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八二三炮击金门》作者：沈卫平（一） -- 配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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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叁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

絮。

　　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

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

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

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

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

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

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叁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

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

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

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

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

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钟。

　　王邦德在洞口看得真切，把手电筒往旁边人的手中一塞：“你们拿着！”跳

了下去。同志们急忙围住洞口，也不管敌人的炮弹正在寻找目标，十几只手电一

齐往洞里照，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

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

！”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

。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

　　六班万金根跳下去，没走几步，也倒下了。

　　六班长黎木容跳下去，他动作迅速，麻利，终于把王邦德和两名战友托了上

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与救“救人者”的战斗结束了。其结局是为了抢救早已

被毒气闷死的李士生，指导员王邦德牺牲，叁班长杨耀明、战士管在贤等负伤。

　　战士们尤其怀念王邦德。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因长期闹胃病，又长着一

脸络腮胡，人显得格外的瘦、苍老，这副模样在十八、九岁年轻人居多的连队，

倒具有了一种长者的风范。王邦德到底是“严父”还是“慈父”，战士们说不清

，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

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

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

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

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

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

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

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

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

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

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

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

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

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

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

流出的。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

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

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

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

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叁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

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

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5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叁师十七团四连二班叁炮手胡德安该坐

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

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

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

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

臻、叶剑英叁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

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得完成。咱们一人背一发炮弹游过大海去

，和目标同归于尽。

　　装填手胡德安说：别瞎扯了，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就成了一堆肉，每天吃喝

白长膘。记着，炮兵有啥别有孬，炮兵没啥别没炮。大炮可是咱炮兵的性命根子

。

　　战斗打响，四连二班的炮打得很顺很畅。

　　胡德安像一个大力机械人，快节奏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抱弹，转身，猛力

一推，将炮弹上膛，装填药筒……伴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二尺长的光焰，大炮整

体剧烈地蹦离地面，过一会儿，便可看到对面金门又绽开一簇灰白相间的烟花。

　　一门炮二十四发。

　　上百门大炮上百个二十四发。

　　料罗湾海面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山峰，沙滩上烧成了一片烟火的海。

　　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

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战友们紧急撤出。胡德安没挪窝，他心疼这门炮。

　　烈火已将炮身包围，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呢，如不立即发射，就会发生炸膛

。

　　火用滚烫的身子燎烤着他，浓烟像无数钢针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阵乱摸，

终于摸到了拉火绳，双手和臂膀猛地向后一甩，炮身暴跳，一颗炽热的“危险”

飞出了炮膛，飞向了金门。

　　他灿然一笑。

　　拔腿要走，左脚踢到一件硬物。他娘的，猛然间记起来了，炮床上还留着一

枚炮弹哪！

　　必须把它打出去。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

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

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

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

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

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

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

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

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

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

。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

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

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

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

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

。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

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

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汉子也会哭。

　　胡德安当了那个时代的“大英雄”。

　　忘了哪位作家说过，“死去的英雄是塑料花，老是那么鲜亮。活着的英雄是

昙花，只有一瞬的光彩。”

　　1958、1959年，“胡德安”叁个字在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可能仅次于“毛主

席”、“周总理”。

　　1960年，人们偶尔还能从报纸的边边角角上读到这个名字。

　　再以后，这个曾震撼过多少人心扉的名字便渐渐从报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

失。

　　到了九十年代，若要提起“胡德安”，十万人中大概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会摇头说“不知道”。

　　这很符合人们普遍的崇拜心态，“偶像”不能老是一副面孔，“英雄”也要

超时常新。

　　大概也只有我这个痴人很想知道，胡德安拖带着一个重残之躯，在这叁十年

风风雨雨中是否依旧活得“英雄”。历史的责任感加好奇，驱使我给安微省霍丘

县民政局发去信函：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贵县籍战士胡德安，为保护火炮，与烈火搏斗，负

重伤，成为全国闻名的战斗英模。为撰写炮战史料，本人希望了解胡德安同志近

期情况。希贵局于百忙中函告为感。

　　1992年10月12日我将信发出。12月1日接到电话，对方称：我是胡德安，我已

到北京。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笔下的“英雄”。一米七五的个头，一身洗得发旧式样

早已过时的藏蓝色干部装，安徽口音很重，特别是一脸伤疤和一双被烧得重残像

鸡爪一样蜷曲的手，勿须证明和介绍信，也一眼可以认定，他就是曾声名远扬的

胡德安。我说：老胡，您怎么说来就来了？

　　他说：民政转来你的信，我想八成北京有啥急事找我，还是跑一趟讲得明白

。

　　我说：老胡，您来得正好，关于您那段我刚写完，您看看是否实事求是。

　　他看了，说：事是那么回事，就是对我一个人宣扬多了。实实在在，我们班

当时表现都不孬。

　　着火那会儿，叶英琪、吴海福两个人正在弹药库搬炮弹，叫大火闷在里边没

出来。后来弹药库爆炸，两人的碎肉碎骨头碴子捡巴捡巴捡了一脸盆，下葬的时

候大体上分了分，其实哪里还分得清呀。二炮手任春德也烧得够呛，百分之五十

面积吧。炮阵地旁边是一个鱼塘，叫敌人炮弹炸成了一片烂泥浆，小任疼得受不

了了，一下子跳进去，膀子上的烂皮烂肉全掉了，看着那个惨哪。当时不懂，不

跳还有个救，跳下去就没救了，医学上叫“血液中毒”，老百姓叫“毒火攻心”

