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 尼伯龙根·蜗藤

【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自从3月14日西藏骚乱事件发生以来，历经西方抹黑潮、奥运圣火保卫战以及家乐福抵制等一系列事件，直至日前中央政府主动透露会和达赖喇嘛对话，奥运圣火也在这几天回到中国，这一系列的事件总算初步告一段落。这一系列的事件从多方面折射出一块广阔而深邃的值得好好思考的空间。此篇先着眼于中央政府和海外藏人的谈判。

中国政府在4月25主动透露将会和达赖喇嘛对话，对于这个举动，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不理解，认为是一个向西方和向西藏流亡政府低头的姿态。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央应该和达赖谈判，这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

就短期而言，首先在外交上，这是一个开放的姿态。西藏问题当然是我国的内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藏问题在经历近期一系列事件之后，在国际范围已经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形象相挂钩的西藏问题仅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可以以闭门造车的方式解决，那么显然无异于掩耳盗铃。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受惠国之一，继续开放也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代表我们的真正利益。因此，仅仅从经济利益上看中国也绝对不能无视国际社会的声音，更不用说和经济开放息息相关的国际政治环境了。中国政府主动透露将会在一定的前提和方式之下和达赖谈判，这正是舒缓当前国际压力的必要步骤。中国提出的有条件的接触，等于是把球扔给了达赖一方，如果达赖回应不当，那么国际社会上的压力将会逐步从一面倒开始转变，这无疑是中国政府乐意看到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展示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并提供一个让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大窗口。虽然中国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因此而在主权领土问题上让步，但是在无关领土的问题上适当作出一些开放的对话姿态，至少在客观上将有利于确保奥运的顺利进行，因此这也是必要的。

从长期来说，要彻底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是一个不能不过的坎，中国政府始终要直面这个问题。达赖是藏传佛教的最大活佛，在宗教影响根深蒂固的藏人心目中有非凡的影响力，即便是刻意贬低达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点。我认为寄望达赖死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寄望通过中央不承认新达赖而减少新达赖的影响力的想法都过于乐观。在西藏的宗教系统中，中央对新世达赖的确认和承认其实只是达赖继位的最后的一步，也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一步。这点很好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体系的首领是靠本宗教外的承认而才能真正确立地位的。没有宗教界本身的认可，而让信奉宗教的人去真心全心接受一个无神论政权指定（在他们看来就是强加了）的宗教领袖，这点非常不现实。达赖死后，他的口喻和法器等东西对于新达赖的认定，无疑比中央政府的更加容易得到教徒的认可。清政府曾经先后两次次废黜了13世达赖的名号，却没能阻止13世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这就是一个历史明证。因而从理论层面上看，要解决西藏问题基本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把西藏去宗教化，暂且不论。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和达赖展开谈判，争取达赖和中央政府合作。

既然和达赖对话是必要的，那么中央政府如何谈？

首先，中国政府在这几天在官方的口吻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转变，越来越把骚乱的源头指向藏青会，而非达赖本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在西藏骚乱初期，中国的矛头完全指向达赖，说达赖是策划西藏骚乱的幕后黑手，而各级官员一个比一个高调，甚至有说达赖不配做佛教徒的言论。我认为这个做法不仅不利于有建设性地解决危机，而且还适得其反。

首先，达赖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上的公众人物，很大程度上与竞选中的政客相似，他在海外民众中的可受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公开场合展露出来的形象，不管这个形象到底和其真实面目相差几何。达赖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已经主动和被动地精心培养和打造了近50年。他头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光环，在现在西方世界眼中，他的形象远远比中国政府好。而藏传佛教和非暴力是达赖的金漆招牌也是他身上的超级护身符，既被证明是争取西方社会同情的非常有效的利器，又是抵御中国政府攻击的最有效盔甲。

不管事实上达赖是否真的是西藏骚乱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在表面事实上，他多次否认了这个指控，并一再说如果继续有暴乱他就要step down。至少对海内外支持和同情达赖的人而言，以及在很多原本没有多少关注西藏问题的海外人士的眼中，把达赖和策划暴力等同在一起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描述。而中国政府把矛头完全指向达赖的最大恶果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弹，前者的措辞越是尖锐直露，后者就越认为前者污蔑栽赃。简而言之，达赖宣扬和平和非暴力已经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如果提不出最直接和直观的证据表面达赖本人就是骚乱和暴力事件的策划者，西方主流社会只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无耻”地妖魔化达赖。

