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 尼伯龙根·蜗藤
家园 【原创】【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近期局势思考之一】中央政府与达赖接触
自从3月14日西藏骚乱事件发生以来，历经西方抹黑潮、奥运圣火保卫战以及家乐福抵制等一系列事件，直至日前中央政府主动透露会和达赖喇嘛对话，奥运圣火也在这几天回到中国，这一系列的事件总算初步告一段落。这一系列的事件从多方面折射出一块广阔而深邃的值得好好思考的空间。此篇先着眼于中央政府和海外藏人的谈判。
中国政府在4月25主动透露将会和达赖喇嘛对话，对于这个举动，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不理解，认为是一个向西方和向西藏流亡政府低头的姿态。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央应该和达赖谈判，这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
就短期而言，首先在外交上，这是一个开放的姿态。西藏问题当然是我国的内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藏问题在经历近期一系列事件之后，在国际范围已经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形象相挂钩的西藏问题仅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可以以闭门造车的方式解决，那么显然无异于掩耳盗铃。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受惠国之一，继续开放也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代表我们的真正利益。因此，仅仅从经济利益上看中国也绝对不能无视国际社会的声音，更不用说和经济开放息息相关的国际政治环境了。中国政府主动透露将会在一定的前提和方式之下和达赖谈判，这正是舒缓当前国际压力的必要步骤。中国提出的有条件的接触，等于是把球扔给了达赖一方，如果达赖回应不当，那么国际社会上的压力将会逐步从一面倒开始转变，这无疑是中国政府乐意看到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展示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并提供一个让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大窗口。虽然中国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因此而在主权领土问题上让步，但是在无关领土的问题上适当作出一些开放的对话姿态，至少在客观上将有利于确保奥运的顺利进行，因此这也是必要的。
从长期来说，要彻底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是一个不能不过的坎，中国政府始终要直面这个问题。达赖是藏传佛教的最大活佛，在宗教影响根深蒂固的藏人心目中有非凡的影响力，即便是刻意贬低达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点。我认为寄望达赖死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寄望通过中央不承认新达赖而减少新达赖的影响力的想法都过于乐观。在西藏的宗教系统中，中央对新世达赖的确认和承认其实只是达赖继位的最后的一步，也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一步。这点很好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体系的首领是靠本宗教外的承认而才能真正确立地位的。没有宗教界本身的认可，而让信奉宗教的人去真心全心接受一个无神论政权指定（在他们看来就是强加了）的宗教领袖，这点非常不现实。达赖死后，他的口喻和法器等东西对于新达赖的认定，无疑比中央政府的更加容易得到教徒的认可。清政府曾经先后两次次废黜了13世达赖的名号，却没能阻止13世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这就是一个历史明证。因而从理论层面上看，要解决西藏问题基本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把西藏去宗教化，暂且不论。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和达赖展开谈判，争取达赖和中央政府合作。
既然和达赖对话是必要的，那么中央政府如何谈？
首先，中国政府在这几天在官方的口吻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转变，越来越把骚乱的源头指向藏青会，而非达赖本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在西藏骚乱初期，中国的矛头完全指向达赖，说达赖是策划西藏骚乱的幕后黑手，而各级官员一个比一个高调，甚至有说达赖不配做佛教徒的言论。我认为这个做法不仅不利于有建设性地解决危机，而且还适得其反。
首先，达赖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上的公众人物，很大程度上与竞选中的政客相似，他在海外民众中的可受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公开场合展露出来的形象，不管这个形象到底和其真实面目相差几何。达赖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已经主动和被动地精心培养和打造了近50年。他头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光环，在现在西方世界眼中，他的形象远远比中国政府好。而藏传佛教和非暴力是达赖的金漆招牌也是他身上的超级护身符，既被证明是争取西方社会同情的非常有效的利器，又是抵御中国政府攻击的最有效盔甲。
