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第一节 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

　　台湾出土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其特征与同期的大陆文化遗址也十分相似。如台北县八里乡发掘的以绳纹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在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广泛存在。高雄县凤鼻头出土的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台北市发掘的圆山文化受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马家浜――良渚文化的明显影响和福建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的浸润，同属闽台地区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同属一脉，早在史前时期台湾就已经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生活空间”，台湾住民和大陆住民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南北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印第安人的氏族、文化以至国家存在是截然不同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人伦道德、风俗习惯、以及两岸人民之间的亲属血缘关系等，都证明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

　　1998年11月，福建泉州考古爱好者刘志成等在石狮市祥芝镇祥芝村渔民从台湾海峡海底打捞上来的数千件化石中，发现了一件疑是人类骨骼的化石。经鉴定，确定这件骨骼化石为晚期智人男性个体的右肱骨，石化程度相当高，绝对年代约距今11000至26000年前，保存基本完整，仅缺失肱骨滑车和肱骨小头，保存长度311毫米，表面呈棕褐色，并留有海生无脊椎动物附着的痕迹。

　　在发现此人类化石同一区域，还发现了1件骨器和1件留有多处人工刻痕的哺乳动物下颌骨，以及大量的化石如古菱齿象、四不像、野马等暖温带动物化石。说明这些动物和人类曾共同生活在这一区域，死亡之后就地掩埋。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蔡保全副教授经过研究认为，当时是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盛期，由于气温低，海平面大幅下降，黄海、东海，包括台湾海峡的绝大部分海域成为陆地，使大陆和台湾连成一片，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往来。由于平坦的大陆架平原成为季风的通道，致使淮河流域的哺乳动物随冬季寒风沿大陆架平原南下，因此这一时期的化石组合面貌不同于同一时期的闽粤“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先生都肯定了蔡保全提出的1至3万年前，由于陆海变迁、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谷地，生活着晚期智人，他们是从大陆向台湾迁移的早期人类的看法。贾兰坡认为这一发现十分有意义，并建议将其命名为“海峡人”。

　　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发现证明现在一片汪洋的台湾海峡数万年前是与祖国大陆同为一体的陆地，台湾早期人类来自大陆。[1]

　　福建东山岛博物馆收集了许多渔民在台湾海峡海底打捞回来的古菱齿象、犀、四不象鹿、牛等动物化石近百件，这些化石来自东山海域，属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3万年。2001年底，经海峡两岸考古专家共同考证研究，发现这一海域打捞的哺乳动物化石与台湾澎湖海沟的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首次发现9件更新世晚期鹿角化石上的人为刻痕，证明了3万年前本是陆地的台湾海峡已经有古人类与哺乳动物共生共存。专家们一致认为，台湾海峡在1.5万年前还是陆地，由于冰河时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变冷，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130米至180米，才形成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同胞自古就是一家人，而东山岛就是连接两岸的“桥梁”。

　　据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祁国琴介绍，台湾海峡自古横亘着一道浅滩，发端于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至台湾西部，一般深度不超过40米，只要海平面下降40多米，这条浅滩便露出海面，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因而这道浅滩被命名为“台湾海峡陆桥”。距今约8500年以前，东山陆桥才最后被淹没。由于“陆桥”使海峡两岸相连接，使远古人类及哺乳动物群才能由北往南迁移，途经福建进入台湾。[2]

　　台湾山脉走向与大陆沿海地区的山脉走向一致，都是有规律地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平行排列，台湾岛西部海岸形状与隔海相望的福建海岸形状基本吻合。台湾海峡最深处不过100米，过半地域深度只有50米，台湾岛与大陆最近处仅130公里。从海底地形来看，台湾海峡海底河谷有向南及向北两大河系，这种海底河谷地形是台湾海峡还是陆地的时候，由陆上河谷侵蚀形成的。这些都说明台湾与大陆原本就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由于地球自转向心力作用和地壳运动，相连接部分沉陷成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就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1972年在台湾台南左镇莱寮溪发现的“左镇人”是迄今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住民，经台湾考古学家考证，认为他们在体质形态上，跟大陆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相同，也与北京山顶洞人同一个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他们有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在福建漳州莲花池山距今四到八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被发现以后，考古学界得出更具体的结论，３万年前的“左镇人”就是闽南人沿着已经成路的东山陆桥长途跋涉到达台湾的。[3]

　　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民，是原住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又称山胞，史学界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

　　中国大陆越文化研究专家何有基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发现，高山族与古代江浙一代的越人在风俗习惯、先民遗物、造人传说等众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约在4000年前，浙江绍兴一带的部分越人，因某种变故，乘船渡海，迁入台湾繁衍生息，遂成为台湾先住民。[4]

　　台湾师大陈大络教授和厦门大学杨国桢、陈友平教授说：“中原人是闽台人血缘之根”、“闽台与中原古代语言相通”、“闽台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但与中原文化本质上相同”。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说：“广东称客籍者，大抵本自河南”。厦门大学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认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欧谭生先生也在文章中说：台闽豫“一千年前是一家”。

　　这里有四个统计数字，尤其能说明上述问题：

　　1930年台湾统计的资料，当时总人口为375．16万人，其中注明从祖籍福建泉州和漳州移去的有309万人，占总人口的80％。

　　1946年福建省云霄县人口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为113802人，81个姓，在族谱写明先世从河南入闽的有林、陈、王、蔡、方、张、柳、汤9姓，共约9000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

　　1953年台湾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姓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63姓共670512户，占台湾总数828804户的89．9％。

　　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上篇“移民资料”中介绍，先祖来自河南固始的族谱有16部之多，分布于晋江、泉州、南安、安溪、永春、漳州、龙海、诏安、仙游、长乐等地。为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其先祖也是“自光州固始县入闽”。这不仅写在族谱里，而且还刻在了墓志上。

　　1988年台湾出版的族姓巨著《台湾区族谱目录》收集了200多姓万余族谱，几乎究尽台湾民间所有谱牒，究其这些谱载家庭的开基祖先，无不来自大陆，来自中原河南。[5]

　　民族的划分，根本上来讲，它是由血缘和文化来区别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制度、政治的东西来区隔。现在的台湾民众虽然接触和接受了许多外来文化，但他们骨子里血脉中依然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文化纽带――中华文化。

　　文化最起码的标志是语言文字，台湾官方的语言是普通话，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当时国民党政府就致力于推行普通话，到今天为止，50多年来，它所进行的教育就是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的教育，文字是和大陆一样的汉字。

　　台湾方言台湾话又称河洛话，也就是所谓的闽南语，台湾话与现行的国语北京话一样，都是中国正统语系的支脉。“河洛”一词出自对原乡的认可，意思是说，世代移民台湾者，不认为自己是闽地的土居，而自认是源自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世胄。

　　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包括民俗、宗教信仰，还有价值观念，以及一些生活方式。台湾的民俗、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主要是从中国大陆带过去的东西。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妈祖，就是从闽南湄州的妈祖庙传过去的。台湾的很多风俗习惯也和大陆一样，比如春节、端午、中秋这三大节日，亲人离得再远都要设法赶回家团聚，这都是中国文化特定的组成部分。

　　台湾的民间语言主要是闽南话，还有客家话，当然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但这些方言没有文字，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汉化，因为他们接受教育是普通话的教育，是汉文字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汉文化、汉语言的思维。

　　闽南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南地区、台湾大部分地区（约占台湾全省人口的75％）、广东潮汕地区、海南省、浙江南部的平阳、玉环一带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据统计，全球讲闽南方言的约有5000万人。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一书中说：“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过程，大概始于秦汉，盛于晋、唐，而以宋为极。”

　　闽南话，又称“河洛话”。据黄典诚教授的研究，河洛话的语音系统与隋朝的陆法言《切韵》基本一致。《切韵》中反映的中原河洛古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活化石”一样保留在中原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中。

　　固始方言、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差异很大，惟独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相似，甚至完全相同。闽南方言和固始方言均属《切韵》所反映的中古河洛话。这种保留在民间的语言“活化石”，充分印证了闽台与中原之间的祖根渊源关系。

　　在台湾，人们习惯地称说闽南话的人为河洛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河洛人在晋代以前生活在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这一带简称河洛地区。河洛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当推东晋的“五胡乱华”之际。史书上记载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指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次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建溪、富屯溪流域，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这些汉人带来的汉语（据史载是河南中州一带）便是闽南方言形成的基础。

　　河洛人第二次大规模入闽的时间是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123个将领，南下“征蛮”。这批汉人“征蛮”后就定居当地，并开发了漳州（《漳州府志》）。他们带来了7世纪中州话，发展了闽南方言。

　　河洛人第三次集体迁闽是唐朝末年，当时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状态，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及其弟王审知乘乱起兵，带了大批人马南下入闽，占据福建全境。王潮被册封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公元926年，王审知之子王延翰立闽国称帝。这批人带来10世纪中州话，对闽南方言产生很大影响。

　　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等开发台湾，招募不少闽南人到台湾屯垦定居。郑成功于1661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又带去了大批闽南人移垦台湾，因郑成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他的左右将士大多是泉州人，他们定居在台南地区。

　　根据史料记载，从1648年以后的300年间，大陆民众向台湾移居大约形成四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清之交，随郑成功移居台湾的军民；第二次是康熙、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渔民；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年间，因躲避战乱而移居台湾的福建南部民众；第四次是1945―1949年间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的军民。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夕，在台移民总数约3．7万人。福建各县有陈、林、王、李、黄、蔡等20多姓移民进入台湾。郑成功治理台湾时期，汉族移民增加到10．12万人，除郑氏军队外，新增移民2．3万人。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由于两岸统一，再度出现大陆居民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台湾人口和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后起的一个世纪间，台湾人口增加了70．80万。1893年即日本占据台湾前两年，台湾汉族人口达507505户，2545731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台湾。随着国民党军队进驻台湾，又陆续有大批大陆外省籍人口移住台湾。1948―1950年迁台湾者达483373人，另外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合计当时迁移台湾的人口共约100余万。

　　据《台湾省通志》卷二第三章第二节《河洛与客家》中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

　　台湾爱国诗人、历史学家连横(现台湾政坛人物连战的祖父。)在《台湾语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据《闽南人》记载：“特别漳泉两府的人，沥血流汗，不仅积极开垦台湾，而且把台湾建成第二个闽南，他们带去了闽南话，带去了闽南的风俗习惯和闽南人的刻苦耐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气质”。

　　《明清两代闽南人入垦台湾一览表》中列举的81个姓氏的祖籍皆是漳州、泉州及其所辖的县。为了纪念祖籍地，台湾许多地方均用漳州、泉州、东山、德化等闽南地区的名字来做地名，有些地名用“厝、寮”来称呼，如陈厝、何厝、番仔厝、东势寮、海尾寮、火烧寮等。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闽南话是来自中原的河洛话，闽南人的根在中原，而台湾人的根又在闽南，所以闽台地区至今流传着一句话：“人同根，语同根”。闽台同文，两岸同根。[6]

　　今天在台湾的各民族中，汉族人数约占全省2300万人的98％。1946年以前他们中的80％左右祖籍福建，其中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大约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高山族现约32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构成台湾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台湾先住民一道，共同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第二节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仅考古发现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一脉相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史籍进一步证明台湾自古与大陆密不可分。

　　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人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万年以前的更新世纪晚期。据台湾考古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初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的古人类顶骨化石研究表明，被命名为“左镇人”的晚期智人与福建清流县发现的晚期智人“清流人”体质形态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两者存在着共同的起源。

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三国东吴人氏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

　　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逐渐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隋代以后，大陆与台湾往来日益频繁。《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杨广）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大陆与台湾间早就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

　　唐宋以后，大陆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多山少田的福建，土地贫瘠，造船业却十分发达，海洋开发活动逐渐繁荣。泉州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港和对外贸易中心。1975年在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载重200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是大规模东渡，开发台湾的重要物质条件。

　　到元代时，民间的贸易和往来进一步将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澎湖当时已有大陆移民1600余人。每年有几十艘商船来往于澎湖与大陆之间。澎湖已成为福建泉州地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大陆民众不断迁居澎湖、台湾，中国政府最迟从宋元便开始经营和管辖台湾地区。

　　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载：“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又据同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1171年，汪大猷出任泉州知州，改变每年春季派兵到澎湖驻守，秋末撤回的办法，决定在澎湖当地造屋200间，派水军常年屯守。这说明，到南宋时澎湖已归泉州管辖，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临到台湾“宣抚”。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对此，《岛夷志略》记载曰，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职巡逻，专捕获’，兼办“盐课””。自此，中国政府开始在台澎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明承元制，继续对台澎行使管辖权。

　　据《元史》记载，澎湖当时有“泉州外府”之称。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曾亲自到过台湾的汪大渊在1344年前后所著台湾实地考察录《岛夷志略》一书中写道：“澎湖岛分三十有六”，“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在那里“泉人结茅为屋居之”，“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工商兴贩，以乐器利”。这是有关元代台湾社会经济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大陆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确凿见证。

　　1592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扬言侵犯台湾鸡笼（今基隆）、淡水，为此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兵”，“春冬戍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以防倭寇侵扰。

　　1642年荷兰殖民者夺占了西班牙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盘踞38年，其实际占领区只有南部沿海的有限地区，以及北部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其统治一直极不稳固。

　　1661年郑成功亲率2．5万名大军及400余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困9个月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被迫投降。

　　郑成功收复古湾后，废除荷人殖民制度，改荷兰殖民者修筑的赤嵌楼为承天府，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孙郑克爽相继治理台湾凡22年，史称“明郑时代”。郑氏祖孙三代在台湾实行屯田政策，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清朝。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即台湾府、台湾、凤山、诸县（今嘉义），隶属福建省。自此，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

　　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建制为一个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出任台湾巡抚后，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修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人自己集资修成的。刘的这些举措，大大推进了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重划全台湾行政区划，设3府（台北府、台湾府、台南府）1州（台东直隶州）3厅11县。

　　从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清政府有效治理台湾200余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翌年3月攻占澎湖，1895年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澎湖等地。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广大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建立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主国”，发表《自主宣言》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起之后，当再请命申朝，作何办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台湾抗日民军并肩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血战。到台南失守为止，台湾军民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一半以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严正指出：“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属于当然废止的条约之一，日本由该条约所获得的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有权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失效。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太平洋战争末期，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再度签署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样，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国，由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公告方式，两次正式通知了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正是根据以上规定，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条明确写道“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兹为日本皇帝、日本政府与他们的继任者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完全接受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

　　以上四项国际文献――《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和发表，从法律地位上确定了台湾、澎湖及其所属岛屿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法律地位得到了国际公认。

　　1945年8月29日，即日本投降后14天，设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任命当时的陆军大学校长陈诚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9月4日中国政府宣告：中国政府将根据有关协议，接受治理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10月25日陈诚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中山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受降仪式完毕，台湾省行政长官陈诚发表谈话宣告“自即日期，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至此，沦陷50年的台湾终于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

　　离散50年的弃儿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不禁悲喜交加。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去台，台湾民众即自动争挂国旗，争学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响应接收。国民政府官员和军队赴台，均受到台胞欢迎。10月25日受降典礼结束后，“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7]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却没有得到久盼的和平，内战再次爆发。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抓紧时间调运兵力，把国民党军队部署到原日本占领地区，以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全国内战，彻底消灭共产党。到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撕下和平的伪装，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然而，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战争进行了仅两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在各战场节节败退。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被消灭过半，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蒋介石为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而焦头烂额时，他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面对艰难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他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认为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万一大陆被共产党拿了去，凭借海峡天险，和自己掌握的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以延续香火，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渡过仅有130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登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再圆自己的帝王梦。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陈诚得令后，以惊人的效率于1949年1月5日即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奸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解放军攻城的隆隆炮声中，在瑟瑟的寒风里，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从而结束了其在大陆长达23年的统治。

　　全国解放后，随着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大本营迁到台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渡过台湾海峡，彻底歼灭国民党残余，解放台湾进而解放全中国的计划。

　　要解放台湾，首先就得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扫清台湾外围，巩固攻台阵地。1949年8月17日，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的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福州。

　　9月中旬，10兵团一部攻占大榭岛、平潭岛、大小练岛、南日岛和湄州岛，解放漳州。10月4日，占领金塘岛。10月15日，解放军向厦门发起渡海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歼敌2万7千，守将汤恩伯、刘汝明乘船败逃，厦门解放。

　　10月24日晚，解放军3个团乘船直扑金门，金门战斗打响。解放金门的战斗由于轻敌、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加上潮夕等多方面原因失利。

　　1950年4月16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4月23日，四野第一梯队5万人成功渡过琼州海峡，击溃守岛国民党军队两个军，当天即解放海南岛最大的港口海口。30日，占领榆林港，部分敌人乘舰逃走。5月1日，占领北黎、八所，海南全境解放。

　　海南战役的失利，使国民党驻舟山群岛的守军惊恐万分。5月13日，国民党守军开始主动从舟山向台湾撤军。得知消息后，16日，第三野战军即以3个军的兵力提前向舟山之敌发起攻击，并在敌军大部分撤走的情况下于17日轻松占领舟山群岛。

　　5月12日，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一部渡海攻占福建省第二大岛－东山岛。25日，解放军广东军区发起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经过两天战斗，于6月27日占领万山群岛主要岛屿。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金门、马祖以外的台湾外围的主要岛屿，开始正式准备发起渡海攻台。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任务，并委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全权负责解放台湾战役的指挥。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发动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时候，朝鲜半岛局势的突变深刻地改变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迅速推进。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下，美国将北朝鲜的攻击视为共产主义扩张，一方面派兵赴朝参战，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对台湾“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派遣第七舰队出兵台湾及台湾海峡。在此情势下，解放军将担任战略预备队的主力部队紧急调往东北边防。不久，美军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将没有后方及两翼掩护而冒进的北朝鲜军队拦腰截乱，美军的南北对进攻击迅速造成了北朝鲜军队的灭顶之灾，溃不成军，其残余部队退向鸭绿江，而以麦克阿瑟为统帅的“联合国军”则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向鸭绿江中国边界进逼。在此严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以志愿军名义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原担负台湾战役的主力部队及其它方向的主力部队分期分批赴朝轮战。

　　朝鲜战争来得太快，也太突然，迫使共和国的领导者们不得不集中力量应付北边的战事，台湾战役计划不得不放弃。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残余部队则利用朝鲜战争度过了风雨飘摇的存亡危机，在美国的援助和保护下在台湾稳住了阵脚，得到了休养生息的良机，于是，两岸分裂的格局开始形成。

　　朝鲜战争之后，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宣称反攻大陆，并对大陆沿海岛屿发动过一些打了就跑式的突然袭击，例如1953年7月15日对福建沿海的东山岛的武装进犯；另一方面与美国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由于美海、空军出兵台湾，解放军的主要对手已变成美军，国民党军则降为次要对手。渡海作战必然伴之以海空战争，而海空战争优势正是美军所长，以己之短击敌之长显然是兵家大忌，更何况与美军作战。因此，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渡海战役的条件和时机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解放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加强了东南沿海前线部队，并形成了陆海空三军合成作战的能力。解放军相继发动了规模有限的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役战斗，例如1954年至1955年初的浙东沿海作战，三军协同攻占一江山岛，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此后，国民党军占据的地盘仅剩下人们常说的“台、澎、金、马”。[8]

第三节 台湾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台湾位于祖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地处东经124°34′30″（宜兰县赤尾屿东端）至119°11′03″（澎湖县望安乡花屿西端），北纬21°45′25″（屏东县恒春镇七星岩南端）至25°56′30″（宜兰县黄尾屿北端）之间。全省由台湾本岛和周围属岛以及澎湖列岛组成， 共有大小岛屿88个，为中国的“多岛之省”，陆地总面积3?6万平方公里。台湾本岛南北长而东西狭，南北长394公里，东西最宽处144公里，呈纺锤形，绕岛一周的海岸线长1139公里，面积3?5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97%以上，是我国第一大岛，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1%。其周围附属岛屿有21个，面积为74．80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兰屿( 47平方公里)、绿岛(又称火烧岛，15平方公里)、琉球屿(6．8平方公里)、 龟山岛(2．8平方公里)。

　　澎湖列岛由64个岛屿所组成。澎湖本岛(又称马公岛)，面积为64．24平方公里。属岛面积共62．63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渔翁岛( 即西屿岛，18平方公?里)、白沙岛(14平方公里)。

　　台湾本岛的属岛还有钓鱼岛、赤尾屿等8个。较大的钓鱼岛面积3．6平方公里。此外本岛附近还散布一些礁石和沙洲。[9]

　　台湾本岛是一个形状好似芭蕉叶的狭长形岛屿，其地貌类型十分复杂：有雄伟的高山，也有险峻的峡谷；有起伏的丘陵，也有坦荡的平原；有连续的台地，也有标准的盆地；有挺拔的火山，也有尚在喷发的泥火山；有怪岩林立的海岸，也有沙滩连绵的海湾，可谓是多彩多姿，气象万千。

　　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西部平原海岸，宽广笔直，水清沙白，柳林成群，极宜泳浴：阳光白浪，轻风椰林。充满着海滨的浪漫情调。北部海岸，又别有洞天，被台风、海浪冲蚀的海蚀地貌，鬼斧神工、千奇百怪，构成一幅幅天然奇境，具有“海上龙宫”的雅号。阿里山、日月潭早已弛名天下，耳熟能详；而宜兰苏澳冷泉，更是世之稀有。

　　台湾是个富饶的宝岛，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岛上生物种类繁多，是著名的“兰花王国”、“蝴蝶王国”、“珊瑚王国”。台湾盛产大米，其中最著名的是“蓬莱米”，为此有“米仓”之誉；盛产水果，香蕉、菠萝、柑桔、荔枝、龙眼、木瓜、柚子、批杷、芒果、橄榄、槟榔、椰子等，一年四季不断，因而素有“水果之乡”之称；盛产食盐，而有“东南盐库”之称；盛产蔗糖，因而有“东方糖库”之称。

　　台湾四面环海，又处暖流与寒流的交汇地，海产十分丰富，一向是我国重要产渔区，鱼类多达500多种。高雄、基隆、苏澳、花莲、新港、澎湖等地都是著名的渔场。现已探明的各种矿藏有200多种，在台湾北端大屯山一带，还出产重要的化工原料――硫磺。这是我国天然硫磺储量最多的地方。据估计，达200多万吨。

　　台湾森林覆盖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约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的总和，比欧洲著名的山林之国瑞士的森林面积还大1倍，木材的蓄积量达3亿立方米以上。岛上大部分土地都覆盖翠绿的森林，有“海上翠微”之美誉。重山峻岭间，植物种类繁多，包括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品系近4000种，是亚洲有名的天然植物园。森林风姿多变，原始森林中的千岁神木，比比皆是，世之罕见。

　　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台湾“山海秀结之区，丰衍膏腴之地”。她是祖国引以为傲的“美丽而又富饶的宝岛”。[10]

　　然而，台湾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资源，更重要的在于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现实及潜在的军事、经济价值。

　　海权论的鼻祖艾?塞?马汉指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１．它的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态势。……

　　２．它的军事力量，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

　　３．它的资源，本身的资源及其周围附近的资源。……[11]

　　在三个基本条件中，态势最为重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力量和资源可赖人力以补充或增进，然而，一个港口如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则其态势是人力无法予以改变的。[12]因此，所谓战略要地就是能使力量倍增的支点。

　　国际关系中有许多因素是可变的，易变的，但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地区的基本地缘环境也是难以改变的。而台湾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无法改变的地缘位置。

　　一言以蔽之，台湾的重要地缘意义体现在它扼西太平洋南北航线之要冲，既是亚欧大陆东入太平洋的桥头堡，也是从海洋西进欧亚大陆的跳板与基地。异常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使台湾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澎湖、台湾，由此，日本控制了从千岛群岛到台湾的岛弧，左右和影响了从鄂霍次克海到南海的大片海域，掌握了亚洲东岸大部分海岸地区进入太平洋的通道。日本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的舰队是从千岛群岛出发的，突袭美在菲的空军基地的飞机也是从台湾起飞的。战争开始，日军进展迅速，很快就打到所罗门群岛，这与其以台湾为基地的有利条件有关。如果当时日本没有占领台湾，则战场形势也许会另当别论。

　　西太平洋海域地处亚洲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南北长3000余海里，是亚洲与太平洋联系的“桥头堡”。海区外缘有世界上最长的岛链环绕，北端是日本列岛，中部为琉球群岛、台湾岛，南部是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其中，台湾居于西太航线的枢纽地位，扼守着整条航线的要冲。西太航线既是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长廊，也是连接太平洋、沟通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是世界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和海上航运繁忙的航线之一。

　　西太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东北亚―东南亚航线，航程约为1600―3200海里。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可经此航线向东南亚地区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战略物资；另一条是中东―关岛―日本航线，又称为“石油航线”，是中东地区产油国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或巽他、龙目海峡至日本、关岛等地的航线。航程为5300―6800海里。该航线是日本运输石油的一条主要航线。日本进口原油的70%都经此航线。该航线也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条主要石油补给线。

　　近年来，西太航线每年通过的舰船在8万艘以上，是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的必经之地，其中日本货运量的3／4都要通过该海域。因此，该海域平时影响到东亚各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战时将关系到国家的胜败和存亡。

　　日本四面环海，土地狭小，资源极端贫乏，工业所需的石油、天然气、焦煤等重要燃料和原料，国内几乎都不能自给，均依赖进口。同时，日本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之一，大量工业产品需向国外推销，离开对外经济联系，日本经济不但不能发展，而且生存都受到威胁。从地理位置看，日本是太平洋西缘的一个岛国，东临太平洋，西濒日本海、东海，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赖海上交通。鉴于日本对海上运输的严重依赖性，西太平洋的海上航线是“日本的生命线”，在平时关系其生存和发展，战时将直接影响作战的胜败。

　　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到日本的海上航线，历来被日本视为其经济的“生命线”，日本所需石油有70％是由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或巴士海峡――琉球――日本这条海上航线运回国内，日本的制成品也有很大一部分经这条航线输出。一旦该航线被封锁，等于切断了日本经济大动脉，其经济就会在短期内崩溃。如果驶往日本的船只不经过南海而绕道菲律宾以东航行，也会使日本的制成品成本上升25％。

　　西太平洋海域是紧邻中国的海区，它不仅是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和海上作战的主要战场，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往来的重要海上交通线之一。

　　西太平洋海域是当今海洋权益斗争最剧烈、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事实上，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日本军舰开赴海外、日本击沉不明船只以及2002年的朝韩交火等事件无不与这片海域紧密相关。

　　在近现代战争的历史上，各国为争夺这片海域及其海上航线而进行的战争接连不断。如1904年日俄进行的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战役之一黄海之战；1898年，在南中国海马尼拉湾附近进行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等。二战及战后几十年间，西太平洋海区的战事始终没有间断。如二战中，1941年日军登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击败英国在远东最强集团军的马来西亚战役；1944年，为控制南中国海交通线，美日双方发生的菲律宾战役等。20世纪50年代，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作战和60年代在侵越战争中对北部湾海域的封锁作战等。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同苏联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不仅频频集结重兵干涉亚太事务，而且还拉拢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大量的前沿军事基地，逐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围堵苏联和中国的“岛屿锁链”，并对西太平洋航线一直虎视眈眈。虽然美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其对矿藏资源和物资的消耗巨大，所以一些重要战略原料等仍需依赖进口。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它还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地区。因此，太平洋区域海上交通线对发展美国经济与军事工业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在军事运输上对本海域海上交通的依赖性亦很大。

　　目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设有基地与军事设施百余处，驻有各种兵力达10余万人。这些基地设施大都建立在别国领土和远离美国本土的岛屿上，补给能力很弱，每年均需补给大量的军用物资。战时，美军远洋作战、部队机动等都需依赖海上输送，海运在美军战略运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军海运量占总运输量的98%，越南战争中占95%，海湾战争中占94%。由于经济及军事的需要，在美国最重要的10条海上航线中，有3条经过西太平洋地区，年货运量超过2亿吨。因此，不论在战时还是平时，西太平洋海上交通线对美国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3]

