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接龙：友好的封建制度：西藏之谜 -- 译者序 -- 厚积薄发

在香格里拉的神话里，在旧西藏，人民与他们寺院的和世俗的领主们处于一种满足而平静的共处之中。富有的喇嘛和贫穷的和尚，富有的领主和一贫如洗的农奴都被捆绑在一起，共同被一种深深的精神的，和平的文化所熏陶，安慰和支持着。

这让我们想起了理想化的封建欧洲。这种欧洲被后日的如G.K.切斯特尔顿(G. K. Chesterton)和希拉里.贝罗克(Hilaire Belloc) 这样的保守主义天主教徒们所兜售。对于他们来说，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是这样一个世界：心满意足的农民们生活在他们的教堂的安全拥抱之下，并处于他们的领主们多多少少善意的保护之下。[55] 再一次的，我们被邀请接受一种特定的，处于理想形式的，与它的模糊的物质历史相分离的文化。这意味着把它将以它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所描绘的形式被接受下来。就如田园牧歌般的中世纪欧洲与史实相去甚远一样，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与史实也毫不相似的。

在它所有的阴暗事实已被审视之后，旧西藏确认了我在前面的一本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即文化是中性的。文化能够为一大堆严重的不正义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得社会的一小部分人以社会的其他人为巨大代价获得特权。[56]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西藏，统治阶级有意地操纵传统文化以使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得到加强。神权统治把任何的反抗思想和行动等同于魔鬼的影响。它宣扬地主的无上权力和农民的毫无价值，把这个作为天经地义的基本假设。富人被说成是应得他们舒适的生活，而低下的穷人被说成是应得他们悲惨的生活，所有的这些都被解释为前世积累的善恶的因果报应，是神的意志的一部分。

那么这些更富有的喇嘛们就只是一些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的伪君子吗？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这些给他们带来良好结果的信仰。他们的神学是如此完美地支持他们的物质特权；这一事实只是更加强了他们信仰的真诚度。

也许可以说我们这些现代世俗社会下的居民们不能理解幸福，痛苦，满足以及风俗这一方程式。这一方程式刻画了一个更传统的精神社会。这也许是对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要把这些社会理想化。但是，挖出的眼就是挖出的眼；鞭挞就是鞭挞；对农奴和奴隶的残酷剥削就是一种野蛮的阶级不公正，无论它的文化包装纸是什么。在精神束缚和人身束缚之间有一个区别，即使在两者并肩而存时。

许多普通的西藏人想要达赖喇嘛回到他们的国家，但是看起来没有多少人想要回到他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华盛顿邮报一个1999年的报导注意到达赖喇嘛在西藏继续受到尊崇，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并非唯一的在孩提时代就被作为转世重生而挑选的高级喇嘛。在大多数的寺院里，我们都能发现有一两个转世的喇嘛或者是tulku--一个有着特别的纯洁性的精神教师，被选举一次次的重生--主持着寺院。

这种tulku制度是藏传佛教独有的。许多西藏的喇嘛们都声称是转世的tulku。

第一个tulku是一个被称作喀玛巴的喇嘛，他先于第一个达赖喇嘛三个世纪出现。

喀玛巴是藏传佛教喀玛噶举教派的领袖。由达赖喇嘛领导的格鲁巴教派的崛起导致了它与噶举教派长达五百年的政治-宗教竞争，并在今天的西藏流亡社区里继续着。就算噶举教派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变得有名，在世界各地开设了六百多个新的中心，也对局势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tulku的寻找，恩里克.卡伦(Erik Curren) 提醒我们，并非总是以好莱坞电影描述的那种纯粹的精神方式所进行的。“有时候，寺院的官员们想要从当地有势力的贵族家庭中挑选一个孩子，以便给寺院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其它的时候他们想要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家庭中挑选一个孩子，以便使孩子的成长不受任何家族的影响。” 在其它场合下，“一个当地的军阀，中国的皇帝，甚至是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的政府都有可能出于政治原因(试图) 把自己的人选强加于一个寺院。”[58]