不管事实上达赖是否真的是西藏骚乱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在表面事实上，他多次否认了这个指控，并一再说如果继续有暴乱他就要step down。至少对海内外支持和同情达赖的人而言，以及在很多原本没有多少关注西藏问题的海外人士的眼中，把达赖和策划暴力等同在一起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描述。而中国政府把矛头完全指向达赖的最大恶果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弹，前者的措辞越是尖锐直露，后者就越认为前者污蔑栽赃。简而言之，达赖宣扬和平和非暴力已经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如果提不出最直接和直观的证据表面达赖本人就是骚乱和暴力事件的策划者，西方主流社会只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无耻”地妖魔化达赖。
这种反弹不仅令中国的形象进一步受损，更严重的是大大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少数暴徒的暴力的谴责，又一次给西方国家选择性失明的借口。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对骚乱的处理以及广大海内外华人民众展示出来的对中国和奥运的支持都不能被西方民众的理解，反而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华人的成见。而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感观又为其所在国家的政府的官方态度造成了负面压力，这无异于为那些国家中原本就利用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支持和谋定反华策略的政治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支持和助威。这一切都使中国对外的公关战陷入恶性循环，而破除这一恶性循环的关键一环就是把矛头从达赖身上转移到藏青会——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中代表鹰派的纯政治组织。这样做，至少在事件面目上把宗教因素大大降低，把政治因素大大提高，为中国政府在下一轮的对话和战略制定上奠定一个基音。
在骚乱之初，有很多人觉得把矛头指向达赖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高招，理由是不能让藏青会等组织曝光和作为明确的对手，但我觉得这并非如此。藏青会等激进组织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在国际社会上有相当的知名度，不是中方刻意无视就可以当他们不存在的。也有人说，不能让达赖变成藏青会和中央政府“调停者”。这个担心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中国政府可以用更加巧妙的方法化解之（见后）。有人认为藏青会也是西藏海外流亡政府的一部分，达赖作为流亡政府的领袖，当然应该负全部责任。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如上文所述，达赖作为藏人宗教领袖的地位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而他政治领袖的身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藏青会（tibet youth congress）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尽管在1970年成立之初达赖参与过，但是近40年过去了，达赖在这个团体内的影响力已经降低。西方社会认同一个社会中能够有不同的独立的声音，一个人不必对另一个人的声音负责。达赖一定要对藏青会做的所有事情负责，这是中央集权政治的思维，西方社会对此并不认同（正如美国人不认同布什需要对众议院议长佩罗西的话负责一样）。因此，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种宣传方式并不利于中国对外的宣传和公关战。如果中国政府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把矛头指向藏青会，而由于藏青会的激进政纲，中国政府可能会更加容易占领“反对和谴责暴力”的道德制高点，争取到华人之外更多的支持声音。
其次，在中央和海外藏人的谈判中，中央应该更加注意到海外藏人中的不同声音。在海外藏人中，其实不是一面倒地支持西藏独立，甚至并不完全支持达赖口中的西藏自治。相反，他们有很多人其实只是西藏问题的关注者，一如中国国内关注艾滋病，关注环保等人士一样。他们的立场比达赖更加温和，他们认为西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在西藏争取独立和“自治”是不现实的，他们也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不需要西藏独立或者“自治”才能解决。这部分人其实在海外藏人社会中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中国出生的中青年海外藏人中持这种意见的比例更高。由于这种意见和达赖不一致，也由于温和的立场通常都比较容易受忽视，这部分人虽然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一直没有相应的回响，更多的只在学术界中流传。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认真倾听这一派海外藏人的意见，甚至一定程度上扶持这种势力（比如在学术和社会领域和他们展开更广泛和深入对话等等）。从真正解决问题的角度，我觉得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对于如何建设西藏，也是很好的参考；从统战的角度，我觉得他们正是较容易争取的一批，中国统战不是一直都讲究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吗？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和达赖之间的缓冲地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达赖要当中央政府和藏青会的调停者这一招数了。
