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拉萨戒严后一个多月﹐八九民运爆发。西藏的八九民运至今鲜为人知﹐为了保存史料﹐现将1989年5月20日《西藏青年报》第126期（国内统一刊号CN54-000）发表的有关材料全文转载如下﹕

西藏111名新闻﹑文艺工作者发往北京的声援书

本报讯﹕5月18日﹐西藏111名新闻﹑文艺工作者联名致电北京﹐声援北京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民主﹐铲除腐败﹐以及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和绝食爱国运动。

《声援书》全文如下﹕

首都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们

首都新闻工作者请愿团

我们是工作在祖国边疆----西藏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壮举﹐我们非常理解﹐请接受西藏首批声援者诚挚的敬意和问候﹗

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我们呼吁新闻要讲真话﹐给新闻以自由。

为了中国的安定﹐我们强烈呼吁党中央﹑国务院与绝食学生平等对话﹐尽早结束有伤中国未来精英的绝食行动。内地安定﹐才能保障西藏的安定。

我们相信﹐在每一个炎黄热血子孙的努力下﹐一个伟大﹑民主﹑强盛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西藏新闻﹑文艺声援团（名单略﹐其中藏族至少26人----引者）

1989年5月18日

声援团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来自区内的数十家新闻和文艺单位。民族成份包括汉﹑藏﹑回﹑彝等民族。截止记者发稿时﹐还有许多人陆续要求在声援书上签字。

声援团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考虑到拉萨正处于戒严期。为维护戒严令的严肃性﹐决定不搞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但同时委派专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声援横幅。

西藏大学发生大规模学生声援活动

本报讯﹕5月18日上午﹐西藏大学600余名大学生打着横幅﹐喊着口号﹐走上拉萨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爱国活动。

学生们的这次行动是从早晨9点15分开始的。他们先在学校礼堂前集合开声援会﹐呼喊口号﹐然后在校内游行。游行中﹐学生们的情绪渐渐高涨﹐纷纷要求走出校园﹐上街游行。

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及时赶到西藏大学﹐与校方一起同大学生们协商﹐劝导同学们不要上街游行。他们对同学们表现出来的极大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拉萨目前正处于戒严的非常时期﹐西藏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同学们在表达爱国热情时要考虑妥当的方式与方法﹐不要上街游行﹐以免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但此时热血沸腾的学生已听不进任何劝阻﹐在几个情绪激动的学生带领下﹐走上了大街。这期间﹐校方曾一度关闭大门﹐继续苦劝学生﹐但铁门很快便被同学们冲开﹐游行队伍开始了沿金珠东路由东向西的声援游行。部份青年教师也参加了游行。

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拥护共产党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声援北京高校绝食请愿运动”﹑“维护祖国统一”﹑“坚决要求国家主要领导人与学生对话”等。他们呼喊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清除腐败﹑铲除官僚﹑打倒官倒﹑新闻要说真话﹑学生运动万岁等等。

自治区领导又赶到街上劝说游行队伍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发生意外。经过与同学们反复磋商﹐同学们走到拉萨市政府门前便停住了。他们在市府前发表了慷慨激昂﹑感情真挚的声援演讲。

最后﹐同学们向自治区有关领导提出三点要求并得到肯定答复后﹐于中午12点过返回了校园。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是﹕

一﹑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和首都高校绝食请愿学生致电﹕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尽快与绝食学生见面对话。

二﹑北京的绝食请愿活动不结束﹐西藏大学的同学就要保留继续罢课﹑游行请愿的权力。

三﹑拉萨的新闻单位要立即如实报道这天的学生爱国请愿活动。

拉萨一中部分青年教师上街游行

本报讯﹕5月18日下午3点50分拉萨市第一中学的部分青年教师从学校侧门走上街头﹐举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游行。

他们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国家兴亡老九有责”等横幅﹐他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废除专制﹑打倒官僚等。

教师们认为这是一次表示对北京学生和群众敬意的和平游行。在沿金珠东路向东行进时﹐与前来阻挡的武警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

在声援书上签字的111人中至少有26名藏族﹐其中包括扎西达娃与俄珠多吉（我说至少﹐因为有些藏人使用汉名﹐我难以辨认）﹐声援书中有“祖国”与“炎黄热血子孙”的提法﹐而藏独分子从来不承认他们是炎黄子孙﹐当然也不承认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西藏大学当时学生不足一千人﹐大部分是藏族﹐可见参加游行的600多学生中至少有一半是藏族。他们的横幅中有“维护祖国统一”﹐想必是汉族学生准备的﹐参加游行的藏族学生也不曾反对。游行中始终未喊“西藏独立”的口号。毫无疑问﹐声援书与游行的组织者都是汉人。我不知道参加签字与游行的藏人有多少是真心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来忧国忧民的﹐有多少是盲目起哄的。但他们参加这种活动时﹐至少心中并无西藏独立的念头﹐否则决不会参加这种以“爱（中）国”为旗帜的活动。这一现象说明﹐并非所有的藏族精英都坚决要求西藏独立。至少也说明﹐藏人的情绪多么容易被煽动﹐服务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目的。

1989年10月19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会议批判了赵紫阳关于西藏骚乱是长期“左”的结果的看法﹐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西藏骚乱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今后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群众把反分裂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切主张和行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西藏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45)。

关于宗教政策的那段话显然是一年前去过西藏的乔石的意思﹐可见被人视为改革派大将的乔石在西藏问题上是强硬派。这次会议表明﹐中共决心结束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改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继续用巨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一切藏独活动。尽管如此﹐中共在对外宣传中﹐仍然避免直接攻击达赖喇嘛。