，其实就是恶性感染，在医院抢救了七天，没救过来，牺牲了。我当时也疼得受

不了啦，浑身就像下烫油锅一样疼，也想跟着任春德往池塘里跳，叫指导员一把

拉住了，他用劲过大，把我手腕上烧烂的皮肉都拽扯掉了。你瞧，这手脖子上的

伤疤还在。

　　当时只觉得嗓子眼着了火，像含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不想别的，就是想喝水

，直到现在，我的嗓子一天到晚发干，没饭吃忍得往，没得水可忍不住，不管走

到哪里都得备好水带上。

　　胡德安从挎兜里拿出一个装满茶水的玻璃瓶，拧开盖，喝一口，接着说：炮

毁了，不光我一个人哭，同病房我们班的陈家明也哭了。你想，我们做了那么大

的努力，那么大的牺牲，不就是为了保护炮嘛。炮没保得往，就是没有尽到责任

，当时确实伤心得很，饭都吃不下了……

　　他又喝一口水，小声说：沈同志，我到北京来是有个问题，也不知当提不当

提？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次到北京来住十元钱一天的地下旅店，并不是来看我

写的文章，即便是关于他的文章。

　　这是一个需要罗嗦老半天方能讲清楚的问题。

　　1973年，胡德安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霍丘县某公司工作，当过保卫干事，

家属工厂厂长。几年后，单位宣布他“退养”。（第一次听说的一个新名词。即

还未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但工资已按退休时的75％执行。）129元的基本工资一下

变成了100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久前，从一个战友那里听说，省里有文件，

凡在部队上授过荣誉称号的，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工资不减，子女可以顶替接

班。还有住房等等优待。这才想起，当年首长们和报纸上，都一个劲地称自己是

“钢铁战士”、“英雄炮手”什么的。可一查档案，并无这方面记载，刚巧，这

时我的信到了。既然北京还有人惦记着他，便坚定了他跑一趟北京，弄清究竟的

决心。

　　“英雄”有求，责无旁贷，我急忙向有关部门反映。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王干事非常热心，当即向军委档案馆、南京军区和总参炮

兵档案馆查询，回答：“只有胡德安1958年荣立一等功的记载，而无荣获荣誉称

号的记载。1957年至1964年，纪律条令曾取消荣誉称号这一条，1964年才重新恢

复，因此，胡德安在此期间获荣誉称号是不可能的。那时，立一等功，就是最高

的奖励了。

　　可以推断，“钢铁战士”是某些报刊上讲出来的，并非军委授予的称号。

　　王干事十万分遗憾地说：“真对不起，我们只能给您出具您曾立过一等功的

证明。”

　　胡德安答应着：噢，噢，噢。

　　我的心底卷起一阵冰凉。我知道，这对于胡德安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问

题。

　　一等功（虽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奖励），仅意味着他每月的退休金可以

增加10％，即十二元九角钱。而他最关心的小儿子就业一事，看来是没有指望了

。若是在十年前，我还不敢说历史对他不太公平，而今天当我们飞速进入一枚奥

运会金牌已价值百万元、一个着名歌星唱一首歌的出场费已达数万元、一位十八

岁的女时装模特月收入无论如何不会低于一万元的时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胡德安这百元的月“退养金”和那些绝无任何通融方式的红头文件。我确实想鼎

力帮助他。我确实爱莫能助。

　　胡德安要回霍丘去了，像他来时一样，凭他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证，花21元

钱，买一张从北京到合肥的硬座半价车票。临别前，他的那双僵硬残缺的手紧紧

捧住我的手，说了无数次的“谢谢”，然后转身去了。

　　他留给我的纪念品是他几年前写的一首文理不很通顺的小诗。可惜太长，只

能择而录之。

　　　　　　　　　　　　　　　　　　　　　　　　　手

　　手指已畸形／疤痕铜钱厚／伤残恰似履历表／刻着往昔岁月稠／……中东形

势紧／向蒋来宣战／为救大炮冲火海／烧得全身鬼见愁／发眉连根拔／右耳被烧

皱／手如鸡爪皮烧焦／根根筋骨外面露／……／党和人民恩如山／永远一生跟党

走／身体残，革命意志不能丢／手畸形，贪图享受不应有／……这双手，寄托着

党的希望／继续革命不回头／这双手，负担着烈士委托／永做人民老黄牛／……

　　唉，这个初衷不改痴心依旧的胡德安哪！

　　　　　　　　　　　　　　　　　　　　　　　　　6

　　大文豪雨果说：“人类追求美好境界的本能和倾向，令他经受了种种严厉考

验，而向着更成熟更文明迈进。”

　　我以为，人生所经历的种种严厉考验中，唯“生死”为大。自古而今，为了

“美好境界”死亦无憾的人被人们视为“英雄”，倍受崇敬而历代传颂。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便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英雄教育”，“英雄”

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壮举曾不止一次刺激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我涕泪滂沱。我常

