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两种爱国主义的较量 -- 无名氏

呵呵，刚刚写好一篇回复，发现老兄重改了一遍，只好重

写。老兄对我的观点似乎发挥得太多了。

1 关于“的观点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义和团是因为向西方先进文明 学习后的失败，农民兄弟在总结洋务运动和维新的失败经验的基础上而爆发的第三条救国路线，我认为义和团运动没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吧”

偶可不认为义和团是谁“总结出来”的第三种路线，当“改良主义”一再显示出在外患方面的无力时，民众往往会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寻找出路，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先例，非独义和团使然。我并不认为“义和团”总结出了一条正确的救国路线，但是，我认为双方同样是在寻找救国的路线，戊戌维新在实践性上并不高于义和团，一方面竭力称赞改良主义者的纸上谈兵，一方面却全面否定民众从现实中寻找出路的努力，这种比较方式是不公平的。如果现实中的执政者只推崇漂亮的理论而不顾其实践性，那么“义和团”式的悲剧恐怕还会重演。

2 关于“义和团是首先是在鲁西北一带爆发的，后扩展到直隶地区的，最后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进入了北京，这和在以中国首都北京为中心的直隶地区爆发论述是两回事，北京是被动卷入的，而不是主动参与的”

“义和团”的兴起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两回事，就如白莲教的存在和白莲教起义是两回事。仅仅作为一种民间习武组织的“义和团”是不能称之为“运动”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义和团运动”，在西方被成为“拳民起义”，特指的就是庚子年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地区爆发的大规模运动。无论手段如何评价，这次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是无可否认的，它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地区大规模爆发，正是这种性质所决定的，是必然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

3 关于“你的观点给人的感觉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割裂，而所谓的义和团运动就是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五四运动是盲目反对儒家所以才抹杀义和团运动的，我认为这样的论点是荒唐的，试问是康梁谭还是义和团的大小首领谁更接近儒家的思想。我丝毫看不出义和团和儒家思想有何联系，资产阶级改良者是如何背叛儒家思想的，难道儒家思想就是保守落后不思进取？”

我完全不知道从我的文字中何以能得出如此复杂的结论，请问从我的原文中哪里可以看出认为“五四运动是盲目反对儒家所以才抹杀义和团运动的”？我可不认为“五四运动”可以等同于“盲目否定儒家”啊。“五四”是一次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反思，既然是反思，就是一个探索和思考真理的历程，而其本身并不代表真理。把儒家看成保守落后的不是我，恰恰是“五四”中的一大批人，正如“五四”对于儒家的反思有矫枉过正之处，我们不能把“五四”对儒家的批判简单视为真理一样，“五四”对“和团”的批判也同样不应被简单视为真理来引用。我认为我们对“五四”所应该继承的是它在自省反思中追求进步的精神，而不是把“五四”本身当成真理来继承。

5 关于“如果慈禧不教唆，义和团能进入北京吗？为什末山东的义和团被老袁弹压了。义和团和以慈禧为首的腐朽力量是双方互相被欺骗，互相教唆，慈禧她也有义和团似的思维方式，就象现在的爱国愤青一样，在某些方面他们取得了精神上的共鸣，所以愚昧到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慈禧也是愚昧义和团的一分子，难道在内心深处她不排外，不仇视外国文明，不过，洋人的枪炮把她改造好了，呵呵}”

第一，义和团作为一个民间习武组织，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他们并不是造反者，何须慈禧“教唆”才能进北京城？铁的事实是，就在义和团以每日数千人的速度涌入北京城的6月中旬，慈禧仍然连续在“上谕”中仍然把义和团称为“拳匪”“奸民”“匪徒”，一再命令“严行缉拿”严惩“首犯”“解散余党”，并指令九名大臣“分驻九门”，“监察启闭出入”，试问，如果义和团是受慈禧教唆进京的，这又如何解释？

第二，山东的义和团虽然因为袁世凯的镇压而沉寂，同一时期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得到了迅猛发展，试问，如果义和团的发展需要慈禧的“教唆”才能实现，那么难道是慈禧一面“教唆”直隶义和团，一面却命令袁世剀严剿山东义和团？如果“义和团和以慈禧为首的腐朽力量是双方互相被欺骗，互相教唆”，如果“慈禧她也有义和团似的思维方式，就象现在的爱国愤青一样，在某些方面他们取得了精神上的共鸣”，那慈禧为什么还一二再再而三地想对义和团采取限制弹压手段，为什么还会有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镇压，为什么义和团运动直到庚子年才有大规模的爆发？既然双方“取得了精神上的共鸣”，又何来“相互欺骗，相互教唆”？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义和团运动”是受到了慈禧的“欺骗”和“教唆”才爆发的？