　　台湾东滨太平洋，离海岸30公里，便是深达4000公尺以上的海沟；东北接琉球群岛，通往日本本土；南靠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接壤；西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相望；北向东海。台湾地处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西太平洋海域的咽喉，镇守着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是我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联系的交通枢纽和海上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她与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构成一条海上“长城”，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史载兵家论台，素有“四省左护”、“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

　　如果说中国的大陆岸线弯曲如弓，那么台湾即位于弓背要害之处。台湾既是大陆岸线的重要屏障，也是进入大洋深处最近的踏脚石。在西太平洋特有的岛弧上看，台湾北连日本列岛与冲绳岛链，南接菲律宾和印尼等千岛之国。台湾对于中国其重要意义怎样估计也不过分。

　　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可作为主要的战略点对我沿海防御起到骨干支撑作用。台湾与海南岛相映，形成“双目”；北和舟山群岛呼应，构成“倚角”；足以掩护我东南沿海６省市及该方向的战略纵深。

　　明清以来中国数世纪历史业已证明，台湾安定则大陆安定，台湾有危则国事不宁。清初统一台湾，其后近三百年海疆大体安定，且对大陆经济商贸带来巨大利益。岛内新兴有许多大市镇，“街衢纵横”、“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到乾隆之后，“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元”。[14]煤、糖、茶、稻米等是输出大宗，樟脑在19世纪末占世界销量1／3－2／3。稻米丰收时“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15]有记载乾隆初年“盖缘拨运四库及各营兵饷之外，内地采买既多，并商船所带，每年不下四五十万。又南北各港来台小船，巧借失风名色，私装米谷，透越内地。”[16]

　　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曾带来中国有限的“同光中兴”，而台湾亦成为中兴要区。至日本割占台湾之前，在台湾曾出现全国第一家机器煤矿，第一条电线，第一台电话，第一盏电灯，第一家现代邮局，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大铁桥（淡水河大桥、长463米）等等。台湾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17]日本据台使中国遭受了十分沉重的经济损失。

　　台湾自晚清以来对于中国国防、尤其在海防上更具有关涉全局的作用。台湾防务的存在曾与晚清的三洋海军相配合，为绵长而空虚的中国海防线保存了改善的希望。杰出的晚清战略家丁日昌建议，以台湾为战略基地，对入侵大陆之敌特别在对付京畿方向敌寇，“由台出奇兵断其后路”。他强调：“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湾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18]然而由于日本的突然袭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台湾被日本割占，中国的东南海域门户大开，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屏障，于是攻防易手，台湾成了日本不断攻击侵略大陆最重要的海陆空军战争基地。二战中无数驻台湾的日本飞机轰炸大陆内地，攻占“九州通衢”武汉的日军先头部队，便是从台湾开拔的波田支队。[19]

　　世界上拥有强大海军的都是那些向外扩张最具侵略性的国家，19世纪的欧洲殖民国家个个都有强大的海军，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等莫不如此，美国、日本、苏联等则是20世纪后起的海军大国。中华民族没有向外扩张的本性，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没有过海军。

　　中国的地理形状代表了典型的地缘政治学家所描绘的边缘国家的特徵：主要是大陆国家，同时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军实力相对较弱，不具备争夺海权的民族心理等。

　　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国人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康乾盛世，有过在亚洲大陆将大清疆域拓展到多达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伟业，然而在海洋方面却无所作为，实行闭门锁国的“禁海令”。

　　正因为有海无防，才有《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等一个个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如果抛开政治、经济因素不谈，可以说不重视海军，轻视海军，是近代中国频遭外敌侵略的根本原因。

　　无数惨痛的事实证明，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根本无法抵抗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蓝色文明”的无情进攻。 避免外敌入侵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

　　中国海洋国土所特有的地理现象是边缘海，边缘海简称边海，是位于大洋边缘滨靠大陆，由半岛、岛屿或群岛分隔，但水流与大洋交换通畅的水域。太平洋西部有一串链珠般的岛屿，划出了这样一些水域，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黄海、东海、南海，此外还有著名的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珊瑚海等。而太平洋东部没有这种水域，北南美洲均直接滨靠太平洋。边缘海成了亚洲大陆与太平洋主体之间的分隔性水域，中国人要出入太平洋和其他地球上的水域，必须首先穿越这些边缘海。[20]

　　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组成的西太平洋防线，对中国形成弧型封锁、围堵之势，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首先提出了对亚洲国家实施“东方弧线”的新月形封锁战略。1950年1月12日，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宣布：“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1951年1月4日，美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范围应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这是美国人首次明确提出“岛链”这一概念。

　　所谓岛链简言之就是利用西北太平洋海域中一些特殊岛群的战略地理位置建立的多道防御圈和众多的军事基地，它就像铁链一样紧紧封锁、扼杀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2年美国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同日本缔结了安全条约。1953年又同韩国签订了一项安全条约，1954年还与菲律宾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杜勒斯说：“促成这条约的考虑同样地促成了同中华民国的安全条约的缔结。中华民国所占有的领土(台湾岛)构成了太平洋西边缘上所谓‘岛屿锁链’中的重要的环节。”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亚太附庸国的目的是通过互相勾结，在亚太地区建立多道防御圈和众多的军事基地，作为其遏制、攻防和封杀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的依托和堡垒。

　　美国在二战期间及之后，趁机强占了太平洋上的大部分岛屿，并逐步将其势力扩展到西太平洋部分国家的领海和领土；同时大力加强在岛链上的有关国家或地区军事设施建设，扩建海空军基地，加速构建军事包围体系。此外，美还加紧拼凑“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签订各种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增加驻兵数量，加紧岛链的封锁力度和对各国的遏压态势。多年来，美一直在积极寻求新的前进基地和后方支援基地，不断充实太平洋的基地带；同时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力图使得海上军事遏制、封锁的态势对其更为有利。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强大的海空军兵力，利用海内外的海军基地在西北太平洋地区营造的包围圈梯次构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南朝鲜、台湾、越南；第二道防线是日本、冲绳、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第三道防线是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三道防线中的第一、第二道防线基本上是指现今的“第一岛链”，而第三道防线则为目前的“第二岛链”。

　　按照美国的战略部署，第一岛链是其扼杀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道“绞索”。该岛链内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至日本群岛，主要是针对苏联太平洋地区的；而日本的九州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至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则主要是包围中国的。

　　目前，美军建立的基地带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北起韩国、日本群岛，经琉球群岛至东南亚的基地网，形成美军“前沿基地”带；第二条，北起小笠原群岛，经硫黄列岛至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网，形成美军“战略预备基地”带；第三条，北起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至夏威夷群岛。这三条基地带控制着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海峡、航道、海域和岛屿，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政策的多座桥头堡，对我国的海上安全和实现祖国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

　　至20世纪80年代，美军在第一、二“岛链”上的基地网主要由3个基地群组成：东北亚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和关岛基地群；其中，东北亚基地群是由日本横须贺为核心，包括日本本土、冲绳岛和韩国的30余个海、空军基地组成，该基地群数量多、规模大，不仅是美海、空军兵力主要的战略集结和出发地，而且也是其在西太平洋的后勤供应和维修中心，控制着宗谷、津轻、朝鲜3个重要海峡，是“岛屿锁链”的首要环节；由此，既可支援朝鲜半岛的陆上作战，又可支援西北太平洋的海上作战。东南亚基地群由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10余个海、空军基地组成；原以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为核心，美军全面撤出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后，现已经取得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基地的使用权。该基地群是美军在“第一岛链”基地网的南翼，是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活动的重要依托，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战略物资转运站及第七舰队在东南亚最大的后勤基地和维修中心；扼守着从西太平洋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主要海上通道，既可支援东南亚的陆上作战，又可支援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作战。关岛基地群由关岛的阿普拉港海军基地、安德森空军基地和阿根纳海军航空站等组成，该基地群地处“第一岛链”基地网的中后方，是美军西太平洋基地网中的战略预备基地，也是主要的后勤补给和休整基地。美军从2000年起在阿普拉港配备3艘核潜艇，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核打击能力；同时美军已在关岛的空军基地部署了巡航导弹，这是美国巡航导弹首次部署在美国大陆以外，使美国轰炸机能在12小时以内袭击亚太地区的任何地方。[21]

　　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中间位置，向北排列着硫俅群岛、日本列岛、千岛群岛，宛蜒2000多海哩，南望则是东南亚数千群岛，纵深也有数千海哩。从台湾向东，跨越1200公哩，则可进击第二岛链。仅从军事角度来看，雄居台湾一点，可危震三方。

　　台湾北距鸭绿江900海哩，南至北仑河口与南沙群岛均约800海哩，一支舰队从此出击，在二天内，机动范围可覆盖整个中国沿海；向北可抵东海抵黄海作战，向南可直接打击侵犯南祖国海之敌。

　　从战略角度来看，以台湾为中心，以一千里为半径，向太平洋作一个扇形延伸，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纵深的防御网，对于接近中国海岸线的敌对势力，提供了早期预警以及积极防御的战略态势。反之，如果台湾成为敌对势力，台湾就会如同一把利刃抵在咽喉，使大陆寝食难安。

　　台湾本岛多山，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面向大洋一侧的海岸，均为悬崖，直立百丈，无法进行大规模登陆，具有极为有利的防域自然条件。同时岛上有雄厚的物资基础，能保障一支现代化海军的作战能力。台湾机场密布、港湾众多，有高雄、基隆、台北、花莲、苏奥、左营等；如果与大陆一侧的三都、闽江、湄州、厦门、东山等港湾和金门、汕头、厦门、漳州、福州、龙田等一线机场相映成辉便构成十分有利的海空军基地网群，足以满足任何一支庞大的舰队驻屯、补给、修理、集合、疏散、隐蔽及训练、演习之需要。由于台湾与大陆近在咫尺，面向大陆一侧地势平稳，整个海峡内几无任何有碍航行之物，极易得到大陆的支援和加强，战时若有必要，甚至整个台湾海峡地区都可辟为军事基地，该地区15000平方公里的水域均可纵横机动，为海军机动作战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2]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是中国国防的一个噩梦。除沙皇俄国外，历次对中国的侵略，基本上肇始于这条将近2000公里长防线被轻易突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由于海军的不济事（早期甚至没有像样的海军），敌人可以在这条线上任意选择一个点进行突破，如果不成功，他们可以立即开往下一个较为薄弱的地段进行尝试，众所周知，英国人正是在广州海域遭到挫折之后才扬帆北上，攻陷了好几个海岸重镇，终于逼着满清政府走上了失败的道路；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是因为控制着海面，才能从容地打赢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

我国虽有18400公里的海岸线，但只与一个大洋相连，我国诸海又被包围在第一岛链，实际处于半封闭状态。如我们要跨入大洋，就必须冲出第一岛链，打破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锁链。第一岛链是封堵亚洲大陆的第一道“紧箍咒”，在这个“封锁链条”中，最为关键的是台湾岛。它位于“第一岛链”的中间，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掌握了台湾岛就能有效地扼控东海与南海间的咽喉战略通道，也有了通往“第二岛链”内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远洋的便捷之路。

　　中国近二、三千年以来的历史已显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并开发海岸建设是不可逆转的规律。

　　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世纪崛起，特别是14个开放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沿太平洋的密集分布，把中国推向了“太平洋时代”。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的前哨位置。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上已出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海岸繁荣地带，东部八省三市地区在80年代已有全国40％的人口，拥有总产值的60％，今后的产值比重还将进一步提高。

　　我国陆域广阔而地形复杂，交通一直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加速建设的京九铁路形成为一条新的北南大动脉，高速公路、航空等已广泛得到重视，相形之下，海上运输领域则沉寂多了。众所周知海运较陆运成本低而运力大，按每马力计算，飞机只能运载7公斤，汽车为45－90公斤，火车260－700公斤，船舶900－4000公斤。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交流，在这种社会经济的交流中，海洋起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著名学者，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长玛丽?弗朗斯?加罗夫人曾强调：“水是一种非常实用非常便宜的运输和交流手段。你们可以想一想，一般巨型油轮运送的石油需要一列一千公里长的火车才能运送。”[23]岛国日本的国内、岛内运输，也尽可能以海运解决，举世闻名的新干线只运人，不运货，值得我们借鉴。

　　实施海洋战略，不仅是世界强国发展的成功战略，也不仅是地缘政治的选择，而且是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的需要，更是中国国脉所系和崛起之必然。

　　中国的领土面积是多少？也许绝大多数的孩子会回答：“960万平方公里。”也难怪，至今我们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材上，很少有“海洋国土”的位置。

　　1996年5月15日，江泽民主席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这个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

　　这个公约已经于1996年7月6日生效。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领土面积是：“960万加300万平方公里。”――中国不仅仅是指“陆上中国”，也是指“海上中国”。

　　而海洋权益的计算方法则与陆地完全不同，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沿海国对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这样一平方公里小岛的主权，可能意味着十二万五千六百平方公里的经济区域！如果海底蕴藏著石油和珍贵矿产，如果计算军事价值，这个小岛的价值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

　　台湾 是我国第一大岛，它的周围又有附属它的大大小小86个岛屿。因此，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可为中国带来数万倍的“绿色国土”。

　　时至今日，在归中国管辖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有150万平方公里被外国提出主权要求而处于争议之中，其中相当部分已经被外国实际控制或蚕食分割，这些海洋国土的面积相当于上个世纪沙俄从中国割去的陆地疆域的总和。

　　对于丧失的海洋领土，我们只能把它们画进地图、写入法律或外交部的声明中，却不能到那里去捕鱼、开采石油甚至航行。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日益增加，陆地上的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类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加快调整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努力扩大经济发展空间，寻求新的资源替代源泉。而地球上只有海洋才可能为人类提供新世纪所需要的一切，人类未来的希望无疑在海洋。科学家预测海洋技术21世纪可能有重大突破，包括海水淡化技术、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和海洋能利用技术、生物生态技术、养殖和病害控制技术、 海洋医药生物技术以及海底金属资源开发技术等。这些技术一旦实现突破并获得商业性应用，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创造一个新的辉煌。于是所有的濒海国家都把获取财富和资源的眼光投向了海上，争夺海洋就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多争得一份生存的希望。

　　中国人几十年来想通过道义力量来收回自己的领土，谈判、声明、说服等等，用尽了一切和平的方式，甚至委曲求全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忍让建议，但都没能打动别人的心。由于中国实力不济，近年来菲律宾、日本等国更是肆无忌惮地用武力来回答中国的忍让，用军舰撞中国的渔船、抓我们的渔民、在岛上建筑军用设施，等等。

　　如果我们不想永远放弃这些海洋领土，那么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用武力来收复失地。为了民族的生存空间，我们必须义无返顾地让我们的海军去和强盗们对话。

　　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

　　21 世纪初中期中国将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发展趋势的重大影响，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将更加广泛。在此情况下，中国海上贸易航线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地位作用将十分突出。那时，中国与欧洲、非洲、西亚、南亚等国家、地区的贸易，对于欧洲、非洲经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上战略通道的依赖性将大大增加。同时，中国的部分战略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将从国外进口，并通过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运达，利用全球资源的幅度也将大幅提高。这就要求中国海军拥有足够的威力覆盖经马六甲海峡通过印度洋南部的海上通道，确保战略资源不被截断。

　　中国目前已经完成重大的军事战略转移，开始向追求海上强权方向发展，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取代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保卫领土领海”的消极防御已经让位于“保卫海洋权益”的积极防御。在外向性的安全视野中，这是中国试图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命脉所系。

　　在我国周边的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有5000多个岛屿，中国与日本以及南部的海上邻国有着众多海权争议。日本占据着我国的钓鱼岛，企图分得我东海海底一半以上的资源；位于南中国海的我国南沙、中沙和西沙群岛的诸多岛屿，更是被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文莱等二三流国家瓜分，要不是在岛礁上筑起的高架屋中有海军战士的常年守备，南沙早就没了中国的寸土之地。

　　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是日本传统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袭击美国珍珠港，真正的目的就是确保日军南下并占领该地区。

　　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政治在逐步国际化，世界舞台则越来越小，这样南中国海的地位也就日益突出。这个世纪，中国和日本亚洲两大经济圈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南中国海无疑成为是中国和日本对外发展的制高点。过去一贯以对付前苏联潜艇为主要任务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南海，一再提出所谓保护“一千海里”运输线的新目标。最近日本集中力量开发大隅级两栖攻击舰，并且提出制造航母的设想，都说明日本的战略目标在由北向南转变。以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只要他们有这种意愿，实现这一目标只是很短的时间问题。很明显，精明的日本人明白，谁掌握了南中国海的制海权，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命脉。[24]

　　由于台湾没有统一，中国的外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区全部被第一岛链遮蔽，没有可供军舰自由出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海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更无法对日本、印度实施海上威慑。

　　从海上军事装备上看，中日之间有著明显的差距，特别是水面舰艇力量。这种差距甚至比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还要明显。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中国海军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统一台湾，就能够先日本控制南中国海，从而处于十分有力的战略地位。因为与南海舰队争锋的日本海军不得不穿越北海舰队、东海舰队的防区进入南中国海，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之，如果台湾独立，南中国海就会被日本海军控制，也就意味著中国的三大舰队被牢牢地封锁在了第一岛链之内，成为十足的“黄水”舰队。一个只有“黄水”海军的国家，又怎能赢得别国对其海权的尊重，又有何资格侈谈成为世界强国或实施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呢？

　　“海军来了”，这是在第二大战期间一艘英国商船在及时得到该国海军救助后的一句名言。回想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得不面对美国人肆意检查和侮辱，红海布雷事件和波斯湾炮击事件，我国商船被炸后只能自救，在遥远的异国水域，只能从无线电里得到本国政府，人民和家人的关心与祝福，而不能指望我国政府对他们直接提供支援。要知道，政府对每个国民的关怀就体现在这最困难的时刻。

　　南中国海从全球战略上看还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通道，美国第七舰队拥有了关岛和塞班岛之后，从而掌握了整个太平洋。中国南海就成了太平洋边上硕果仅存的一个战略要地。掌握南海，向西中国给不断在印度洋扩张的印度海军划下了休止符，向东也拥有对试图穿越大洋的第七舰队要“买路钱”的资格。一句话，增加了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上说话的份量。[25]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实力必然同步增长，海军力量要北上南下，必须有一个各个条件都较好的军港，而台湾作为中国海疆上的一个关键要塞，是中国海上防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环，是中国海军走出近海，迈向远洋的上上之地。[26]

　　台湾的战略地位还体现在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上。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亦称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五个岛屿、南小岛礁、北小岛礁、飞獭礁三个岩礁组成，共有六点五平方公里的陆地。这些岛屿位于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均处于水深200米以内的中国大陆架边缘，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它的东南方为冲绳舟状海槽，它将钓鱼岛列岛与久米岛及琉球群岛在海上截然分开。

　　钓鱼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它距日本本土达一千余海里，距琉球八十多海里，距台湾基隆也仅七十多海里，距大陆九十海里。在地理结构上，钓鱼台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辖下琉球群岛相隔着两千公尺深的海沟。按照国际公认的《大陆架公约》：“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之原则，钓鱼岛群岛毫无疑问归属中国。

　　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最早有记载可追述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琉球，而远离“蕞尔小国”日本，隋炀帝曾特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十四世纪的明朝，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帮属国，那时琉球王就派出大量学生，留学中国。

　　明朝初年(一三七二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该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台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停，这些在明嘉庆十一年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

　　大明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日本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一六零二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遭日人监督内政四十余年。一六五四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一八七三年日本出兵强略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次年又出兵台湾大肆攻掠，在清朝大军压境之下，榨取大清白银数十万两后退出台湾。由于大清朝廷此时已腐败、愚蠢、无能成为一堆行尸走肉，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不了了之，中国的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大清所有、台湾管辖。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十月，慈嬉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予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长期以来，日本的古籍中也根本没有钓鱼岛列岛属于琉球的内容。直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没有对中国拥有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

　　1894年底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对清朝军队作战已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决定攻占台湾。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钓鱼岛群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建立标桩。同年4月17日，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实际上，日本直到1900年由冲绳师范学校教师黑岩恒氏写出《尖阁列岛探险纪事》一书之后，才渐渐使用“尖阁列岛”这一名称。史实证明，日本使用“尖阁列岛”名称要晚于中国定名之后约500年。

　　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宣布废除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切中日条约。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发表宣言，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归还中国，其中自然也应包括钓鱼岛。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等。

　　但美国在二战之后却占领了“西南诸岛”（北纬２９°以南包括北纬２５°左右地区），也占领了我国台湾所属的钓鱼岛，宣布对这些岛屿有“施政权”，拒不归还中国。美军还在黄尾屿、赤尾屿两个小岛建立了射击和轰炸靶场。

　　1951年，在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非法签订了《对日和约》。由于美国占领和托管钓鱼岛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该和约对我并无约束力。1871年6月，美日签订《归还冲绳条约》时，竟然把钓鱼岛也列入“归还”的岛屿之内；1972年5月美在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把钓鱼岛也交给了日本人管理。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日本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划在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27]

　　钓鱼岛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它虽然只有六点五平方公里的陆地，但它的实际价值并止于此，而是以此岛屿为依托，按照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海洋公约》“主权国家以二百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之条款而划定的庞大的海域和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宜及未来潜在资源等等，中日两国在此海域的争议面积达七十四万平方公里之巨，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国东部海底资源的勘查，得出结论：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此一海域蕴藏着八百亿桶的海底石油和油气。

　　这一发现使饱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日本对这一地区发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日本政府才在战后首次正式提出了对钓鱼列岛的主权要求。

　　1969年5月，日本冲绳县八重山岛公所派出水警和工程队，登上钓鱼岛并设立了水泥标柱式“国标”，非法摧毁岛上原有的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1970年8月31日，日本有关机构通过法律，确认所谓“尖阁群岛”属于日本。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种种措施加速钓鱼岛的“日本国土化”进程，不仅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还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往钓鱼岛，并非法在岛上修建了直升机机场，意在以既成事实的态势达成永远占领的目的。此举遭到中国政府世界华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1996年7月，日青社又在钓鱼台设新灯塔，日本接着宣布把钓鱼台划入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8月18日，日本冲绳右翼分子在九零年的旧灯塔附近树立一面木制太阳旗。日本“海上保安厅”接着就连续驱赶台湾、大陆的捕鱼船。9月访港的日本外长池田生硬地说：“尖阁群岛(钓鱼台)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解释和说明的必要”。日本首相桥本面对九月开始的全球华人和平保钓运动，命令海上保安厅做好准备“必要时用实力去排除”。

　　钓鱼岛周围海域的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盛产飞鱼、黄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我国台湾等地渔民经常到这里从事捕捞活动，年可捕量高达15万吨。

　　就连日本外务省也承认，如占有钓鱼岛，日本将大大增加专属经济区的管辖范围。唯有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多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并进而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

　　如果中国在此一海域争执中败北，那她失去的不仅是几个小岛，连带此海域的庞大海洋资源和其子孙后代宝贵的生存空间也将拱手让人。

　　更严重的是它所引起的连锁效应，使被沿岸诸国侵占的南沙诸岛及其所属的8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领地、领空，也将因而回收无望了！[28]

　　钓鱼岛不仅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价值。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钓鱼列岛有着十分重要、但并不为人多知的军事价值。

　　众所周知，在我大陆国土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陆外缘天然的屏障。在这一串岛屿的中段，我东海方向的正面，正好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它们加上日本九洲岛使我东海海区与太平洋分隔。琉球国曾与我国有200年的历史渊缘和500年的藩属关系。后者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琉球国一直向中国中央政府呈进贡品。但在1879年，一直企图实现海上南下扩张政策的日本实现了它对琉球的觊觎已久的吞并野心。琉球一失，我台、澎等岛的安全即显危象：完全暴露于日本南下扩张征途的正面。终于，在甲午之战以后，台、澎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虽然二战之后日本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并且无法突破战争罪责给其带来的种种限制。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仍然叫嚷“台湾归属未定”。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复活，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台湾和我国大陆的东部必将首先受到威胁。这样，处在台湾东北120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我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潜在的军事价值必定会令世人瞠目。

　　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讲，岛屿是大陆的前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琉球群岛距离我东部沿海一般仅300－500海里。二战后，美国已将它建成美军西太平洋军事“岛屿锁链”的中心环节之一，战后美海军一直在冲绳中城湾基地驻扎着包括5个分队的太平洋舰队第一两栖大队。美国一直视这里为战争期间进攻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已经对我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事实上，在今后钓鱼岛的军事价值将会日益突出。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哨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便图谋霸占我钓鱼岛，如果日本的侵略企图得逞，它就象从日本国长出一个尖长的犄角一样那么难看，它深深插入中国腹腔，并划走大片海域。果真如此，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段的一点。在美日安保体制下迅速发展的日本军事力量得以据此向西扩张，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29]

　　日本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其内陆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这种不利的自然地形和相对短浅的防御纵深，使日本在战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海上与空中袭击，故日本基本上属于一个无纵深可资防守的国家，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拼命向外扩张拓展生存空间的深层次原因（在二战后期有些日人甚至提议放弃本土，举国迁满洲）。

　　如果日本控制了钓鱼岛，就可以将其防卫范围从东向西外推400余公里，以此日本军队可以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舰、机的抵进侦察与监视、从而使我方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这将严重削弱台湾海峡军事功能的发挥，也将大大不利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同时也会使我跨出第一岛链的未来海上发展受到更大的制约。另外， 一些日本军事专家认为：钓鱼岛适合建立雷达阵地，也有条件建立导弹基地潜艇基地，而这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并对我产生重大威胁的一种结局。可以说，日本方面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军事价值，所以早在70年代就将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划入其警戒范围，并将钓鱼岛列入了日本的军事控制圈内。一旦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不定时炸弹，绝对是中华民族的噩梦。

　　日本对钓鱼岛的狂妄之言和无礼之举，正是出于对这不大的海上荒岛主权归属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垂涎。说穿了，日本与我争夺钓鱼列岛的所有权，不是为了几座荒岛而发。日本的眼光紧盯著的是钓鱼岛潜在的巨大经济和军事价值。夺取钓鱼岛是日本企图对我国东海海域海洋资源进行争夺的重要而关键步骤。同时，这几座岛屿的归属也直接影响著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步伐。

　　一旦台湾和大陆完成统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会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为钓鱼岛距离台湾很近，日本人如果打算派兵强占，不但要长途奔袭，而且把侧后方暴露给东海舰队。腹背受敌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钓鱼岛问题上难有很大作为。甚至可以大胆断言，如果海峡两岸完成统一，钓鱼岛则是指日可下。[30]

　　可见，由于台湾的优越条件，使她具有攻防兼备的优点，其作用远不是数十、数百个珊瑚礁所能比拟的，也非“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能概括的，而是发展“蓝色海洋文明”之生命线。[31]

　　从韩国到日本再到菲律宾群岛几千海里的大弧线，中国大陆一直是被亲美国家包围。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就曾说过，台湾是“中国瓶子的瓶塞”，[32]中国一旦拔掉这个“瓶塞”，就会结束美国对中国周围海域的长期封锁。台湾何去何从，在战略上将产生重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若出现国家分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就连中国沿海区域都会被台湾海峡所阻断。反之，不论和平或战争达成统一，都将会在海洋方向出现前所未有的有利海洋战略态势。台湾海峡将不再是两岸对峙前线，而将会成为中国人的海上“运河”；中国将冲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束缚，直面太平洋。这对于巩固中国海防，伸张中国海权，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其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

第四节 “台独”势力坐大

　　“台独”简史

“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外国势力策动和扶持，存在于台湾及海外的一种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台独”的实质，就是企图借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最终政治目的，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把台湾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台独”势力炮制的“理论”主要是：第一，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主张台湾问题国际化，引进外力达成“台湾独立”；第二，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鼓吹“台湾民族论”，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一切联系；第三，歪曲国际法关于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出“台湾住民自决独立”或“台湾前途由全体住民自决”，“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因素。在台湾岛内外，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90年代以来，由于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并利用手中权力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发展成为一股阻碍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反动逆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使得台湾同胞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国大陆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

