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美国一再扬言，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可能在军事上支持台湾，并为此制定了多种预案。既然如此，美国难道还不会把俄制武器的有关资料提供给台湾当局吗？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如果台海战争发生，这些俄制武器对台湾军队的使用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更不用说在同美国军队发生冲突时的效果了。[247]

　　如果发生台海战争，如果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武器禁运是可以预期的，对这场对俄罗斯有着转折意义的中美冲突，俄罗斯首先肯定会宣布支持中国对台行动，但不希望看到战争扩大化，同时大发战争财――极有可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漫天要价（马岛战争使“飞鱼”导弹名声大振，战前只卖２０万美元的“飞鱼”导弹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身价猛的提高到１００万美元以上．）――从而使中国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而且会仔细观察战争的走向，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立场。等到一旦战争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俄罗斯肯定会在美国的强大压力和重金收买下切断对中国的军售。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肠子悔青了都没有用。

　　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防问题上，在战略产业上不得不是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是国防安全的基石，国防安全是金钱买不来的，国防安全的利器也绝不能操在别人手中，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中国航空市场如今已经分别占波音和空中客车全球销售额的10%。我们的民航运输业已经一步到位买来了“现代化”，我们的民航飞机的国际采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调节对外关系的砝码。可是，我们的航空产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能买来吗？

　据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22日报道，中国的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波音公司为中国国家元首江泽民制造的专机波音767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显然是美国情报部门刻意为之。[248]

　　据德国国防兼科技部长冯比洛指出，美国制造的飞机有一种隐藏控制系统，使美方人员能够透过电子遥控，完全取代机上飞行员。

　　1991年，美国在日本订购的两架波音飞机作首相专机（空军一号）中安装窃听器。1994年2月，细川护熙搭乘其中一架率领代表团去华盛顿与克林顿举行贸易谈判。细川一行人抵美后，吃惊地发现，美方代表对于日方的谈判底线了如指掌，甚至直接引用日本代表的一些私下对话的句子。后来发现是美国人在专机上安装了窃听器。日本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宫泽喜一只坐过一次，羽田孜和桥本龙太郎也只坐过一、二次。[249]

　　早在1993年，中国空军的专业检测人员就发现，空军进口的波音飞机被人为做了手脚。该批飞机中的六架按中方的要求作了改装，以适应空军在西北、西南地区复杂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进行人货混装的需要，其中的几架被用于成都军区进出西藏的兵员和物质装备的运输。

　　自空军在西藏使用波音飞机后，美国和印度的情报部门就对中国在西藏的兵员调动情况了如指掌，精确度达到正负几十人的程度。

　　另外，这些飞机都先后发生飞机进入自动驾驶状态时，飞机驾驶员接到地面通知，由于气象条件突然异常，地面调度要求该飞机偏离原航线，绕转飞向另一机场，但当驾驶员操纵驾驶杆时，飞机却拒绝做出反应，仍按原航线飞行。这一神秘的“麻痹”状态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却把驾驶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另一怪现象是，在飞机失控的几秒钟里，飞机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也同时中断，但驾驶员却明显感到飞机通讯天线正以大功率发出信号。中国飞机制造专家事后检查发现，这些飞机驾驶仪的一个核心部件与其它同型号同生产批次的波音飞机的同一部件在大小、形状上均有较大的差异，异常飞机的部件上甚至隐约可见USAF（美国空军）的字样，而这一字样在其它飞机上是根本没有的。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是波音公司配合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国军方在出售给中国的飞机上做了手脚。第一次被做手脚的就是提供给空军的那六架波音飞机，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印度情报部门对西藏的兵员调动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是中国空军后来下决心购买俄制伊尔76运输机取代波音飞机的原因。

　　有理由相信，自1993年中美关系逐渐紧张以来，所有卖给中国的波音飞机都被波音公司和美国军方做了手脚，因为从那时起，所以售华飞机的零部件都是单独生产的并都标明了“PRODUCT FOR CHN”（为中国制造）的字样，中国再也无法判断卖给中国的波音飞机与卖给它国的波音飞机有何异同。同时，波音公司做手脚的水平也大大改进了，因为中国驾驶员再也感觉不到被做手脚的飞机与正常飞机有何区别。

　　据空军技术人员分析，波音公司对飞机做手脚的方式有：安装遥控装置、安装探测设备、安装窃听装置。正如微软的操作系统为微软和美国情报部门留下了后门一样，波音公司在卖给中国 的飞机上也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留了后门。[250]