常鼓励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关键时刻要像“英雄”那般慷慨壮烈名垂青史。

我又常常萌生怪想：真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住你，要你在叁分钟之内在“交出

革命秘密”和“交出宝贵性命”之间做出抉择，你真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拉

稀不尿裤子嘛？

　　正因为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说“能”，所以才愈发地觉得“英雄”真是不可

思议高不可攀，对“英雄”愈发地高山仰止五体投地。

　　我听过千百个“英雄”故事，但我见过的够格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一个

──胡德安。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活“英雄”真“英雄”，我肯定会问那个许多人

都会问的傻瓜问题：哎，老胡，您在生死紧要关头想到了什么，比如党祖国人民

共产主义毛主席黄继光或父母教育老师教导首长教诲什么的？胡德安说：啥也没

想不可能想没时间想只是认为该那么做就那么做了，人要是把什么都想明白了也

就什么也做不成啦。我仍不满足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老胡，您已经知道了结局

，如果再碰到同样的情况，您会怎样？胡德安说：不晓得，更不敢吹牛，到时候

再说吧。

　　因此，我非常赞成心理学家所分析的：英难行为是良知、理想、信念、正义

感、使命感、责任感、光荣感、意志力、复仇心态、报恩心态、传统道德力量、

社会教育作用、扶危助弱抱打不平观念等等诸多精神因素的总汇和爆发。其表现

或是一个理性的思维过程，更多的则是无思维的激情释放。这种精神居于主宰目

标高于一切乃至宁愿牺牲其物质载体自身的现象，有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又

绝不可能在所有人身上发生。

　　运用上述观点看待炮战中涌现的众多“英雄”人物，便会对他们的行为有更

深刻的理解。他们在成为“英难”之前或之后都不是什么“神人”，和你我一样

，凡胎肉体而已，但他们于战争的某一时刻经历了严峻的生死考验所达到的人格

和精神高度，又确实是你我可能永远也难以达到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值得所有

追求“美好境界”的人士崇拜和尊敬。

　　不怕死故事之一

　　命令：急速射。

　　火炮以最快的速度把一发发炮弹投射出去。金门岛烟尘四起，爆炸声响彻云

霄。

　　炮身打得通红，火药气体弥漫了整个阵地。一炮手张伟判汗流陕背，嘴唇干

裂，震聋的耳朵淌着血，血流到脖子上。瞅个机会他甩了鞋，扔了裤子背心，一

头扎进水桶里，咕咚咕咚喝几口，撩一把水，拍拍脑门拍拍脸，然后，盯着班长

的手势、紧握着发射杆往下一压、轰然又一声巨响，第128发炮弹出膛。

　　第129发刚刚装填，指挥员下达了“暂停”的口令。装填手被炮震得耳聋头昏

，误将口令听成了“退弹”，稀里糊涂违规去开炮闩。于是□一声，炮弹掉在地

上，弹头正碰在退弹坑前沿。

　　全班被这突然的情况惊呆了，不知所措愣在那里。

　　因为这是一发“瞬发引信”炮弹，受到撞击，意味着可能会于几秒钟、十几

秒钟、几十秒钟后爆炸，战斗集体未被敌炮摧毁，却将被自己的炮弹报销，岂不

悲乎！

　　全班人本能地齐刷刷卧倒，尽量让全身紧贴地面，等待命运之神的判决。只

有张伟判一个箭步上前，抱起炮弹向阵地外面飞奔。此刻，他怀抱着的无异于一

枚不知何时便会开花的定时炸弹，他随时都可能被炸弹大卸一万八千块，切削为

泥化为乌有。但是，他的脚步没有停，一口气跑出去30米。放下炮弹，又转身往

回跑。跑了七八步，张开双臂，腾空跃起，一个狗啃泥，与大地紧紧拥抱。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预期的巨响并末发生，“定时