　　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

　　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即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1988年4月，民进党召开二届一次“临时全会”。在“台独”势力的推动下，会议通过的“四?一七决议文”除重申“自决”主张外，还公然鼓吹“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宣称：“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虽然民进党给“台独”主张蒙上“四个如果”的薄薄面纱，但仍在“台独”路上往前大大跨了一步。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

　　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但民进党内的“台独”势力并不就此满足。1991年8月，该党主导召开了所谓“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台湾宪法草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几天后，民进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确认“台湾宪法草案”，并以此作为该党参与年底“二届国代”选举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同年10月，民进党将原党纲中主张“住民自决”的文字删除，悍然将“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的文字纳入党纲，明确将“建立台湾共和国”作为其“奋斗目标”，表明民进党已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自此以后，民进党内已“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1999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对于岛内“台独”势力的猖獗，祖国大陆一直密切关注，并提出了严正警告。1991年11月，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答应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搞什么“台湾共和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发表谈话，对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表示严重关注，并发出警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这一小撮“台独”分子的倒行逆施，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岛内民众也纷纷声讨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在这种强大压力下，民进党在当年年底的“二届国代”选举中遭到惨败。自此，“台独”即成为民进党在选举中的“票房毒药”。为了骗取选票，民进党不得不开始调整其激进的“台独”主张。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此情况下，祖国大陆果断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显示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能力，沉重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直接导致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激进“台独”势力代表人物彭明敏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遭到惨败，得票率创民进党历年来在重大选举中的最低记录。

　　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建国党”成立后，因不得人心而在选举中连吃败仗，几乎已名存实亡。而摆脱激进势力掣肘的民进党则加速进行“转型”。1997年12月，党主席许信良表示，“台独党纲只是历史文献”，民进党若执政，处理两岸关系“要由当时的国家政策决定，不是由党纲决定”。1998年7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的“对台三不政策”的背景下，民进党专门发表“七点声明”，首次提出“任何改变台湾独立现状的要求”，须经“公投方式认可”，民进党“不会轻易进行公投”。

　　1999年以来，祖国大陆开展了反对李登辉“两国论”的斗争，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台独”势力的举措，发出了“台独意味着战争，分裂就没有和平”、“谁要是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的严正警告，在岛内各界引起强烈震动。在此情况下，民进党又进一步加大了“台独”策略调整的力度。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提出“新中间路线”，宣称“民进党不能为台湾预设统独立场，在台湾人民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无论是统、独或其它第三种选择，都应预留务实的弹性空间”。民进党先后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及“中国政策白皮书”，在党内正式文件中首度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在祖国大陆进一步增大压力的情况下，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陈水扁又宣布，其若当选将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搞“公民投票”，并会辞去党内职务，退出党务活动，以减轻岛内民众对民进党上台的担心。

　　实际上，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本质上还是一个“台独党”。[33]

　　2000年4月民进党的陈水扁击败国民党的连战、亲民党的宋楚瑜出任台湾“总统”后，“台独”终于实现了从理论诉求到政治实践的惊人的一跳，“台独”理念与主张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与舞台，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平行的，还有“文化台独”，文化“台独”就是在文化领域制造“台独”的活动，它的所谓理论依据就是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它说台湾文化不是源缘于中华文化，说什么台湾文化是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原住民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一种结合。把中华文化当作与西班牙?p葡萄牙?p荷兰?p日本?p美国文化一样╋是所谓“台湾文化”主体下的支脉之一。其实质是在文化方面以文化多元化的说词╋掩护种种“去中国化”的措施，否定国家定位和民族根源，它是“台独”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文化台独”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即由早期出现在岛内的文化“本土化”运动衍生出所谓“台湾意识”，最终异化成为“台独”政治目标服务的文化分裂主义思潮。

　　台湾“本土化”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民党当局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而推行政治“本土化”，开始大量启用台湾本土籍“精英”人物；国民党外的人士则抓住机会，打着“本土化”的旗帜积极开展党外运动。

　　而“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始于1983年。这一年，韩韩、马以工创办《大自然》季刊，提出要以他们认定的方式去“爱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人士公然提出“反中国”的“台湾意识”。他们在美、日反共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由激进的民主运动鼓吹者公然转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台独”之路。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提出，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西班牙、明郑、满清、日本、国民党等政权均属“外来政权”，因此随这些政权移植而来的文化便是“外来文化”。这种为“台独”意识形态服务的台湾文化史观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台独”分子的主要“理论依据”。“台独”论者以泛政治化的手段，把中国文化划归于共产党政权，再以积极反共的姿态来“抵抗中国文化的侵略”。

　　文化“台独”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篡改历史。所谓400年的台湾史，李登辉讲台湾400年以前是无主的土地。事实上宋元开始我国政府就直接对台湾施政，直接管辖了。又比如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是统一中国的重要一战，他把它轻描淡写说成“进取”台湾。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他说成是“终止”战争。

　　1990年开始，自称完成“宁静革命”的李登辉政权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实权夺过来后，提出了“台独”新口号“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他公开声称，“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结合物”，是“文化新中原”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李登辉的指使下，台湾的大学开始设立“台湾文学系”，同时把中国文学的内容划归到“外国文学系”中去。他还称“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了解台湾”。

　　1993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郭为藩宣布要实行“双语”教育，新修订的国小课程标准决定，从1996年开始，三年级到六年级增设“乡土教学活动”一科，其中包括“乡土语言”教学。根据调查，积极推行闽南语教育的县市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其中包括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台南县、高雄县和屏东县。平心而论，保护和使用地方语言本无可厚非。但是，“台独”分子却利用民众对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推行的“独尊国语，罢黜方言”政策的反感心理，故意夸大其危害性，宣称即将导致台湾本土人“种族灭绝”。

　　1997年2月，包含《地理篇》、《历史篇》、《社会篇》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出笼。其《社会篇》一开始就大谈葡萄牙人“发现”台湾的历史，对此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却只字不提，并由此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一个“无主之岛”，迄今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该书通篇未出现“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等字样，将清朝时期的台湾史表述为“战后”，可谓煞费苦心。另外，该书俨然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总督府”的口气，不但故意抹杀台湾及祖国大陆同胞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故意掩盖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还极力美化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社会变迁，认为这种变迁造成“人口的激增”、“放足断发的普及”、“守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建立”及“现代卫生观念的确立”等等。

　　台独分子为了歪曲历史，胡编台独史，将葡萄牙、荷兰占领也当正史来写，污蔑郑成功，美化日本人，甚至自称自己是异于中国人的闽南百越人和台湾山地人的混血，近于新西兰的毛利人，真是臭态百出，一副卖国嘴脸。

　　陈水扁上台后，全盘继承李登辉的衣钵，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闽南语不是福建闽南语的一个分支，是‘台语’”等谬论，否认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鼓吹、制造以台湾本土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并通过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企图引导社会和民众去维护及支持“台独”的政治理念、路线和政策。他下令台湾的广播电视大量增设“台语”节目，他自己也尽可能用“台语”发表公开讲话。陈水扁当局还推行所谓“乡土教育”，规定台湾中小学生必须在客家话、闽南语、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对台湾中小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社区等方面的教育。该教学计划在小学阶段侧重语言掌握，主要将方言学习融入各科教学之中，企图以此弱化与普通话接近的“国语”在台湾的地位；在中学阶段则侧重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并以被台湾有识之士痛斥为误导台湾下一代的“伪台湾历史教科书”《认识台湾》作为教学范本。[34]

　　民进党在上台以后，于2000年9月16日弄了一个“通用拼音方案”出来，想要取代我们中国人用的、国际标准都认可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跟汉语拼音相比，大概有15%的发音不同。这个方案就是为了更好的反映闽南话、客家话里面的一些地方用语的发音，把那个乡土语言变成一种政治语言。

　　“通用拼音方案”真要行得通的话危害很大，误人子弟。台湾的对外交流很多，而汉语是一种主要的语言，特别在计算机领域里，在电脑里我们的汉语拼言系统几乎是所有软件设计的基础，如果用了“通用拼音”，离开台湾岛以后就统统作废，年轻人只学“通用拼音”，离开台湾你连汉字系统的电脑都不会用了，还要从头学，危害很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与灵魂的直接体现。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但是，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中国意识”在许多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目中是模糊不清、“时而能感受得到，时而又无法感受得到”的东西。“文化台独”是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并成其“台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祸害集中到一点就是断绝、割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与联系，无异于背叛这个国家和民族。它带来的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文化台独”所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其破坏性后果要经过长期的累积才会显现，所以不容易引起岛内民众的警觉。而且“文化台独”片面强调“本土意识”，也迎合了台湾民众某些特殊的社会心理(如“出头天”观念，对自身地位的过度敏感等)，所以容易欺骗岛内民众。

　　“文化台独”所直接冲击的是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由于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所以“文化台独”在冲击岛内民众文化认同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

　　尤其严重的是，岛内分裂势力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学校教育来推行“文化台独”，其严重影响难以估量。学校教育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两岸目前的状态下，学校教育对于台湾青少年“中国人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学校教育成为“文化台独”的工具，不仅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而且使他们在离开学校后，更加难以抵抗“文化台独”的影响。

　　台湾“和统会”副会长郭俊次说：“众人皆知，‘文化’最大功效，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内化’到心中；只要一代，其威力不亚于陆海空三军。”

　　古语云“一国先亡必先亡其史”，“文化台独”虽属“台独”运动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文化“台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军事是面对面的交火，政治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文化就不一样，文化是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之中的，它是一种软性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在人的意识中。文化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生活习惯形成的，文化“台独”欺骗性很大，它要从这个老根上给你刨掉，强行割断台湾人民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一旦被台湾民众接受便很难将其彻底根除，即使民进党以后不再执政，“台独”意识仍会扎根于普通台湾民众心中，因此，其危害比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更甚。这也是“台独”分子处心积虑地推行文化“台独”的险恶用心之所在。

　　李登辉以省籍意识和冲突开始的这个改变台湾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是卓有成效的。台湾自己的调查表示，即使在一九九四年台湾四十岁以下的人当中百分之二十六说自己是台湾人，百分之二十三说是中国人，其余都说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当时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一九九八年，四十岁以下的人中，百分之三十六说是台湾人，只有百分之十说是中国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共打压”造成的是不能服人的。外电报导有台湾大学生说，“台湾和中国的差别太大，几乎无法统一。我不认为一样的肤色有任何意义。文化是形成人格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文化同我们的差别太大，很难沟通。”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登辉“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塑造了国家意识”，对他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当中创造国家认同的努力”。他的核心的、第一位的目标，“就是把台湾建立成独立的主权国家”，而继任者陈水扁，比其他的候选人“更接近这个立场”。[35]

　　很显然，具有“去中国化”意识的“新台湾人”将是未来“台独”的群众基础。陈水扁上台后接过这个传家宝，继续着眼于“造人”，继续灌输某种民粹主义甚至奇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然后选准时机，利用民主和“民族自决”原则，使之合理化国际化，最后达到永久独立的目的。

　　“台独”黑手____李登辉

　　谈到“台独”，就不能不谈李登辉，一个不顾全体台湾人民利益的狂热的“政治赌徒”，一个数典忘祖鲜廉寡耻的汉奸――李登辉的曾祖父在清末才从福建永定县移居淡水，其家族赴台时间也不过三代，居然侈谈什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其执掌台湾11年孜孜以求的就是忘想当“台独国父”。

　　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生，属狗，台北县淡水三芝乡人。

　　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从李登辉的爷爷李财生起，李家就因顺从而受到日本人的照顾。他的小店铺，被殖民当局特许经营鸦片和“管制品”猪肉，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特权。李家定期拿到“配给物资”再加价出售，因此很快成为当地的富豪。而周围许多乡邻却生活极其困苦，更有不少人被鸦片害得家破人亡。

　　李登辉的父李金龙是汉奸（日据时代的警察），其兄李登钦是伪军（台籍日本兵），二战期间被日军征到菲律宾战死，其灵位至今还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至于李登辉本人，则极有可能是个日本杂种――李登辉家祠堂里有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有九名日本警官和一名中式着装的人，而这名中式装扮者就是李登辉的父亲；美国著名的“台独”问题研究专家阿修伯说的更明白，“你看李金龙160厘米的小个子怎么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辉？不但父子身材悬殊，面貌也一点不像，个中原委实在值得探究。”

　　此外，李登辉还有一个永远洗不掉的污点，即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一个犹大。

　　李在台大读书期间思想较为活跃，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兴趣，并参加了中共在台湾学生中的组织“学生读书会”，后又被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其入党介绍人即为现在大陆的台盟中央成员吴克泰。吴后来回忆说，李登辉在入党不久即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1950年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李受到牵连，但他与特务机关通力合作，靠出卖朋友和同志获得了“自由”――与他同一宿舍的四个人，两个被杀，一个被国民党长期监禁，而李则摇身一变参加了国民党。

　　不管李登辉身世的真相如何，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是，李登辉具有浓厚的亲日、媚日情结。李自小就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小学、中学读书，18岁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后来李登辉便一直企图以京都大学校友的名义访日。日本投降后，李才转回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也就是说，李登辉青少年的求学时代都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完成的，是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曾有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次郎”、“岩里政男”等等。

　　1994年4月，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中，便毫不掩饰地说，他22岁以前曾是日本人。在1995年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时，他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立场，竟然妄称日本持续向中国道歉太过份，太软弱。

　　李登辉的“皇民”底子使他对日本有很大的认同感，这种亲日、媚日色彩，在他当政以后暴露得淋漓尽致。1988年他一上台，便迫不急待地宣布要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此后便一直明里暗里地与日本进行全方位沟通，力图提升台日实质关系。实际上，李登辉同日本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因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兴奋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别人又无法体会的心理变态。他在上台后阐述施政理念时，人们从未听他引用过中国的圣贤哲学、孔孟之道，听到的总是日本人的治世名言，诸如德川家康和西田几多郎如何如何。

　　李登辉喜欢日本人，喜欢看日本报章，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每次会见日本人时，不管是三教九流，总是掏心掏肺地大讲一通，甚至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交流，约定的会谈时间也常常超过。因此，许多日本人在见过李登辉之后都非常惊奇，称李登辉给他们的感觉和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从过去的经验看，人们了解李登辉的真实想法、看清其分裂的本质，除了看其所作所为之外，也往往是通过他与日本人剖白心迹的谈话而得到的。如：1994年他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大谈“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并自诩摩西，要带领台湾人“出埃及”；1999年5月出版由日本PHP研究所江口克彦代为捉刀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更公然附和日本极右派中岛岭雄分裂中国的主张，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其实，“两国论”与《台湾的主张》中的“七块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日本东京《时报》便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自日本”。

　　李在1951年28岁时，跑到美国衣阿华大学研究农业经济两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台，并在从事农业研究14年后，于1967年44岁时，再度赴美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两年多后拿到博士学位。这一段经历对李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崇拜美国、倚靠美国的思想从此便在李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因此，李登辉上台以后，始终把对美工作放在其对外工作的首要位置，极力拉拢美国的朝野势力，甘当国际反华势力“分化”中国战略的马前卒，企图以此敲开华盛顿的大门，拓展其“国际活动空间”，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从70年代开始，国民党蒋氏政权面临内外交困，岛内省籍矛盾日益突出，新兴地方势力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李登辉以技术官僚身份混入国民党后，深得蒋经国的重用，步步高升。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他终于攀登上了“总统”宝座，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篡改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理念，逐渐暴露出他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真面目。

　　随着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他就开始大显身手，逐渐摆脱蒋氏父子的余荫，着手开辟台湾的“李登辉时代”。首先，在政策方面，1988年当他继任后第一次举行记者会时，他曾明确提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后又多次声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但是，1992年以后他就开始强调“不能盲目坚持一个中国”。1993年他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通过他的“经济部长”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至此，他的“两个中国”的真实思想已经暴露出来。以后就变着花样闪烁其辞，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湾”，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时而“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图穷匕首见，原来他就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总后台，是一个以国民党为伪装的死硬到底的头号“台独”分子。

　　李做过日本人、参加过共产党，为什么又能一路青云直上天呢？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欺骗，阴险而刚愎自用的政客。

　　李登辉自1972年6月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踏上仕途后，便在官场上韬光养晦，伪装自己，他对上司除阿谀逢迎外，常装得忠厚老实、谦卑恭俭让、甚至诚惶诚恐以博取怜悯和同情。每次蒋经国接见时他始终战战兢兢地站立着，对方请他就座时也只敢坐椅子的半边；在官场的大小场合，他从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每次开会在议事录上签字，他每次都刻意签在最后的地方，并且字都写得很小，似乎只是没有任何野心的一介书生――他曾一再说只想当个基督教的牧师；每次“行政院”开会不点名叫他发言，他便一直保持沉默，埋头做事，从不固执己见，因此深获蒋经国的好评。

　　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终于透露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他说：“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种政治情况下，假如经国先生稍露了一点声色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摧毁了”。因此，为了长远着想，他一直表现出少有的忍耐力，等待时机。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副“总统”的李登辉捡了个便宜，爬上了台湾当局的最高位子。起初两年，由于权力不稳，他仍然不敢过分胡作非为。1990年3月李当选“总统”后，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稳固，这位出身农林、身在学府的技术型官僚便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使出潜心钻研的十八般武艺投入权力争夺战，通过“分而治之”、“借刀杀人”、“铁腕与怀柔并举”等种种权术全力打压政敌。与此同时，李登辉还通过四次“修宪”，将“总统”的权力扩大成无人监督的“巨无霸”。由于大权在握，李的独断专行、玩弄权谋、排斥异己、刚愎自用的作风日甚一日。

　　在台湾政坛上，李登辉的政治手腕之高明、毒辣令人折服。1992 年李登辉利用郝伯村挤走李焕，而后1996年又用连战和宋楚瑜挤走郝伯村。1996年李登辉连任后，又用冻省的办法对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来了个釜底抽薪，并进一步将宋挤出国民党。而宋楚瑜却曾经是李登辉继任蒋经国的关键支持者，两人曾一度亲同父子。

　　李登辉不但在政治上改变了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造”。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其结果是台湾的政治生态以及台湾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李登辉上台后打着民主化、本土化的幌子，逐步对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抛弃旧法统，重塑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企图制造与祖国大陆长期对抗所需的政治体制，为“分裂分治”创造条件。为此，李登辉在9年内异乎寻常地进行了5次“修宪”，通过“修宪”终止“动员戡乱体制”、“全面改选国会”、“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公民直选”、“冻结省长和省议会选举”（“冻省”）等一系列步骤，企图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使岛内政治恢复常态，确立政党政治体制；二是扩大“总统”权力，实现自己的“独裁梦”；三是重新“定位”两岸关系，为“分裂分治”制造政治基础。从目前看，李已初步实现了目标，尚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已在岛内基本确立。1997年7月，“国大”第四次“修宪”完成，“总统”的权力已经得以大幅扩张，“行政院”与“立法院”的权力被削弱，“总统”成了难以监督制衡的“巨无霸”。同时这次“修宪”也表明，国民党旧的“法统”已基本终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体制”正式确立，台湾当局在滑向“台独”深渊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而是被李登辉改造过的台湾国民党。在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中，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战胜了党内非主流派。如：1990年3月双方围绕“总统”选举的激烈政争；1992年3月，围绕“总统”选举方式是“委任直选”还是“公民直选”以及对“一中一台案”的处理展开内斗；1993年1月，围绕郝柏村是否辞“行政院长”职务的斗争；1993年8月，非主流派的中坚力量“新国民党连线”与国民党公开决裂，成立新党；同月召开的国民党“十四大”，主流派完全控制了党政军特大权，非主流派全面退出权力决策中枢，国民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蜕变，权力结构实现了本土化、年轻化；1996年3月，“总统”大选，非主流派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进行最后一次反扑失败，标志着主张统一、反对“台独”的传统大陆籍势力和本省的反李势力已完全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之外；“冻省”的结果也使拥有较高民意支持的宋楚瑜势力遭到打压。在一连串的政争中，李登辉改造了国民党，使之台湾化。1997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五大”表明，台籍本土势力尤其是中生代和地方“行政首长”、民意代表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已占据主体地位。

　　国民党的“台湾化”过程与政权的本土化过程是相辅相成、互动发展的，台湾当局由于国民党的“台湾化”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民国”也由此被改造成“中华民国在台湾”。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消失了，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就认为，李登辉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了巨无霸的中国国民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登辉又是中国国民党的叛徒。

　　李登辉的薄情寡义、冷酷无情也是出了名的。

　　徐庆钟教授是李在台大读书时的恩师，因念其用功又同为“帝大”出身，对其特别关爱。当李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关押审查时，是徐先生冒险保他出来的；当他因强占教授宿舍，被校长解聘逐出校园而失业时，又是徐先生介绍他去农林厅工作；当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还是徐先生――当时已是行政院副院长伙同蒋彦士、王作荣等人推荐他入阁。

　　晚年的徐庆钟贫病交加，身为总统的李登辉对他却形同陌路。[36]

　　李登辉一生性格多变――参加共产党又叛变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又叛变国民党，但是对“台独”却情有独钟。他不仅具有深刻的“台独”思想根源，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纵容和支持岛内民进党和其他“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是不折不扣的“台独”黑手。

　　李登辉早年即和许多“台独”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暖昧关系。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曾是与李一起从日本返回台大插班就读的患难知己。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与海外“台独联盟”骨干分子蔡武雄、王秋山是“铁哥们”，海外“台独联盟”的不少骨干分子都是李登辉的座上宾，他还始终与岛内重要“台独”势力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李自上台以来一直对“台独”分子及其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认为“台独”言论是“学术问题”，属“言论自由范围”，对“台独”活动要“谨慎”处理，实际上就是采取放任政策，为“台独”活动大开绿灯。他特赦在押“台独”分子出狱，特邀海外“台独”头目返台，致使昔日的阶下囚、通缉犯顿时变成“贤人”、“谋士”。1990年他授意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竟是海内外“台独”分子的大聚会。他主持修改制约“台独”的相关法规，使“台独”主张和“台独”活动合法化，为海外“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还乡”清道开路。

由于李的庇护纵容，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迅速膨胀。大批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岛内；岛内“台独”分子从监狱中获得特赦，纷纷浮出台面；“洋独”和“土独”进一步合流，岛内的“台独”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得以公开化、合法化，“台独”思潮进一步蔓延渗透，“台独”分子弹冠相庆，“台独”活动甚嚣尘上，甚至代表激进分裂势力的建国党竟然堂而皇之地成立了。

　　他通过手中的权力，以“宪政改革”为名，逐步接过并实施“台独”理念。如“台独”分子所先后提出的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台湾命运共同体”、“台湾人选台湾总统”、在国际上“争取台湾是一个政治单位”、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以及台湾“新兴民族”、“新兴国家”等等，李登辉几乎全单照收、照办，并且做到了“台独”分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7月27日，李登辉又解释说，由于“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模糊”，所以他要把两岸关系的“实质内涵”定为“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此，李登辉彻底暴露其“台独”底线，将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拿掉了。

　　李登辉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实际与陈水扁主张的“两岸一边一国”同出一辙，同气相求。不同的是，台上李登辉较之台下陈水扁的叫喊，能量更大、影响更大，破坏性也更大。

　　李登辉的“两国论”提出当日，正值民进党正式提名陈水扁参选下届“总统”，身为执政的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选择此时抛出“两国论”，对民进党的选举胜利无疑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对此陈水扁兴高采烈地叫好说：“这等于是送民进党一个大礼”。民进党人士表示，应发给李登辉一张放大的民进党党证以资“勉励”。陈水扁提出，“两国论”与其“理念一致”，希望李登辉能将“两国论”纳入李再版的《台湾的主张》，并尽快修改“宪法”和《国统纲领》，以便“对外一致”。

　　李登辉出卖国民党的手段老道毒辣。他利用所有的资源，打击国民党元老，分裂国民党势力，拉抬扶植民进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九九年总统选举时，他不推选声势较高的宋楚瑜，而故意选民意基础较弱的连战，李还故意不让连宋联合竞选，反让他俩“鹬蚌相争”，让民进党渔翁得利――短短十二年内拆散“百年老店”国民党，将政权恭送给陈水扁和民进党。

　　陈水扁能顺利接李登辉的位，并非意外或者对手决策错误，而是李登辉精心策划、用心导演的必然结局。可以说没有李登辉，就没有民进党的发展与今天；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还在阴暗的角落中蠕动；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不会上台执政。

　　李登辉执政12年，力图“改变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现实，构筑“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推行“台湾问题国际化”，逐步推行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路线，摧毁“外来政权”国民党，暗中培养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核心人物，使“台独”由非法变成了合法，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海外转入了岛内，由分散变成了集中，由政团转变为政党。李登辉喂大、喂肥了民进党，最终将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将主张“台独”的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可以说李登辉是“实质台独的奠基者”，是把“台独”由“空论”变成现实的人。难怪人们称其为“台独黑手”。

　　“台独”的盘算：渐进台独，水到渠成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新老“台独”的伎俩表现为政治上鼓吹“两国论”；经济上顽固阻挠两岸的经贸交流，搞“戒急用忍”；外交上 推行“ 弹性外交”或“务实外交”；军事上“以洋拒统”、“以武拒统”。大搞“实质台独”或“渐进台独”，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时机，以拖待变。

　　70年代末以后，由于大陆的对台政策和台湾的大陆政策都做了重大调整，台湾曾经呈现和平统一曙光。90年代以前，台湾岛内主张“台独”还属非法，“台独”主张还属民间，其影响力也比较有限。然而李登辉主政后，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膨胀，而且李登辉在权力获得稳固之后，也逐步背离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滑向“台独”。他先是提出“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继而倡导“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则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台湾是台湾人的东西”，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干脆说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即“两国论”。李登辉还想将“两国论入宪”。李登辉的这些做法，与“台独基本教义派”提倡的“独立建国”没有本质区别。

　　2000年5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不仅有主张台湾独立、呼喊“台独万岁”、推动民进党走向“台独党”的历史，又受制于激进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而民进党是一个将台湾独立列入政纲的政党，该党上台后并没有废除或修改“台独党纲”，目前也没有或修改或废除“台独党纲”的打算，未来也难以有所动作。照目前形势来看，陈水扁与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前途，独立将是它们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标。

　　从稳定政局出发，陈水扁虽改“明独”为“暗独”，但内心深处仍紧抱所谓“台独理想”不放。陈水扁和民进党对未来在表和里两方面该怎么做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稳定政权，改造人心，等待时机，民主自决。

　　陈水扁当局两年来小动作不断，采用渐进式的手法，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行“台独”理念。今天弄一点，明天弄一点，以减少冲击力、逐步消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企图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从而积累和强化分裂力量，营造出所谓新的“国民意识”、“台湾主体性”，为最终的“台湾独立”奠定基础。

　　陈水扁政府主政两年多来，在两岸关系上，避重就轻，玩弄文字游戏，对三个关键主题：一中原则?p“九二共识”和中国人身份采取闪烁、模糊、回避的态度，空有口头善意而欠缺诚意，强调“一个中国”是议题而不是原则，直至公开否认“九二共识”，还说“统一并不是唯一选项”。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悄悄地，化整为零地，量变促质变地加快“实质台独”步伐，举其大者有：

　　1、“政党台独”已上路；

　　2、“文化台独”已深耕；

　　3、“社团台独”已布建；

　　4、“军事台独”已激活；

　　5、“经贸台独”已出发；

　　6、“国会台独”已形成；

　　7、“宪法台独”已准备。

　　2002年1月15日，陈水扁在臭名昭著的“台独”团体――“台独基本教义派”（FAPA）组织成立20周年大会上，以所谓“最佳生日礼物”，宣布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台湾”的英文字。在护照上加注“台湾”是民进党上台时，即2000年5月就提出的，只是在选择时机何时执行。陈水扁选择在这种时刻和场合，以那种方法宣布，表明此举是预谋已久，精心安排的，显然是一次公然的变相宣布“台湾国”的行动。说明他们企图在岛内外造成更大的影响，使台湾“实质台独”的步伐走得更快，迈得更大。

