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两汉豪侠兴衰录（一） -- 机会主义者

皇权对豪侠势力的打击

在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封建帝国中，武侠永远是个不安定的危险的因素。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者虽然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但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统治者只要对它采用“王霸道杂之”的手段，使用肉体上消灭加上精神上怀柔的双重手段，用引导的手法逐渐将儒者的自主性磨灭掉，使之心甘情愿的成为统治者的奴隶；相同的手法对于武侠却无法奏效。一方面侠的宗旨具有某种宗教化的色彩，相对于儒家的世俗化的理念，追求“名”的武侠对于功名利禄等世俗化的诱惑天生具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而“轻名重气”的精神诉求，让武侠面对统治者的暴力威胁可以不为所动，这样的烫手山芋让统治者的那套大棒加胡萝卜的两面手法无从施展；另一方面，豪侠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往往通过宗室或私交沆瀣一气，豪侠联合的力量有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意味，还造成了地方基层政权大权旁落，这种在社会的基层滋生的异己力量，当然要为封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容了。

其实，对于豪侠的捕杀，终有汉一朝从未停止过，如郭解的父亲就是因为任侠而被号称无为而治的孝文帝下令诛杀的，但汉初对于豪侠的力量还没有充分的警觉，否则孝文帝就该对郭解的父亲实行具五刑并灭族，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郭解了。真正开始对豪侠实施大规模清剿的始于汉景帝，《史记 游侠列传》载“是时济南（目间）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具体的做法是启用酷吏，到地方查明豪侠的核心人物，将这些豪侠连根铲除。《史记 酷吏列传》较为完备的记载了汉景帝的这些行动。

酷吏郅都是汉景帝最先启用的得力鹰犬，“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这只苍鹰正是汉景帝所需要的，景帝迫不及待的将他派遣到济南去对付当地的豪强（目间）氏：“济南（目间）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目间）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首战告捷，尝到甜头的汉景帝将一个又一个酷吏放到地方，比如酷吏周阳，景帝将他四处调动，“所居郡，必夷其豪”，还有为人“滑贼任戚”，善于凌上操下的酷吏宁成，景帝任命他为中尉，序两千石，负责京城长安的治安，他任职期间，“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

汉景帝的鹰犬政策奏效于一时，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豪侠的威胁，当时的社会正如班固在《汉书 游侠传》中描述的那样，“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酷吏再多，面对各地的豪侠烈焰，终不免疲于奔命。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继位后，其强烈的个性必然不能容忍豪侠对于帝权的侵蚀，于是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彻底摧毁豪侠势力，已成为汉武帝日益关注的迫切问题。汉武帝在总结景帝的经验教训后，制订出新的策略：