炸弹”依然老成持重地趴在那里，全然没有欲与世界告别的意思。

　　张伟判第一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慢慢走过去，认真地端详着那个不

可思议的黑家伙。

　　同志们一个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慢慢围拢过去。

　　噢，原来炮弹退出炮膛时是弹尾先着地而弹头是倒在弹坑前沿的，并没有正

面撞击引信，所以没有爆炸。

　　虚惊一场。一个绝非玩笑的玩笑。

　　张伟判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来。

　　其他无一人笑。

　　十几只手争先恐后伸过来，紧紧握住张伟判的手。

　　班长没有同他握手，而是在他的光溜溜的背脊上用力拍了叁下。

　　不怕死故事之二

　　敌炮覆盖，营指通往一连的电话线被打断。

　　副营长郝金亮正大声喊叫着“电话兵！”“电话兵！”，忽然远远看到从一

连阵地窜出一个大个子，像疾风似地朝敌人炮弹打得最密集的地方跑。乱弹琴，

怎么照直往敌人炮弹窝里钻，他妈的不要命啦！郝金亮领着营部七八个参谋一起

扯脖喊：“回去，快回去！”无奈，喊声盖不过炮声，那傻大个好像听不见，要

不咋头也不回跑得更快？

　　敌人好像发现了这个活动目标，急促射打得更凶更猛，一排排炮弹在大个子

前后左右爆炸。郝金亮心里一阵乱跳，妈的，这小子非死即伤，完啦！但是当烟

雾被风稍稍吹散，他影影绰绰看到大个子正蹲在一个弹坑里接被打断了的电线，

然后平安无事地站起来，继续向前跑。营部里的人都叫：在那，在那，活着哪！

郝金亮心说：这小子还行，好样的！敌人又一排炮打过来，只见大个子一个跟斗

栽倒下去，尘土和硝烟立即吞没了他。人们眼巴巴等待烟雾再次淡去，仍不见大

个子身影。郝金亮气得乱骂：一连干嘛派这么个笨熊去接线？告诉他们连长指导

员，让他们亲自出去，把那大个子尸首找着背回来！ 大个子名叫王邦贤，19岁

，当年入伍的新兵，其实，连里干部因为他拉肚子，连战斗都没让他参加，并没

派他去接线，是他自己悄悄溜到阵地上，和电话兵田厥丰作个伴。当田厥丰喊了

声：糟，电话线叫敌人打断了！他站起来就向外面跑，拦都拦不住。

　　外面是一片开阔地，敌炮远远近近密密麻麻地爆响着，弹片贴着身子发出各

种各样的怪啸，开始，他确实有点后怕了，真想扭头往回跑。另外一股力量又强

制他不许回头：要害怕就别出来，出来了就不能当孬种，现在，全营全连几百对

眼睛可都看着你呢，如果同志们说王邦贤是胆小鬼那多丢人现眼！于是，他迎着

劈空而下的弹雨，不顾一切往前跑，从一个弹坑跳跃到另一个弹坑，连着接好了

叁处断线。

　　说也神了，就像他身上揣个护身符似的，流星般迸射的弹片把他被风撩起的

军衣打了好几个洞，就是未伤着他的身子。接第叁个断线时，一块二寸来长的弹

片扑地扎进中指与食指之间的泥土里，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他咬咬牙，纵身跃

出，继续前进。

　　又是几发近弹爆炸，脚下的大地震荡得剧烈跳动，冲击波强大得像有一堵看

不见的厚墙横拍过来，他狠狠跌了个跟斗，倒下去还翻了几个滚，掉下一截不算

太深的河床，他就势下水，游到河对岸，细细察看，又接好了叁处断线。

　　电话终于恢复通话。一连接到营部的命令，中断了二十分钟的射击再度开始

。

　　敌炮刚刚被压制下去，大个子的身影便冒了出来，向自己的阵地快跑归队。

　　郝金亮一阵兴奋，大声道：“去个人，问问那个大个子叫啥名，告诉一连给

他评功！”

　　不怕死故事之叁

　　目标区域──料罗湾。

　　这时，炮的仰角是45度，装填手何新典必须把右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才能

把药包推进炮膛。何新典用一种别扭使不上劲儿的姿势连装一百四十余发。尽管

他壮得像牛，也经不住持久而紧张的消耗，背、腰、臂酸痛胀麻，头晕，心跳得

历害，全身的能量好像马上就要枯竭。

　　同样一口气没喘的火炮也渐渐不顶劲儿了。由于连续发射，炮膛炮闩产生高

热，带来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第一，菌形杆已被烧得通红，药包一装进膛，只

要一关炮闩，眨眼的功夫火炮便会自动发射。在这种情况下，装填手必须沉着关

好炮门，迅速离开炮尾才不会出危险。第二，炮闩因高温已膨胀，一次比一次难

关，何新典起先只用一只手，后来两只手全用上，也还得下死劲推，不然炮闩就

到不了安全定位。这又增大了迅速离开炮尾的难度。

　　何新典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装填手了，他沉着而敏捷地操作着，只要药包一

到手，他就“哧溜”一下把它推进膛，然后两手把正炮闩，再用胸部顶牢，拼全

力“□”一声把炮闩推到安全定位，然后猛一侧身，跳到安全地带。

　　他转身又接过一个药包，顺势填进炮膛。也可能因为炮闩更热更胀，也可能

是他的气力不足，他满心想使出全部力量，麻利地将炮门推到安全定位的，谁知

这次竟力不从心，没有关严。

　　糟！一直担心的险情终于出现了。很明显，如果重关一次炮闩，火炮很可能

在一刹那间自行发火，人一定来不及离开炮尾，而被火炮座伤甚至会牺牲。相反

，假如丢下炮闩不管，个人可能躲了危险，但药包在高温状态下也可能会自行发

火，轻者，炮闩将被打坏，重者，炮弹因无足够的动力而卡在炮管中爆炸……无

论哪种情况，战斗将无法继续。

　　根本就没有思考的余地，何新典必须于刹那间斩钉截铁地决定：是赶快离开

炮尾还是重新关一次炮闩。

　　何新典已经决定了。他上前一步，两手去扳炮闩的把柄。

　　班长喊了声“危险！”

　　他说了句“能行”，将炮闩重新拉开，铆足了劲猛扣上去……

　　炮闩刚到安全定位，便听“轰隆”一声响，火炮果真自行发射了！紧接着炮

尾猛地后座，何新典闪电般扭身，炮尾还是沉重有力地打在他的左肩头，一下子

把他掀起老高，平空翻了一个斛斗，头朝下栽到叁米外的弹药库门口。他只觉脑

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医院里，他缓缓睁开眼。班里同志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面前晃动，听见班

长和谁在小声嘀咕：真玄，往下两寸，撞在心脏部位，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吃力地抬起右手，指指左肩，声音微弱地说：这儿，离心还远哩……