　　民进党在一九九一年出台“台独党纲”后，受到台湾舆论的强烈抨击。在遭到一系列挫折后，开始在表面上淡化“台独”色彩，在坚持理念的同时，为了争取选票而照顾现实，披着“本土化”、“台湾主体性”的外衣，推行“台独”运动从培养“台湾意识”入手，从文化、心理、社会环境上营造新的“国民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台湾民众中去除中国意识。此次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TAIWAN”，是台湾当局蓄谋已久的“去中国化”的举动。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就是“台独化”。

　　当前台湾当局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是一种“软性台独”，是以李登辉与陈水扁为代表的岛内分裂或“台独”势力的一项重大战略。

　　陈水扁的“软性台独工程”就是通过“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或本土化、台湾化的“软性台独”或“柔性台独”的渐进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或突变的方式来实现台湾“独立化”或“建国”目标。

　　“去中国化”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的重要战略思想。在民进党 执政前，因为手中无权而无法推动，只停留在理论讨论和建构上，李登辉上台以后，特别是大权独握以后，与民进党勾结，里应外合，开始推动“中华民国台湾化”的进程，也就是“去中国化”的进程。李登辉主导的“宪政改革”、本土化教育与倡导的“两国论”等建设去建构一个“去中国化”、虚化“中华民国”架构与建构“台湾国”的重大“台独工程”。

　　陈水扁上台后所推动的“去中国化”战略或“软性台独工程”，不仅是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延续，更是民进党独立“建国”路线的的“渐进式”调整，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消灭“中华民国”并建构一个新的“台湾国”。

　　为了实现“台湾国”的理想，陈水扁在“四不一没有”（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问题）的招牌下，运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在文化、语言、符号、体制、外交、人事布局等方面推动“去中国化”政策，为未来有朝一日和平建立“台湾国”创造条件。

　　在文化上陈水扁当局继续推行李登辉主政期间的“本土化”阴谋，他提出要以“文化立国”，建设以台湾为主体的“台湾文化”，实质即搞“文化台独”，为建立“台湾国”确立思想文化基础。

　　“文化台独”始于李登辉，但大力推动与落实则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在李登辉时代推动的修改台湾中小学教材即《认识台湾》教科书，是“去中国化”的重要举措，就是有意将原来以中国文化与历史为主的教材，修改成删除“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国人”概念，鼓吹宣扬“台湾魂”、“台湾精神”的所谓“台湾文化”。陈水扁上台后开始落实这一政策，《认识台湾》教科书开始在中小学推行。同时自李登辉时代起，台湾当局就大加推动所谓的“母语教育”或本土化教育，试图以“台语”代替普通话的“国语”，并发展成为未来“台湾国”的“新国语”。

　　台湾当局于1999年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民进党上台后，进行翻案。2000年底，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由民进党籍的“教育部”副部长范巽绿主导）公布了“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试图用所谓的“台湾通用拼音”取代国际上通用的“汉语拼音”，作为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2001年初，台湾“教育部”鼓励台湾高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此举本无不可，但却有取代“中国文学系”的政治企图，要将“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或“东方文学系”。还把魔手伸向中小学生，一些民进党执掌的中小学校不再进行升“国旗”的仪式。

　　为了推动“文化台独”，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幕后策划成立了一批包括不少台独理论家在内的台独人士组成的“南社”、“中社”和“北社”，肩负着配合陈水扁从文化上“去中国化”与建构“台湾文化”的重任。

　　陈水扁当局刻意把台湾草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割裂开来，声称要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接轨”，任命老牌的“台独”分子为故宫博物院长，改变布展方式，割裂台湾历史。台湾“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民进党当局的指示下，竟然放弃“中华民国史”的编撰，编著出版歪曲历史的《从“戒严”到“解严”》一书，以“民进党党史”作为主轴，以民进党的历史来取代台湾历史?r其实就是“台独史”，这是民进党独立建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民族与身份认同上，陈水扁当局刻意构建“台湾民族”。这是台独势力与民进党长期争取与建构的目标。民进党执政以后，当权者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以种种奇谈怪论回应“国会议员”的质询。执政当局有意去掉“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要变成“台湾人身份”，为构建新的“台湾民族”创造条件。现在执政当局所提的所有“认同”口号就是“台湾优先”、“台湾精神”、“台湾主体”、“福摩沙精神”、“台湾命运共同体”或“台湾生命共同体”等等具有建构“台湾民族精神”与“台湾国”的口号与宣传。

　　在体制与制度上或“国体”、“政体”上，民进党当局刻意构建“台湾国框架”。陈水扁执政后的台湾是一个错位的“国体”与混乱的“政体”，陈水扁虽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向“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向“中华民国”效忠，但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却是一个“违宪总统”，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一系列“去中国化”或“台湾化”的政策与施政作为是明显的“违宪违法”行动。在体制与制度上的施政更是有选择性的，有关统一的、有关“宪法一中”原则的不做，而有助于推动实质“台独”的就大做特做。陈水扁上任两年来，拒绝出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不召开相关会议，将“国统纲领”束之高阁，相反 却大力推动一切“去中国化”的政策。

　　货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的象征。台湾长期以来是由台湾银行发行地区货币即新台币，只是“视为国币”。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就推动由“中央银行”发行“国币”。民进党上台后，加快推动与落实，于2000年7月起由“中央银行”首次发行所谓的“国币”新版2000元钞券，2002年7月起将全面以新钞取代旧钞，台湾“国币”的发型将预示着“台湾国”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中华民国国歌”，也被民进党改了，取掉了歌词，变成有曲无词的不伦不类的“国歌”。原来，“国歌”中有“吾党所宗”一句，民进党原期望将意指国民党的“吾党”改为“吾民”，但又认为“所宗”乃指“三民主义”，不符合民进党推翻国民党一贯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理想，乃最后取消所有歌词。尽管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有“国旗”，可是在台湾领导人出现的海内外公众场合，“台独”及其支持者手中挥的却不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一片绿色的“民进党党旗”。

　　在人事安排上，更可窥出陈水扁推动“台独”的战略布局。掌握大陆政策的“陆委会”由“两国论”的草创者蔡英文掌控；“外交部”由曾任“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FAPA中央委员田弘茂出任，现又由李登辉的人马简又新出任；“国史馆”馆长由有强烈分裂意识的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技所研究员张炎宪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由主导编写《认识台湾》教材的杜正胜出任。

　　最近新一批的内阁人事，掌握两岸政策与文化的基本上是有李登辉背景或倾向台独人物，除蔡英文与简又新外，还包括“政务委员”黄辉珍、“新闻局长”叶国兴，“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行政院发言人”庄硕汉等。在“国策顾问”或“总统府资政”中，更是集结了一批重量级的台独人物，陈水扁甚至将否认中华民国及公开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分子金美龄聘为“国策顾问”，这足以显示陈水扁要金美龄扮演消灭“中华民国”与建立“台湾国”的重要角色。[37]

　　陈水扁上台后，一直在为如何消灭具有中国象征意义的“中华民国”大动脑筋。尽管他就职上任时表示“没有更改国号”的问题，但接下来的施政演出，却是一部消灭“中华民国”与构建“台湾国”的剧本。

　　在2000年“5?20就职”演说中，尽管陈水扁不得已9次提到“ 中华民国”，但41次提到“台湾”两次提到“福摩沙”。2002年1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元旦危言――日渐消失的中华民国》社论，对陈水扁执政后有意消灭“中华民国”的做法进行了精确统计：在2000年6月7日，陈水扁在第七届CSIS台北圆桌会议开幕典礼致词中，没有一次提到“中华民国”，14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9日，在废除“刑法”100条十周年纪念活动致词上，陈水扁将在讲稿中唯一出现的“中华民国”以“台湾”称之，并5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10日“双十节”的所谓“中华民国国庆”大会上，“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却未提一次“中华民国”，而15次提到台湾或福摩沙。尤其是在2001年3月“世界台湾人大会”上，陈水扁将第十任“总统”读成“台湾国总统”，可见，陈水扁内心对“台湾国总统”的向往。

　　在对外关系上，陈水扁延续李登辉推行的“亲美化”、“人权化”为主体的“外交”策略，大搞“实质外交”，谋求扩大“台独”空间。他说“我必须以台湾是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走入国际社会……台湾的全民政府能够带领人民重返联合国”?r他利用小布什调整对华政策、中美“撞机”危机之际全面投靠美国，大肆购买美式武器，加强军事合作，大搞“过境外交”；同时，利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机会，推动李登辉访日，充当西方反华势力“以台制华”战略的“马前卒”，谋求提升与美、日“实质关系”，增强台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力度。

　　为了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大搞“金元外交”，陈水扁、吕秀莲、张俊雄等多次“出访”中美洲和非洲等“外交重镇”，以“元首外交”、“金钱外交”化解“断交危机”，转移岛内矛盾焦点和民众视线。以所谓“民主牌”、“人道牌”、“人权牌”，迎合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谬论，旨在以“国际人权保护伞”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加速“台湾问题国际化”。此外，台当局还妄图在WTO架构下讨论“三通”议题，谋求“两岸对等地位”和“三通问题国际化”。

　　按照陈水扁的指示，台湾“外交部”将“中华民国护照”上的“中华民国”英译名称“Republic of China”改为“Taiwan”，明目张胆地以“台湾”来代替“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名称，实质上等于改国号?r“外交部”宣布“国家外交标志”不再使用延用已久的“青天白日”“国徽”，换成代表台湾的梅花图案?r还准备将目前台湾在外国的原“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名称一律改为“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以提升所谓“国际间对台湾的认知”，如此等等，真可谓挖空心思。

　　近几年来李登辉与陈水扁，想尽办法在挑拨周边东亚国家与中国大陆的矛盾。2000年陈水扁主政台湾之后，破坏中国大陆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成了他的“台独”战略的重要内容。尽管陈水扁知道，要与东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台独”之外别无可能，但是他照样以非凡努力去争取有利于“台独”的发展。

　　朝鲜、蒙古、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当局无处不插足。民进党陈水扁的策略并不复杂：向这些国家宣扬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经济政治价值；刻意张扬夸大中国发展经济，会在利益上与东亚国家形成竞争而使他们受损；推销亚洲联合制衡中共霸权的战略；制造中国完全统一之后，会控制台湾海峡及东海通道，进而控制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命脉，形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的国际恐怖。

　　2000年台湾当局从南沙群岛撤出守礁部队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并挑拨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在这些岛礁主权上的争端。

　　陈水扁多次声称：中国大陆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台海“独立”则是东亚国家安全的最好保障。不管这是对错，不管它是否荒谬，事实是起到了作用。[38]

　　在有关中国与台湾的符号或象征上，台湾当局全面推动去中国化的“台湾化”。民进党一上台，就将“总统府”广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招牌去掉；“行政院新闻局”出版的2001年英文版《中华民国年鉴》，已在封面加上“TAIWAN”，在年鉴内的中国全版地图与台湾省地图位置互换，将以往首页的中国全版地图改为台湾省地图。

　　李登辉创造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在陈水扁时代，“中华民国”逐渐成为历史名词。“中华民国”的消失，事实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台湾国”正在逐渐成形。

　　陈水扁“去中国化”的“软性台独工程”并不会就此停止，还会继续下去。

　　陈水扁在FAPA大会上不仅宣布了护照加注“台湾”，更重要的是他向参加FAPA大会的台独人士呼吁“大家继续打拚”。“打拚”什么？显然陈水扁是要号召台独人士继续为实现“台湾独立”、建立一个不再有“中华民国”招牌的“台湾国”“打拚”。

　　民进党党内机构设置上，设有“中国事务部”而不是大陆事务部，认为这样做才能突出台湾是一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在去年上海APEC会议后，民进党已正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大陆。民进党已开始筹划各界关注的“修宪问题”，尽管阻力重重，但仍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推动，可能将进一步界定台湾的主权与治权范围。[39]

　　2002年3月17日，“世界台湾人大会”在台北市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年会，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台湾正名，国家制宪”。 陈水扁几度出席会议的一些活动，亲吻“台独教母”金美龄，并表示，他非常赞成会议的“主题”，“无条件的、真心诚意的支持”这次会议。他还对“ 台独”分子说，“各位所梦想的，阿扁都知道，阿扁也永远不会忘记。阿扁所做的，各位也都看到，各位也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并叫嚣，“台湾一定要站起 ，要走出去！台湾是海洋国家，不是大陆国家”。[40]

众所周知，“世台会”鼓吹台独，早已无药可救。所谓“台湾正名”，就是要正式推出“台湾共和国”，所谓“国家制宪”，就是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

　　事实上，民进党已经筹划通过所谓“公民投票”，要在2004年后制定“新宪法”、确立“新国号”。[4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将台湾当局这些一点一滴的举动联系起来看，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绝不是小事，种种动作皆基于政治企图，刻意从文字、标记到法律、意识，由表及里，割裂两岸，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磨灭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确立“台湾核心”、“台湾主体”，培植所谓“新台湾”民族观、“国家”观。见微而知著，陈水扁正在岛内进行“台独”的内化和深化，使台湾“国家化”。

　　在这样一步步地推动下，一个新的“台湾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这就是目前岛内形容的陈水扁的“蛋壳论”，即“四不一没有”就是一层保护“台独”的蛋壳，“去中国化”的“台独”政策就是正在孵化的蛋卵，一旦时机或环境成熟，“台独”小鸡就会破壳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国”，从而使大陆找不到使用武力的借口。[42]

　　2002年05月中旬，上台将满两年的陈水扁在接受美国某电视媒体采访时公然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更扬言：“统一是不可能的。”[43]

　　2002年7月，李登辉首次明确提出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而且以2008年为限，具体提出了台湾独立时间表。李登辉在接受台湾强调本土意识的OPEN周刊专访时指出，2008年是台湾关键的一年，因为2008年是现任总统陈水扁下台（陈水扁的总统任期在2004年届满，李登辉显然认为他会蝉联执政）的时候，刚好也是中国大陆最兴盛的时期，台湾必须在所剩的短短六年内“好好加强推广台湾认同”，并表示“台湾现在才要开始建国”。

　　在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时，李登辉说：“三峡水坝2008年就会建成，南京到重庆的快速道路在2008年左右也会完工，同时北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做下去，哗！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将强到会吓死人。”[44]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在向日本举行的极端台独组织“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发表谈话时，悍然声称“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出台湾前途”，狂妄地表示“即使中共愿意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并不会改变既有的现状”，明确地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和对岸的中国是‘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而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其实都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台湾不可能接受”，并且公然呼吁台湾要加紧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以选择和决定“台湾的命运及台湾的现状”[45] ，陈水扁图穷匕首见，从根本上违背了他本人在2000年就任总统时的“四不一没有”的政治承诺，把遮掩的面纱都撕掉了。这表明陈水扁决心要在任内后半期，甚至孜孜以求地要争取连任，以便在他手中以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为开端，通过修宪的途径，实现“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即公开“台独”，与李登辉呼吁“2008年建国”两相呼应。陈水扁的“一边一国”比李登辉的“两国论”更激进，就是把台湾“独”的位置已明确定位，至于要“统”则须公投决定。

　　种种迹象显示，在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急独倾向越来越明显，“台独’分子似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台独”要求。

　　陈水扁利用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机会，不仅抓紧推行所谓“本土化”?p“去中国化”或鼓吹“两国论”，或大搞只做不说的“两国论”，宣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实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而且加紧投靠美?p日反华势力，为“决战境外”而大肆采购进攻性先进武器，想方设法“以洋拒统”和“以武拒统”。甚至妄想先发制人，对大陆实行“先制攻击”。

　　2000年6月16日陈水扁首次提出所谓“决战境外”的军事战略。台湾当局提出“决战境外”的思想，并逐步向政策和战略的方面演进，这并不偶然。台湾最早的军事战略立足于“光复大陆”，后来终于面对现实，改为“决战本岛”，其核心是“毁敌于水际、歼敌于滩头”的“滩岸决战”。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后，台提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军事战略，对原战略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威慑”和“反击”的一面。为此，台军方一方面加强本岛防御性体系的建设，积极谋求加入美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也竭力研制和外购攻击性武器装备。

　　陈水扁提出将“决战境外”作为台“建军备战的方向”后，马上就有一批人附议。台“国防部”高级官员称，台军方在此问题上与台领导人的理念一致，台军要“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最好远离本土“与敌决战”。据台媒体报道，台军方还表示，“决战境外”指一旦两岸开战，台驻外岛的炮兵将对大陆进行炮击，海军潜艇攻击上海等主要港口，空军F-16和“经国号”战机等亦对大陆进行打击云云。2002年夏，更有台湾军界的一些高层人士扬言，一旦两岸开战，台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对香港和上海进行“报复性打击”。[46]

　　“决战境外”的先决条件是具备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完全是强者直扑弱者的手段，以海峡两岸的客观情况，根本不适合台湾。在各方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和军方均不提“决战境外”，转而强调建立“吓阻能力”，发展、配置具有扩大台军事战略纵深，以制空、制海、反登陆为主体的装备。“国防部长”伍世文将这一构想具体化为，一旦受到攻击，台湾会以先进武器，在海峡中线附近与大陆决战，避免造成台湾严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台湾军方的计划中，“瘫痪战”是这一吓阻战略的重心。通过积极筹建源头打击力量，建立三军联合作战能力，以瘫痪战取代消耗战，建成瘫痪大陆对台发动战争的能力。

　　为此，依照台湾军方的规划，未来陆军将换装新型自走火炮与火箭，筹建防空武器及反装甲武器，以增强地面火力、防空及反装甲能力，换装车载式、人员携行式防空导弹编成防空部队，以提升外岛及军团级防空作战能力；筹建战术区域网路、电子战系统等。空军将建立一个战术空军型态武力，下辖各类型新一代战斗机，以制空战主要任务；更新地面防空武器及筹购低空防空导弹，建立十个快炮导弹混合营，并配合先进低空防御及多目标火力分配系统，强化重要地区防空能力；建立远距侦搜功能，争取地对地导弹“早期预警”及反制能力。海军则规划筹建新一代作战舰、远洋扫雷舰、大型导弹快艇等。台军准备在10年内添建12艘“光华三号”500吨“锦江级”巡逻舰，29艘“光华六号”隐型导弹快艇，继续向美租借相关舰艇；续购潜水舰、潜水舰发射武器；完成岸置导弹环岛部署；强化陆战队防空、反装甲及机械化作战能力等。此外，台湾海军也计划通过“基德”舰或“宙斯”舰等大型舰作为“旗舰”，执行远海机动任务，以长程投射武力方式扩大台湾战略纵深和作战半径，使未来战场“不只局限在台湾海峡”，以“不对称”、“不平衡”、“以小制大”战术增加大陆“作战计划的不确性”，达到影响大陆对台作战的目的。

　　在导弹防御方面，中低空防御体系集中了法制“西北风”、美制“复仇者”、“鹰式”、“天弓”型导弹，部署于陆军的“爱国者”反导弹系统2000年完成配备，2001年试射成功。除现已服役的三套“爱国者”二型改良型外，台湾还准备组建九套“爱国者三型”，构成低端防御体系；海军一直想组建四艘“宙斯盾”级驱逐舰作为中层TMD，在“宙斯盾”无法购得的情况下，可能用被称“前宙斯舰”的“基德舰”代替；在高空以“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为目标。

　　在导弹打击方面，秘密研发中程攻击性导弹。此类计划属台军保密范围，不对外公布。据透露，台湾武器主要研制开发机构“中山科学院”自主研发的“雄风”三型战术导弹已十分成熟，三型导弹具备地貌识别能力，类似巡航导弹，属地对地导弹，其速度、射程超过大陆的日炙导弹，可用于遥攻、防空、制海、反辐射用途。而另一项由“参谋本部联合防空暨联合反制小组”专案管制、被外界称为研制“台湾战斧”的“雄升计划”已实行多年，以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为蓝本的攻击型导弹，射程目标是1000公里，有效范围涵盖大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在内的大陆海岸高价值军事目标。该导弹具远射程、次音速、贴地飞行、对地攻击、一弹多目标、沿途投弹能力。此外，台湾军方也进行代号“逖靖”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弓二型”短程导弹研发。[47]

　　民进党上台一年的时间里，购买了总额近60亿美元、包括攻击性武器在内的美式先进武器，台湾向美国采购了包括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12架P-3C“猎户座”反潜直升机等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2001年更要求购买“宙斯盾”舰预警系统和常规动力潜艇、反潜飞机以及大批“爱国者三型”导弹等，图谋加入美国计划部署的TMD安全网，构成“美台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结成准同盟关系，甘心充当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r另外，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强化海空兵力建设，幻想增强“以武求独”的筹码。

　　以往军队是反“台独”的中坚力量╋但民进党上台两年多来╋台当局指令台军取消反“台独”教育，拆除军营有关“国家统一”的标牌；军中不能谈反“台独”?p不能谈促统一╋“国家统一万岁”的口号拿掉了╋使得三军迷茫?p分歧╋大家目标分散╋不知为谁?p为何而战?r现在定调为“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战”?p“为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而战”╋却不提是什么国家╋替最终“为台独而战”铺路。此外，陈水扁在一年中创记录地二十多次视察军队，共拔携了一百一十五名将官，拉拢关系，培植亲信，全面消除国民党在军中的势力，企图将一向反对为“台独”而战的“国军”培植成“扁军”，为民进党执政及进一步公开宣布“台湾独立”保驾护航。

　　陈水扁一而再、再而三地乞求美国和日本支持和帮助，2000年7月16日陈水扁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三点希望：其一，希望美、日、台三家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其二，希望能够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三，希望与美军搞联合军事演习。[48]他是世界上唯一主动表示愿意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政府领导人。

　　历史上，国民党曾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来对付共产党，导致兵连祸结，内斗不已，使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又采取“拒内迎外”、即拒绝“和共”、引狼入室的做法，想当“儿皇帝”，这岂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如果不是怕解放军打来，台湾早就宣布独立了。民进党主流联盟领导人沈富雄，在与金美龄侃“台独”时说：“关键在于对岸。只要对岸中共同意，台湾一夜之间立刻可以实现独立。”

　　台湾当局现在是打著“中华民国”这一旗号，埋头只管做“台独”。“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源自大陆，沿袭历史，宪法中含大陆，而修正法中又除去了大陆，“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讲不清楚。台独就利用这一模糊：既有一中的影子，又有台独的意味（即“中华民国”在台湾），名上左抗中共，右抵岛内还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族群，而得以实行台独之实。这也就是陈水扁所谓的中间路线。让大陆不好找藉口打来（因为有一中的影子），又让美国满意（美国要的就是一中的影子，台独的现实）。 不必太喧哗，到时水到渠成。这就是台湾当局的如意算盘。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上）

历史的伤口

　　我们伟大的中国拥有足以傲视天下的5000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眩目的荣耀与辉煌，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儒学道家，曾经是东亚各国文化乃至文字的图腾；唐诗宋词，至今仍是世界文坛上的奇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非浅。

　　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历史时期。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中国长期不开放，除宋明以来的极端专制的儒家理学的阻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好了。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北部是冰原大漠，西部是4至5千米的世界屋脊，东临大海，南部是热带丛林。除了航海，陆上只有一条非常狭窄而长的丝绸之路可将我们带到中东和遥远的西方。由于中国地处北温带，周边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差于我们，这造成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唯我中华文明，四周皆蛮夷的自我优越感。

　　近代以来，这种盲目自大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里，我们的经济总量一直占全球的1/3 至 1/4。 直至19世纪初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如此（26%）。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清朝康乾时代，达到其颠峰，从乾隆末年（18世纪末）开始，这强盛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虽然在明代中叶，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成了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

　　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利用“毁灭人种”的下流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爆发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铁则。在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割香港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49]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到八国联军战争（1900――1901）的六十多年中，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百多个，五十余种。

　　其要者如下：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签订

　　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7月3日签订

　　中法《黄浦条约》1844年10月24日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签订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签订

　　中俄《天津条约》1858后6月13日签订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

　　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美《续增条约》 1868年7月28日签订

　　中葡《天津条约》 1887年12月1日签订

　　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或称《滇案条约》，1876年9月13日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约》1884年5月11日签订

　　《中法新约》又称《越南条约》，1885年6月9日签订

　　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订

　　中日《交收辽南条约》1895年11月8日签订

　　《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签订

　　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罪证，也是旧中国统治者丧权辱国的记录，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屈辱的历史！

　　每个不平等条约不但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向它们开放市场，而且强迫中国不停地割地、赔款。

　　中英《天津条约》：中国给英国赔偿白银四百万两等。

　　中法《天津条约》：中国给法国赔款白银二百万两。

　　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法《北京条约》：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1895年11月8日签订的中日《交收辽南条约》，竟要清政府以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从1858年开始，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1858年中俄《爱珲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40万平方公里。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以东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2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从中国夺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此外，苏俄趁中国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内忧外患之际，乘人之危，又策划支持外蒙古独立，从中国国土上分裂出去的面积达157万平方公里，由此导致中国近代丧失了总数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朝的版图是一个海棠叶形，而今的中国版图却成为公鸡状，原因就在于失去了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12个英国的大小，而中国现有的国土总面积也不过960万平方公里。

　　与俄国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疯狂地侵占、掠夺中国最起劲、最无耻的一个。

　　1874年4月，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改为冲绳县。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1、中国承认朝鲜由日本控制；2、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5、允许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任便设领事馆和工厂；6、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是日本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倍；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甲午战争后，列强各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古老的“天朝上国”瓜剖豆分，成了殖民主义者人人争噬的肥肉：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中国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把势力伸入到西藏。 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1896年，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1897年，法国不允许清政府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俄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国以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7月，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00年9月7日，秋风乍起，阴霾弥天。没落的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在谈判桌前互相投下了无奈的一瞥，与耀武扬威的11国列强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深渊的《辛丑条约》。由此，中国完全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违者处死；拆除大沽炮台及京师至海通道之炮台，外国军队居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重要地区；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惩罚“首祸”诸臣……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条约，进一步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深重的灾难。

　　《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地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走到了最低谷。从此国家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丧失殆尽，经济彻底崩溃。《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要给八国4亿5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各地被焚毁的教堂和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传教士的赔金，清政府战败赔款达10亿多两白银。按照当时清政府的国库收入，在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要赔11年的时间！

　　1901年，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严惩抵抗侵略军的各级官员，短短的一年时间，清政府有一半官员死于自己愚忠的朝廷。他们中没有一个说得清自己为什么死的，因为他们不是死在抵抗洋人的战场，而是被自己的朝廷降旨称为“十恶不赦”―――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吞泥而死，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自缢而亡，奉旨而死的还有军机大臣启秀、山西巡抚毓贤、山西藩司李延萧、刑部侍郎徐承煜……

　　《辛丑条约》意味着有着漫长边防线的中国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一个巨大的国家从此大门洞开，“领土完整”这一概念将不复存在。在八国联军船坚炮利的现代化武器威慑下，有着4亿5千万人口的大清帝国在只有几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面前不得不低下它那曾经高傲的头。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锦绣河山成了殖民者的狩猎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掠夺财宝，杀戮平民，强奸妇女，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痛苦。

　　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1900年6月6日前后，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联合侵略华北，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分三路攻入北京后，到处奸淫、烧杀、抢掠，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打死了1700多人。“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2-08-23“义和团”帽子满天飞 徐弘炯（荷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时至今日，中国历朝历代大量的珍贵藏品仍然留在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这是殖民主义者抢夺偷盗的“战利品”，也是强盗蹂躏中国的铁证。

　　1900年7月16日，沙皇俄国趁列强各国出兵中国华北镇压义和团之机，一手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其它如日寇在旅顺、在华北、在南京屠城，美国大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的大街上强奸中国妇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俄远东军区军官俱乐部大厅里，悬挂着二幅巨幅油画：一幅画的是一群哥萨克猎杀一只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围着篝火，烤着虎肉，饮酒欢乐的场面；另一幅画的是中俄瑷珲条约签字的场景：趾高气扬的俄军将官身躯伟岸，胸佩勋章，手握刀柄，用轻蔑的眼角余光扫视着被迫签字的瑷珲将军及其幕僚。