　　由此看来，美国人想让波音飞机掉下来岂不是轻而易举――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中国另外一个广为人知吃闷亏的例子是运10的夭折。由于对西方人贪婪奸猾的天性认识不足，加上对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缺乏信心，中国航空工业妄自菲薄，看不上自己研制的运10，却把振兴航空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和西方合作的上。运10项目停止后，上海飞机制造厂曾和美国麦道公司合作，成为美国航空工业唯一的海外大型喷气飞机总装厂。中航总提出的中国民用飞机发展的“三步走”计划是：第一步是中美合作制造/装配麦道80/90系列飞机，由麦道提供技术；第二步是与中外合作研制100座级飞机（AE100），约在2005年服役；第三步是自行设计、制造180座级飞机，2010年实现。但是，由于麦道的被兼并和欧洲空中客车单方面毁约，到1998年，这一计划全部落空。2000年2月，第二架(也是最后一架)中美合作生产的MC-90飞机顺利试飞，取得美国FAA颁发的适航证，从此也就宣告了延续15年之久的中美大型飞机技术合作的终结。这个项目“…从1986年底启动论证，到2000年初结束，时间跨越16年…不但没有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民机产业，相反，它成了举世闻名的冤大头项目”。中国的大型飞机发展计划，就此被无限期搁置。从中得到的的当然也不少，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但真正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还是20年前的运10。

　　中国10多年的努力，最后得到的却是来自长期的商业伙伴―波音和空中客车赏给的两记重拳。而就在这期间，巴西、加拿大等国的民机工业却在蓬勃发展。“三步走”计划的失败，耽误了宝贵的十多年时间，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机遇，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

　　其实，就在当初我们要搞干线飞机，向波音、麦道公司介绍情况，寻求合作时，他们就一再声明，先进的气动布局、发动机核心技术等四项关键技术不能给。

　　航空工业是国家独立的柱石，是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产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独立的、强大的航空工业，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是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点。从政治军事意义上看，强大的航空工业是保持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大国地位的支柱，它的地位至少应和航天同等重要。没有这些东西，在当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列强的飞机可以在你的领空随便来去，如入无人之境，就没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明白无误地演示了制空权在当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列强们用最先进的攻击手段和最现代化的传媒技术，每天向全世界人民重演着“八国联军”的故事，提醒“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没有一点象样的空中力量，别人就敢天天在你家门口耀武扬威搞侦察，撞下了你的战斗机，侵犯了你的领土，还敢命令你“不得登机”，公然藐视你的主权和尊严。[251]

　　“九?一一”事件的启示是：甚么意料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由于人类对计算机网络愈来愈依赖，信息化的浪潮正在迅速渗透到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各个层面，网络讯息战的威胁也就愈来愈逼切。讯息战的特点是看似文明，不动一刀一枪，可以不宣而战，具有很大隐蔽性。但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基础。

　　计算机网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敌我之间争夺的制高点和开展信息战的主战场，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而军队计算机网络化的实现，使网络主宰未来战争成为可能，一场争夺战将在新的战场 ―――网络空间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的首要目标将指向军队的神经中枢―――网络系统。

我国是计算机技术还相对落后的国家，计算机芯片、骨干路由器、微机主板及操作系统主要依赖进口，大量软件产品核心系统和逻辑编程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国已成为移动电话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然而我们所使用的机芯90%以上是国外生产的，很可能在你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信息就“流”入了人家的数据库中。

　　可以设想，计算机芯片不是我们自己的，服务器是人家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甚至连防火墙的技术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难免陷入人家的“技术陷阱”―――就好比卖给你一把锁，他自己却留下了一把钥匙……

　　在网络时代，信息共有、资源共享，只是对公众信息而言，而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机密则是万万不能与人共享的。由于我国信息产业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国家和军队的相当一部分信息系统建立在国外的产品和技术之上，这就使我们的信息安全处于被动地位。