　　不怕死故事之四

　　夜战。敌人一发空爆弹在火炮的右上方爆炸。声如响雷，光如闪电。

　　“打着你没？”二炮手汉德玉问运弹手小董。

　　“没。你咋样？”

　　“很好。”汉德玉刚说完，突然感到左小腿一阵发麻，伸手往下一摸，一手

粘乎乎湿糊糊的，他知道自己挂花了。

　　战斗正是较劲的时刻，火炮不间歇地发射着。他一声不吭，从座位底下摸出

一个军用水壶来，迅速用水壶上的帆布带，在左膝下面紧紧地绕了几圈止血。可

以感觉到，温热的血仍不住地往下流，袜子、鞋子都湿透了。他不理睬，聚精会

神盯住仪器，坚持操作。

　　又是一发空炸。汉德玉猛然感到左胸被什么咬了一口，火辣辣地难过。伸手

往左肋下一摸，一阵剧痛。他知道自己二次负伤了。

　　这次的伤口肯定较大，因为血一下子就淌到了裤腰上，待一会儿，裤裆都湿

透了。他仍不吭声，一只手按住伤口，一只手操纵着方向转轮。但是，他已明显

感到了工作进行很困难，浑身发热，脑袋一阵阵晕眩，耳朵里嗡嗡直响，眼也花

了，连仪器上涂有荧光粉的字也看不大清楚了。

　　炮长看出他的不对劲儿来，知道他负伤了，命令他“快下去包扎”，叫运弹

手小董接替他的工作。

　　下了炮位，汉德玉两处伤疼得无法站立，他就凭借炮口的火光，挣扎着向前

爬。那条受伤的左腿几乎麻木得不能动了，右手还得紧按住左肋下的伤口，他只

能用左手和右腿支撑住全身的重量，慢慢爬。炮位离避弹室并不太远，对他来说

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路。

　　他在避弹室抓了两个急救包，摸黑给自己胡乱包扎一下，只觉脑袋昏昏沉沉

，渐渐人事不省。突然被一个巨大的声响震醒，只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呼唤：“快

，赶快运弹药。”他想，大概人手少了，炮弹供不上了，怎么的也不能让大炮断

顿呀。

　　于是，他又开始一步一步向炮位那边爬。地上，留下他来时的一溜血迹和回

去的一溜血迹。

　　到了炮位，他挣扎着站起，推搡小董，“你出来，赶快运弹去。”

　　炮长说：“小汉，你伤的不轻，快下去。”

　　他不说话。回答是目不转睛注视着仪器，紧张地修正着射击方向，开始在瞄

准座上操作了。

　　战斗一结束，汉德玉便昏倒在自己的战位上。

　　医生一边给他紧急输血一边嗔怪说：这个伤号失血太多了，为啥不早点送来

？

　　再晚来一会儿，你们连又要多一名烈士。

　　不怕死故事之五

　　一发炮弹堵着发令所的门爆炸，报话员当场牺牲。电话兵王启禄被冲击波掀

翻在地，顿觉右腿和臀部受到沉重打击。抬头看，右半身被硝烟冲得发黑，右大

腿两处伤，大的伤口有二寸深，叁寸长，血哗哗流。侧背、颈脖、额头也流血，

他知道那儿处也有伤。

　　堑壕里又落进一发炮弹，他看见十四五步开外，烟尘中指导员晃了两晃倒下

去。

　　他吃力地动弹有腿，扶着倒塌的土壁，半弯腰，向指导员那边移动。

　　“指导员！指──导──员！”

　　指导员全身都在冒血，军衣湿淋淋染成红色，也不知伤在哪里伤了几处，脸

色苍白软绵绵倒在他怀里已不会说话。

　　炮弹还在周围爆炸。王启禄四下张望想找副担架。这条壕沟没有一副担架。

其实有也派不上用场，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来帮忙抬。

　　于是，他屈腿、弯腰，抱起指导员，一点一点往自己背上移放。要是在平时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可现在，自己的伤口还在流血，稍用力便痛得钻心，

又伯加重指导员的伤情，不敢动作太猛，所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得以完成。

　　交通壕很窄，一瘸一拐背一个人通过相当吃力，两旁壕壁不小心碰到伤口，

一撞疼出一头汗。他用上牙紧紧咬往下唇，强迫双腿往前奔，因为他知道在敌火

下运动要求愈快愈好，多耽误一秒钟，就多一分被再次杀伤的危险。

　　走到交通壕尽头，要到达连隐蔽所，还要翻过一个陡壁，再穿过公路，越过

一道排水沟。这陡壁，平时一个健壮人都要手足并用才能爬上去。他咬咬牙，一

只手拽牢指导员的胳膊，一只手扒住陡壁上的土窝，艰难地向上攀。不料，足一

软，眼黑头昏滑下来，创口像刀割一样刺痛，他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停在那里喘

了好一阵粗气，再次挺住腰，屏住呼吸，开始第二次努力。陡壁上长满了龙舌兰

（剑麻），平日这些状如宝剑的植物被战士们视为美化阵地的心爱之物，而现在

却成为一种威胁，他担心：如果稍一不稳，腿吃不上劲，扑倒在上面，岂不糟糕

！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由于两腿过分吃力，伤口撕裂得　　更大了，鲜血开始

大量流出，滴在陡壁干土上，和指导员的血混在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着攀上这截陡壁的，他很感谢敌人的炮弹，正是它