　　而画面上的清朝官员则个个象鸦片烟鬼，垂头丧气地在瑷珲条约上签字。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俄罗斯来说，征服这片土地是哥萨克们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为征服而欢乐和自豪。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请看中俄边境地区俄国城市的名字吧：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葳），意思是“征服东方”，标志着俄罗斯疆界已越过乌拉尔，穿越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完成了“征服东方”的帝业；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意思是“报喜城”，取意于在该城签署瑷珲条约后，向沙皇报喜，俄罗斯终于占据了几代沙皇梦寐已求的黑龙江流域。[50]

　　从签订《辛丑条约》之日起，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便折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由于刚正不阿的清廷全权大臣杨儒拒绝在《交地约稿》上签字，俄国人恼羞成怒，最后竟然将他从楼上扔下摔成重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全权大臣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大清朝廷竟然连抗议的声音都没有。一年以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其子悲愤至极，自杀随父而去，双双客死异国。

　　据统计，从1842至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共签订了1175宗不平等的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仅从1840年开始的战争赔款和从1894年至1937年支付的利息，就分别达到13亿两白银和7.29亿美元。国家利益由此受到极大损害。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充满血和泪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和丧土辱国的心酸历史。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这些浸透着民族屈辱和血泪的历史，这刻骨铭心的伤痛，实在不是时间可以冲淡得了的。

　　中国人民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近乎偏执的敏感与自尊，显然是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

　　忘记过去就意谓着背叛。经历了割地赔款被动挨打的切肤之痛，目睹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历史重演。

　　“台独”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厄运到来时，坏事就会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遭遇是明证――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则来自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骚动将得到极大鼓舞，“疆独”和“藏独”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就会面临前苏联那种“解体”的危机，国将不国。

　　新疆早在汉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华统一的地理空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本质上讲，无论“疆独”还是“藏独”都是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大博弈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单回顾一下“疆独”和“藏独”的历史，就会一清二楚。

　　大博弈一词，源远流长，该词最初是指从19世纪早期直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中亚）控制权的殊死较量。当时英国已经把印度纳入版图，俄国则在远东和蒙古扩张。俄国的目的是在确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进（尤其是梦寐以求的暖水不冻港），英国的目标则是在稳占印度斯坦之外继续北上，进而控制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遂成为两大强国势力范围冲突的焦点。这场极为激烈的大博弈历时一个世纪，对弈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现在这个词又成了大国争夺的新名词。目前中国西部面临的两大分离主义运动即“藏独”和“疆独”，都是这场大博弈的余绪。

　　摊开世界地图，沿着欧洲巴尔干半岛到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然后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再至伊朗、阿富汗，随后折向西北，经里海两岸前苏联境内诸国至土耳其划一个大圈。这就是国际大博弈的主战场。这里似乎理应格外的繁荣富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大的内陆湖里海；这里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这里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汇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巴格达曾经是古巴比伦和阿拉伯帝国的都城。但这块土地却仿佛受到了诅咒一般。尤其是自从这里发掘出了黑色的金子之后，各大强国的冒险家们便云集此间，勾心斗角。他们带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战火、饥荒、哭泣、流浪、葬礼，还有不灭的仇恨……[51]

　　要了解大博弈，首先必须明确中亚的范围。按最狭隘的定义，中亚包括五个前苏联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正式讲，上述五名均需加以印度――伊朗语词根后缀“斯坦”（-stan ），义为“土地”。这五国构成所谓（俄属）突厥斯坦。

　　但是中亚的范围并不限于旧突厥斯坦。新疆常常被别有用意地称为东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自然也属于中亚，在观念上与中亚颇难区分的还有包括西藏的所谓“亚洲腹地”（Inner Asia）。与土库曼隔里海相望的阿塞拜疆也牵涉在内。阿塞拜疆在语言文化上与塔吉克之外的中亚四国关连，在宗教和民族上则与伊朗有密切关系。

　　从地理上看伊朗，东邻什叶派少数的阿富汗，东北部是逊尼派的土库曼族人口，北接里海，西北部则集居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在大博弈的棋盘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都躬逢其盛，伊朗自然也在劫难逃。而新疆在清朝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始终和大博弈休戚相关。

　　清朝末年，原中亚敖罕国的和硕伯克（Yaqub Beg ，清史称帕夏）侵入新疆，为当时与俄罗斯争夺中亚的英国提供了机会，于是“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52]（从此新疆成为国际大博弈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左宗棠当时对新疆局势的精辟分析）。

出身湖南湘阴的左宗棠，不顾各种内外阻力，克服重重困难，率兵击败英国在幕后支持的近代史上第一个“疆独”政权，并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迫使另一觊觎新疆的强权帝俄从伊宁撤军，恢复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崩溃，所谓“泛突厥主义”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泛突厥主义的目标，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而惯于利用各种民族矛盾为其帝国利益服务的英国，马上抓住了这一机会。

　　辛亥革命之后，新疆长期为几位军阀强人控制。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积弱，军阀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国和俄／苏势力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寻求生存。这几位军阀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可以另当别论，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维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清帝逊位后第一个控制新疆的杨增新，云南人，光绪己丑科进士。他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和策略。为了对付近在隔邻的帝俄－苏联对新疆的蚕食，在中国国力软弱之时，杨增新不得不借用英国力量予以抗衡。但此事的副作用是位于南疆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影响猛增，成为英国策划各种阴谋的间谍中心。英国领事艾泽敦（Percy T. Etherton ）在其回忆录《亚洲腹地》（ In the Heart of Asia ）中，就坦率承认当时英国深深地卷入了新疆分离主义运动。

　　杨增新于1928年被刺身亡，与其有师生之谊的甘肃人金树仁在混乱中取得政权，但是金树仁的政治能力远不如其老师。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新疆发生哈密事变，动乱迅速蔓延到鄯善、吐鲁番等地。金树仁政权不久垮台。

　　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活动之下，南疆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借机发动暴乱，于1933年11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都”喀什公开打出了“独立国”的招牌。由于当时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国，这个“独立国”，不仅代表英国的利益，更可以说是日本支持的新疆“满洲国”。可是这第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具有传奇色彩的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击溃瓦解，马仲英随后又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击败。后者在新疆长达十一年的统治由此树立。

　　但是新疆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消失。随着其在次大陆的统治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英国对新疆未免越来越力不从心。但是苏联对新疆地区的渗透却日益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发生了所谓“伊宁事变”，在苏联的主导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的合作下，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控制了伊梨、塔城、阿尔泰三个专区，实际分裂了整个新疆。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事件，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其中泛突厥主义的成分极重，例如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 ）事败后便终老土耳其。此外，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后来被中共改编为第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 ）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露面。成为公开的泛突厥主义分子。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结束，归功于当时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张治中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案。随后由于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迅速胜利，斯大林不得不让步，所谓“三区自治政府”和军队被中共收编，包括阿合买提江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死于一次神秘的苏联飞机失事。[53]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都有幕后的黑手。“疆独”的幕后黑手就是“东突”。

2001年上半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一篇名为《新世纪新挑战》的文章中写到：“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合为一体，兴风作浪，目标是使该地区民主过程倒转，推翻该地区的合法政府。”[54]

　　一位中国专家阅读此文后断言，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风口浪尖上！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的邪恶力量源自“东突”。

　　“东突”一词不是中国的地理名词，也不是新疆或新疆的少数民族，“东突”问题是在国际势力支持下由极少数分裂分子为制造分裂而炮制出来的，把新疆称为“东突”本身就是别有居心。

　　2001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会议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严正声明：“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接受‘东突’说法。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分裂主义。”

　　作为一个组织的称谓，“东突”是“东突厥斯坦”（也译“东土耳其斯坦”）的简称。据专家说，“东突”是1944年在新疆建立的一个谋求新疆独立的反动组织，上个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据称，类似的流亡组织在海外有50多个，他们把中国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杀回灭汉”是他们的口号，目的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合并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风马牛不相及。分裂分子妄想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分裂新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新疆的情况也与前南斯拉夫问题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之前，南斯拉夫各族本身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新疆恰恰相反――她和中国各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

　　事实上，有关“突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民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维吾尔族的祖先丁零人远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牧，到公元前后才来到北疆。而在他们进入新疆之前，中国汉王朝已经开始统治新疆楼兰等地了。

　　从族源看，虽然维吾尔民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原本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当突厥人占据了从里海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后，“突厥斯坦”才获得了广泛的含义。但“突厥斯坦”的名称并没有非常确切的含义，在这个名称之前加上“东”“西”“南”“北”的界定，也是很随意的。1722年，《帖木尔伯克史》一书，将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叫做“北突厥斯坦”，将“中国突厥斯坦”叫做“南突厥斯坦”。1829年，比丘林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出现在俄罗斯东方学家格里戈利耶夫的著作中，才正式传播开来。

　　由上述事实可见，关于现代泛突厥主义理论所制造的“东突厥斯坦”问题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确定也是十九世纪的事，距离突厥人的国家被维吾尔族和汉族联军所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

　　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55]

　　塔利班宗教极端分子与中国“疆独”运动的关系，人人皆知。但这只是其中的宗教层面。“疆独”运动的民族文化层面，是“泛突厥主义”。

　　中国西北地区聚居着回、维、乌、哈、塔、吉等少数民族，早在七世纪中叶就接受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因此，境内外的同一民族在宗教、文化和习俗上存在着“同质性”。“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根深蒂固。它们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所有突厥民族应建立统一的国家”等等。它们甚至号召通过“革命”和“圣战”，实现“新疆独立”。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民族分裂势力确实呈现出极端的色彩。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部边缘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使得新疆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已成为三股恶势力对中国进行分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前进基地”。境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根据地，频频在国外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试图扩大国际影响，而且竭力向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渗透。他们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和武器弹药，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据外电报道，2000年，两名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盘踞在土耳其、中亚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还试图联合蒙、藏等宗教分子搞破坏活动。由此可见，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已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中国西北边境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冲击。

　　与此同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恐怖主义组织纷纷成立。据披露，在境外的“东突独”组织就有50余个。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有40多个。一些组织已形成一定规模。

这些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一定组织形成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们培训暴力恐怖分子，积极筹集武器弹药，实施恐怖破坏活动。以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为标志，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活跃期，带有“圣战”色彩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发生。[56]

有两件事足以反映出“疆独”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６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会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解放军报》称：“（公约签署）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这一公约与前一年“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2001年5 月20日，由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率领的大型西部访问团启程访问中国大陆西北地区，以了解西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境外的新疆分离分子表示反对，声称将有对香港考察团不利的举动。

此事居然惊动了正在南亚访问的朱槠基总理，出面保证说：“在大陆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访问团不必害怕！”

　　与官方学者认为新疆“东突”分裂恐怖主义难成气候[57]相反，有实事求是的学者指出，实际从上层到下层，新疆“东突”思想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号召力，“赶走汉人”的宗旨可以获得热烈地响应。在新疆自治区主席位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58]

　　“藏独”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国际大博弈。今天的“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便是这前一轮大博弈的“遗产”。

　　在第一轮国际大博弈中，俄国密使德尔智（俄名多尔日耶夫）入藏潜伏25年，成为藏名村哓堪钦的西藏僧官兼哲蚌寺僧人。他曾经七次赴俄活动，往返圣彼得堡拉萨之间十多次，策动所谓“西藏抗英独立”，终于落空。因此，英国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的大举侵犯西藏，攻占拉萨等地，便被西方史家视作英国在第一轮大博弈中赢得的最后一场血腥胜利。

　　尽管当时荣赫鹏率领英军在西藏一路烧杀掳掠，坚决抵抗的藏军和其他无辜僧俗民众死伤巨大，后来的“藏独”人士却视其为友，当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更美化荣赫鹏的侵藏为“远征”，正是“拜荣赫鹏远征之赐”（达赖本人原文），才有拉萨英国代表团和荣赫鹏迫拉萨所签条约，因此证明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云云。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苏维埃势力迅速获得胜利，面对苏联的崛起，英国加紧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腹地的动作，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地的军阀混战，为英国加紧渗透西藏提供了机会，因此出现长时期内藏军军官用英文发号施令、藏军军乐队演奏“天佑我王”之类的奇妙现象。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对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在亲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派黄慕松入藏，后来又责成马步芳护送年幼的青海灵童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父亲等家属到拉萨等等。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更是伸张中国主权的大事。此后亲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出任年幼的达赖喇嘛的摄政，进一步限制了西藏亲英势力。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量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区设立青海和西康两省，并在西藏地区发展中国国民党地下党，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影响。

　　国民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分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在回族名将白崇禧的细致工作下，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成为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这从今天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就是在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独”运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命令马步芳在青海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事机场，使得后来蒋介石可以公开宣布：如果拉萨噶厦政府某些成员继续其离心动作，重庆政府将“进军西藏”。同时中国国民党大力支持印度国大党的独立运动，迫使英国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萨，如果重庆中央政府进军西藏，印英将爱莫能助。??

　　但是英国并没有因此停止支持藏独，同时印度国大党不顾中国对其早先的支持，俨然以英帝国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西藏亲英势力因此不仅将热振活佛排挤出拉萨政权，在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 ）的直接参预下，于1947年关押热振活佛并将其秘密处死，同时支持热振活佛的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大批反英喇嘛被屠杀，而达赖喇嘛的父亲也在此际不明不白地死亡。此事的巅峰，是在印度独立后，马上有人企图在印度领土上宣布“西藏独立”。

　　同时，随着英帝国的衰亡、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和冷战的开始，美国政府一反多年来支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开始接收英帝国在中亚的衣钵。早在1948年，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可南（Mackernan ）便帮助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1949年4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驻印度大使：美国希望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1949年9 月，在中共军队入疆前夕，马可南仓惶经西藏逃亡，并对“反共”人士留下指示：“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从此际起，在新的外国主顾下，藏独运动逐渐进入“现代”阶段。

　　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措施，加上英国从次大陆撤退，“中国军队”入藏成为一个迟早的历史大势。解放军1950年10月越过金沙江和半年多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无非是这一历史大势晚来的兑现而已。

　　值得一提的历史事实，是在二次大战前后，美国政府一直相当坚决地支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这也是二战时美英在亚洲的一个矛盾。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的变迁，美国全面接手第一次大博弈中英帝国争夺亚洲腹地的传统和“资产”，西藏不幸成为“冷战”的战场和牺牲品。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国的悲哀。

　　美国从195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对美国亚洲战略的利用价值。于是在北美，美国国务院等开始大力资助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美国则直接在军事上卷入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鼓励”少数民族对中共的“反抗”。

　　早在19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便秘密卷入策划西藏的“秘密战争”。1957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空运大批受过训练的藏族特工和武器进入西藏，同时美国在琉球（即日本所谓冲绳）到科罗拉多州的各秘密基地，集中训练藏族武装人员。西藏反共的“四水六岗”武装组织，完全是美国一手策划和装备的。仅从1957至1960年，美国即给西藏“游击队员”空投了400 多吨物资。1950年代初期北京和拉萨“蜜月”的结束和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出现。“起义”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员、弹药，直到指引达赖喇嘛“奔印”具体路线，连达赖喇嘛自己都不否认。

　　另一必须指出的事实，是美国导演的这新一轮藏独运动，一开始完全是彻底的“暴力”行动，而达赖喇嘛及其家族从最初就直接卷入。其实达赖喇嘛几位兄弟和美国中情局的密切接触，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而根据在美国出版、为藏独宣传的《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一书，远在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之前，目前以“慈悲和平”面目到处游说的达赖喇嘛，便已经向坚持“暴力斗争”的四水六岗组织秘密传送了八封“鼓励信”。

　　西藏的这场“武装斗争”，是冷战中一场标准的“代理人战争”，一如在越南战争中武装利用印度支那半岛苗族来对付越共，是美国在冷战中唆使煽动“民族矛盾”以实现政治军事目的的拿手好戏。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国国际“利益”有变，华盛顿马上始乱终弃。在越战败局已定，特别是美国准备“联华抗苏”之时，华盛顿全面放弃支持“藏族武装斗争”，任四水六岗组织被尼泊尔皇家军队全歼，其无情无义程度，令许多当事的中情局特工为之汗颜，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后话。

“塞翁失马”，尽管在军事上惨遭“出卖”抛弃，由于美国地缘战略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瓦解后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离强合弱”的需要，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改走“和平”路线，近年来在美国行情大涨。[59]

　　十四世达赖喇嘛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功不可没”。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劝。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的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过去，达赖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协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叁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49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1997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于西藏的影片……达赖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叁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60]

　　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政府和传媒另一件不愿声张面对的事实，是近百多年来，真正遭到“文化灭族”和“民族清洗”的原藏语和藏传佛教地区，决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正是被原英帝国强占的大吉岭（原属锡金）、锡金（即哲孟雄，原属西藏）和拉达克等地。它们今天都成了印度的正式领土，那里的藏语文化频临消失。中国境外唯一的藏语国家不丹，也面临印度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效忠达赖喇嘛的“西藏难民”双重威胁。[61]

　　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 元 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 东至东南亚地区。

　　印度独立后，俨然以大英帝国在南亚的继承人自居。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 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这份“遗产”。他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眼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这里所说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国。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遭到首次重挫。印度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 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 联邦” 不可回避的近邻大国。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 “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 ，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 ”。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顺利平息少数藏人叛乱，以 及1962年对印作战的胜利，使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设想受到自印巴分治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以至尼赫鲁在1962年印度军事失败后不久逝世。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的巴基斯坦分裂；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间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的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渐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

　　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2000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由此看来，印度“ 大国”概念的潜在含意应是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西藏乃至印度洋沿岸诸国都被纳入印控的“联邦”的历史概念。

　　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印度从尼赫鲁以后所追求的南亚霸权目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对巴基斯坦-西藏- 孟加拉的实际控制权，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权。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几年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说过“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按印度霸权主义的主张，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分离。[62]

　　印度近年来“大国梦”膨胀，其情报部门公然招募“精通汉语、藏语、尼泊尔语……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印度又面临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爆炸的严重威胁。中国之外大吉岭、锡金、拉达克等原藏语区遭到印度的“非藏化”，实在为“藏独”运动提供了不祥的前车之鉴。[63]

　　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下）

　　印度梦寐以求的是西藏的独立，西藏独立可以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 ，这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危险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只要印度不放弃其孜孜以求的南亚霸权目标，印度就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挑衅。在印度某些人看来，只有促成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印度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因此，由印度所谓“安全利益”引起的与中国的矛盾是地区性的。而西藏是中印矛盾的核心。

　　印度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在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已发展为独立的一极。1995～ 96年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6位；军事上看今天的印度已成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为后盾的军事强国，其空军自封世界第四，海军已挤入世界10大海洋强国之列。这一变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已不再局囿于克什米尔那样的弹丸之地，印度所要谋求的已是“在国际事务中要起到与其国土面积和实力相符合的作用并要得到相应的大国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30年代德国、日本及80年代伊拉克面临的两面夹击的形势一样，印度必须先从北方解决问题。北方在印度看来最不能绕过的就是中国。不与中国从地缘上隔离开来，印度在南亚的所有霸权目标就只能是空想。为此印度必须把加速西藏与中国分离作为实现南亚霸权的首选步骤。

　　长期以来，印度给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以庇护，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式给予噶玛巴难民地位并取消了对他自由活动的限制。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用使西藏问题迅速卷入国际化的方式，而不是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方式，以及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徊(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的方式，很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印度及国际反华势力达到实际分离中国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4]

　　1950年11月18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在写给他的同事萨达尔。帕特尔的信中说：“我们不能拯救西藏，虽然我们希望这么做，我们救它所做的努力越大，给它带来的麻烦也越大。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有效地帮助它，反而给它带来麻烦，这对西藏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们有可能帮助西藏维持最大限度的自治。”

　　尼赫鲁加了以下的话，其意义对今天来说都是有用的：“必须记住的是英国、美国、以及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对西藏或那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找中国的麻烦。”[65]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印度对“藏独”的影响还表现在宗教层面。

　　自古以来，西藏对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地理上，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国，从中国内陆到西藏上任或办事的官员，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绕一大圈，也比从中国境内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转。有风险即去印度，亦成为本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物的习惯动作。

　　1980年中央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迅速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么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后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藏人全民信教。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达赖既是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

　　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400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镇）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1993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问题是对于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样？

　　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镇藏人，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即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

　　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镇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囗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城镇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达赖可以左右开弓的利器。

　　从考虑危机的角度看，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多万汉人在那里安家(其中有近200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什么唯独绕过身边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去呢？原因就在于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口优势也没用。

　　西藏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如果独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谅其自己力量无法建立有效的边防。这一点，先天地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依靠一个大国，以获得建立边防的人力物力，或者干脆就由那个大国为它承担整个防务。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不是依靠中国，就是依靠印度，没有别的选择。而西藏独立是其对中国的摆脱，仅凭分离的惯性，也会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况达赖喇嘛及他治下的数万西藏难民，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之恩惠呢。达赖对此曾坦言：“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

　　印度是能够为西藏提供边防、足与中国匹敌的大国吗？中国人爱回顾1962年中印战争的的印度军队如何不堪一击。然而今非昔比，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国军人最清楚这一点。中国边防至今还有一些段落靠骡马运输（甚至人背肩扛）保证后勤，印军却已经普遍使用直升飞机。印度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军费开支在80年代却曾达到中国的近两倍。即使中国在90年代大幅度增加军费，也仍然没有赶上印度。1962年那场失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1971年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66]

　　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开始，出现了新一轮国际“大博弈”，当前的新一轮大博弈，完全可说是老一轮大博弈在新国际战略组合下的延续，只不过大博弈的主角换成了美国，美国在这一大博弈中有地缘政治和经济两大目的，两者又密切相连。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在政治上，美国的目的和策略都是世界强权斗争中传统的“离强合弱”（“抑强助弱”），其主要对象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对于俄罗斯，美国的目的是确保本区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削弱俄国对它们的控制和影响，进一步蚕食俄罗斯在中亚、里海和高加索的势力。对于伊朗，美国企图长期遏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并通过支持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威胁伊朗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甚至最终肢解伊朗。

　　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上突飞猛进，无疑是对美国独占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挑战。而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国必须发展和利用中亚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美国对此是以攻为守，以第一轮大博弈中应运而生的“藏独”和“疆独”两大分离主义运动，直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西部的发展。

　　在经济上，美国的目的更加明确，其中心便是前苏联里海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尚未开发的巨大石油蕴藏，阿塞拜疆共和国早已以其石油储藏著名于世。此外，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与英国――挪威北海油田不相上下。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第五位。总之，本区的石油总储量估计至少在250 亿桶以上，与已经长期开发的科威特油田总量相仿，超过阿拉斯加北坡和北海油田的总和。

　　目前美国和西方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石油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受到伊斯兰什叶派势力崛起的巨大挑战，迫使美国寻求更为长远稳定的能源资源。

　　与此同时，根据当今布什总统自己的说法，美国正面临短期和长期的能源危机。布什不仅食言而肥，违背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竞选诺言，还冒天下大不韪，取消前克林顿政府对京都国际协议的承诺。因此不难理解某一美国战略研究人士的结论，认为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对21世纪西方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生死攸关。”

　　在西太平洋，从白令海峡、朝鲜半岛直到台湾海峡，美国的战略是依靠日本，因此日本的二战翻案运动愈演愈烈。而美国新中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利用北约盟国土耳其。其结果是苏联崩溃后在中亚“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所谓“疆独”运动，便是其组成部分。

　　苏联瓦解之后，中美反苏“轴心”寿终正寝，而原苏联中亚和里海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纷纷独立，为美国直接涉足中亚，提供了大好机会。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民族特性和地理位置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宠儿。

　　在新疆，当年的独立运动的背景支持是苏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插手新疆三区革命，为三区革命政府培养、训练、输送干部的过程中，灌输“民族自决”思想，对新疆政局影响是深远的。斯大林当时的意图，乃是建立一个外蒙古式的仆从国，或者干脆加入苏联，成为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今日新疆的民族分离主义与苏联当年长达二十年的以“民族自决”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了干系的。现在的情况是，“疆独”的指挥大棒由美国的铁杆盟友土耳其国接过，“疆独”分子梦想成立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最后好与土耳其合并。

　　中亚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四个共和国，都是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作为最大的突厥族国家，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运动当仁不让的旗手。土耳其各界领袖纷纷发表有关新疆的狂热言论，例如已故总统欧扎尔就公开声称：“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同时在新疆地区，各种爆炸和骚乱事件开始不断出现，近年来愈演愈烈，海外特别是土耳其境内的各种“疆独”组织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疆独”运动形成第三次高潮。

　　在美国方面，从“中情局专家”到有关“学术界”人士，不断放出“新疆局势不稳”，“中国可能分裂”的言论。美国政界和美国国会，则不断出面表示对新疆突厥族人“受压迫”的关注。同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美国政府主办的宣传机构，全力以赴，加强对中国新疆地区突厥语各族的宣传广播。2001年3 月，美联社发表专评，公开称此宣传战为一场“高科技手段的大博弈”。

　　美国中亚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国务院之外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职责，特别值得注意。早有美国学者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公司路线”，是“中国可能分裂”。

　　苏联瓦解后，美国军方的四大世界辖区之一――“中部军区”（Central Command，辖区是非洲、中东和中亚）在中亚的活动急速增长，成为极重要的区域司令部（Regional Commanders-in-Chief，简称CINC）。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屡屡被削减，但是军方区域司令部对外不公开的预算却不断增加，以致区域司令们特别是前不久退休的中部军区司令兹尼上将（Anthony C. Zinni）得到了“四星外交家”的美称。

　　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正在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演变，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导致两项发展：“丝绸之路”和南洋海陆空商路的繁荣。由于与东南亚华人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南洋商路备受各方注目。中美撞机事件，表明南洋商路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并作为对美国新一轮中亚大博弈战略的回应，中国加速开发大西部、复兴丝绸之路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正如南中国海上的撞机事件，作为大博弈一部的“疆独”运动，决不会消失于中亚的政治舞台。随着美国全面加速其战略重点向亚洲的转移，“疆独”的热度将会不断上升。[67]

　　与此同时，美国对“藏独”运动的支持也日益升温。2000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估计国会将会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总统签署生效，美政府就会借口“法律依据”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放手干涉我内政。5月17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任命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这是自1997年以来任职最高的官员担任这一职务。鲍威尔表示：“西藏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能帮助国务院制定出有助于藏人和中国人和解的政策。”“美国应该让中国知道，西藏问题将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关系”。23日，正值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五十周年之际，达赖在会见鲍威尔之后又受到布什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白宫的接见，布什“声明坚定支持达赖喇嘛为倡议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所作的不懈努力”。[68]

　　有网友指出，在美国国务院关于西藏的网站中居心叵测地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屠杀了400万藏民，殊不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按美国人的说法，西藏的藏民岂不是绝了种？

美国插手西藏和新疆，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石油利益的双重考虑。

　　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的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21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69]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

　　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二十一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今天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自中东和中亚。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21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20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甸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

　　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正因此，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５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21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下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21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

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与海洋体系息息相关，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台湾海峡的航行畅通对我国民经济均恒发展和外贸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海峡长约220海哩，平均宽度约90海哩，是我国沿海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日均通过的商船达百艘之多。

　　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90]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

　　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

　　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台湾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91]

　　当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将人类生存的陆地弄得不堪重荷之时，众多的目光投向了包裹着陆地的海洋。那浩淼的蔚蓝色正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它占有地球面积的70.8%，它拥有的矿物资源、海洋食物资源是陆地的千余倍，它所提供的水产品至少能活300亿人口，曾有这样一件事：在距日本京都千余公理的海洋上，有一个叫冲鸟岛的地方，岛屿很小，涨潮时，岛的最高处离海面仅有45厘米，其露出面的长度不足五米。岛上既无矿藏，也无人烟。但是日本政论却投资数亿美元修葺小岛营造建筑，以“填海造田”的气势保留这块孤悬在汪洋的小岛。[92]

　　精明的日本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日本这样大兴土木图的是什么呢？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而岛屿可以像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有权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2海里领海和24海里毗边区为依据，向广阔而富绕的海域索要“海洋国土”。因此，岛屿具有数万倍的增值能力。正因为如此，凡涉及海岛的主权归属，各国绝不相让。

　　中国80%的石油沉睡海底。??