　　计算机网络的不安全因素，不仅来自黑客和计算机病毒的侵袭，而且还来自“舶来品”操作系统自身设置的陷阱。美国英特尔公司故意在其制造的芯片中留下的“后门”（即序列号，英特尔奔腾Ⅲ序列号（PSN）是英特尔公司在处理生产过程中为每颗处理器设定的一个单独的识别号码，通过特定的软件读取序列号，可以对网络中的电脑处理进行记录、识别和跟踪，用PSN作检索钥匙，用户的个人资料将无密可保。），微软公司开发的 WINDOWS98上则预先留有遥控窃密窗，它会根据用户计算机硬件配置情况，生成一串与用户名和地址相关的、全球惟一的识别码，通过注册程序，在用户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动地传送到网站上去，使其成为控制对方信息传递的载体。目前，微软公司的 WINDOWS98操作系统在我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已达到90％以上。就连某国向我国出口的一种传真机中，其软件也可通过遥控进入，并能窃取用户正在复制中的文件信息。由于我国大量的计算机关键芯片、软件依赖进口，因而软件的“陷阱窗”将成为我网络系统安全的潜在威胁。今天，我们在为军用高技术领域的各项重大突破津津乐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成果许多是建立在“ 隐患”之上的。可以想见，未来若发生战事，这些所谓的高技术成果将很可能成为最易被敌人突破的一环。[252]

　　电子网络战不是个别电脑黑客的恶作剧，它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恐怖袭击，甚至是国家战争行为。美国在多次电子模拟战中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这说明美国一直将中国当作潜在敌人。

　　美军十分重视网络战，把网络战的研究和实践放在与空中和太空力量同等优先的地位。据报道，美军预算耗资15亿美元开发“电脑病毒武器计划”，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把“病毒源”固化在出口的计算机或电器中，一旦发生经济、外交、军事冲突，就利用电子手段激活“病毒源”，使敌方雷达失控，指挥失灵，甚至发生“自相残杀”事件。[253]

　　据悉，美军已推出一些用于实战的新病毒武器。如“计算机病毒枪”，它能从遥远的距离“送毒”上门，使对方飞机、坦克和潜艇等装备的电子系统“患病”；第一代微型计算机芯片“病毒固化”技术产品，在美军问世，并开始嵌入出口的军用计算机芯片中。一旦需要，这些平时发现不了的“固化病毒”便被遥控激活发作，使装备这类产品的军队不打自瘫。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种秘密程序，可以把设有陷阱的计算机芯片插入武器系统中去，外国的武器制造商可能把这样的武器系统运到一个潜在敌对的国家去。[254]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信息技术专家声称：“进入武器制造商原料供应网络，把原料从生产线上拿开一会儿，然后植入病毒，让它进入敌国……当敌人使用这种武器系统时，武器的所有方面似乎都是正常的，但是弹头将不会爆炸……”[255]

　　俄罗斯《红星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今天，甚至核武库也已不是取胜和保卫国家的唯一保证。必须对信息电信系统严加保护。不然的话，导弹可能根本无法发射，或者可能会帮助敌方毁掉我们自己的城市，或者会在发射井中爆炸。

　　俄罗斯人担心，向国外购买电子设备和计算机时会有风险，即买回被人做了手脚的设备。这种设备中会藏有用途不明的多余零件，或者它的软件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发生出人意料的事：进口设备开始窃取秘密数据，定期通过卫星将这些数据传送到大洋彼岸。

　　为使政府、经济、银行和军事通信电缆不被窃听，俄联邦政府成立了相应的部门――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而密码研究院则是一个科研机关，研究国家密码情报工作最重要的课题。[256]

　　信息化浪潮的推动，已经使战场延伸到了“信息空间”，“信息边疆”已成为继海、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信息战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军事斗争的主要样式之一，信息安全也必然成为赢得未来作战胜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因此，发展自主操作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硬件，不仅是发展民族工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网络战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专家指出，未来战争的最大可能是首先以“信息战”发难，因此，我们必须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发起之前，建立起中国的信息安全防御体系。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可能对我国发动的“兵不血刃”的信息战。

　　在2001年五月份的中美黑客较量中，中方被攻破的防火墙较美国为多，这表明中国的网络安全水平比美国低。另一方面，被攻破的大都是外国出产的操作系统，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防火墙基本上安然无恙，这就证明了发展民族自主产品的重要性。如果将网络安全寄希望于外国产品上，那等于建立在火山之上。

　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在生产、发展世界上最先进的0.8微米级芯片，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技术并形成系统。[257] 欧洲国家更是不顾美国的阻挠，执意发展“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258]

　　军事安全领域的对抗，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与技术的较量。任何国家的核心技术和涉及国防军事机密的技术资料，都不会自动放弃主权和让全球共享。无数事例表明，要想真正解决国防安全问题， 彻底摒弃受制于人的“金箍咒”，惟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自主创新。只有实现了高技术特别是基础性高技术的国产化，才能使我们彻底摆脱技术上受制于人的窘境。