们爆炸的巨响分散了他对疼　　痛的感觉，刺激他受伤肢体焕发了超常的能量。

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点！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他必须尽量弯腰弓背压低身体，但身

体越压低，背人就越累，受伤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没有别的选择，只

有拼足了最后的气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过公路和水沟，往隐蔽部一尺

一尺移近。

　　防炮洞终于出现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觉天旋地转，脚一软，俯跌在

洞口外边，手仍牢牢抓住压在背上的指导员。他顽强地抬起头来，想喊洞里面的

人出来帮忙，但只能大张着嘴吸气吐气，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又是敌人的几发炮

弹像鞭子般逼迫他决不能停止，他艰难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导员，向防炮洞匍匐前

进。负伤的右手、右脚无法用力，他就单靠左手左脚一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

……

　　战后，团首长说：今天你们连打掉敌人两个目标算不得奇迹。一个重伤号救

下了另一个重伤号，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哩。

　　拿破仑名言：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杰。

　　　　　　　　　　　　　　　　　　　　　　　7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这是一个于特殊战争环境和条件下方能产生的颇为特

殊的“兵种”。

　　它的应运而生起码须具备两个前提：敌我双方长期稳固的对峙状态；阵地间

隔不十分遥远，声音传递可使对方听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厦海域天设地造般应合了上述条件。

　　说它为“兵种”，绝对言过其实了。1958年，厦门前指仅在距大金门较近的

角屿、小嶝、大嶝，距小金门较近的何厝、对高山，距大、二担最近的青屿设立

了若干个对敌广播喊话组，每组叁、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年代有线广播

的全盛时期也不过扩建成一个数十人编制的团级站。

　　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年，厦门前线整天

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我对骂。

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广播战”

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成为炮战的一支

“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快。无

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上报告的。

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重要成就往上报

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本没停；金门方面的

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地己方

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

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这样的话语来

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广播站的人在炮兵

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叁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

　　“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

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

，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光

和自豪。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长。19

93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年我着手写这一章

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生中我能参加

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作的动力始终是：热

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年退

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叁十年一贯

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存亡”，现在

，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说，做了一辈子对

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年代很

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机生意，活得蛮潇洒

。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闻一定要看、要

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过台湾，非常希望还

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年从事对金门有线广

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

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门知名度

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

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

娘和老婆”。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活条件

非常艰苦，人就是住在地堡里，根本没有营房住。我在地堡里整整住了十年，直

到1963年病倒，发烧42度，连续12天人事不省，进医院，才第一回住了楼房。人

员来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长，都是二十郎当岁，文化不高，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边干边学。

　　吴：我原来在小嶝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上边物色会讲闽南话的播音员，

到处找不到，听说我会讲闽南话，就把我调到角屿广播组。连队生活很枯燥，广

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机唱片，我很高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习培训，稿子发

下来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虏人格”念成“不悔辱”，别人说：你可能念

错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确实错了。以后就加强学习，中央台的闽南话广播每一

次都听，琢磨人家是怎么播的。广播组有一架丹麦造钢丝录音机，宝贝得很，舍

不得用，都是对着麦克风直播，一喊一晚上。

　　陈：我原来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55年调到广播站工作，从比较舒适的环

境一下子来到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开始很不适应。你想想，6平方大的一个小地

堡，住好几个人，双层铺，男下女上，他吴世泽睡下铺，我就睡在他上面。又没

有女厕所，解手要翻过壕沟，跑到远远的山底下去，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另外就

是工作、生活非常单调、平淡，没有女伴在一起说悄悄话了，对着麦克风，也看

不到过去舞台下面观众的笑脸，听不到热烈的掌声了。现在想一想，那时能坚持

下来真不容易。

　　我不知多少次一个人跑到树底下哭鼻子。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装成挺

高兴的样子笑。

　　周：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很投入，很卖力，因为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

的收听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哨兵，特别是夜晚，他站在那里没事干，无聊，就有可

能静下心来听听海对岸讲些什么话。有线宣传与无线宣传最大的区别在于：无线

宣传有选择性，不爱听关机不听就是了。而有线广播宣传带有强迫性，我喇叭一

响，你不听也得听。我们估计，国民党一个连平均每天有叁十多个人上哨，相当

一个排，他海边几个团加在一起就有一两个营的兵力每天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

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祖国建设”、“弃暗投明奖励规定”、“宽待俘虏”、“蒋

军在大陆家属通信”等等，一组稿七、八篇，来了新稿撤旧稿，赶得及录音播，

赶不及就直接口播，和尚念经，天天念。那时国民党的兵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撤

逃过去的，他们特别希望听到家乡和亲人的消息。

　　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了。例如，从望

远镜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

显然是在听广播。还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播的士兵都赶

跑了，可是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来了。有时特别可笑，蒋军军官为了不让士

兵听我们广播，就在我们播音时敲锣打鼓，或把士兵集合起来跑步。那时候，金

门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泅渡过来投诚，他们不光把我们的起义

投诚政策背得牢牢的，连我们有些广播稿也大致能说出来，这使我们感到很兴奋

很受鼓舞。另外，后来金门也模仿我们，架设大喇叭对我们广播，对祖国造谣、

丑化、诬蔑、攻击，我听了很气愤，心想一定要用我们的宣传压过敌人。我便不

知不觉进入角色，安心干这行啦。

　　张：那时，对金门广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国民党军官兵的亲属喊话。我记得

蒋军27师师长林初耀是广东梅县人，我们去梅县把他母亲请来，他母亲哭着对他

说：“儿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呀，干了坏事咱娘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据泅