戈茨坦这样评论新政策﹕“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新的示威一开始就遭到控制﹐不至演化为骚乱。实际上﹐1990年戒严令解除后的七年里﹐虽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骚乱发生。这种控制并未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他们不参与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朋友﹐邀请僧侣进行宗教活动﹐聚会﹐等等。这一成功使北京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安全力量足以对付任何异议分子或流亡藏人的战术。（46）”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承认﹕“自从1987年到1989年的示威与骚乱之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再发生向和平示威者开枪的事例。（47）”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抢先指定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激怒了中国政府﹐从此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按照《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由中国的驻藏大臣用“金瓶掣签”认定。甚至在民国年间﹐现世达赖也是由噶厦政府报国民政府批准免予抽签并派员主持其坐床仪式的。那么很自然的﹐十一世班禅也应由中国政府认定﹑批准和主持坐床。达赖喇嘛既已自行逃亡在外﹐本已失去了过问班禅转世的资格﹐更无权力抢先认定班禅灵童。达赖喇嘛在抢先认定十一世班禅的声明中说﹕“认可转世灵童是宗教事务﹐并非政治事务﹔我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予谅解﹑合作与协助。（48）”这话单独看似乎有理﹐然而既然达赖喇嘛自己仍在搞政教合一（按照“西藏流亡议会”1963年公布的“西藏国宪法草案”﹐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元首”﹔他一贯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西藏独立﹐以宗教领袖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他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政府将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分开﹖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从1995年秋天到1996年底﹐西藏出现了好几起小型爆炸事件。大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公共建筑处（自治区﹑拉萨市政府大门口﹑青藏与川藏公路纪念碑等----知情者告诉作者）﹐无人受伤﹐也无人知道是谁干的。拉萨城里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是藏独分子所为。中共也持同样看法（49）﹐虽然至今破不了案。中共在1989年拉萨戒严后﹐对上街示威的僧尼采取一出现就抓的策略﹐使之来不及扩散成大规模的骚乱﹐因而成功地控制了局势。但小股僧尼示威不断﹐终究是隐患。1996年5月14日陈奎元在自治区人大和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党员大会上说﹕

目前﹐我区大多数僧尼是守法的﹑爱国爱教的﹐但要看到寺庙内的确有一些死心塌地追随达赖的反动分子﹐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利用达赖的宗教影响和这些反动分子﹐把寺庙变成他们在内部从事分裂活动的基地﹑据点。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敌人明明在利用宗教搞分裂﹐我们怎可坐看他们控制寺庙颠覆我们的人民政权而无所作为﹖为了打击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保护广大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必须对区内寺庙进行有区别的整顿。坚决支持爱国爱教﹑遵经守法的僧尼﹐同时﹐对受达赖集团操纵﹑僧尼经常闹事的寺庙坚决整顿﹐维护寺庙的圣洁本色和佛教的教义教规﹐使其不为敌对分子所操纵﹑所利用（50）。

陈奎元讲话后﹐西藏当局派出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各寺庙----首先是三大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它寺庙。反抗者（张贴藏独标语﹑呼喊藏独口号﹑挥舞雪山狮子旗﹑进行藏独宣传﹑行凶等）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据一位参加了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甘丹寺闹得最凶﹐工作组入寺时﹐该寺喇嘛向他们扔石头﹐护送工作组的武警朝天鸣枪警告﹐抓了一些喇嘛﹐工作组才得以进寺。在其它小寺﹐运动颇为顺利﹐僧尼们恭恭敬敬地迎接工作组入寺﹐认真学习﹐乖乖地签字。有些年轻僧尼是在父母压力下出家的﹐他们向往寺外的花花世界。这次运动中﹐他们趁机拒绝签字﹐故意让工作组把他们开除出寺﹐达到还俗的目的。与此相反﹐有的虔诚信教的老喇嘛写了书面的长篇“思想认识”﹐谴责藏独运动﹑用自己的语言与论据深刻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工作组告诉小寺僧尼﹐本来政府还要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给你们寺庙更多钱的﹐都是三大寺闹藏独﹐政府决定不给钱了﹐于是小寺的僧尼们就怨恨三大寺的喇嘛。

与此同时﹐1996年6月﹐自治区政府给全体西藏职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藏族）3200元一次性补助（51）﹐以稳定藏族市民。后者拿到了意外之财﹐对寺庙里发生的事也就无动于衷。

许多被开除出寺的僧尼逃亡印度﹐向达赖喇嘛哭诉。达赖喇嘛趁机大肆攻击中共侵犯人权。西方也掀起了新一波谴责中国政府侵犯宗教自由的浪潮。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控制了西藏局势。由于陈奎元的主动出击﹐拉萨连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也绝迹了。1997年也未再发生爆炸事件。

陈奎元接着整顿内部﹐下文件禁止干部党员信教﹑把子女送到达兰萨拉学习﹐要求他们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限制﹐西藏的行政官员几乎全部由藏人担任。陈奎元就让汉人担任各级党委书记（这些汉官大都是三年一换的对口援藏干部）﹐考察﹑监督藏官。陈奎元还搞了个“调整地专班子”﹐前述文化厅长强巴平措就是那时因里通达赖而平调文联主席的﹐还有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如果他不在那种地方嫖妓就像强巴平措玩弄女演员一样不算一回事）。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微不足道﹐几乎起不了作用﹐无怪乎收缴达赖喇嘛相片会走过场。对于自治区一级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1989年3月7日把戒严令提前泄漏给藏独骚乱组织者的藏官至今安然无恙﹐流亡藏人的计算机网至今源源不断发表自治区党委的机密）﹐贪污腐化也好（用公款造豪华私宅﹑用职权玩弄女性下属﹑收受巨额贿赂﹑官倒﹑嫖妓等等----为了给这些身居高位的藏官留点面子﹐这里暂不点名）﹐陈奎元根本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阴魂不散﹐新的大骚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