　　以目前中国的原油产量，现已发现的储量再过二十年即告开采完毕。

　　而南中国海中国传统疆域内的的石油储量为六百亿吨，够用一百年。南中国海的可燃冰储量足够用上几万年。南中国海的其它资源价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中国这一人口众多而陆地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简直是起死回生之地。同时南中国海又是东亚与西亚、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交通运输的咽喉和枢纽。

　　据科学家计算，就生产热量而言，两亩浅海海洋就相当于一亩良田，我国沿海约有这样的“良田”2亿亩，而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的水产品及鱼类生产能力，不亚于沿岸浅海，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公里，这相当于大陆粮食面积的总和。在不久的将来，南沙将要成为中国人的第二“粮仓”。

　　南中国海诸岛是许多岛屿、沙洲、礁、暗沙和浅滩的总称，南北绵延1800公里，东西约900多公里。诸岛礁北起海岸附近的北卫滩，南至曾母暗沙，西起万安滩，东至黄岩岛，自北至南大致可以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通常依据岛礁距水面的上下，分别称为岛屿、沙洲、暗礁、暗滩和暗沙等。南沙海域一共有230余个岛礁，露出水面的岛屿和沙滩有36座。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0.43平方公里。曾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点。

　　从1802年开始，英、美等国先后非法在南沙调查、测量。他们发现，在这里只有中国人存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人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舰队挺进南海，使南海诸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51年美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未明确将南沙群岛归还中国，由此引出事端。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指出，南沙群岛一直是中国的领土。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美、法、苏等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以及各种文献和权威的百科全书均清楚地将南沙群岛标属中国。[93]

　　然而，由于中国海军长期积弱不振，我们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没有保障。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南中国海海底发现石油、天然气，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纷纷派兵抢占岛礁，宣布拥有主权，印尼、文莱等国也非法进行石油开采。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南、岛礁数目最多、分布面积最广的一组珊瑚礁群。西面隔南海主要航道与越南相望；东面隔南海辅助航道与菲律宾相邻；最南面的曾母暗沙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来只有几十海里；北面的太平岛距西沙群岛约400 海里。

　　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它是控制南中国海的钥匙。而且，其周围海域资源十分丰富，仅石油蕴藏量就达200 亿吨，确系中华民族繁衍发展所需的一个资源宝库。

　　我国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布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为300 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而美、日、菲、越、印尼、印度等国宣布的管辖海域面积却相当于本国陆地面积的3 倍以上，甚至达10倍。

　　南沙群岛由230 多个岛、礁、滩和沙洲组成，虽然单个岛礁的面积很小（最小的太平岛只有0.43平方公里），但是分布面积却达24.4万平方海里，约8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海洋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要冲，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天约有400 艘船只通过这里。南沙群岛不仅能扼制南海的海上交通线，而且能对马六甲、巽他和望加锡等海峡（美国要控制的咽侯点）产生重大影响。各占据我南沙岛屿的国家都在把南沙问题推向国际化，以图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肆意掠夺南海资源。

　　按已知储量和目前开采量计算，南沙海域的海底石油尚能开采17年，天然气尚可开采40年。在1986年以前，越南是石油进口国，石油产量只有6 万吨。自从80年代开始大量掠夺南海石油以来，91年石油产量超过450万吨，目前石油产量已达700 万吨，使越南成为石油输出国，石油工业已成为越南经济支柱产业。

　　马来西亚自从在中国南海发展海上石油生产后，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石油出口总值已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 ，海上石油年产量超过3000万吨。

　　就连文莱这个只有5770平方公里、人口27万的小国，也使从南海掠夺的石油成为其主要收益。

　　目前南沙岛群中中国仅控制着9 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

　　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8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 个。印度尼西亚2 个。马来西亚抢占9 个。文莱1 个。

　　南中国海之争，表面上看是岛礁之争，实质上是资源之争。

　　越、菲、马等国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40个岛礁和大片海域，并加紧寻求侵占的法理依据和政治支持，不断强化军事占领，抛出各种否定中国主权的解决方案，还企图使美、日等地区外大国卷入以遏制中国的行动。只要中国在南沙群岛稍有行动，越、菲、马就大叫大嚷，其他东盟国家也在外交上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而越、菲、马继续侵占岛礁，并在岛上大兴土木，增派驻军，扩大警戒范围，向中国在这一海区作业的渔船开枪，抓捕中国渔船，其他国家则默不作声，使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到不公正对待。

　　黄岩岛扼马六甲海峡至台湾、巴士海峡的南海航线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国领土，中国历史上许多文献都有中国对该岛享有主权的记载，中国曾多次对该岛命名或更改名称，对该岛行使主权管辖。国际社会普遍承认黄岩岛是中国领土，菲律宾对此从未表示过异议。但从1997年4月以来，菲律宾多次出动军舰和飞机在中国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对中日美三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参加的探险活动进行无端跟踪、监视和干扰，菲国会议员还数次登岛竖旗立碑，菲军舰和飞机至今仍对该岛进行监控。

　　而美国也不失时机的频频插手南海事务，并积极与东盟接触，联合菲律宾等国举行罕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各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多达14次，2000年更达16次之多，这两年的演习仍有增无减。美国意在激发和巩固东盟与中国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决心与斗志，以便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狡猾的美国人不用自己前来挑战，东盟便成为美国借刀杀人的利刃！[94]

　　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保护海上贸易所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所面临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也与近海岛屿的主权争端直接相关。从地缘角度看，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生死攸关。[95]

　　“台独”与南中国海的问题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如果中国失去了台湾，紧接着就会失去南中国海。因为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就表明肯定是中国实力不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就会趁火打劫，争相掠夺南中国海的领土与领海，那时中国也没有能力进行制止，南中国海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就会拱手让人。

　　与南海相比，东海、黄海不过是池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中国海军就失去了发展的依托，而没有强大的海军，中国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反过来讲，一旦中国成功统一台湾，台湾岛和台湾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将为我所用，我国防实力将成倍增加，将其威慑力投射到几千公里之外，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会知难而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烦恼就会烟消云散。

　　中国如果再度丢失台湾，台湾将很容易地再度变成受人操纵的航空母舰。凭借这个不沉的航母，将封锁住中国大陆所有的出海口，这样，世世代代都为中国领土的宝岛不仅不能有益于祖国，相反它却会变成插在中国腹部的一把匕首。中国的国防将危如累卵，更罔论现代化建设了。遭受沉痛挫伤的，不只是中国的海洋事业，还有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或如明眼人所评论：“如果不把台湾拿过来，中国就可能永远难以外向，永远困守在中国大陆”。[96]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台湾“独立”了，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就为时不远了，中国四分五裂，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这方面苏联解体的教训太惨痛了。

　　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斯蒂芬?科恩在《失败的征战》一书中引用的统计数字使人触目惊心。书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地区国民收入下降了50%以上，与之相比，美国在大萧条期间也只衰退了27%；前苏联地区的工人收入减少了一半；牲畜和奶牛减少了75%。

　　1989年，前苏联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有1400万；到了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前，这一数字已剧增至1.47亿，相当于俄全国人口的总和。“休克疗法”造成了空前的社会灾难，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数量超过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伤亡人数(2000余万)。与此同时，霍乱、伤寒、酗酒、卖淫、吸毒和艾滋病流行，数百万儿童营养不良，成年男人寿命骤减。[97]

　　我国人口增长很快，每年要增长一千多万人。尽管我们的国土面积较大，但真正能够开发利用的并不多，人均耕地很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砍伐相 当严重。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南方地区的荒漠化很严重，河流的污染很厉害，北方几乎所有城市都缺水。而且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进口量越来越大，比如石油，现在我们供不应求，每年进口的数量已经超过总用量的30％；我国现在使用的铁矿石每年也有相当比例从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每年的铜、铝进口也不少；另外，化肥、农药、木材、纸进口的比例也相当大。

　　中国的耕地面积、水资源的总量分别占世界的7％，却养活着占世界人口总量21％以上的人口。而中国有限的其他自然资源及资本资源、知识资源等，也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还能退到那里去。

　　一个民族要生存，就必须拥有相应的陆地、海洋和领空。??

　　陆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而且，国士辽阔，回旋余地大，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就强，相应地生存安全系数也大。??

　　俄国历经拿破仑、希特勒二次打击而幸免于难，中国抗日战争能最终取得胜利，都充分证明了国土辽阔对于一个民族生存的关键意义。

　　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具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明王朝要大三倍（十七世纪明王朝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平方公里），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50年前，我们不得已失去了外蒙古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几十年来使得华北的安全险象环生；台湾是中国试图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命脉所系，她关系到中国能够否维持长远的经济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东亚地区有力地抗衡其它大国，今天，如果我们再失去了台湾，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第一节 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经指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没有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半个世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表明，台湾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核心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直接影响到台湾局势的发展。

　　简单地说，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阻碍中国收复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

　　美国直接介入台湾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美国政府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它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少种声音，至少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签署与发表，明确承认并支持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后立即归还中国。

　　从1943年开罗会议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整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还重申美国在有关国际协议中的承诺，并称台湾已归还中国。杜鲁门在声明中说美国“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律师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2月9日，美国务院官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在战后收回台湾从未质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这一立场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如果美国信守这一正确立场，也许战后中美关系史会是另一种写法，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曲折与迷雾。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崩溃，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将自己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的想法，美国政府的要员也公开表示过要抛弃台湾蒋介石政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为了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决定以协防的名义，直接出兵台湾。那只缩回去的罪恶之手又重新伸向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麦克阿瑟还建议请蒋介石派一个军到朝鲜参战。杜鲁门在与国务卿艾奇逊商量后，认为台湾派兵到朝鲜作战的建议不可取，这将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但以朝鲜战争为借口进兵台湾则有“必要”。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八艘舰只，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并称，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目的是要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海军不仅要防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将阻止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径找到“合法”的理由，明眼人早就看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已是苟延残喘，自保尚不足，还奢谈什么进攻大陆？

　　更为险恶的是，杜鲁门政府为了证明其出兵台湾的正当性，还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杜鲁门无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即已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事实，无视美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竟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就在四个多月前，杜鲁门自己还信誓旦旦地发表声明，说什么“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台湾）行使主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云云。仅仅过了不到半年，为了实现其防御共产主义的战略，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笼，暴露了美国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险恶居心。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47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针对日本的《旧金山和约》，该和约至今仍让中国人感到酸楚的两点史实是：第一，当时，豪气冲天的美国根本就没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既没有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当局，尽管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第二，该条约为今天的“台湾问题”埋下伏笔。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未提它们的未来地位，也故意没有明确规定把它们交还中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都把此条约奉为圭臬。因此，条约草案一出台就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和强烈谴责。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创刊号在头版发表《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上看美国的狼心狗肺》文章指出，美国单独媾和日本“表明了几件事”：第一，美国要排斥中国和苏联。“在美国鬼子的‘对日和约草案’里规定说：它的这个条约，不管别的国家同意不同意，只要它的走狗日本反动政府答应了，9个月以后就生效。谁要是不参加，谁就没有权利。”第二，“美国想赶快武装日本，利用日本法西斯来帮它侵略朝鲜和我们中国。……从前杀人放火的日本军阀，也都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第三，“美国一心要侵害中国和苏联的主权和利益”，草案“故意不说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还“规定从前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不准向日本要赔偿”。

　　自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美国一直未向台湾派出正式的外交官和外交机构。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1950年7月28日，杜鲁门派蓝钦为驻台“公使衔”代办，海军少将贾那德为驻台武官。7月31日，麦克阿瑟率领美军代表团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商定，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共同防守台湾。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入驻台湾，建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美海军也在台北成立“联络部”，负责协调指挥台湾海军；美国政府还派出一个名叫“美国远东军驻台军事顾问团”的正式代表团长驻台湾，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蒋介石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来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对部下分析：“韩战对于台湾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台）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台湾）；如果韩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应该说，蒋介石的此番分析确有见地。蒋介石决心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天晚上，蒋介石一方面向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去电报，表示声援，承诺给予南朝鲜必要的援助；同时召开紧急军政会议，决定台、澎、金、马即日起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三军将士停止休假，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逻和台湾空防，全岛实行宵禁。蒋介石还应麦克阿瑟的请求，决定派出3万余人军队赴朝配合美军作战。6月29日下午，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将派兵赴朝的文件递交美国国务院。杜鲁门政府在处理蒋军参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军方主张同意，而国务院方面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北朝鲜打北朝鲜共军，毫无疑问，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这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将会扩大，局势的发展就难以控制，其结果是不仅美国会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也会把美国的盟国吓跑。”。美国政府担心此举会将美国大量兵力长期牵制在远东地区，从而削弱美军在欧洲的兵力，使其与苏联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基于将朝鲜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战略考虑，7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回函蒋介石，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出兵请求。

　　为了讨好美国，保存自己，蒋介石顾不上讲什么民族尊严了，全部答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意将台湾的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统一调度。

　　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曾有过一段明白地说明：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驻扎10到20个航空大队，是不可多得的空军基地。同时，如果取得台湾作为潜水艇基地，不但可以对前方作战提供短程潜水艇支援，而且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当然这只是麦克阿瑟站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政府控制台湾最大的意图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组成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的西太平洋防线，封锁、围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10月，美国大选揭晓，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第34届美国总统。不久，艾森豪威尔即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顽固反共派。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为首的美国政府，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蒋进一步全面勾结。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任命金兰为驻台“大使”。这是美国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首次向国民党派出“大使”，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国民党。8月，美国和台湾的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公开向新中国示威和挑衅。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这是1949年以后访问台湾的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尼克松还在台北发表演讲，称“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整个中国”。与杜鲁门时代只派军事人员访台不同，此时大批美国政府、军事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纷纷访问台湾，给台湾当局打气。一时台北冠盖云集，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

　　对于美国政府“关爱的眼神”和“厚爱”，蒋介石自然是欣喜若狂，感激万分。正像他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所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使美国把自己已经准备扔掉的国民党政权又捡了回来，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得到喘息的机会，蒋介石甚而至于还从中依稀看到了自己反攻大陆的希望。美国的支持是国民党在台湾生存的保障，蒋介石要想方设法进一步拉近、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与其西方盟国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美国则与其庇护的南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单独签定了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唯独与台湾没有。于是，蒋介石通过其驻美“大使”顾维钧于1953年10月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签定结盟条约的建议。

　　对于美国实现其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来说，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因此，在美国政府看来，与台湾签定结盟条约，显然有其必要性。但艾森豪威尔却对台湾的提议迟迟未予肯定的答复，原因是美对蒋介石不断高喊的“反攻大陆”心存顾忌。艾森豪威尔担心，一旦签定了结盟条约，如果蒋介石冒险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则将会把美国拉下水。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失败，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再也不敢冒卷入中国内战、与中国再打一仗的风险。

　　为了争取早日与美国签定同盟条约，1954年6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大使”金兰，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承诺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先征得美国的同意。金兰当即向国务院报告，称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的重大让步，解决了美蒋间的分歧。1954年12月2日，叶公超和杜勒斯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文本上签字。台湾“立法院”立即通过，美国参议院也于1955年2月批准。3月3日，双方在台北互换批准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正式确认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它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步骤。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用心十分明显。同时，条约又约束国民党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实际上在于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这样，既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又不准台湾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企图将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终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这以后，美国国会又于1955年1月通过所谓“台湾决议案”，竟然“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确保台湾与澎湖列岛免受武装攻击”。根据此一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于1月28日驶入台湾海峡巡游。1958年10月，杜勒斯访问台湾，美蒋签署“联合公报”，公报要求蒋介石靠“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现中国统一，而非“凭借武力”，进一步限制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就是后来蒋介石所声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来历。[1]

　　到了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美国到处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侵略的方针遭到极大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并在全球形成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改善美中两国的关系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中美双方并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识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2]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独立研究机构“国家安全档案”公开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秘密访问北京时的谈判文件内容，文件中显示的真相是，会谈的前三分之一内容都是关于台湾议题，周恩来清楚的向基辛格说，美国必须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台湾“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必须归还给祖国。”基辛格除了承诺美国将从台湾撤军外，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未来，也不主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与一个台湾”的解决方案。[3]

　　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不仅进一步重申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是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同于以往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但是，1979年3月26日，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申明和强烈反对，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于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的政策是（1）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2）宣布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切；（3）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4）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5）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6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在政策的执行上，该法案声称：一旦出现任何足以危及台湾安全的情况，美国将“依照”其“宪法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在台湾的地位问题上，该法案实际上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将台湾与主权“国家”相提并论。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美国对台政策玩弄的两面手法，即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把台湾看作是一个“国家”，其实质仍然是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什么改变。虽然美国在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公报》中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但美国在此期间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台湾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冷后结束后，中国重新被美国定位为敌人，而台湾重新获得了冷战前期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的桥头堡地位。

　　1993年7月，美参议院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由默考斯基发起的修正案，给《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增加一款，即取消对美售台武器质量和数量上的限制；

　　1994年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称，《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1982年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1994年4月，美参众两院通过默考斯基修正案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二节和第三节效力优于美国的政策声明；

　　1994年6月，美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 4年9月，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宣布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允许台湾高层领导过境，允许两国高级官员互访，同意台湾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1995年4月，美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众议院共同决议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5年5月，美参众两院以全票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

　　正是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实际政策鼓励下，李登辉有恃无恐，掀掉了“两国论”的盖头帕。“两国论”刚出台时，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各国也纷纷表态支持“一个中国”立场，李登辉不得不辩称别人误读了他的讲话。但是，1999年7月30日，美国防部宣布将卖给台湾一批价值1.5亿美元的军用器材！紧接着，7月31日，美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另一笔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设施！其中赫然包括两架E-2T“鹰眼”空中预警机、先进的地面雷达和可以识别我空军各型作战飞机的相关软件。美国防部称，这两笔重要的对台军售，既可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又不影响台海两岸的基本军事力量平衡。然后，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率团访台，公开支持“两国论”，摆明了美国的态度。

　　有了美国的支持后，李登辉高兴得眉飞色舞，干脆去掉了“特殊”二字，变“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国与国关系”，说“两国论”闹得越大越好，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华民国”的委屈。[4]

　　1995年，由于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卷入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仅有害而无利。因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台政策。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上海，克林顿总统宣布了美国对台政策“三不原则”，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与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参加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美国宣布对台政策“三不原则”，表明美国从支持“一中一台”转向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与此同时，美国一再声称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仍有协助台湾防务的义务。

　　美国人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其对外政策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美国在1949年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所有；1949年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出于对抗中国的战略需求，认为“台湾地位未定”；972年到1979年，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1979年到1997年，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实质上仍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奉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1997年后，美国声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认为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继续对台军售，实质上是维护台海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使台湾成为遏制中国的筹码。

第二节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中国

战略思想脉络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那时起，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作为美国战略敌手的意义大大下降，中国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盟友意义日益淡化。1991年苏东剧变后，在柏林墙的轰塌声中，美国和西方高声庆祝出乎他们意料的辉煌胜利，并重新审视全球形势，制定新的全球战略。1990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构想，声称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而其军事战略的重点则将转移到防止和对付足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凡是不符合甚至挑战这一“世界新秩序”构想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思想文化，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都是美国的明显的或潜在的敌人。

　　布什提出这一战略时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时，其意图在于借轰炸伊拉克来为“世界新秩序”奠基。这一构想得到了美国统治精英的一致认可，并通过海湾战争昭告世界。

　　克林顿接任总统后，换了一个不那么露骨的口号：“参与和扩展”。但细究起来，仍然是布什总统“世界新秩序”的那一套：所谓“参与”，即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所谓“扩展”，就是要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民主制度”。按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的解释，“扩展”即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根据这一总目标，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对前二类国家美国将与其合作、加强协调，对于第三类国家，即剧变后的苏东各国，美国将采取措施巩固其变化，对于第四类国家，美国将从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上采取孤立政策。

　　那么中国属于那一类呢？很不幸，中国事实上被看作第四类国家――在美国的眼里，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朋友”的资格。如果中国也是象伊拉克、朝鲜这样的蕞尔小国的话，很有可能已经被美国公开称为“无赖国家”了。

　　苏东剧变后，中国既失去了对苏冷战的战略价值，又是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有潜力挑战美国全球战略绝对优势的大国。因此，美国政治和传媒精英一致认定，中国是美国冷战后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就是说，21世纪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以保持和促进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布氏称之为“美国首要地位”为其根本目标的。[5]

　　著名国际关系大师基辛格认为如果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一门科学理论的话，就是均势。何谓均势，就是国际各种力量之间平衡的维护、打破、建立等现象。从均势角度分析，国际舞台上必有几种势力，一种是秩序的维护者，另外一种是挑战者，还有就是各自的支持者。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在西方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正如美国“国师级”智囊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所指出的，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及西方优势，就必须立足于美国已从世界霸权颠峰衰退这一前提上；也就是说，美国要以既存“文明（文化）形态边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强调“美国领导”的“美欧团结”去巩固现存西方优势(大西方主义)和美国霸权，便也要承认世界上其他重要文明的“地盘”和影响，亦实行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合作，但却必须同时削弱、争夺、阻遏其他重要文明的扩散影响。在整个美国社会主流派眼中，西方文明以外“最威胁西方”的重要文明有二：其一是中国文明，其二是伊斯兰文明，他们一般将“西方文明”连结为“基督教文明”，认为“文明冲突”甚至“文化战争”难以避免，骨子里其实是美国霸权；至于印度文明，人口虽仅次于中国，但由于领土细、资源相对少很多，而且国内宗教分立，千百年的种姓制度使社会四分五裂，在西方人眼中近世曾被英国统治二百年，力不足以挑战西方，却可作为西方（美国）牵制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助力。

　　亨廷顿认为：“如果历史的经验应验的话，那麽，经济上辉煌的亚洲，将制造一个政治上阴暗的亚洲，一个不稳定和充满冲突的亚洲。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是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指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完全异质和冲突性较重的文明，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的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是要迁就“中国的霸权”，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Q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事物的能力显著下降”，还是以??事实力为后盾，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以军事威慑为底线，以接触交往为补充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对此作出明确选择。冷战后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证明，美国人选择了后者。

　　美国人认为，一国的实力越强，越容易自行其是，不听它的指挥，与之发生摩擦。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类动态因素。增长越快的国家越易于动摇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得益者。

　　中国人口众多，领土庞大，中国人聪明勤劳，苏联解体后，中国又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管中国改革过程中引进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愈来愈多，也不管事实上即使到21世纪中叶还是中等发展国家，美国的主流势力仍将中国当作头号潜在的对手。因为目前排名第二、三、四、五、六位的日、德、法、英、意都无赶超美国的潜力，第八位的巴西和被挤出十位以外的俄罗斯无论在资源抑或在人口和发展现状上都无法同美国匹敌。美国为了自己利益想提前遏制中国使其不能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

　　在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或“头号敌人”）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考虑是：防止中国进一步成长为与美国同等级接近的战略竞争者；防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向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利益挑战；防止中国与其他地区竞争者结成可能的联盟。

　　美国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年度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对手”；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一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执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欲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严重、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了台湾当局“挟洋自重”，抗拒统一的的心态；同时，美国以中国的人权为借口不断在“三（台、疆、藏）独”、“宗教自由”（包括法轮功和“地下”教会）等问题上发难，攻击中国。

　　美国在长期战略上以中国为“假想敌”，实行所谓“软围堵”中国，以尽可能阻遏中国进一步兴起，维持美国在“后冷战”的唯一“超强”地位，维持美国资本主义对世界的优势，显然已是美国精英势力的基本战略取向。

　　美国对华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走向强大。克林顿任总统时采取的办法是实施接触性遏制，即软遏制。而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硬遏制，即武力遏制。 小布什总统在9?11后明确说过：凡不是美国朋友者都是敌人。

　　小布什总统当今所确定的关于美国敌人的定义是：“任何持有或谋求对美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这个定义的潜台词是：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反华分子。这位冷战高手迄今依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副总统迪克?切尼负责以副总统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和情报会议，他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起被美国媒体评论为美国两个最强硬的“鹰派”分子。他们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组成了白宫外交和防务政策上的“铁三角”，强烈主张推行对华强硬政策。

　　布什政府目前正在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美国将推行“新军事战略”，著名的鹰派人物，“当今美国政府的思想家、战略家”，美国现任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炮制这一“新思维”的核心人物之一。布什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沃尔福威茨。在他的主导下，最近五角大楼完成了《2025年的亚洲》研究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若要继续在南亚和东南亚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解决在这些地区没有前沿作战基地的问题，还必须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盟以约束中国。

　　美国右派报纸《华盛顿时报》2001年8月28、29日连续登载了该报反华军事记者葛茨采访沃尔福威茨的长篇报道。这位五角大楼的二把手说，“我认为，对中国的正确看法是，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半个世纪―――甚至头25年―――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按照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非常快的发展速度。”沃尔福威茨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将密切关注中国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国发生的变化。”

　　沃尔福威茨还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称如果中国“低估了美国阻止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中国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我们会全力执行《与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总统先生已经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如果中国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将是大错特错。”[6]

　　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上升，使得美国国内一些右翼保守势力深感恐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损害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给自己寻找扩军备战遏制中国的理由，并拉拢盟友为其助阵，美国人因此千方百计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

　　主张“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家”，主要是来自美英的一些政治学者。这些人极力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这些政治评论家甚至鼓吹21世纪的战争将是因受中国威胁而引起的。

　　综合起来，认为中国威胁亚太国家的主要论调有：

　　中国是一个不满现状、满怀挫折、受过150年历史耻辱的国家，因此，中国会试图改变国际现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威胁论学者认为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恢复过去中国历史辉煌时代如郑和七下西洋的时代，使整个东南亚成为中国势力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有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因此，对未来全球和平是一种威胁。

　　甚至，中国在40年以后，人口将增到16亿，因此，中国人也是未来的“黄祸”。

　　中国经济今后每年保持7%到9%成长，将加强中国的军力与国防费用，因此，40到50年之后，中国将崛起成为经济与军事强国。如果中国继续不满现状，将会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与和平产生重大的威胁。

　　他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战，有用武力来对付邻国的倾向。例如，中国的志愿军在1950年参与韩战；1962年攻打印度；1974年用武力打败南越，把越南从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赶出去；1978年对越南在南沙赤爪礁动武，后来在南沙占领七个岛礁；1979年2月攻打越南北部，“教训越南”占领柬埔寨和搞苏越军事联盟；1996年2至3月之间，发射导弹威胁台湾。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加强武装，购买高度杀伤力的新型武器，而日本却不能如愿以偿地增加国防开支。日本宪法规定，其国防开支只可在国民生产总值1%之内。如果日本不断地增加国防开支，将会引起邻国的非议。如果这个不平衡的局势不断地发展下去，未来的日本将视中国为不可抗拒的威胁，咄咄迫人，使日本不得不重振军备，应付中国的威胁。

　　中国威胁论学者还认为“一党独大”的中国领导人性好攻击。60年代的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之下，鼓吹文化大革命，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都加强了这一印象。

　　最后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如果中国内部发生重大的权力斗争，就会使中国采取激烈革命式的外交威胁到东南亚安全。[7]

　　芝加哥大学“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2000年在一次战略研讨会上说，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3个强国中，日本人口数量仅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其离岸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难以在亚洲大陆立足；而俄罗斯由于人口、经济问题和需要关注欧洲，也不可能主宰东亚。这样，有潜力成为东亚地区霸主的就只剩下了中国。米尔斯?海默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将是前所未有的，它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二战时的日本帝国、纳粹德国甚至前苏联。”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似乎觉得从经济角度入手，更能煽动某些国家或某些人对中国的恐惧。于是，他们费尽心机，编造种种谬论，似乎中国穷了是“威胁”，富了也是“威胁”。

　　2001年9月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刊登载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的资源需求对世界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原油和粮食价格上涨，而较落后国家受到的打击将会比较严重。文章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中国可能为资源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以南海为例，“中国宣称南海为中国所有的主张，不仅涉及主权，也牵涉到对天然资源的争夺”。“对原油和粮食的需求使中国越发认为世界秩序不符合其利益，因此北京可能在许多国际议题上更趋强硬。中国对外要争夺资源，就必须扩充舰队，在全球掌握战略据点，抗拒西方国家的干预，展现他们不惜与美国作对的态度，并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盟。”文章认为，若要维持目前世界秩序，就不能光靠对中国进行劝说和消极的“围堵”来化解与中国的冲突。