过来的投诚兵说，正好被林初耀听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气，好多天情绪不高。后

来国民党把他调回台湾去了。

　　吴：所以当时国民党特别恨我们的有线广播，我们每个喇叭当面，他都有一

两门炮专门对付我们。有时，我们只要一广播，他的炮弹就打过来了。晚上，他

先打照明弹，再打直射炮。有一次，他干脆把炮从掩体拖出来，拉到海边沙滩上

，对着我们的地堡干，把我们的喇叭打得稀巴烂，像筛子一样。

　　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解

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玩艺共

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每个250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里也坏不了。

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个地方广播几分种

，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头鸟”被弹片打了七

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

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

炮弹的力量。

　　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排专炮

打我们。

　　周：1958年7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么到处都

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是，我们也加班

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抓紧

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报，告诉

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你应该做

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厝广播站，电线打

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

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

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

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

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

行！于是，“八?二叁”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

兵书”，自做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向国民党士兵宣

布：我们一定要解放金门和台湾，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尽快放下武器，向解

放军投降。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提法与上级意图并不完全相符。上级对我们提出

了批评，说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无组织无纪律。为这事我还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心里不是很服。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嘛，否则打炮干

什么？叫他趁早缴械投降又有什么错？话反正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讲了

我认为该这么讲的话，检讨心里也痛快。

　　后来才晓得，主席打炮的意图并不是要解放金门，而是要加深美蒋矛盾，甚

至是为了有利于蒋介石“固守”，才明白我们的文章恐怕是闯了祸添了乱了，才

后悔那么大的政策问题怎么不请示自己乱主张。

　　近几年看到台湾一些文章说：中共当年炮击的目的就是要打下金门，他们在

一开始的广播里都这么宣布这么说了，后来，因为国军的顽强抵抗共军计划无法

得逞才不得不改口自找台阶下，云云。我想八成是我们的文章给国民党捞到稻草

了。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还挑选了一部分广播稿油印成传单，交给部队的侦

察员。夜间，侦察员悄悄划小船靠近金门，把一卷卷宣传品挂在敌人防我登陆的

铁网木桩上。侦察员安全回来，我们便立即向对岸广播，我们有东西放在金门哪

里哪里了，请国军弟兄们去取。望远镜里，头一天，一包包传单没人动，又过了

一天，东西不见了。是否有人偷拿偷看，当时无法考证。也是直到最近，台湾一

篇回忆录提到这件事，说共军的心战搞得很厉害，经常派水鬼把宣传品送到金门

，然后他们广播再告诉放置地点，心理上让人感到共军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能，

何况确实发生多起宣传品在地下传看的事故，防不胜防。时隔叁十几年，我得知

当年干的并非无效劳动，仍感很欣慰。

　　吴：1958年我也在角屿，记忆里天上掉下两种东西最厉害。一是下大雨，连

着下，地堡里积水，床板都漂起来了，上床一定要先趟水过“河”。再一个是下

炮弹，角屿落弹上万发，我们地堡周围少说几千发，弹坑一个挨一个。地堡被炸

塌一回。

　　运输船夜里送来抢修物资，5立方木材。卸到海滩他就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自

己打捞，自己抢修工事，还要坚持抄收中央台、前线台广播，编成我们自己的稿

子播出。人累得跌一跤倒那就睡过去了，任凭你炮打得天摇地动也醒不过来。

　　陈：炮战前夕，我刚好怀孕。在前线最需要我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

和爱人商量，先把大孩子送到上海他爷爷奶奶家去了，然后去做了人流。这是我

怀的第二个孩子，当时心里真是矛盾死了，从我愿望，是想要的，但战斗又不允

许我要，我是含着眼泪到医院去的，手术过后不到十天我就返回工作岗位了。回