首先就是釜底抽薪，一石二鸟之计。汉元朔二年，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两条影响深远的策略，对于中国社会的集权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就是推恩令，此举削弱了地方藩篱的势力，也就是削弱了豪侠的间接同盟者的力量，同时主父偃建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下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与茂陵”，这个措施一旦施行，势必斩断豪侠赖以生存与地方势力之间的联系，将他们集中在京城附近的新开发区域，便于随时监视他们的行动，同时他们在地方上多年积累的财富也被中央政府趁机没收。事实上，许多殷实之家在这次大规模的强迫迁徙中变得一贫如洗，通过这项措施，汉中央政府达到了“内实京师，外销奸猾”的目的。而豪侠一旦离开了他们多年经营的巢穴，也失去了对抗中央政府的筹码。这次迁徙范围很广，许多豪侠首领被强制迁徙，比如，西汉末年的豪侠原涉的祖父，就是于“武帝时以豪杰自阳翟徙茂陵”，东汉名将耿?m的祖先也是在此时从巨鹿迁徙到了茂陵。大量的豪侠首领聚集到了茂陵，沉寂了一段时间，又使茂陵成为了新的豪侠滋生地，可见豪侠势力之盛，要彻底剪除豪侠的势力，两汉统治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就是以毒攻毒，以侠止侠之计。汉武帝不但继承了景帝放酷吏到地方杀戮豪侠的做法，而且推陈出新。比起景帝来，武帝的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长期性不间断性，汉武帝持续不断的将义纵、王温舒、田广明，尹齐等一大批酷吏派遣到地方，极尽屠戮之能事，比如酷吏尹齐任淮阳都尉时，因诛杀豪侠太多，死后仇家甚至打算劫尸焚烧，可见酷吏对于豪侠的血腥镇压之残酷；二是有意识选择一些豪侠作为酷吏，这些豪侠被朝廷笼络成为朝廷命官后，不但诛杀同类格外无情和凶狠，更因为他们了解豪侠的内情和活动规律，更易达到出奇制胜、擒贼擒王的效果。比如武帝时期的酷吏王温舒，据《史记 酷吏列传》记载，他“少时椎埋为奸”，也是一个行凶杀人的豪侠，后来投靠酷吏张汤，有机会升迁为广平都尉。到任后，他精心选择了当地的一些豪侠，“皆把其阴重罪”，以此胁迫他们为自己效劳，如果听从调遣办事得力，那么“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否则“因其事夷之，亦灭族”，武帝将他派遣到另一个豪侠横行的河内郡为太守，他将广平的那一套照搬到河内郡，大肆捕获郡中的豪侠，株连盛广，被捕获的豪侠“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恐怖政策使得当地血流成河，一派腥风血雨的惨状，汉武帝却对他大为赞赏，“以为能，迁为中尉”。又如酷吏宁成，此人在被启用之前，在地方上聚众“为任侠”，每每外出前呼后拥，随从数十人，比地方官还威风，横行乡里，当地百姓流传一句顺口溜：“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可见宁成在乡间的暴虐，就是这么一个黑社会头子，摇身一变成为酷吏后，在定襄使用豪猾之士“佐吏为治”，一日报杀狱中犯人400余人，其中半数为无辜的探视者。

经过武帝时代的大规模围剿和血腥镇压，豪侠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度陷入了低潮，但经过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世，豪侠的势力死灰复燃，《汉书》中的《游侠传》、《酷吏传》记载，当时长安“奸猾浸多”，“街闾各有豪侠”，而“郡国处处有豪杰”，具体有京师大侠楼护、陈遵、原涉、张回、赵君都、贾子光以及红阳长仲兄弟、北地大豪浩商、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等，都是当时的豪侠头领，名噪一时。因此，成、平之世，是豪侠势力的二次发展期，这个时期的豪侠勾结名门，杀人越货，鱼肉乡里，“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在乱世之中，豪侠与权臣外戚的勾结日益深化，双重性格中恶的一面空前膨胀。汉成帝虽然无能，但面对豪侠的威胁，也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剿灭豪侠势力。对于长安的豪侠势力，主要采取的是肉体消灭的恐怖政策。当时长安“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赂报仇”，“城中薄幕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正常的社会秩序已经失控，汉成帝任命酷吏尹赏为长安令，尹赏通过乡吏、亭长、里正、父老和同居住的邻里，检举长安城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物，而鲜衣凶狠被铠扦持刀兵者”，一一登记在册。沉寂几日后，尹赏突然集合长安城的属吏，派出囚车百余辆，全城搜捕，共抓到数百人，一律冠以“通盗”的罪名。尹赏将抓获之人分成十人一组，没组只留一人，其余全部扔到几丈深的大坑，每百人为一坑，上面盖以巨石，，号为“虎穴”，几天后打开，尸体枕藉，惨不忍睹。尹赏下令用车将尸体运至城门外华表东侧掩埋，做好姓名的标记，暴尸百日后才准许家属各自收尸。当时长安流传一首民歌：“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所葬？”，长安的豪侠势力大受摧残，社会秩序渐趋正常。