　　还有另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现在是“吸收外国投资的海绵”。美国有媒体报道称，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入东亚（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20％被中国吸收，东盟则吸收了50％，但现在这一比例正好倒过来了。“只要中国大陆和美国不发生严重的冲突，而中国大陆又能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中国肯定能在50年后成为一个比日本大5倍甚至10倍的经济体。

　　按照美国人的逻辑，有了这么多理由，遏制中国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一旦美国认定某国为其首要敌人，它就有意并且有能力动员强大的资源去对付这个敌人。为了搞垮“头号敌人”，美国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不惜与它的次要敌人联手。例如，为了击溃纳粹德国，美国与斯大林的前苏联结盟。击败德国后，立即又把前苏联确定为“头号敌人”。为了对付前苏联，美国又不惜与红色中国联手。

　　美国击败德国打的是热战，人员伤亡代价沉重。它与前苏联打的是国力消耗战――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与对峙，最终苏联退出了第一世界。现在，美国正运用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在战胜前苏联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要像搞垮前苏联那样拖垮中国，而台湾问题就是事半功倍的筹码。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一方面，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边制造日益巨大的战略压力，迫使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战备；另一方面美国会收紧对中国的高科技转移――《考克斯报告》是最明显的信号（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献身于搞垮前苏联的冷战斗争，与共产党国家打交道的身手不凡），缩减中国汲取国际科技资源的机会。这两手的综合作用就好像是要弄一只口袋，扩大它的破洞，扎紧它的袋口，它不早枯竭才怪呢！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前苏联在五十年里就是这样被活活拖垮的。[8]

　围堵中国

　　中国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对美国霸权构成的威胁也在增加。美国估计，政治上，中国在21世纪初将成为东亚地区的“头等政治大国”；经济上，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军事上，中国可能成为冷战后新的军事强国，逐渐向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军事存在提出挑战。因此，近年来美多次明确提出“2015年前后，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战略对手，对美构成意想不到的严峻挑战”，并认为中国“更有可能成为挑战者”。

　　因此，美对华一方面采取了全面接触政策，积极寻求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试图通过接触和交往来影响和改变中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另一方面又着眼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构成的各种威胁，主张对中国进行必要的牵制、防范和预防性遏制。[9]

　　美国要独霸世界，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新秩序，不仅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其扩军备战制造舆论，而且通过联盟形式，将其在亚洲的众多盟国拴在自己的战车上，加紧在我周边进行战略部署，已逐步形成针对我国的战略包围圈。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攻防体系。其主要措施有：继续维持和拉紧由日本列岛、韩国、琉球群岛、台澎列岛、菲律宾群岛为核心的第一岛屿锁链；此外，加紧拉拢印度和印度尼西尼，进一步完善这条所谓“太平洋锁链”；并通过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发展不同层次的军事合作关系，企图重返东南亚；利用美日安保条约在西南方向重点保证1000海里海上通道的安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被划入美日防卫的区域之中；以美日为核心，构建TMD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同时，把台湾、韩国、澳大利亚等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利用日本和韩国军事基地扩大美军装备的部署类别，重点是加强巡航导弹、远程隐形轰炸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岸基航空反潜兵力的部署。同时，对中亚国家和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渗透也明显加强。旨在在我周边打入“楔子”，加大对我的“战略遏制”力度，使我在“谋篇布局时相士不全”，在“行兵布阵时首尾难顾”。[10]

　　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一直是以欧洲为重心，并与苏联阵营展开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围堵。及至九十年代苏联瓦解，美国的战略部署开始步入后冷战过渡期，其主要目标就是确立美国一极霸权、对付那些不合作的地区性“流氓”国家，为此美国特别强调“同时应付两场地区战争”的军事方针，务求令美军有能力同时在海湾及朝鲜半岛作战。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兴，美国的军事外交部署出现战后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高官的言论和多份政策文件，便揭示了这个战略部署变化，美国国防部2000年发表的一份名为《2020年远景》的报告，便指出“两条战线策略”已经过时，表示会彻底改变过去几十年先重欧洲的方针，将军事部署改为亚洲，并暗示会以中国作为主要针对目标。事实上，克林顿政府末期已明显积极调整全球战略，对中国作出针对性部署。[11]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冷战结束10年来，在欧洲已经没有能够对美国具有挑战性的军事力量。俄罗斯虽然余威尚存，但已经是日薄西山，没有与美国争斗的资本。由于普京的务实外交及美俄互不为敌手的承诺，致使美国根本就不把俄罗斯再当作是主要威胁。科索沃战争后，南联盟不再与美国作对，而且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北约。基于这样的判断，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即把战略重心从传统的欧洲方向转向亚太方向，主要是聚焦于东亚地区，具体讲就是针对中国。[12]

　　布什政府上台后，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又宣布将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美国政府的一些智囊组织也推波助澜，纷纷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报告，公开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的敌人，并建议美国政府据此制订一套围堵中国的策略。五角大楼综合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提出一份题为《2025年亚洲》的报告称，无论中国今后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兰德公司发表也一份题为《美国与亚洲：朝向一个新的美国策略与武力态势》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接触与围堵”交叉运用的策略。

　　2001年5月15日，以布什的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扎勒米?哈利勒扎德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发表一份有关美国亚洲新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为了应付亚洲地区的新挑战，美国必须开始构建一个相互协调的综合性的亚洲新战略。报告说，在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美国的亚洲新战略应由四个方面组成：首先，美国应深化并扩展与亚洲传统盟国之间的双边安全联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多边伙伴关系。其次，对于亚洲地区目前尚不属于美国盟国的主要崛起国家和关键性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美国应采取力量均衡战略；同时与这些地区大国，尤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挑战性最小的大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再者，美国务必处理好可能诱发武装冲突的地区热点问题。最后，美国应推动所有亚洲国家展开安全对话，并促使这些国家逐步构筑一个多边安全框架结构。报告说，为了推行亚洲新战略，美国应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将地区军事部署的重点由东北亚向南方转移、发展和完善与盟国的军事安全网、将关岛建设成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中心、加强海空联合力量、发展远程作战能力等。至此，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政策正式出笼。[13]

　　战略重心转移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反华包围圈方面，以便在战略上对中国形成围堵和遏制之势。有专家指出，美国正在联合其盟友构成围堵中国的两道“岛链弧线包围圈”。第一道是连接千岛群岛?p日本?p台湾?p东协和澳新?r第二道以美军正在兴建核潜艇基地的关岛为中心╋并利用英国在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海军基地╋“有效瞄准中国西北内陆”。[14]

　　具体表现在，在我东南方向，积极建立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四个亚太盟国组成的“亚太小北约”。共同防范中国。

　　2001年7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美国将放弃在欧、亚两个地区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战略，新军事战略将战争准备的重点转移到亚洲，以应付该地区可能出现的“有损于美国家利益的安全隐患和重大事态”。 新的战略重心主要聚焦于东亚地区，具体讲就是针对中国。拉姆斯菲尔德在赴澳参加澳美防卫与安全部长级会议之前说的明白：美国应该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15]

　　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政客甚至认为，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在内的美国的亚太盟国“都有义务协助美国保护台湾的安全，而最终目的则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利用日本和印度对中国壮大的疑虑，鼓励他们合作围堵中国。对美国来说，日本和印度是围堵中国的最好配搭，皆因日印两国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另两国均对扩大地区事务影响力颇有野心，有意与中国一争雄长。从战略观点看，日本和印度一个在中国之东一个在中国之西，将逼使中国军队难以同时兼顾，必须分散部署。

　　日本对中国的忌惮近年已颇为明显。有日本官员扬言，中国提升军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正驱使日本考虑是否应重新审讯对华的经援贷款。美国军方人士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意味着日本将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机器的核心。日本的地理位置为履行美日安保协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为了充分利用日本这枚“棋子”围堵中国，美国极力鼓励日本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日本政府虽未明确表示支持，但“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表示理解”。日本方面还称，“日本面临着包括朝鲜导弹在内的弹道导弹的威胁，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日本防卫政策上的重要课题。”因此，日美双方决定共同推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技术研究。美国还私下鼓动日本修改修改和平宪法中禁止日本参战的第九条。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日本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内部在集体防卫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这是强化美日同盟的一大障碍。”[16]

　　在美国的极力鼓动下，澳大利亚表示，有可能允许美军利用其松树峡口的卫星中继站，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某些设施有可能被美军纳入其导弹防御计划之中。美国可以利用松树峡口的卫星中继站，来传输有关导弹发射的信息。[17]

　　在我西南方向，美国不断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其参议院已于1998年5月25日二读通过美菲军事协议，使整个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新加坡、中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主要是租用军事基地，以便构筑和缩小对华包围圈。

　　印度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亚洲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不断扩充军备，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企图成为地区军事大国。印度官员曾私下告诉华府，中国的崛兴，将自然地令到印度和美国成为盟友。美国军方人士认为，印度的战略地位对美国实施亚洲战略具有重要的价值，美国可利用印度和中国在边境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利用印度国内部分政客持有“中国威胁论”的心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一种牵制，迫使中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西移。9?11后，美国已全面撤销对自1998年以来对印度实施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印度方面则突然改变了过去一直反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立场，宣布印度将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印度官员表示，印美正致力于商讨建立一种全新的全球安全体制。《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印度是首个毫无保留正面肯定布什的发展导弹防卫演说的国家╋甚至比美国自身的传统盟友还走得前。美联社报道说，“全世界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冷战敌意正在迅速解冻”，预料“两国将加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18]

　　除了拉拢印度外，美国军事战略的另外一招是直击中国的软腹部――南中国海，利用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在此地区的主权争端，唆使、挑动它们与中国纠缠，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租用军事基地，从而不断军事渗透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一条重要通道，是联结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走廊。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菲律宾苏比克及克拉克和越南金兰湾驻有海空军部队，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南中国海地区一度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南海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美军也相继撤离菲律宾克拉克和苏比克湾海空军基地，南中国海一时“风平浪静”。但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战略及南海政策，逐步增强其在南海地区军事渗透的力度，整合其对我防范、遏制的“岛屿锁链”，南中国海再次“阴云密布”。

　　冷战时期，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是反对苏联扩张，其南海政策也直接服务于这一大的目标，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基本持“中立”立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要求。1974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群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政府在保卫西沙群岛时被迫采取军事自卫行动，在打败南越海军的挑衅后收复了金银、珊瑚和甘泉等岛屿。南越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后曾向美国请求帮助。当时美国在南越和南中国海地区驻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但却表示无意卷人这一争端，它的舰队也没有靠近冲突地区。

　　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开始把该问题看成一种“威胁”，并认为有可能演化成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倾向于认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挑战或威胁是中国引起的。美国南中国海政策的第三个变化是，对解决南沙纠纷表现出明显的干涉倾向。

　　1996年11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强调美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重申将保持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以传统双边联盟为主，多边安全机制为辅构筑亚太安全体系。为此，美在1998年底发表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在战略布局上继续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全球战略的重点，而美军在东南亚建立勤务支援设施，有利于维护美的战略利益，并可加强美向该地区乃至海湾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美在重申美日同盟仍是其亚太安全战略基石的前提下，表示将进一步重视并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在“军事互访、联合演习、后勤支援、训练安排以及军售”等领域的合作，并以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大力提高美军在东南亚“威慑地区冲突、对危机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美国为寻求东南亚国家对其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支持，频繁派出军事高层官员赴东盟国家进行访问。美国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太平洋总部司令、太平洋空军司令、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第七舰队司令先后出访了东南亚部分国家，其中国防部长科恩仅1998年以来就四度出访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期间重点与上述国家军政领导人就拓宽双边军事合作渠道，提升军事合作关系以及南沙等问题交换意见，向东盟国家强调美在亚太地区保持驻军的必要性，重申美维护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希望东盟国家继续加强与美在防务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关系。

　　目前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获得这些国家的基地、机场、港口、维修补给和后勤保障设施的使用权。1999年5月菲律宾国会批准了《美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苏比克和马尼拉港开始对美舰开放。1999年11月，美与新加坡达成了一项军事准入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军舰（包括航母）从2000年起可使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目前新加坡的森巴望基地已成为第7舰队的后勤基地，樟宜正在建造一座能容纳航空母舰的新码头，2003年竣工后将成为美军在东南亚最大的海军基地。美还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开放天空”协议，与文莱达成了“允许美军舰机进入辖区”协议。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为美舰提供舰船修理设施。泰国同意美军在泰储备战争物资，并提供军队过境权。美国继续与印尼商讨租用纳土纳和比亚克岛为军事基地，并多次与越南蹉商，希望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如果美国的上述计划得到实施，将会完善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体系，并在中国南部海域形成一条巨大的“封锁链”。这些基地设施，不但能为美军提供战争补给，还可作为发起军事进攻的前进基地。

　　美在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发展军事关系的同时，利用东盟国家与我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大肆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填补真空论”，迫使东南亚国家开展军备竞赛，并寻求美的安全保护。

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美频繁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各类规模不等的联合军事演习。仅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各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就多达14次。2000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合举行的重要军事演习有：美菲“肩并肩2000”、美泰新“金色眼镜蛇2000”、美盟“卡拉特2000”系列双边演习等。[19]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的崛起，美现已将我看成其称霸世界的主要威胁，逐步将亚太战略重心南移和西扩，加大对台湾和南海两个热点问题的干预力度，把它们作为遏制中国的两条重要杠杆，并加强与东南亚和中亚等我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对我形成合围之势。

　　2001年3月23日，以“小鹰”号航母为核心的美国第七舰队战斗群缓缓驶入新加坡樟宜码头，庆祝美军海军基地改建一期工程完工。落脚新加坡后，第七舰队能控制的范围就大大向南延伸了。美军及其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布阵，已经势成了一条东北起日本，西南达马六甲海峡的“常山之蛇”――“蛇头”是日本，“蛇身”是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南亚国家，“蛇尾”则是新加坡――以第七舰队为流动兵力，再加上关岛美军的随时支援，美军及其盟军在太平洋完全可以做到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

　　再深入一点看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就可以发现这条“常山之蛇”势力的强大：驻军15万人，设立军事基地256个。这样庞大的军力，甚至超过美国驻欧洲的兵力：10万驻军，228个军事基地。这表明，美国已经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真正地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在北约东扩完成前，美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西太平洋地区“东扩”的任务。

　　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战略盟友，位于“常山之蛇”的蛇头位置，在冷战时期起到的是西边制约中国、朝鲜，北边抵御前苏联的地位，冷战结束后，这个“蛇头”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目前，美国在日本有近4万驻军。1997年，美日签署防御合作指针，将保安区域扩大到“周边地区”。而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定下以美日为轴心的发展方向。

　　将“蛇尾”设置在新加坡，美军用心良苦。放下马六甲海峡钳制太平洋、印度洋要冲的地理位置不说，第七舰队将基地设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由于美国早已和东南亚诸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来自周边地区的军事威胁微乎其微。2003年樟宜港设施全部完工后美国海军在世界主要大洋海域上就可以形成完整的战线。

　　“常山之蛇”最薄弱的环节不在七寸，而应该是“蛇腹”。如果“蛇腹”无法顶住首轮攻击，“蛇头”、“蛇尾”再灵活也无法及时救护，之后将面临被逐一击破的命运。所以位于“蛇腹”要害的台湾是美国最希望加强的地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向台军售。除此之外，近年来，美军还加强了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联系，通过签署军事合作协定，获得了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和港口停泊军舰、起降飞机的权利，以此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大后方，对“蛇腹”形成强大的支持。[2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01年夏天，美国民间机构国防资讯中心主任布莱尔称，他建议政府把战略目标从俄罗斯转向中国，把对准俄国的核武器减少一半，对准中国的增加一倍。为因应这种转变，美需将把更多“三叉戟”潜艇部署于美国西海岸，并在关岛部署B-2轰炸机。[21]

　　事实上，最近几年美国已经开始在亚太地区按此模式投子布势。

　　美国防部证实，2000年8月，美军已在其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部署了63枚攻击范围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AGM―86B型机载巡航导弹，还决定派3艘“洛杉矶”级战略核潜艇到这里常驻，使美国战略轰炸机有能力“在12小时内攻击亚太地区任何地方”，这是美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此类高性能的武器系统。美国在关岛部署战略轰炸机和核动力攻击潜艇，矛头直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为未来介入台海危机和南海冲突作准备。

　　关岛是美国的海外领地，位于北纬13度26分、东经144度43分，是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最大、最南端的岛屿。它东距夏威夷群岛6000多公里，离日本、澳大利亚均约2000公里，是美国与远东、东南亚和澳大利亚间的海空交通和通信枢纽。

　　关岛距离菲律宾二千四百公里，是美国最接近亚洲的前沿基地。鉴于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经验，美军深刻体会“前沿部署”的重要。当年若没有德国和西班牙开放其军用机场，作为美国空军运补物资至战区的中转站，美军将难以对海湾危机做出快速反应。

　　关岛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首次发现关岛。它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1898年又被美国所占。从此，关岛成为美国的领地，美军开始在此建立基地。1941年，关岛被日本占领，1944年被美军夺回。

　　关岛地处西太平洋的中心，扼亚太地区的咽喉，与美军东北亚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等30多处基地构成一线基地网，并处于重要位置。关岛素有美国“海上长城的心脏”之称，它是美海军各类舰艇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的必经之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可以在12小时内抵达亚太地区各国的领空，到朝鲜半岛只要5个小时，到中国的台湾仅需3个小时(从美国本土起飞到朝鲜半岛和台湾需要20多个小时)。

　　美军在关岛主要有三大基地，即阿普拉海军基地、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和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型空军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等历次战争中，美国战略轰炸机均以此为出发基地。美国空军在关岛部署了约占其和平时期总数1／3的63枚AGM―86B型空射巡航导弹，可见其对关岛的重视。[22]

　　美军把AGM-86C型空射巡航导弹部署在关岛，是该型导弹首次部署在美国本土之外，它主要由B-52G型轰炸机搭载，飞行时速为八百公里，B-52战机从关岛起飞后二小时空射AGM-86C，能在一个小时内打到中国大陆领土。

　　AGM-86C巡航导弹以攻击重要战略设施为主，包括发电厂、输电设施和军用通信场站等。在近十年美军参与的各项大型战役中，该型导弹均扮演第一波攻势的主力，达到突袭对方神经中枢系统的目的，让对方的雷达通讯功能丧失而陷入“盲聋”被动状态，展现“远程精确打击”的威力。[23]

　　B-2隐形轰炸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B-2A隐形战机是从美国本土起飞，历经三十个小时才飞抵南斯拉夫上空。该战机若部署关岛，数小时内可飞抵西太平洋盆地外缘。

B-2A是美军性能最佳的战略轰炸机之一，1999年在科索沃战场首度曝光。美军虽出动六架，但它投掷的六百五十枚的JDAM炸弹发挥罕见命中精度，摧毁目标数达到北约摧毁总数的10％以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被它击中。

　　B-2A可对点状目标实施精确攻击，精确度在十公尺以内，且不太受气象条件影响。它善于攻击重要指挥据点和机场跑道，以阻止对方飞机起飞应战。美军把它部署在关岛，显然是企图在首波攻势中压制中国的指管通情系统和机场，让中国先进战机飞不起来。[24]

　　美国攻击型核潜艇从圣地亚哥驶向夏威夷珍珠港需三天半，从珍珠港到关岛需要五天。亚太一旦有事，以美军有限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难以做出及时反应。而美军核潜艇从关岛出发，到中国大陆沿海、台湾和菲律宾周边只需2―3天。在现代战争分秒必争的今天，美国海空军以关岛为部署基地，可节约大量的时间，将使美军在未来战争中掌握较大的主动权。难怪美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发言人日前表示，“洛杉矶”级核潜艇来到关岛将“大大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应变能力，并将美海军的活动中心转向亚太地区”。[25]

　　美军在关岛部署攻击型核潜艇，让解放军最难以防范。因为潜艇隐蔽性和突击性高，而且，美国“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经过改良后，它的远程反潜导弹能接近二百公里、反舰导弹能接近五百公里，并能对二千五百公里外实施陆地攻击。

　　除在关岛强化空军战力，美国海军方面也做出相应的部署。据解放军掌握的资料显示，美国海军计划在关岛部署三艘大型两栖战舰，其中“塔拉瓦”级两栖战舰可运载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并能起降约四十架战机，状似一艘中型航空母舰，是美军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两栖战舰具有强大突破和快速部署的能力，美军在关岛做出如是部署，显然是企图对解放军进行登岛作战产生吓阻力。[26]

　　2002年5月15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由美国国防部赞助的“美国与亚洲”战略研究报告，赤裸裸地建议美国把亚洲驻军重点转移到靠近台湾的地方，以方便其对中国实施军事讹诈和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报告毫不掩饰地提到琉球群岛南部一个叫“下地岛”的地方，认为是实现其军事图谋的上选之地之一。

　　下地岛位于东经125度、北纬25度附近，距离台北不到250海里。岛上有一个建于1979年的飞机场，它拥有一条3000米的跑道，可供大型客机起飞降落，主要作为日本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训练基地而存在。

　　2002年4月28日，前往菲律宾参加联合演习的驻冲绳美国海军13架军用直升机和加油机途中无视冲绳县要求其自律的请求着陆该机场，回途又再次登陆。5月，兰德公司就在它的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下地岛机场有作为空军基地使用的可能”。5月22日，驻冲绳美国总领事意味深长地前往视察该机场。

　　在日的美军基地虽然持续经历着要求返还和缩小的过程，但出于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似乎已经不惜代价瞄上了下地岛这样的更靠近台湾的岛屿。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为了在台湾海峡周围的重要地区取得一个据点，华府也许可以付出撤离或削减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的代价。[27]

　　所有这些军事部署，都清楚地体现了美国的军事企图，即：确保具备对中国进行战略核威慑的能力，确保对中国本土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确保在东亚地区始终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的能力，确保对海上、水下和空中目标、特别是来袭导弹等进行打击和拦截的能力。[28]

　　通过这一系列的安排，美国可以构筑由“美日核心”、美国盟国以及“周边友好国家”建立的三层安全网。这个态势带给我们的，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胁，至少是巨大的战略压力，使我们在亚洲的安全空间受到很大压缩。这和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的态势是相似的。[29]

　　以台制华 ――台湾是最佳筹码

　　台湾问题，从历史上看，它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也是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从现实来看，它又是美国的一张王牌，在其对华战略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

　　纵观“台独”的形成和发展史，可以发现，虽然日本是“台独”的开山鼻祖，但是其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在美国。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岛内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去美国，去日本的越来越少。再加上联合国在美国，而且美国影响力又比较大，“台独”势力为了能够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所以就把重点慢慢向美国转移。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有一部分台湾人向驻美国的台湾官员提出一个文件，要求台湾由联合国托管，或者建立一种自治机构。当时美国很犹豫，因为对蒋介石政权美国是支持的，但是也在观望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被共产党控制。所以，当时美国派到中国的巡回大使威德曼公开拒绝了托管的要求。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政策就改变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公开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台独”分子的主要诉求。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是靠山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提供了“台独”生存的土壤，如避难等。主要的“台独”组织都在美国，中心也在美国，“台独”联盟是1969年讨论，1970年元旦成立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为“台独”分子提供实质性的，包括经济、军事的支持。这些都说明，美国是“台独”的一个最大靠山。“台独”分子之所以敢于嚣张，最大的依靠就是有美国的保护。

　　从战略的角度看，国际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不能够把新中国政权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之内，于是借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出兵台湾海峡，最终阻挠了新中国政权解放台湾；后来又通过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队，阻挡了中国统一的进程。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又搞了一个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直到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阻挠中国统一、使“台独”坐大的，就是美国。[30]

　　二战结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共产党占领台湾，那将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十分不利；大陆被共产党控制，美国将不可能在战争期间长期获得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空军基地和铁路；所以台湾作为停泊军队、控制海空作战能力的军事价值，变得尤为重要；而一个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湾海峡的周围海域，也将会对美国在日本、琉球群岛、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利益构成威胁。

　　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如果可能，美国应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而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的军事安全利益是极具价值的。用麦克阿瑟的著名词句来说，“台湾是美国远东防线不可分割的部分，如被共产党掌握，它就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极为理想”。[31]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限于朝鲜半岛。对朝鲜和台湾的入侵行动是同步实施的，侵台构成美国参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内战的第三天，中国还未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就以举世罕见的效率双管齐下，向朝鲜和台湾一起出动。杜鲁门总统一方面命令远东美国海空军对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侦察巡逻”，并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场，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美国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占领台湾的后续军事行动：海军第七舰队先后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空军第13航空队进驻台北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组织演习，在台北设立隶属于远东美军总部的台湾地区指挥机构──“驻台考察团”……等等。若非蒋介石对美方的意图怀有戒心而持保留态度，美国控制的程度还要高得多。1950年的政治环境与1945年截然不同，中国并没有邀请美军前来会战日军。这些不速之客的举动纯属干涉内政，不仅干涉内政而且介入(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不仅介入内战而且入侵领土，是不折不扣的敌对行为。

　　就美军占领台湾的意图而言，最明显的一点当然在于保护、支持与新中国处于内战状态的国民党，从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国。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美方在意识形态外表之下怀有阻止中国统一从而限制、削弱整个国家民族的动机，无论统一的力量来自国内何方。美国与大英帝国一样，传承安格鲁-萨克逊文化中传统的二元或多元机械平衡思想，在国内、国际事务上都惯于分而治之，如国内的三权分立、国际上的德国分治等。美国不断干涉世界各地的诸多争端和冲突，而且经常支持劣势的一方，自称“锄强扶弱”，人称“离强合弱”。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国家的行为不可能象西部好汉那样单纯，无原则地“锄强扶弱”，无非是感到其他强者“妨碍”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权的雄心，并把亚洲划入其势力范围。它的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是个上升的亚洲大国，有朝一日可能难以驾驭，因此从来不希望我们统一。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后，台湾问题就成了美国制约中国最有效、最廉价的筹码。[32]

　　进入冷战时期，台湾更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美国认为“只要共产党仍与台湾对抗，他们就不会向南部扩张”。因此，冷战时期，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大大提高。

　　冷战以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地缘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实际上有所提高。许多美国人甚至因此主张重新武装台湾。他们宣扬“台湾对美国具有长久的地缘战略价值，因为它地处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之间，这两个海峡是连接东北、东南亚和中东的两条关键海上交通要道。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台湾政府若帮助这些通道的畅通将符合美国利益。在失去了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之后，台湾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潜在的作战基地，是美国军事计划制定者所不应丢弃的战略资产”。[33]

　　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异常狡诈。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两国关系此起彼伏，风雨不断，其根本原因就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统一，而美国政府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但在实际运作上却在鼓励“台独”势力“以武拒统，以武求独”。台湾成为牵制中国 大量人力物力的廉价筹码。[34]

中美自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有目共睹。官方往来、民间交流、经贸关系等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进程一直充满跌宕与坎坷，台湾问题一直是笼罩在中美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阴云，而美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联系问题更是台湾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1979年3月卡特执政时期，中美建交公报的墨迹尚未干透，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违反建交公报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人为障碍。

　　1982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幌子下，美售台武器更是变本加厉，致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经过中方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双方多轮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于1982年8月17日专门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了1972年以来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是，另一方面，里根却私下又对台湾作出了包括向台军售不设期限、不与中方磋商、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等所谓六项承诺。

　　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高达60亿美元，再次将中美两国关系推向了低谷。

　　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几乎年年都有交易，军售范围更是涉及海、陆、空三军领域，品种由飞机零部件到空中预警机、“爱国者”导弹、反潜鱼雷、主战坦克、反潜直升机等等，不胜枚举。

　　在克林顿执政前期，实行对华全面扼制政策，但收效不大。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共和党关系密切）于1993年上半年发表了题为《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的报告，建议政府应该“ 永久性地和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同时应该“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1994年5月，进步政策研究所（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发表了题为《重新开始：从最惠国待遇到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共提出了12条政策建议，其中的要害是：第一条，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第七条，通过“提高同台湾的关系”表明“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包括内阁级经济官员的接触和“同北京探索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的可能性；第十一条，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促进第三者的“调停”。这两个思想库的见解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直接导致了克林顿执政后期实行对华接触政策。