这也许就是十七世喀玛巴是如何被挑选的。他流亡中的寺院位于Rumtek, 在印度北方的锡金省(state of Sikkim) 。 在1993年，喀玛噶举教派的僧侣们有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侯选人。达赖喇嘛，和其它许多持不同意见的喀玛噶举的领导人(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推举另外一个男孩。噶举教派的僧侣们指控达赖喇嘛越权试图挑选一个他们教派的领导人。“无论是他的政治地位还是他作为一个格鲁教派的喇嘛的地位，都没有赋予他权力来挑选喀玛巴，一个另外教派的领导人…”[59] 正如一个噶举教派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那样，“戒条是关于思考你自己。它不是关于自动地在每一方面服从一个老师，无论这个老师是多么的受尊敬。佛教徒应该比别人更尊重他人的权利--他们的人权和宗教自由。”[60]

随后发生的是在西藏流亡社区的长达十几年的冲突，值得一提的包括有时断时续的暴乱，恐吓，人身攻击，列上黑名单，警察的骚扰，法律诉讼，官员的贪腐，和格鲁巴教派支持者对喀玛巴教派在Rumtek的寺院的掠夺与破坏。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至少一个西方的信仰者怀疑，是否多年的流亡正在加快藏传佛教在道德上的腐朽。[61]

清楚的是并非所有的西藏佛教徒都接受达赖喇嘛作为他们神学上的和精神上的领袖。尽管他被称为“西藏的精神领袖，” 许多人把这个头衔看作一种形式。这并没有赋予他对于在西藏的四个宗教学院的任何权威，除了他自己的以外，“就象把美国总统称为‘自由世界的领导’ 一样，这并没有赋予他统治法国或者德国的角色。 ”[62]

并非所有的西藏流亡者都迷恋旧的香格里拉神权统治。金.刘易斯(Kim Lewis), 一位在加州伯克利跟随一个佛教和尚研究治疗方法的女士，曾有机会与超过一打的住在这个和尚的楼里的西藏妇女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当她问她们是否想要回到她们的祖国的时候，情绪都是负面的。最初，刘易斯以为她们的不情愿来自于中国的占领，但是她们很快就告诉她不是这样。她们说她们很感激“不用和四五个男人结婚，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都在怀孕，” 或者是处理从一个不忠的丈夫那里传来的性病。更年轻的妇女“很高兴得到教育，不用和宗教打任何的交道，并很疑惑美国人为什么(对西藏) 如此天真。”[63]

这些被刘易斯采访的妇女们讲述了她们的祖母们从僧侣那里作为“智慧女”得来的苦难。这些祖母们被告知，通过与僧侣睡觉，她们获得了“启蒙的途径”-- 最终，佛祖他自己必须和一个女人达到彻悟。

这些妇女还提到那些在理论上应该精神化和有节制的格鲁教派僧侣之间所进行的“猖獗的” 性行为。那些曾是母亲的妇女们苦涩地谈到在西藏的时候，寺院是如何没收她们年幼的儿子们的。她们声称当一个男孩哭着喊妈妈的时候，他就会被告知“你为什么要喊她，她抛弃了你--她只是一个女人。”

这些在加州获得政治避难的僧侣们都申请了公众的帮助。刘易斯，她自己也一度是个信徒，曾帮忙填表格。她观察到这些僧侣继续从政府那里接受每月500到800美元的支票，还有医疗保险。除此之外，这些和尚们还免费住在装修很好的公寓里。“他们不用付水电费，在给他们提供的电脑上有免费的互联网，还有传真机，免费的手机，座机和有线电视。”

他们每月还收到他们教派的款项，还有来自于美国信徒们的贡献和捐献。有些信徒们为这些和尚诚挚地跑腿，包括买菜和清洁他们的公寓与厕所。同样是这些圣人们，刘易斯评论到，“对于批评美国人‘对物质的迷恋’ 一点问题也没有。”[6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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