在血腥镇压的同时，武帝时代的以侠止侠的策略也被统治者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西汉末年，皇权逐渐旁落，外戚与豪侠的勾结使得许多豪侠头子成为权臣的座上宾，皇帝对于豪侠首领的打击往往觉得力不从心，索性顺水推舟，把一部分豪侠首领任命为朝廷命官，如楼护、陈遵、原涉等，在汉末和王莽时期都在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而王莽一类的野心家借打击豪侠的机会铲除政治异己，扩大自己的势力，对于投靠自己的豪侠头子，即使恶贯满盈臭名昭著也照用不误，比如王莽多次启用陈遵，而不问其酗酒过渡、淆乱男女的丑行；原涉横行乡里恣意杀人，王莽将他所犯死罪一笔勾销，还委以重任。这种混乱的局面导致对豪侠的镇压必然无法坚持下去，西汉末年的豪侠始终无法得到根治，而西汉的政权却在王莽篡权和绿林赤眉的狂潮中迅速解体了。

刘秀在血与火中复兴了汉室，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大力提倡崇儒讲经、厌武兴文的风气，试图将整个社会的强悍风气潜移默化驯化过来，西汉的统治者虽然也兴儒学，但终究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手段，而东汉的统治者却是全身心的将儒学作为立国之本，正如曹植评价两汉的开国皇帝那样：“高祖阙于微细，光武知于礼法”，正是由于东汉的统治者身体力行的大兴儒学，举孝廉、立革序、明五经、崇名节、论门第，通过文化的渠道，逐渐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更化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气，逐渐软化民族的强悍性格，将潜在的反抗意志扼杀于无形之际。很不幸，中华民族强悍个性的弱化，始肇于光武帝。

豪侠在这样的环境中，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日益被蚕食，社会逐渐的抛弃了以任侠为荣的风尚，任侠被认为是一种与“学儒”相对的荒唐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很大压力，因此东汉史书中常有“少年好侠，晚而改节”的记载，统治阶层下决心抛弃了豪侠势力，将其逐出上层社会的圈子，而以宗室血缘及私人关系结成的豪侠集团将自己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相对封闭的小环境既不利于扩大社会影响，取得社会的认同，也不利于社会其他团体势力进入这个小圈子。而统治者在压缩豪侠影响力的同时，对于豪侠势力的打击，在整个东汉时期从未停止过，其血腥程度决不亚于西汉，且这种镇压已经由西汉时期的间隔发生，转变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政策，通过反复不断地打击，豪侠势力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面对民间，逐渐的世俗化，在后世以新的形式存在，而武侠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权的正面对持交锋，纵贯两汉近四百年而不衰，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所谓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武侠的发展在两汉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惜的是武侠不具备也不试图具备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力量，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既不属于平民阶层，也不被上层统治阶层所接纳，只是被作为一种临时的工具而已，一旦统治者发现危及自身安全的时候，就将其一脚踢开，武侠始终没有在社会政治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地位，被边缘化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或许，这就是历史给武侠设下的怪圈。

两汉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武侠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消亡，在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武侠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转型期，最终将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

后记

其实侠义精神类似于一种宗教信仰，在世俗化的中国，它曾经有能力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思想，只可惜侠义精神始终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东西，没有能够升华成为一种具体的信仰，它无法形成一个有形无体的精神载体来让社会的各个阶层崇拜，也缺乏一个组织来宣扬推广，曾几何时，墨家对于武侠投下几许关注，但墨家的“兼爱、非攻”理念与豪侠的“任气轻生，睚眦必报”的暴力性背道而驰，注定了墨家不可能成为武侠精神的载体，而侠的放任自流使得对于侠的约束仅限于道德，一旦控制不住，侠义精神的暴力一面过度发展，使得其行为与理念往往背道而驰，成为危害社会的祸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豪侠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侠的过度放纵从而自我毁灭。纵观世界上的主要宗教思想，莫不是通过自我约束而达到精神层次的飞跃，侠义精神的放任自流决定其无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在民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