第三，在谈判中，中方应该尽可能地让藏族代表参与谈判。现在负责谈判的主要是统战部，他们可以考虑一下让藏人出面谈判，或者至少让他们有足够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可以显示藏人在中国政治地位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关于他们自身利益和前途的问题上。二来，藏人出面谈判，可以避免谈判被西方打上的民族主义的标签。三来，在总体形象上，可以把接触谈判降低到藏族内部对话的层次，为以后的决策留出空间。如果中央足够放心，还可以考虑让年轻的班禅出来参与会谈。这对于中方将更加有利，首先可以逼使达赖承认班禅，其次可以在政治上把班禅的地位和达赖看齐，而这在以后的西藏政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布局。
家园 好文，再补充一点 一、我很认同文中关于政府形象工程的说法。我们国家政府与世界所有的政府一样知道要笼络民心，对内是有经验的，问题就出在国外。未充分注意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却一在说全世界人民怎么怎么站在自已一边，反对者只是极少数。这使得自身的宣传口几乎在外面丧失了话语权。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个十足的受害者，在别人眼里也是恶方。
二、关于当代从国内出去藏人，他们究意是怎样的心理状态我真是不清楚，也没注意到有相关的独立分析。不过314后达赖曾经把责任往这部分人头上推，并说从这些人的凶残可见中国在文化上给西藏带来的影响如何负面云云。
达赖的话使我大致确信这部分海外藏人可能真的没能成功地与藏青会融合。前几年每年都有藏人往印度偷跑，这些人应该对中共的印象很差，而经历过惊险逃亡的还可能增生恨意，因为他们有可能面对过边防武警的鸣枪警告。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应当得到藏青会的热烈拥抱，然后将其培养成反华的政治打手才对。
当然，我们也应当从多方面看问题，地方管理者的素质也经常是造成民怨的一大原由。不少民族干部素质不高，如徐明旭提到的热地曾经强奸汉族女大学生，估计对藏族民女也没客气。部分干部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在全国各地都常见，西藏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忠心耿耿的民族干部，上级部门一般还不太会处理得太狠，这就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
即便如此，我相信不少藏人跑出去，并不是出于激进的对立观念，而是以为出去后能获得更好更自由的生活环境。
与之相关的，国外喜欢说中国如何如何搞文化侵略。实际上，汉族是给西藏带去了不少卡拉OK店，但可点唱的歌曲却多是印度POP。甚至在拉萨待头一个很小的喝酥油茶的店里，我也注意到一藏族老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里艳俗花哨的印度歌舞，度过他漫长的午后时光。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不是要克制，而是要加强才对。
三、我认为中央政府应大力扶持发展其他教派，特别是十三世达赖以来搞僵了关系的噶举派（白教，班禅），并支持其进行与时俱进的宗教文化改良。从近一百年的实力对比看，如果跑出去的是班禅而不是达赖，那么西藏会比现在稳定得多。因此，大力扶持壮大噶举派而不是单纯提高班禅的社会地位，将有助于削减达赖集团对西藏的影响力。
扎什伦布寺在日喀则市，是噶举派的主寺；哲蚌寺是格鲁派的主寺，它同最宏伟的布达拉宫和佛学交流频繁的大昭寺一样都是是格鲁派寺院，而且都在西藏中心区拉萨。据我观察，扎什化布寺虽然占地面积很大，僧侣也不少，但其影响力确实不如哲蚌寺。这一点表面上是宗教派系的自然竞争的结果，实际上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日喀则的藏语含义为“庄园最好的土地”，它是后藏中心区。而这一带地势平坦，有数条河流和水库，正是整个西藏的粮仓，现为西藏青稞生产基地。但由于拉萨作为“省会”城市，它在资源分配上占了优势。
后藏地区相对于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历史上以政治和商贸作用为主），是一个前农奴和平民阶层占绝大多数的“乡下”。相对前藏，它在历史上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统治、宗教上受（格鲁派）压迫的地位。有反对达赖、靠近中共的基础。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我D在国共时期其实是大有工作经验的。
所以，把铁路修到日喀则只是一个基本的步骤。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加大力度扶持日喀则使之在经济上发展成为类似广东的深圳或福建的厦门这样的非省会主流城市。4年前我去珠峰时途经日喀则并在那里闲逛几天，道路是修得不错，并根据资金来源以各内地城市的名称来命名。这只是一个表象，如市内效仿内地所修建的步行街还是空空荡荡，并未产生实际效益。
从长远来看，世俗化不可避免，也对整体的政治有利。那么我觉得在后藏地区，由经济发展带来的世俗化管理（让噶举派充分享受世俗化社会中的宗教自由，并扩大影响地盘）不仅本身较安全（目前的噶举派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不超出政协的范畴），而且有助于制衡境外格鲁派对西藏产生的不良作用，从而逐步增强西藏自治区的可控性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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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与得很好 不知胡哥看到了没有