这种反弹不仅令中国的形象进一步受损，更严重的是大大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少数暴徒的暴力的谴责，又一次给西方国家选择性失明的借口。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对骚乱的处理以及广大海内外华人民众展示出来的对中国和奥运的支持都不能被西方民众的理解，反而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华人的成见。而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感观又为其所在国家的政府的官方态度造成了负面压力，这无异于为那些国家中原本就利用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支持和谋定反华策略的政治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支持和助威。这一切都使中国对外的公关战陷入恶性循环，而破除这一恶性循环的关键一环就是把矛头从达赖身上转移到藏青会——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中代表鹰派的纯政治组织。这样做，至少在事件面目上把宗教因素大大降低，把政治因素大大提高，为中国政府在下一轮的对话和战略制定上奠定一个基音。

在骚乱之初，有很多人觉得把矛头指向达赖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高招，理由是不能让藏青会等组织曝光和作为明确的对手，但我觉得这并非如此。藏青会等激进组织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在国际社会上有相当的知名度，不是中方刻意无视就可以当他们不存在的。也有人说，不能让达赖变成藏青会和中央政府“调停者”。这个担心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中国政府可以用更加巧妙的方法化解之（见后）。有人认为藏青会也是西藏海外流亡政府的一部分，达赖作为流亡政府的领袖，当然应该负全部责任。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如上文所述，达赖作为藏人宗教领袖的地位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而他政治领袖的身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藏青会（tibet youth congress）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尽管在1970年成立之初达赖参与过，但是近40年过去了，达赖在这个团体内的影响力已经降低。西方社会认同一个社会中能够有不同的独立的声音，一个人不必对另一个人的声音负责。达赖一定要对藏青会做的所有事情负责，这是中央集权政治的思维，西方社会对此并不认同（正如美国人不认同布什需要对众议院议长佩罗西的话负责一样）。因此，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种宣传方式并不利于中国对外的宣传和公关战。如果中国政府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把矛头指向藏青会，而由于藏青会的激进政纲，中国政府可能会更加容易占领“反对和谴责暴力”的道德制高点，争取到华人之外更多的支持声音。

其次，在中央和海外藏人的谈判中，中央应该更加注意到海外藏人中的不同声音。在海外藏人中，其实不是一面倒地支持西藏独立，甚至并不完全支持达赖口中的西藏自治。相反，他们有很多人其实只是西藏问题的关注者，一如中国国内关注艾滋病，关注环保等人士一样。他们的立场比达赖更加温和，他们认为西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在西藏争取独立和“自治”是不现实的，他们也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不需要西藏独立或者“自治”才能解决。这部分人其实在海外藏人社会中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中国出生的中青年海外藏人中持这种意见的比例更高。由于这种意见和达赖不一致，也由于温和的立场通常都比较容易受忽视，这部分人虽然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一直没有相应的回响，更多的只在学术界中流传。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认真倾听这一派海外藏人的意见，甚至一定程度上扶持这种势力（比如在学术和社会领域和他们展开更广泛和深入对话等等）。从真正解决问题的角度，我觉得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对于如何建设西藏，也是很好的参考；从统战的角度，我觉得他们正是较容易争取的一批，中国统战不是一直都讲究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吗？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和达赖之间的缓冲地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达赖要当中央政府和藏青会的调停者这一招数了。

第三，在谈判中，中方应该尽可能地让藏族代表参与谈判。现在负责谈判的主要是统战部，他们可以考虑一下让藏人出面谈判，或者至少让他们有足够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可以显示藏人在中国政治地位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关于他们自身利益和前途的问题上。二来，藏人出面谈判，可以避免谈判被西方打上的民族主义的标签。三来，在总体形象上，可以把接触谈判降低到藏族内部对话的层次，为以后的决策留出空间。如果中央足够放心，还可以考虑让年轻的班禅出来参与会谈。这对于中方将更加有利，首先可以逼使达赖承认班禅，其次可以在政治上把班禅的地位和达赖看齐，而这在以后的西藏政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