　　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军事技术产业，决不能对于外国的“高科技”抱有任何幻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为辅的原则，加速军工体系的生产研制工作，加快新一代军事武器的装备。

　　我们要把人才组织起来，保障必需的资金，加大对高技术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发扬前辈们殚精竭虑地研制“两弹一星”的奉献精神，在关键领域组织全国各科研院所集体攻关（苏联为建造“瓦雅格”号航空母舰曾动用了近5000家军工企业、科研院所和设计局），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取得突破；而且，许多高技术产品本身是军民两用的（如GPS卫星定位系统、互联网等），一旦成功，就可以大力提升国家的技术水平，同时控制军事科技制高点。

跋：以武促统，以武逼和

　　台湾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把“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了30年；从1979年至今，“和平统一”的政策也已出台了23年，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一国两制”创造性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现在，该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展示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了。

　　台湾统一是内政外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头号难题，难就难在“台独”在内外分裂势力主导勾结下恶性膨胀，甚至铤而走险。和平统一的前景渺茫。

　　最近台海局势因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而又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从就职典礼的“四不一没有”到今天的海峡两岸“一边一国”，陈水扁对两岸政策的180度转变为中国的最终统一抹上了阴影。再加上李登辉日前所倡导的“台湾独立时间表”，使得统一工作更具迫切性。

　　台湾尽管有“统派团体”，但国、亲、新三党与民进党的争斗，其实只不过是为了各自党派的私利而已。他们的本质都是坚持台湾独立，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明显一些，有的隐晦一些罢了。从台湾岛内的民情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张来看，无论谁执政，都不大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我方和平统一的主张，最多是争取保持现状。原因就在于：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想当老大。

　　民进党的官员从正副“总统”陈水扁吕秀莲到普通官员，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连祖宗都不想认的人，他愿意回归祖国？在野的国、亲两党没有一个真正赞成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尤其是没有一个政党是赞成“一国两制”的。国民党的主席连战主张实行联邦制，这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并无本质区别；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一个“总想当第一”（李登辉语）的人，他在2000年竞选期间声称：“中华民国自1912年创建以来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始终是个不争事实，根本毋须争辩。两岸关系事实上绝对不是国内关系，……而应属于一种‘准国际关系’”他声称，两岸要放下统独观念，仿效欧洲方式先发展经济与社会文化交流，由此来促进政治共识，对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只字不提。[1]

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

　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的诚意，整天做反统一的文章。在政策上做去中国化的小动作，在军事上做以武拒统的准备，媒体上误导大陆的形象。在台湾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学生的心目中，大陆政治独裁，没有自由，既穷又脏，台湾自由民主，生活富足，大陆统一是觊觎台湾的财富等等，就是其唯一的认知。

李登辉执政12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成果，就是把“统一”变成了瘟疫，把维护“一个中国”变成了“卖台”，在今天的台湾，“台独”民粹当道，“台独”言论在传媒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重复，乃成为可怕的全社会“洗脑”。

　　今天的台湾政治版图，“我爱台湾，台湾第一，台湾最美”的独派力量大大地超过了具有大中国情节的统派力量。特别是台湾南部地区，“台湾至上”的思想已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谁高喊统一的口号，谁在政治上就不吃香，谁就被认为没有骨气，是“卖台”，是“台奸”而遭到唾弃，新党的沉落就是最好的例子。[2]相反，民调显示，最近几年陈水扁在大学生心目中的排名总是第一。

　1995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6年3月首次对准高雄外海发射导弹，第二天，高雄《民众日报》在头版只写了一个字――干![3]

　　台湾政治生态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而台湾人连自己是不是中国人都搞不明白，政府和媒体纠缠在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无聊话题上，何来统一的动力？

　　台湾没有要求统一的现实愿望，“一国两制”提了多年，也不见效果，仅仅靠几个老兵的思乡之情就判断台湾人民有要求统一的愿望是极愚蠢的。而且，两岸老一辈的亲人日渐减少，新生代个性都向往自由独立，不可避免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对台湾当局而言，“台独”是可做不必说的事。随著时间的推移，大陆对台湾人而言越来越远。台湾问题越久拖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

