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自从中共1996年起派工作组进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美国对“中国在西藏进行宗教迫害”的谴责声浪陡然升高。1997年8月9日至13日﹐美国众议员沃尔夫（Frank R. Wolf）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不让中国政府知道他是美国议员﹐从而摆脱了中国政府的监视）﹑带着一名藏语翻译与一名助手访问了西藏。他在那里采访了许多藏人﹐听到了许多故事﹐回来后又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是在国会作报告﹐又是向国会提案﹐着实热闹了一番。他向国会递交的报告（37）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正在实行“文化绝灭”与“宗教迫害”﹐西藏成了恐怖世界﹔西藏现在最兴旺的工业是监狱﹐许多藏人因为同西方人说话﹑保留达赖喇嘛的相片而被捕﹔每个寺庙里都有一小群中国监视者﹐他们严密控制寺庙的活动﹔许多僧尼因为拒绝谴责达赖喇嘛而被捕或赶出寺庙﹐15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被迫回家﹐僧尼们不能念经﹐被迫接受“再教育”﹔西藏已经被汉人淹没﹐拉萨的藏汉人口之比是10万对16万﹐拉萨所有的商店都是汉人开的﹐招牌上的汉字大于藏字﹔他重复了达赖喇嘛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等谎言﹐甚至中国政府拆毁拉萨老城的破旧危房为藏人建新居﹑修建布达拉宫广场也成了“毁灭西藏文化”的罪证。拆房问题不值一驳﹐难道只有让藏人继续住在破旧危房里才算保存西藏文化﹖他说修布达拉宫广场是毁灭西藏文化的理由是布达拉宫广场像天安门广场﹐其实一点不像。顺便说说﹐天安门广场倒是仿效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的﹐它们中间都是纪念碑﹐四周都是国会﹑博物馆与伟人纪念堂。布达拉宫广场中间没有纪念碑﹐四周除了布达拉宫外也没有高大建筑﹐无非是一块衬托布达拉宫的雄伟（建筑学认为高大的建筑只有配以大广场才能显得更雄伟﹐所以美国人要把国会山造在国家广场边上）兼供藏人散步﹑观赏鸽子（这鸽子是上海人民捐赠的）﹑放风筝的平地而已。沃尔夫先生为什幺不指责中共仿效美国修建天安门广场是毁灭中国文化呢﹖

沃尔夫的报告还说﹐他遇到的每个藏人都要求美国拯救西藏﹐帮助达赖喇嘛实现西藏独立。他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美国国会﹑政府与宗教人士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藏独分子）﹑与达赖喇嘛谈判。

可能是行色匆匆的缘故﹐沃尔夫的报告充满了愤怒与激情﹐却没有多少细节﹐与其说像个调查报告﹐不如说像个印象记录﹐所以很难与之论理。相比之下﹐美国国务院同年（1997年）的西藏人权报告倒比它翔实﹑客观一些﹐它描绘的图画与沃尔夫的报告也不尽相同。该报告承认﹕“政府继续修复寺庙﹐其中许多寺庙毁于文化革命。政府为修复寺庙拨出了巨款﹐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虽然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许多小孩事实上仍然进入了寺庙。”这与沃尔夫说的西藏僧尼不能念经﹑16岁以下小孩全部被赶出寺庙相矛盾。顺便说说﹐中国政府禁止16岁以下的小孩出家﹐是为了保护儿童的人权。他们在思想没有成熟﹑无力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前就被父母送进寺庙﹑终生不能结婚﹐实际上被剥夺了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美国允许小孩出家当修道士吗﹖中国政府做得不够的﹐不是把16岁以下的小孩赶出寺庙﹐而是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禁止小孩偷偷摸摸地进寺庙当僧尼。