想起来，大儿子长得比我都高了，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很少很少，对这个

家，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战争年代，抛家舍业的女性有的是，但在和

平时期，像这样每天听着枪炮声有家回不去的女人恐怕是风毛麟角吧？

　　回到前线，炮战正是最激烈的时刻，广播站四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弹坑了

，地堡前的一条小木板桥，也已经被炸断了叁次。我们真是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播

出。有一次，一发炮弹就在地堡顶上爆炸，水泥抹的墙壁被震掉一大块，人被震

得晕头转向，拿起稿子念，怎么没有声音？大声喊叫，还是听不见声音。耳朵已

经聋了。

　　还有一次，弹片从通气孔钻进来，把电线打断，唱片也打碎了好几块，没伤

到人员是万幸，但想起来相当后怕。

　　前线部队十几万人，我的经历很普通，干的都是份内工作，同那些英模人物

没法比。但我还是很高兴的。当学生时，我见到一只死青蛙死老鼠都怕怕的，心

跳加速，而现在，在炮火面前我没有找怀孕呀这一类很合理的借口退缩，而是迎

着冲上去了，自己同自己比，我认为我经受了考验，是一次超越。

　　前线女同志很少，于是我也出了点小名，上了报纸，随英模报告团进北京。

国民党也知道我了，他们的广播和打过来伪传单上经常点我的名，说欢迎陈菲菲

小姐起义反正，保证重奖重用。国民党的情报也挺灵通的，连我一月工资多少都

清楚。我们还有一个播音员叫王桂兰，敌人连她住在菊山街几楼几号都知道。对

岸国民党的女播音员叫汤丽珠，是厦门籍人，我们也得表示我们的情报工作也是

挺灵通的，就到厦门她家里采访，写成稿件，在广播中向她报平安。从望远镜里

，有时可以看到汤丽珠从房子里走出来散步，穿着超短裙，看不清面孔，但感觉

里她身材很好很漂亮。

　　汤丽珠真可以说是我的老对手老朋友了。多少年里，我们对话不见面，她骂

共产党，我指责国民党，她讲台湾怎么怎么好，我讲大陆怎么怎么好，我俩天天

交谈打嘴巴官司，公说公婆说婆的。但逢年过节都不忘互致一声问候，好像达成

了什么约定默契，从不搞针对个人的庸俗的人身谩骂攻击。现在年纪大了，常常

想起来，也不知她现在在哪里，生活怎么样了。我挺希望她能回厦门探亲，走一

走。如果我们有机会见面就更好。我想，我们可以不谈过去，不谈战争，不谈政

治，作为女人，我们就聊聊女人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时装、养花、烧菜、气功、

化妆品、外孙子孙女什么的，我们一定会谈的很开心的，因为，记忆里，直觉里

，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她本是一个挺直率挺不错的厦门女孩。

　　云顶岩侧翼的对高山山头上，专对小金门讲话的喇叭堡默不作声地耸立着。

这是一座除却厦门世界其他地方均看不到的奇特建筑。堡高12米、宽8米、厚6米

，正面，横5排竖6排共30个喇叭孔。每一孔内，隐蔽置放一只直径1.5米、体长2

米、功率500瓦的气动远声传递喇叭，此物一个相当于20只常见的挂于学校操场农

村电线杆上的25瓦电动喇叭，故全堡30只气动喇叭一旦开播，等于有600个普通喇

叭同时发音工作，气势宏伟磅礴，声传十余公里。

　　对高山脚下已辟为开发区，多处“四通一平”工程正破土动工。据说，有人

嫌那多管火箭发射器状的喇叭堡有碍观瞻，建议拆除。

　　余窃以为此议实不可取。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是国土分裂的产物。在长期楚汉不两立的对峙状态中

，它几乎成了两岸间唯一的直接对话方式。尽管数十年双方的对话全是吵架，但

吵架之中仍寓含有十分积极的因素，即双方的根本出发点并无二致，那就是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都是中国，台湾宝岛永远属中国。双方所争执不下的

不过是谁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者。这毕竟是问题的较为次要的方面。为了维持一

个共同的家而吵总比干脆分家各过各的而不吵要强。君子动手又动口，中国人的

家里斗虽不好看，但贵就贵在“家里”二字。外人若想插足快快滚蛋，人家家里

之事与您何干？

　　然而，永无休止的争吵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八十年代，大陆方面提出

“一国两制”原则，即维持共同的家、在这个家里让你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

我们和平友好过日子，之后，对高山上的喇叭堡减少了讲话次数降低了讲话调门

并终于1991年4月24日沉默不语，表达了此岸决心结束争吵的诚意与善意。对岸羞

答答地予以回应，大、小金门的喇叭堡虽然仍在讲话但已不再一天到晚讲话不再

讲很难听的骂人话，更多的则是唱一些软绵绵旋律优美的小曲以供此岸军民饭后

茶余欣赏。

　　“对台戏”变成了“独角戏”，中国人向着他们传统的“大一统”理想迈出

了一小步。人们期待着“独角戏”亦早早收场，中国人能够再向前迈出一大步。

　　对高山上的喇叭堡己成为一座遗迹，虽还称不上古迹。但它早晚会变为“名

胜古迹”的。我是这样胡思乱想地假设的：若干年后，一群天真烂漫的孩童问一

位长者：“老爷爷，那是什么建筑呀？”长者说：“那是一种特殊的大炮呀，会

发射声音炮弹的大炮。”孩子们又问：“为什么要造这种大炮呢？”

　　长者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国家曾有过一小段的分裂，那时候……”

　　那时候，大概没有人还能记得建造特殊大炮和使用特殊大炮的普通人了，就

像万里长城的建设者和兵马桶的烧制者无人留下名姓一样。

　　但无名者并不会因此而感伤，因为他们已经给后代留下了名垂干秋的古迹，

他们的功勋和精神将永远依托伟大的建筑和艺术而不朽。

　　特殊大炮做为一座建筑物虽远称不上“伟大”，但谁又能否认，它同样物化

了一种伟大的历史功勋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喇叭堡是特殊炮兵们的纪念塔。

　　万万不可将它草率拆除。

　　（海对岸那座形状相似仍在讲话唱歌的喇叭堡体现的是怎样的功勋和精神？

我真地说不清楚，写一大篇文章也说不清楚。但我直觉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这边

的这一座“古迹”才更具价值更有意义。我强烈呼吁，对岸将其关闭已适其时矣

，但亦千万不要将其拆除。请留住历史，善哉善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