　　大陆经常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却就是没有寄希望于自身。实践证明，李登辉是“台独”分子，没有靠住；“观其言，察其行”，陈水扁还是照样搞“台独”。“中华之难，中华当之。”[4]国家统一，光靠民族大义，手足情深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陈水扁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将是万丈深渊，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未雨绸缪，励精图治，统一台湾，振兴中华自在情理之中。

　　台湾问题正在走向危机。危机的到来，也同时能够带来转机。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下棋的人都知道，等对方走错棋而趁机败之不是取胜之道，必须用自己的布阵和杀着迫使对方按自己的意图走，最终走进输局。在台海两岸的较量中，大陆在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的言行的同时，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把祖国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台湾当局的良心发现上。[5]

　　台湾问题，无论是它的历史渊源，还是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干涉。美国政府从五十年代起一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后来推出的《与台湾关系法》，其政策实质就是将台湾纳入其军事防御线之内，半个世纪来始终如一。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对美帝霸权的问题，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战争解决，都绕不开直接和美国对抗。

　　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中美间对抗的升级，而在于台湾问题的久拖不决。我们在这小小的海峡被牵扯住全部的精力，毫无意义，美国在全世界四处出击，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我们还在为和统还是战统而争论不休，等到陈水扁公投独立成功，大陆只好用武力制止“台独”。那时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我，则我中华危矣。

　　长期以来，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湾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蔑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自信和气度，大国是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只是一个遵循者，大国是文化典章制度的承继者，要有勇气面对不同的文化汇流，如果对一个小小的台湾都不能有这样的自信，就不要想在世界上立住脚。因此台湾问题我们从来都应该把握主动，而不应该疲于堵漏。把握主动，以我为主才是上策。

　　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对美国报有的任何幻想都是不切实际，无异于与虎谋皮。一味的亲美，只能自取其辱。

　　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6]

　　在国内政治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荒谬的，然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千万不要忘记国家斗争却是至理名言。

　　有些善良的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全球化已使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现代化的信息流、资本流、商品流已冲破了国家的边界，世界在科学技术中渐渐走向大同。这是一种麻醉力极强的乌托邦。事实是，全球一体化是建立一个金字塔，而非一个村。塔顶是拥有金融资本和知识产权的西方国家，中段是拥有产业资本和熟练技工的后工业化国家，底部是输出资源、初级产品及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金字塔中，有一个残酷的价格剥削体系，这个体系维持着全球的贫富秩序，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新秩序。这是建立在国家剥削基础上的新的殖民秩序。这就是为什麽美国人爱美国，而不让其他国家的人爱祖国的原因。[7]

　　孟子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天”就是生存竞争。事实上，整个自然界就是主动去吃和被动去吃的集合。

　　旧中国常常被比作是一块人人争嗜的肥肉，这警示我们作一个国际社会大而无当的“草食动物”格外危险。我们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的世界，漠视或者否认这一铁的规律，只有被“食”一条路。

　　无论中国怎样韬光养晦，中国现在都被美国视为头号对手，这种实实在在的压力既是一种危机又是一种挑战。不论中国怎么去选择，我们惟一的一个机会就是去面对，去接受挑战。

　　这是一个凭实力生存的残酷的世界，残酷就是命运，挑战就是机遇。

　　唐朝柳宗元在《敌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沲沲而亡。”柳公可谓深谙此理第一人。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种苦难都是不幸，逆境往往是最好的祝福。??

　　在古代意大利，加普亚和罗马的自然条件恰恰相反，前者舒适、安逸，物产丰富，加普亚平原是仁慈的，而罗马平原却是冷酷无情的，当罗马人离开他们无法为生的家去征服一个又一个邻居的时候，加普亚人却呆在家里，让一个又一个的邻居来征服他们，汉尼拔在坎尼战争中打败罗马人后开进了加普亚，并在那里过冬，然而仅仅一个冬天后，汉尼拔的士气就完全瓦解了，从此以后他的军队再也无法打胜仗了。[8]

　　《奥德赛》中的主人公所遇到的最大危险并非凶恶的敌手，而是那些用舒适的生活来迷惑他灵魂的妖精――塞栖殷勤地款待他们的结果，却来了猪圈，半人半鸟的海妖迷人的声音是水手的勾魂曲。[9]

多难兴邦。古今中外，一个大国的崛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经历的道路都是曲折的：要面对来自许多方面的疑虑、敌意，甚至遭到遏制。因此，危机感可以增加民族的凝聚力，激发我们的斗志。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国家实力强弱的重新排列组合的关键时刻，也是造就或淘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