦难。
此最大冤案现已平反。熬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含冤者死的死了，疯的疯了，幸存者都垂垂老矣。逝去的年华和才华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芜白发苍苍，至今仍为不他的朋友们和文坛诸公所谅宥。
“七斗八斗”之后，人间充满仇恨，积怨，芥蒂，隔阂，猜忌，恐惧，戒备……这是以斗争为乐的人生哲学，给我们这个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对一些被迫违心地伤害过朋友的人，受害者不防换位思考一下，你处在他的境地，你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心灵所受的伤害并不比你轻，只是在这场旷古的大悲剧中，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罢了。
1985年，一位记者去采访83岁的沈从文先生。当记者无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扫厕所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禁嚎陶大哭。当时，文革破灭已18年，他深埋在内心的创痛依旧无法弥合，。晚年的沈从文再也无法恢复他的写作能力了。……
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见的力量。鲁迅说过，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过“无物之阵”。那个时代，被毁掉的是“尊严”，“个性”，“自由”，“亲情”，“信任”和“文明”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在新中国，唯一没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学家只有鲁迅，那是因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敌人的匕首却被用来投向人民。我曾设想：鲁迅如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条是走老舍的路。后来读到周海婴著《我与鲁迅七十年》，我才发现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胡风的路。
据《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载：1957年，罗稷南（翻译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 ，（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有位作家的文章标题是《十年前死为完人》（从“反右”回溯），这句颇具哲理的箴言，适用于鲁迅，胡风，郭沫若，史良………，也适用于毛泽东。
他们当然值得佩服的，但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评价也要考虑到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他们的对手是谁。比如甘地，如果他的对手是共产党或日本人，他还能如此洒脱自如吗？共产党或日本人的法官（可能他见不到法官的面，就已经。。。）会如同英国人一样对他起立致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同样一群人，面对国民党时可以表现得挥洒自如，自容不迫，而面对共产党时则完全是另一番狼狈景象，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的对手变了。
他们这群人犯了一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毛病，恨国民党，就以为会从新的共产党政权中分一杯，太简单化了。即使深刻如储安平，也同样冲昏了头脑，是什么使得这帮聪明又勇敢的人判断失误？如果没有一点利益的成分在我是不相信的。如同现今的李敖，敢在台湾骂天骂地，换在大陆来看看？
如同包子1971所说，早将他给阉了，看他还整天煊耀自己的性能力，哈哈。
窃以为然也。
解放前，民盟和共产党基本是平起平坐，有时候，共产党还需要民盟出面营救地下党员什么的。所以处处对民盟示好，拉拢。储安平也不是被冲昏了头脑，而是对共产党了解不够。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什么后来两家会闹翻呢？我觉得民盟之与共产党，就有点像三国里的田丰之与袁绍。录一段如下：
狱吏曰：“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丰笑曰：“吾今死矣！”狱吏问曰：“人皆为君喜，君何言死也？”丰曰：“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
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
建国后，共产党才开始学着管理国家，难免犯各种各样的低级错误，被人指出后，老羞成怒，索性就一棒将别人打死。从这点讲，老毛比袁绍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最多打架厉害一点。
虽然有共产党恼羞成怒的成分在，但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和人士只是共产党用来装点门面的工具，共产党从心里根本就不会想着和他们共享天下。统一战线从来都是共产党打天下和坐天下的工具。这帮人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从根子上讲，还是想分共产党天下的一杯羹的，谁知道人家根本就看不起你，你以为自己是谁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居然还敢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