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鳕鱼邪恶之最：为文革唱赞歌？----兼致北宸等台湾网友 -- 鳕鱼邪恶

六十年代开始，冷战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不过，这个10年的后来一些年份经历了发生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表现了对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截然不同态度的另一些事件。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一位名叫姚文元的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评论》期刊上发表文章抨击一部名为《海瑞罢官》的剧本，这部剧本四年前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成。这部剧本讲述了一位正直的明朝官员对于皇帝的土地政策持有异议，由此就仅仅因为他的直言不讳而惩罚了他。

虽说故事被放在多年以前的过去，毛泽东却将这部剧本当作对他本人的攻击，并以此为借口发起了大规模的变革。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是由毛发动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二它也对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院派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灾难性的影响，他们被骇人听闻地剥夺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毛的妻子江青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正是这个步骤被证明为是决定性的。江青被一帮年轻的积极分子簇拥着，首先攻击了她称之为“学术界反动权威”的人物，批判他们运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试图使阶级斗争沉寂下去。更糟糕的是，她说大学通过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谬论”来使他们逃避辩证法的斗争。虽说一开始她还碰到了一些困难（《人民日报》拒绝发表她的声明），不过到了1966年5月她就谋取了一种新兴现象的支持——“Hung Wei Ping”，即红卫兵。这些人主要是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抨击那些被称为“戴眼镜的人”，也就是教师和其他的学院知识分子。

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首先冲击了清华大学，接着冲击了其他学校，攻击了大学权威。后来，街头暴力爆发了，红卫兵抓住任何他们不喜欢其发型和衣服的人。商店和饭馆被勒令改变西方风格的橱窗或菜单。霓虹灯被捣毁了，街上燃起了巨大的火堆，焚烧像爵士乐唱片、艺术作品和奇装异服这样的“被禁止的商品”。咖啡馆、剧院和马戏团被关闭了，婚礼被禁止，甚至于握手和放风筝也被禁止了。一位京剧女明星回忆了她是如何被放逐到乡村，在那儿她被迫每天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吊嗓子以保证没有其他人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还将戏服和化妆品埋藏了起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去。

P·约翰逊有关这次灾难的阴郁叙述是这样的：“图书馆被关闭，书籍被焚烧。”

在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中——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四位科学家有勇气使用图书馆。江青陶醉于她的角色中，组织了无数次大规模的集会，在其中她轮番声称“爵士乐、摇滚乐、脱衣舞、印象派、野兽派”，和其他任何现代艺术的“主义”，加上资本主义本身毁灭了艺术。她所要反对的是特殊化。到1966年下半年为止，事实上中国所有重要的文化机构都受到了军队的控制。在那年的12月12日，许多所谓的“人民公敌”，包括剧作家、演员、电影和戏剧导演、诗人和作曲家被一律押往拥有10000名观众的工人体育场，每个人都在他或她的脖子上挂着木制的布告牌。接着，江青夺取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没收了其设备、手稿、乐谱、电影，将后者加以重新改编并以修订过的版本重新发行。她命令作曲家撰写后来配合于“大众文化作品”的作品，并根据大众的需要改编。

在芭蕾舞领域，她禁止了“兰花指”和向上翻转的手势，而与此相反地要求舞蹈者运用紧握的拳头和暴烈的动作以证明他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憎恨”。对大学和艺术家的攻击带来了暴力行为，在大学中派系组织纷纷成立。其中相当有名的是成立于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组织；航空学院的“航空派”组织是另一个有名的组织。许多科学机构的教授们被下放到农村和农民一道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做更深入的实践。在北京的遗传学研究所中（中国1949年前没有遗传学研究所），李森科的理论流传得比在俄罗斯还长，这部分要归因于红卫兵的作用。也许由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最特别的观点要数改变交通信号灯的设置。红卫兵对红色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们认为，作为革命颜色的红色理应意味着变化，意味着进步——用另外的话来讲，就是意味着“走”而不是“站住”。

周恩来用一个笑话砍掉了这个观点，他说红色在雾中能够很好地被看到，因此是最安全的颜色。不过文化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玩笑。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这个方面让人禁不住想起斯大林的严厉镇压。（〔英〕彼得·沃森 朱进东 陆月宏 胡发贵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