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继续说﹕“在西藏佛教寺庙与藏独势力关系密切”﹐“当局允许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与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鼓吹西藏独立与分裂主义的活动”﹔“政府谴责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与流亡政府领导人。政府的媒体不断反对他（达赖喇嘛----引者）﹐把他描绘成阴谋分裂中国的罪犯﹐以此损害他的宗教权威与威信。官员们坚持说与达赖喇嘛对话是不可能的﹐达赖喇嘛的行为与他反复公开声称的不追求西藏独立的说法不相符合”﹔“今年以来﹐政府把去年从三大寺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推广到西藏自治区各地的寺庙。这个在改变藏人的态度上很不成功的运动旨在控制寺庙与驱逐藏独与达赖的支持者。据达赖喇嘛说﹐僧侣们被要求‘爱国’﹐签字反对藏独﹑不承认达赖认定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保证不听美国之音”。这些话也比沃尔夫的报告更具体﹑客观﹐但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是否侵犯宗教自由呢﹖

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宗教政策。众所周知﹐反自由反人权的政教合一是欧洲中世纪黑暗与残酷的根源﹐它导致了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如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把政教分离当作立国原则。法国宪法第二条说﹕“法兰西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教分离的﹑民主的与社会的共和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说﹕“国会不得通过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据美国法学家解释﹐它的精神就是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38）。可见宗教自由是以政教分离为前提的。政教合一意味着教权与政权合而为一﹐在这样的体制下﹐怎么可能有宗教自由呢﹖日本政教合一的天皇制曾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侵略亚洲各国﹐在美军占领下﹐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天皇不得干预政治﹐日本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0年9月12日在休斯顿演讲时说﹕“我认为在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天主教神父不可以告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怎样行事﹐新教牧师也不可以告诉他的信徒投谁的票。任何教堂或教会都不可以获得公共基金或政治特权。总统或人民不可以因为被任命者或被选举者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不任命或不选举他（她）为官员。我认为美国没有官方宗教﹐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犹太教也好。任何美国官员都不得请示或接受罗马教皇﹑全美新教理事会或其它新教组织的政治性指示。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公众或政府官员。而人们的宗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某一教会的行为应被视为对所有教会的反对。（39）”

西藏以前的制度则与此相反﹐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教皇﹐拥有（在清朝时仅次于中国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那是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制度。正如藏独人士阿沛晋美承认的﹕“我认为西藏以前的制度是一个过时的﹑相对来说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它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不是什么奴隶制度。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但基本上来说﹐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的制度已经不合乎世界的潮流。它有许多弊病﹐比如于大海在《北京之春》的文章里提到的达赖喇嘛制度。于大海说也许今天的达赖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以后的达赖喇嘛是个坏皇帝怎么办﹐出现的概率很大。他说得是对的﹐这种制度应该改革。（40）”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是否学会了民主呢﹖没有。“西藏流亡议会”1963年通过的“西藏国宪法草案”仍然规定达赖喇嘛是“国家元首”﹐有权任命“内阁”﹑否决“议会决议”﹑“颁布法律”等(41)。达瓦才仁也承认﹕“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还是政教合一的”（42）。1992年达赖喇嘛公布了一个《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43）﹐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的铨释﹐“对未来西藏﹐达赖喇嘛指出﹕西藏将成为一个和平中心﹔以非暴力的和平思想为基础﹐致力于自由﹑社会福利﹑政教合一﹑民主﹑联盟以及环保等各项建设”（44）。把自由民主与政教合一相提并论﹐真是对自由民主的极大讽刺。1998年5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竟然多地多次遇到藏族喇嘛与美国白人喇嘛的示威﹐他们打“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的标语﹐抗议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中迫害金刚派（喇嘛教的一个派别）教徒。美国著名时事杂志《时代》以《僧侣对僧侣》为题﹑《新闻周刊》以《给铁氟龙喇嘛搔痒》（45）为题都作了报道﹐前者还发了示威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标语。这已经不是对异教徒的宗教迫害﹐而是在喇嘛教内部的教派迫害了。这对达赖喇嘛作为“民主领袖”与“人权斗士”的形象都是无情的嘲弄。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同声谴责﹐惟有达赖喇嘛公开为印度辩护﹐说是印度有权发展核武器（46）。他还能算“和平主义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