家园 这样说来，就要指望达赖了 如果达赖一如过去一样，不做任何改变，继续提出不可接受的条件，同时明着放低姿态，实际与藏青会混在一起。实际上，这就是他一直的行为，从他的角度来说，要作出改变才是很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承认他所作的继任者吗？我觉得，于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与中国作了一辈子对，已成为反华代言人的人，还不如看看靠自己能做些什么。
楼主提出的情况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即使有种种种不足，我们仍然要做好与达赖谈不成的准备，而且还要做得尽量充分，随时用得上才行。
就我看来，解决西藏问题最终的方法不是靠控制一两个宗教领袖进行统治，而是世俗化，取消宗教的特殊地位。宗教的地位不是从来就有的，“灵童传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金瓶掣签”也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要改变它们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轻率的过程，但是这才是西藏长治久安的大计。
西藏世俗化，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首先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这样才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不过我不大明确政府是否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下定了决心，趁此机会把达赖批判一番，打击一下他的声望，进一步统一一下认识，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达赖识相最好，不识相就照自己的做下去。其实西藏问题并不能对中国造成太多实质损失，就是这阵子热闹而已，只要自己不忙乱，主动权在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家园 先花再给蜗藤兄挑一点小错 刘延东去年12月份起就不是中央统战部部长了。现任部长是杜青林。不过这位新部长还在熟悉工作中，未见他对藏工作负责。2002年来的几次接触，统战部起主导作用，王兆国、刘延东参加过前几次接触活动，后面则是朱维群作为主要参与。再后来，确有藏族统战部官员参与到接触活动里，就是现任统战部副部长斯塔，他这次与向巴萍措一起举行过新闻记者招待会。今后的接触或会谈，他必将是主力。
另外，我认为将来进行的还是恢复原先的接触活动，离谈判还太早，前提难说已经具备。而至于小班禅，个人意见是决不该让宗教领袖过多参与政治活动。小班禅的角色定位，应比照其他宗教组织领袖处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花“决不该让宗教领袖过多参与政治活动”，并请教： 另外，我认为将来进行的还是恢复原先的接触活动，离谈判还太早，前提难说已经具备。而至于小班禅，个人意见是决不该让宗教领袖过多参与政治活动。小班禅的角色定位，应比照其他宗教组织领袖处理。请教；中央对其他宗教组织领袖，通常是如何作定位处理？可否介绍一二？
您关于不让宗教领袖过多参与政治活动的观点，忒有预见与远见，我觉得应视为世俗政府处理宗教问题时的一条铁律。否则，按东北的一句俚语，一旦首开先河，到时候就是“破裤子缠腿”，理也理不清。对政、教双方都不好。
楼主帖中
如果中央足够放心，还可以考虑让年轻的班禅出来参与会谈。这对于中方将更加有利，首先可以逼使达赖承认班禅，其次可以在政治上把班禅的地位和达赖看齐，而这在以后的西藏政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布局。，如果将“参与会谈”改为大势已定后的宗教处理策略，让达赖与班禅“谈谈”各自在藏传佛教中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儿”，可称谓不错的待选手段。一教之内，一派独大对我不利。家园 请教不敢当 作为统战对象，宗教界领袖多数进入全国或地方政协任职，个别在各级人大挂名。比如帕巴拉，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多届了。其他宗教界领袖，丁光训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佛、道、伊等教协会会长只是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人大任副委员长的只有已过世的中国天主教领袖傅铁山，他仍兼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职务。
政教分离应该坚定不移的贯彻进行下去。班禅参与讨论可以，只能研究与宗教有关的事务，其他一切免提。扶一方打一方的策略，我是不赞成的。
家园 我认为奥运前双方会有公开的接触 个人看法在此
家园 谢谢了 我还真不知道刘延东已经退了，前几天看明报，他们还说刘延东是负责人，我就认为是这样了。我是应该好好求证一下的。
你说的对，现在离谈判还是太早，但是正式谈判之前的谈判可能已经开始了。我提到的几点都是针对这个的。
家园 疑问 达赖死后，他的口喻和法器等东西对于新达赖的认定，无疑比中央政府的更加容易得到教徒的认可此话何讲？
从历届寻找达赖转世灵童的记录来看，达赖死前留下关于自己转世到什么地方去的话是很罕见的，多半是事后回忆起生前曾经有过什么表示与之吻合。关于转世方向主要还是依靠大活佛和神巫的打卦。至于用使用过的法器来寻找灵童，后来几届都是这种做法，然而认出法器的灵童后来证明不是真灵童以及认不出法器的灵童后来被认定为灵童的也一样有。但是没有被中央政府认定的灵童。。。在乾隆朝以后就没见过了。
家园 用班禅这招高 让年轻的班禅出来参与会谈。这对于中方将更加有利，首先可以逼使达赖承认班禅，其次可以在政治上把班禅的地位和达赖看齐，而这在以后的西藏政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布局不过达赖估计一定会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