第三，关于“慈禧也是愚昧义和团的一分子，难道在内心深处她不排外，不仇视外国文明，不过，洋人的枪炮把她改造好了，呵呵”

不知何谓“改造好了”？如果所谓“改造好了”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等，那就与所谓她和“义和团”“共鸣”自相矛盾，如果所谓“改造好了”指的就是庚子之后，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我无话可说。

在这里我不想多谈慈禧“内心深处”有无对外来文明的仇视，就她在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前的施政和对待义和团的态度而言，我丝毫看不出她“有义和团似的思维方式，就象现在的爱国愤青一样”的表现，不知道这种结论有何事实为依据。且不说清廷对义和团一直采取的是“弹压解散”的政策，有无数上谕这奏折为证，只看“义和团”何以能够得到迅猛发展？镇压朱红灯起义的山东巡抚毓贤在奏折中称，“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甚至挟制长官，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奈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平民受教民欺辱无可控诉，柔弱者甘心忍受，刚强者激而思逞，与教民为难，非得已也”，连颇受列强青睐，对义和团镇压极为”得力”的袁世凯都说“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而力主学习西方的《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也说“莠民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平民受屈，申理无从，众怒滋生，群思报复，遂至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欧之案，层层叠出”。。。。。。袁世凯，郑应观这些人总不会也读“仇外”，都和义和团有“共鸣”吧？如果慈禧表现出““有义和团似的思维方式，就象现在的爱国愤青一样”，洋人能在中华土地上如此肆虐无忌吗？！

事实显然是，因为慈禧等人对一味的惧洋，致使外侮日甚，民众忍无可忍，只好选择了最激烈的排外手段，慈禧等人不过是到了被侵略者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借助于义和团。楼上的说法，无视“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大背景，是把因果倒置了！

6 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的失败是因为中国顽固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云云，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在基本和平的环境下掌权三十年而以“甲午”惨败告终，难道仅仅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强大”？我在前一篇回复中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了，改革中的各种阻力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改良”就是要在激进和保守派中间寻求妥协，这两方面的阻挠随时都可能出现，克服这种阻挠是改良路线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实现改良本来就不可能，把改良的失败归结于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势力的兴起就和把军事的失败归结于敌人的强大一样，并无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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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中心意思是‘爱国是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爱国以及原始和粗暴的爱国是于事无济的”，对这个观点我并不反对。遗憾的是，你的论据并不能证明你的观点，或者说，臆测多，史实少，很多结论甚至是与史实矛盾的，有以论代史和从观点的需要出发去改变历史，而不是以探寻历史事实为手段去总结教训。套用你的话来说，总结历史的教训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始的粗暴的否定历史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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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精华是什末，难道不是一次次百折不挠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救国运动吗，五四以来的思想者们”带动了一股强大的反儒思潮，“打倒空家店”这个口号正是在五四思潮开始被反复地，把“儒家思想”定性为“吃人的礼教”，主张全盘西化，这些都是“五四思潮”的主要内容， 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仅仅是这些吗？也许放在现代，这些观点有点幼稚(不过我怀疑现代的愤青观点是否比这个成熟)，可中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化运动难道不是五四运动吗，为什末您总喜欢在落后，愚昧的农民运动中寻找所谓的亮光点，而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不屑于顾，难道农民运动比五四运动更值得现代人研究和崇拜？”

第一，不知道所谓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慈禧？但我反对用割裂历史的方式看待历史，我从没有说过“五四运动”得内容仅仅是反儒和全盘西化，但这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一面称赞五四为“中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化运动”，一面对这些部份视若不见，我不认为就是正确总结了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正如我不认为只强调义和团的排外和愚昧，而不认真去探讨这一切形成的原因，并不能有益于总结这次运动中的教训和有助于避免在未来发生相似的问题。

第二，我从来没有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不屑于顾”，但我对于无视国民现状，以居高临下的精英思想纸上空谈先进性的做法向来不敢苟同。中国的解放和近代化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的解放和农村的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无论你如何认为他们愚昧落后，如何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占当代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而在一百年前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无论多么高明的理论，多么先进的思想，不能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都不可能使中国这驾马车飞快地朝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事实是，农村问题至今仍是中国改革和现代化面临的最大困难，过去100年间的先进的人们虽然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过一定成果，但谁都没能彻底解决它。

中国农民问题的存在，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今天的中国精英们，对这一问题的渊源及现状了解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过去50年间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夹杂了太多意识形态出发的主观色彩，而当今这一问题则被绝大多数人以粗暴否定的方式假以忽略。如果我们研究历史的初衷“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就必须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去着手，一方面了解存在于农民自身的缺陷和潜力，一方面正确总结过去100年间中国在农民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如果只是把一切都归结于愚昧的农民不能接受自己的先进，再过10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