事实上，所谓对华“接触”政策本身也有最后要控制中国的潜在含义。“接触”一词是从英文“Engagement”译过来的。而“Engagement”就有“锲合”、“约束”等的含义。看来，美国人选择这个词，是煞费苦心的。

　　正是根据这一两党共识，美国一方面于1994年5月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另一方面却紧锣密鼓地“提高同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邀请李登辉访美；向台湾出售大量高性能武器。全力提升美台关系，加速台湾独立进程。

　　据2000年7月25日《洛杉矶时报》透露，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克林顿政府不动声色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授权国防部与台湾武装部队进行战略对话，允许台湾军事领袖访问美国，非制服官员也可以就东亚的军事战略和台湾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等问题交流意见，“讨论范围从采购到政策层次不等。”1998年10月，台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唐飞实现访美。

　　1995年夏天，为了打击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采取了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落地有声的行动，在台湾海峡及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第一次是1995年7月21日，第二次是8月15-25 日，第三次是10月海军诸兵种合成演习。美方的反应是，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9月两架E-2T预警机运抵台湾，美国国防部制定台湾海峡危机“因应计划”，而台湾当局则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达到104.8亿美元。199 6年3月，针对台湾“总统直选”，中国又一次举行呈钳形攻击之态的军事演习，意在警告“台独”势力，并阻止李登辉当选。而美国则宣布“独立”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向台湾海峡。

　　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是明打交道、暗中遏制；布什则是明打交道、公开遏制。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任以来，一改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模糊政策”立场，声称要“做所有需要做的事”，“协助台湾自卫”并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美台军事关系进一步提升。

　　2001年初，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披露，美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已经完成为期5年的台湾军事数据处理中心的升级工作，升级后的台军事数据处理能力是过去的10倍。报道还透露，长期以来，台军情部门收集的所有情报在经过粗处理后，都要通过卫星传至美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近期，美还开始帮助台筹建代号为“精进计划”的大型卫星接收站，该接收站启用后，台可通过美军事间谍卫星，有效掌握我军事动态。

　　在2001年4月的台美军售会议上，布什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12艘P3-C“猎户座”反潜艇侦察机、8艘柴油动力潜艇、自动助推的“骑士”火炮系统、MH-53E扫雷直升机、AAV7A1两栖进攻型机动车辆、“复仇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及关于“爱国者”反导弹系统的技术介绍等。这些武器中，包含了高性能的进攻性武器，这是20年来第一次，其数量也是1992年以来最大宗的军火交易。

　　另据了解，2001年4月，美方宣布军售台湾八艘潜艇后，美军以太平洋司令部为主编成一个“美军售台潜艇专案小组”，由美海军一位少将转任文职负责，该小组已于9月底首度秘密来台，双方协商潜艇规格需求、工作进度等事宜。潜艇购案的先期规划为三年，包括选厂、构型设计整合、规格需求订定等。美方已于10月16日公开邀商参与，并选定潜艇构型与火控系统。三年后台与美方签约，随后开始建造潜艇。第一艘潜艇的建造工期快则6年，慢则9年，这样台湾最快能于2010年可获得美国军售的第一艘新型潜艇。

　　就在“9?11”事件发生前六天的9月5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同意出售40枚AGM-65G空对地“小牛”导弹及相关设备给台湾，供台空军F-16战机使用。这种新型导弹有辉煌的实战纪录，以红外线导引，具有“射后不理”的能力，是专门对付大型目标，可增强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价值1800万美元中，除了40枚导弹之外，还包括48具LAU-117发射器、10枚练习弹、各种零件、相关软件、以及训练设施、后勤支持项目等。如果装备AGM-65G型“小牛”空对地导弹，台湾的F-16战机将更有能力对抗两栖攻击。

　　“9?11”事件后，美国虽然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但并没有忘记与台湾加强武器方面的交易。就在10月2，美国会参议院以99票对零票，通过2002年度国防部授权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出售四艘“纪德级”导弹驱逐舰售予台湾。售台“纪德”舰条款允许美国总统以出售方式转移4艘“纪德”导弹驱逐舰给台湾。

　　10月26日，美国国防部又宣布计划出售36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给台湾，以强化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中，包含相关系统、零组件、以及售后服务等，总价约5100万美元。这是美国该年第三笔对台军售，也是首次出售“标枪”导弹给台湾。过去四年，美国先后同意售予台湾多种导弹，有地对空的，如“刺针”及“拖式”等；有空对地及空对海的，如“鹰式”、“鱼叉”、“地狱火”、“小牛”等；还有空对空飞弹，如“AM120”等，但是未见步兵使用的地对地攻击导弹。1998年美军在阿拉巴马州测试“标枪”导弹时，以M60装甲车为目标，从500~2000公尺不等距离发射，结果创下6发6中的纪录。台湾方面要求采购40套“标枪”导弹指挥发射器、360枚导弹、以及模拟设施等。据有关方面分析，这项军售可提升台湾步兵侦搜，以及工兵的中程反坦克能力，并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美国在宣布这项军售时，用了“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一词，这是以往极为罕见。因为这个字眼隐含“联合行动”之意。由此可见，美国从军售项目就开始强化与台军的互通能力。

　　继美国防部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之后，10月30日，美国防部再次宣布向台湾出售近3亿美元的军机零部件。美国这次出售的项目都是空军现役使用的F-5E/F、C-130H和Ｆ-16A/B飞机及IDF经国号所使用的美国系统与次级系统的零组件。这是继美方上周末宣布出售台湾4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后，又一次公布对台军售案。布什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显示布什政府既要与大陆进行联合反恐怖，但也不放弃在台湾的利益。正在台湾活动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也声称，美国不可能因与各国协同反恐怖主义而牺牲台湾的利益。

　　“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美台军事合作尤为频繁。其表现如下：一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11月2日表示，美国按照《台湾关系法》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的立场，不会因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而改变；二是台军高层人员11月3日透露，台高层已向军方下达政策性指示，要求军方在年底美台军售会议预备性会议上，向美方提出采购8～12套PAC-2plus“爱国者”导弹，以分别部署于台中南部的大肚山、高雄骆驼山；三是美国防部官员3日还私下表示，美军方对售台“阿帕奇”直升机的“决策环境”已明显改变，台明年有望购得；四是美国军方人士3日还宣称，五角大楼支持在美本土为台制造潜艇，美海军日前已秘密举行了招商说明会，准备重开传统动力潜艇生产线。

　　另外，11月5日美方已原则同意出售M1A2型“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给台湾，以提升反登陆战力。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是美国陆军目前最负盛名的主力战车，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力发展的新型坦克，现已成为美国陆军的最锐利的一把尖刀。M1A2型主战坦克除越野速度及加速力异常优秀外，其攻击能力特强，在两千米距离外仍能发炮击穿七百毫米厚的装甲。坦克的主炮为M256型120毫米滑膛炮，可发射贫铀穿甲弹，这种火炮是目前西方国家中威力最强大的坦克炮，有效射程达3500米。M1A2型主战坦克还安装了车长独立热像仪，令坦克具备了“猎―歼”一体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了坦克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追击猎物的能力。在防御性能方面，其保护装甲可阻挡强力穿甲弹的攻击，而弹舱及燃料箱的保护装甲更具备防核生化及抑爆能力。新坦克一辆售价大约400万美元。2001年4月台美的军售会议上，台方曾要求44辆，当时美方暂予保留，现在美方现已原则同意，实际数量和装备细节有待进一步敲定。[35]

　　这次对台军售，售台的装备比周边几个小国全部海军家当加起来还多，虽没有卖“宙斯盾”，但8艘潜艇已尤其可怕。美国此举不但违背《八一七公报》，也有违美方自已声称的“防御性武器”精神。柴油动力潜水艇等明显带有攻击性特点，将大大加强台军的防空、反潜、水下、水面防御能力。记得印巴核试后，巴方面对显著的战略劣势，曾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后被外界爆光），而台湾何尝不想这么做，这次得到了8艘纯攻击性的隐型利器，加上在役荷兰的2艘，10艘现代化潜艇，不比中国的“基洛”039差多少，如果台湾想独立，完全可以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大陆大陆港口内的军舰、民船、沿岸军事与民用目标，打大陆一个措手不及，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削弱大陆的登陆能力，别忘了台湾已经得到了美制AGM－84L型对海、对陆双重任务巡航导弹，台湾自己也研制成功了雄风IIE型对陆巡航导弹，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导弹潜射攻击离海岸只有500米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相信是防不胜防的，到时是否会看到浓烟滚滚的大亚湾核电站和正在港口内着火下沉的“现代级”的悲惨一幕呢？

　　显然，如果这些装备及系统全数配置到台湾三军，形成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指?v挥?w?p管?v制?w?p通?v讯?w?p情?v报?w的系统与美方卫星联机后，台湾海军将直接纳入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成为美国对北京的第一道防卫链的最前沿。

　　2001年10月，媒体还披露，台湾海军计划依照美军评估小组建议，与美方合作在台海周边海底绵密布置水下听音“海底音响监听栅栏”，以监视大陆潜舰活动。[36]

　　最近美国正准备售给台湾长程预警飞机，使台湾能够侦知远在新疆的导弹发射。

　　2002年2月3日，美国方面同意以300亿新台币的价格向台湾军方出售“铺爪式”长程雷达。同月26日，台湾宣布有意购买“阿帕奇”战斗直升机30架。并且，数目可观的台湾军购申请表正在筹划之中。台湾当局购买的各类武器，成为台湾军队“二代武器”的主要构成。

　　在2002年2月布什结束访华之后，华盛顿向台北倾斜的步骤明显加快，3月，华盛顿多年来首次邀请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前往访问；美国国防部在核机密报告中声称要在台海冲突中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布什在公开场合发生“台湾共和国”的口误；布什亲自签署国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成立“台湾小组会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再次声称美国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在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里发生的，其密集程度相当罕见。

　　2002年3月10号，台湾的汤耀明访问美国，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一起，召开所谓的美台军事防卫高峰会。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根据中美建交公报，美国规定美台的军事主管是不能互访的，即使私下见面，也不能进入五角大楼。这次的突破，等于又给“台独”势力一个错误的信号。

2002年5月，美国会众议院在“2002――2003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要求美政府在移交武器和防卫服务时，应给予台湾“等同非北约重要盟国”的地位；美总统在美方官员与台湾举行军售会谈前30日之内应与国会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美方每年至少应与台湾“副参谋总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对台军售会谈。[37]

　　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建交、美台断交20年来，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共向台湾出售了高达三百八十多亿美元的高性能武器装备。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无论在数量、质量和性能方面，还是在时限上，都是对“八?一七公报”原则的公然违反。

　　另据不完全统计，台湾每10万居民平均拥有军人1650人、军用飞机2架、大中型火炮4门、坦克4辆，1万平方公里保持10.5万名军人、139架军用飞机、278门大炮、278辆坦克、23艘军舰。台湾地区成为武器部署密度最高、人均占有武器量最多的地区。这些数字高于正在发生战争的任何地区，高于大陆地区更达几十倍。[38]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完全取决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了防止中国强大起来而妨碍其霸权主义的推行，美国一直视台湾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主要手段，并竭力阻碍海峡两岸的统一。

　　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某个地区制造内斗是西方大国的惯用伎俩。当年大英帝国在印度之所以能超过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后来居上，成功地摆平了印度亿万之众，一统南亚天下，关键就在于高超地制造和利用了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使其陷于内斗，然后以“公正”的仲裁人身份“渔翁得利”。为了取胜，内斗双方都不得不尽力争取、讨好英国殖民者，结果这个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世界文明古国，竟落了个忍气吞声接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80年之久的下场。以至于连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将印度带回了前农业文明。

　　在东亚，美国也在玩这个游戏，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如出一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以种种名义，制造并维持台海两岸的无法统一，然后打着保持地域军力平衡的旗号，助弱抑强，尽力制造模糊，使紧张局势得以无限继续下去，使美国成为双方都必须依靠的“仲裁人”，从而达到美国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39]

　　2002年03月月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透露，根据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布什政府指示军方在面对威胁时动用核武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七个国家。报告还列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使用核武，诸如阿拉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台海发生战争或朝鲜对韩国发动攻击时采用核武器。这份报告曝光之后，世界舆论哗然，俄罗斯和中国也有强烈的反应。

　　白宫制定两岸政策，包括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国的卷入程度，历来刻意保有模糊空间，使北京在考虑对台使用武力时，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明确地估算后果。此次评估报告的披露，则是第一次比较具体地提示了冲突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局，意图通过提高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来维持乃至固化台海现状。

　　在前苏联垮台之后，中国成为最大的“非民主国家”，成为在经济和军力上唯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这是美国政府十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对美国尽最大可能退让，包括对大使馆被炸，军机被撞等严重事件都一忍再忍，对台湾问题也一次次降低底线，甚至专门去为美国消气，但美国却不仅不给半点面子，却一再打破过去的规矩。布什政府到中国两次访问，在正式场合都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这是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倒是明确提出对台湾的义务；美国一直在向台湾大宗军售，而且武器越来越先进，数量越来越多。虽然台湾一再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如护照加注“台湾”字样，公开称台湾是主权国家，但美国不但不反对，还支持有加。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要遏制中国的强大，最好的筹码是台湾问题。让台海永远分裂是美国最佳选择。当台湾的经济联系与大陆越来越紧密的时候，美国政府心急了，政治上可不能让两岸走太近。所以小布什在国际场合可以不提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但是对台湾的承诺不能不提，即使在中国访问时也是这样。小布什总统在中国访问信誓旦旦的说要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刚回到美国不久，美台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却在美国会面了。这还不够，美国政府还有意的泄露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白无误的告诉中国，台海问题将导致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为了把中国拖向军备竞赛，核讹诈的招数也使用出来了，看中国怎么办。[40]

　　大陆流行过一句讽刺司法腐败的话曰“吃了被告吃原告”，意指两头敲诈，美国打“台湾牌”的行为可谓“吃了小头吃大头”。从70年代两国开始建交谈判以来，美国仅靠一些模棱两可、甚至“各自表述”的语句，就迫使大陆在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上，以牺牲自己利益或委曲求全，作出重大让步，遭受重大的政治、经济损失。更在这个问题上被美国弄得颠三倒四、筋疲力尽，只剩下反复说“听其言，观其行”的力气，完全分散了处理其它国内外问题的精力。这样的效果，换到其它方面，就算美国把台湾交的保护费再加倍用出来都办不到。

　　美国要和中国对弈，台湾这颗棋子可以玩不完，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刻意采取模糊的政策，那么，中美之间永远有闹不完的摩擦，永远有没完没了的利益交换。台湾问题成了美国政府时刻敲诈制约中国的王牌。

　　现在美国是左右逢源：左手挥着三个联合公报，右手高举《与台湾关系法》，游刃于两岸之间――同大陆做生意，向台湾卖武器。既吃定台湾，又套牢大陆，把两边中国人耍得团团转，不得不仰美国的鼻息行事。中国主权成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在现有的分治状况下，两边都要看其脸色，谁不听话，就给其对手一个糖果，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山姆大叔已从两岸的中国人身上谋得了本来绝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因为台湾被其扣为人质。台湾已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最大一笔战略资产。

第三节 霸权的逻辑――马歇尔报告

　　1993年，美国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就说：“中国的崛起，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亨廷顿这样问道：如果巴尔干地区是20世纪地球上的“火药桶”的话，那么，21世纪的“火药桶”在地球的哪一端？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后，就预言这个未来的“火药桶”就是南中国海。在被广泛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文明的冲突与政治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指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与美国在那里围绕着石油和战略建立起来的利益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可能要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他预测说，这场矛盾的总爆发可能是在2010年。

　　亨廷顿指出：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

亨廷顿接着说：……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物中应起的作用。……

　　在这里，亨廷顿十分“客观”地指出，其实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之所以阻止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为了保护什么台湾的利益，而恰恰是为了防止台湾与中国大陆联合起来申诉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在那里掠夺石油资源的美国利益。而一贯侵略越南，给越南造成了严重伤害的美国之所以又将扮演保护越南的角色，同样也不是保护什么民主，保护越南的利益，而仅仅是以这样的借口来保护它自己的利益。

　　亨廷顿这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一直是借助自由主义原则在世界挑动文明分裂，之后，为美国以维护自由的名义发动战争，为维护美国利益制造理由，科索沃战争不过是这种做法的预演。而将来如法炮制的大舞台可能就是南中国海。亨廷顿实际上等于为美国战略的实质进行了一次明白无误的“大揭秘”。

　　亨廷顿认为，未来冲突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发展利益”的根本冲突，所谓“保卫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挑起冲突的借口而已。[41]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地区性竞争对手为主要内容，防止地区性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性的竞争对手。其基本逻辑是把以实力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作为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把安全问题作为战略考虑的重点。与冷战时代不同的是，这种战略思维，它追求的不只是大国力量的均势，而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前几十年对世界的独霸地位。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从防止未来威胁的角度，对可能的竞争者进行遏制。

霸权是什么呢？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霸权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对其霸权的挑战。

　　2001年5月份公布的美国国防部“马歇尔报告”曾得出结论说，无论中国是现行体制还是成为“民主国家”，都将是对美国的“威胁”。

　　据香港《新报》报道，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室主任马歇尔召集一批现役和退役军官与学术界人士完成的报告显示，无论中国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并且针对这种认定而进行策划。报告中的策划被认为是实际上的围堵策略。

　　马歇尔现年八十岁，在五角大厦任职几十年了。从尼克松开始，马歇尔就任职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一做就是30年。美国媒体推崇他是五角大厦首席未来学专家。从冷战时代一路走来，是美国军事界一位极具传奇性与争议性的人物。尽管年事已 高，阅历深厚，却经常被同侪视为激进的改革者，马歇尔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有数十年的交情，而且对布什政府的国防政策与战略思维有极大的影响力 。

　　这份题为《二零二五年亚洲》的报告指出：“一个安定而强大的中国将会不断威胁亚洲的现状。一个不稳定而相当微弱的中国可能是危险的。”

　　这份报告强调的重点包括：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华府若要在亚太地区继续扮演主要角色就必须在南亚和东南亚建立前进作战基地，印度具有崛起的战略潜能，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

　　报告说，美国采取更积极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的必要条件，与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双边联盟将可限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发挥力量。[42]

　　《参考消息》曾登载被揭密的美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于中清楚可见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对待中国的。

　　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第五，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第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表面上必须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第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疑。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央情报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要，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又会有什么行动纲领呢？

　　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巨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 1999年 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

　　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43]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与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现在一门心思埋头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只要美国不主动挑衅，中国尽量与之保持一种非敌对的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证明，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已认定中国是“头号敌人”，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铁板钉钉的事，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版本众多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本民族的长远生存是看得极为清楚的，中国的逐渐强大即便不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对于美国来说也是相对的衰落，因为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制约的因素，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权力结构将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统治集团将丧失现在游刃有余的某些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外交欺骗的好处。[44]

　　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济交往的真相是非常残酷的：这个世界太小，美国所占有的财富与耗费的资源太大，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其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资源的高度消耗来维持高度的富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曾经有科学家指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达到美国那样的资源消耗水平和富裕程度，那么，即使再增加两个地球的资源还是不敷人类消耗的。市场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经济，中国的崛起将必然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原有的即得利益集团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从他们的手中抢走他们的东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对资源分配之争。德国就是希望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抢得更多的资源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德国对资源的需求就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何况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笔者始终相信人“性恶”。千万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那么美好，你想发展就发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如果中国发展起来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要打压中国了。

　　从政治上看，以中国之人口、文化、历史、国土，决定了中国一旦强大，就绝不是无声无息的二流强国，而是可以与美国争雄的一流强国。而美国外交战略目标，借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词：领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50年，美国与苏联争夺的就是这个词。冷战后，这个词还在作祟，用美国某些领导人喜欢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或者，“仁慈的霸权”。[45]

　　美国是新教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国那种扶弱抑强，有饭大家吃的不竞争与不计较的传统文化，他们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名战略家何新先生指出“美国人是一个金融资产阶级的民族，是一个信奉强者哲学，信奉弱肉强食哲学的民族。美国人从不同情弱者，从不怜悯弱者。只崇拜强者与成功者，这是美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立国以来，其全部外交史，是一部只与强者谈判交友，而不断凌侮弱者、失败者的历史。”[46]

　　即使中国实行美国那套制度体系，美国也一样要围堵中国，这倒不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利益使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会成为美国的一块“心病”，马歇尔报告就是明证。

　　美国人的霸道逻辑说白了就是永远站在船头为王，谁冒上来就给他一棒子，扑杀一切竞争对手。

　　美国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有潜力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怎么可能真正韬光养晦？美国又怎么可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因此，美国人将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直至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那些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存有幻想的善良的人们应该清醒了，无原则地去傍美国人的大腿，只会自取其辱。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总是强调说，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各项原则和自己作出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庄严承诺。然而，这类声明，不知是政治家们保面子、下台阶的手段，还是真心实意的对外交涉。实际上，美国国会、政府于一九七九年通过、签署的《台湾关系法》，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是美国承担“保卫台湾安全”义务的根据，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根本障碍。“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政府眼里其实根本一钱不值，美国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签字后不久，就告诉国会议员们，这一公报并无约束力，只是一纸可以修改的美国政策声明。现在美国国会里的很多议员压根不知道“三个联合公报”的存在。台湾问题的白皮书说：“美国一再违反自己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从美国政治体制的角度看，实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去违反“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那就违反了对美国法律－－《台湾关系法》的庄严承诺，就会遭到国会的弹劾，就会下台、甚至遭到起诉。[47]

　　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且在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如果中国只希望跟美国搞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希望用市场或经济牌来化解美国人的政治外交攻势，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相情愿。

　　经济上的密切交往，并不等于战略上可以互相为友、不为敌人。如20世纪初，英德之间贸易额较之英国的协约国盟友大得多。但是当时的海军将领丘吉尔还是说每一个德国的烟囱都是指向英国的大炮。在历史上、由于经济相互依存却导致战争的例子并不鲜见。[48]

　　现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就是抓住台湾、西藏与人权以及其他热点问题不放手，要彻底压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防止中国对美国霸权的颠覆。

　　仅凭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破坏中国的统一一条，就可以断定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敌人。不管我们跟它做了多少生意，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被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而不是次要的对手。这种态势不是暂时的，而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再对中美关系抱有幻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会误国误民。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必须从最坏的可能性，而不是从最好的可能性，从现实的情况，而不是从理想主义的概念和原则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严峻的形势下站稳脚跟。[49]

第四节 NMD与TMD――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001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宣布部署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进行了多次试验。

美国部署NMD公开的理由是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

　　事实上，美国部署NMD对付“流氓国家”的理由是十分牵强、荒谬的。

　　2001年6月， 就在美国总统布什忙活着推销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为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辩护时，美国自己的军事专家却唱出反调，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所谓“流氓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实力，因此部署什么NMD纯粹多余。

　　据美国军事专家分析，在这几个国家里，以朝鲜的大浦洞2号导弹最为先进，但就是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微乎其微。以美国专家最乐观的估计，在一切辅助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大浦洞导弹的射程最大为3600英里，这个距离从朝鲜东海岸简陋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至多打到作为美国“脚丫子”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离美国的“躯干”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如果“保守”估计，大浦洞的射程也就是2400英里，这样就只能打到阿留申群岛上人迹罕至的小岛，至多至多也只是给美国造成的“皮外擦伤”。

　　至于另外几个美国的“心腹大患”，没有一个国家有射程超过900英里的导弹，而且地理位置上，它们离美国本土的距离都比朝鲜远得多。利比亚的斯库德B型导弹射程只有区区180英里。伊拉克脑袋上有联合国军事制裁的“紧箍咒”，导弹射程被限制在90英里内。即便真像美国疯传的那样，伊拉克藏了射程在540英里的斯库德导弹，但美国和伊拉克地处东西两个半球，又有美国的欧洲军事盟国在中间挡着，伊拉克的导弹怎么会打到美国土地上？

　　其实╋朝鲜?p伊拉克?p利比亚和伊朗等根本就没有核导弹╋怎么可能对美国构成核威胁?t况且这些国家都不具备潜射或舰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怎么可能从本国领土打到美国本土呢?t美国距离所谓的任何一个“无赖”国家的距离都超过8000公里╋有的在1万公里以上╋人家拿什么打这么远?t即便是弹道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没有核弹头破坏力能有多大?t用常规弹道导弹摧毁一个机场起码要消耗二三十枚导弹╋要是把美国给炸毁了╋得需要多少导弹?t所以╋理由显然是荒唐可笑的。[50]

　　而且，美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个“流氓国家”内忧外患自顾不暇，谁吃多了撑的敢去招惹它。

除了关键的射程因素外，美国专家指出：

　　几个“流氓国家”都没有给导弹安装固体燃料火箭引擎，甚至根本就没试验过，而采用液体燃料，装料少说要花几个小时，多则要用几天。相比之下，固体燃料从装料到发火只要几分钟。

　　几个“流氓国家”中导弹发射的辅助设施都非常短缺，技术落后。

　　几个“流氓国家”的工业实力都不足以使它们拥有大量导弹，而且导弹发展计划也不可能快。[51]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朝鲜?p伊拉克?p利比亚和伊朗等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充其量只能被卷入到地区冲突中去。仅仅为了应付地区冲突，他们在客观上就不可能产生对洲际弹道导弹的需求。而且这些国家竭力拥有洲际导弹，为制造这种武器必须在财政和物资上付出巨大的消耗，因此就不可能同时制造或购买常规武器。

　　就算第三世界国家将来掌握了制造弹道导弹的技术，美国也不一定非面临遭到打击的实际威胁不可。在各核大国之间有效制定某种条约的方法，也可以同样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假定已制造出洲际导弹，也未必敢于用来对付美国。因为它很清楚：美国一旦回击，该国就要整个被从地球上抹掉。[52]

　　事实上，伊朗、利比亚、朝鲜从未侵略过美国，相反倒是美国不断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宗教信仰上干涉、侵犯、损害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由于这些国家不接受美国霸权主义的指挥，不接受美国式的政治，美国就硬是把这些国家列为“流氓国家”，这本身就是一种流氓行径。

　　很显然，美国部署NMD是另有所图。

　　美国地缘战略观一贯认为，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防止该地区出现对美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基于这种认识，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实行了遏制政策。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传统的遏制战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从而使战略重点由从对付苏联全球性挑战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而克林顿政府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和“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又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欧亚大陆西部置于自己的牢固控制中。然而，克林顿的战略都仍只不过是过渡性战略而已，其基本格调仍为旧式的思维。随着冷战后过渡期的结束，美军旧的战略使命已告完成。小布什在上台后，美军事战略更加关注亚太地区也是时势必然。[53]

在亚太地区对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无疑是中国。因此，美国处心积虑地发展、部署NMD的真正目标是中国。这正应了中国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此外，美国将台湾纳入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明显是为将来介入台湾海峡战事作准备。

　　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军事革命的推进，当代战争形态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未来战争将主要以信息为基础的高技术战争的面目出现。美军认为，要在未来战争中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地位，必须大力发展适应未来战争形态需要的信息战能力及相关的太空战能力。正因如此，美大力推动导弹防御的开发进程，加大外层空间武器系统方面的投入，以取得对所有可能对手的技术代差优势。

　　美国把军事战略追求的目标定位于确保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及美国周边及主要盟国的“优势安全”上。为达此目标，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执意放弃已维护30年之久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宣称《反导条约》是冷战的产物，无力处理美所面临的新安全威胁，特别是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条约，全面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统，美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仅要保护本土，还要保护盟国利益，从而使美获得“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双重优势。[54]

　　2001年秋天美国正式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两国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该条约是战后几十年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稳定的基石，美国退出ABM条约，是为其发展NMD和TMD系统扫清法律障碍，这表明，美国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门心事要发展NMD和TMD。

　　由于俄罗斯拥有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先进的运载火箭技术，目前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法对付俄罗斯同时发射6000多枚核弹头的攻击，NMD对它没有多大威慑作用。与此相比，中国只有约20枚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因此，美国大力发展NMD和TMD技术，其对中国的压力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