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灾”是随人的主观判断而转移的么？ -- 茶园农工

“天灾”是随人的主观判断而转移的么？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即使在西河这样的“讲道理”坛子。所以，非但事先声明，“激动”一点的讨论，请自觉“迟后”贴为盼。也许就能心平气和说话了，还请斑竹在出现诸如口水仗等情况时，毅然处理以致，删除所有的贴。

放到历史板块上来，除了确是历史内容外，还有不知放到何处合适的因素。

这就是少奇同志的两个“三七开”，很著名，相信大家都读到过。

对工作中成绩、错误，三七、七三、四六……开，都没有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主观判断的事情，只是要用“比喻主次”来解释，不应看作三和七的“量化”，成绩、错误不是可以量化的概念。

对造成困难原因，用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有很容易混淆“造成危害之原因”的“嫌疑”。

因为“天灾”的判定，不是主观的：除了气象水文部门的科学测量数据，还一定得有“农作物”减产的数据。减产可是只能用“称杆、称铊”说话的，不同的人掌称，称出的数字或许不同，但“不同”绝对微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换句话说，是旱是涝是风是雹……，只有客观上造成了农作物损害，才算作是“天灾”。衡量灾害的“轻度、中度、严重、特严重……”，直接取决于产量下降的程度。这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状态，应该没有异议吧。

损害已经在“天灾”涵义之中包含了，而“天灾”“人祸”随便这么一并列，势必容易解释成“天灾造成的损害”，直接也是由“人祸”造成的。59年~61年三年灾害期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是所谓的“人祸”作为主要因素引起的么？许多人正是从刘少奇的讲法中，这么理解、这么看、这么解释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的作为，即人祸，引起粮食大幅度下降的？十几年下来，看了网络上各种文字讨论无数，加上关注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非毛化”思潮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等，不得不说，迄今没有看到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即大跃进的什么具体政策、措施、行动……，引起粮食产量大范围大幅度下降了。

试举例：什么“都去大炼钢铁了，稻谷、麦穗熟了烂在田里、地里……云云”，呵呵，就不要再说了，因为即使有例子，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什么“都去修水库了，没有把小麦种下去……云云”，也不要再说了，站不住脚的理由和前者一样。

什么“瞎指挥密植，秧插的密不透风……云云”，也不必再讨论了，密植没有肥料跟上去，增不了产，也不会减产。

什么“大放卫星……云云”，也不用再瞎联系了，放卫星根本与减产联不上。

什么共产风、浮夸风……都跟上面差不多，也是联不上的。倒是有相反例子：从山西(北方)等、江西(南方)等例子来看，共产风、浮夸风什么的，与邻省河南、安徽等比较，可以说毫不逊色、相差不多，而天灾较轻，减产也较少，结果饥荒程度就较河南、安徽轻许多，很能说明问题。

总之，大跃进跟粮食大幅度减产，没有甚么直接关联。各地的减产有大有小，各地的天灾有轻有重，各地都搞大跃进，饥荒却只跟减产(天灾)挂钩。除了少奇同志，网上还可以搜到许多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有过类似的言论(谁知是真是假)，而这些言论几乎都混淆了“天灾”的损害不是主观判断的事情、人祸的损害才是主观认定的事情。

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据说是从他的农民朋友的说法那里搬过来的。搬过来后，刘加以发挥了，此刻他却没有把握住“唯物地看问题”，多多少少把“天灾”当作主观判断、主观认定的事情了，这一点上，出了岔。看来，刘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怎么样啊，现在有不少人在引用刘当时说法，“犯”同样错误：原来“天灾人祸”并列作相互比较，是有条件的，人祸：一般指不因“天灾”而存在之危害，不需要由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害(例如农业减产)作伴，人的错误行为本身就能引起困难、危害滴。

大跃进的真正“罪过”：引起经济混乱(强调“钢铁元帅”升帐等)，因为农、轻、重比例失衡了，大大地失衡了，后果很严重；欲速不达，用打仗的办法搞建设，新开了许多项目，几千万农民进城当工人……，造成极大浪费，损失惨重；留下许多历史笑柄，诸如亩产万斤粮、15年超英国等等；……。

另外，大跃进与饥荒时间也不重叠，大跃进时间58年~59年，大约一年半左右，其实59年就基本没有土高炉(大跃进标志)冒烟了……。而饥荒是59年~61年，大跃进的高潮在58年，农业上是丰收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新高，粮食产量重新回到58年水平，已是66年了。

再反过来看，没有“天灾”会怎么样？经济生活混乱，照样会发生：人们买不到轻纺产品，连鞋、钢精锅……都要凭证供应！！大批新工人的“吃皇粮”梦还得破，2000万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仍旧要发生。……而饥荒确不会发生。

这就让人们从正面、反面可以看出，动辄“GCD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云云”，恰恰是BRAINWASHED自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