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第一节 日本想借“台独”牟利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是“台独”的罪魁祸首。在日本的野蛮侵略下，台湾曾一度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怀抱，由此才产生了延拓至今的两岸分离分治的艰难局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此台湾沦入日本铁蹄之下。在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日本殖民者不仅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掠夺财富资源，而且还进行所谓的“文化移植”，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行灌输日本文化，试图切断台湾同胞世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传统，将台湾人民同化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最终把台湾纳入日本版图。在“普及教育”的名义之下，汉语及各地方言首先遭到摧残，中文刊物被禁止，日语被强制推行，在公共场合，必须使用日语，使用汉语或方言者会遭到侮辱和处罚。

　　为此，日本在台湾设置了众多的日语讲习所，一九三九年，设立的日语讲习所和简易日语讲习所达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所，规定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必须进讲习所学习日语；到了其殖民统治的后期，教育直接变成赤裸裸的“皇民化”思想教育，从学校到社会都在进行日本国民精神训练，丑化中国，磨灭学生的故国观念，企图将台湾人培养为忠于天皇的“皇民”，充当日本人统治和扩张的工具。[1]

具体来说，“皇民化”运动始于“九一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具有中国血统的台湾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改过去对台湾的“愚民政策”，开始在台湾积极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1938年猛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废止，改为日语报纸。台湾人保持的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被禁止，强迫台湾人参拜日本神社。1940年又开始号召台湾人自愿改用日本式姓名的“改姓名运动”，但收效甚微，只有0.1％的台湾人改用了日本式姓名。此外总督府还在村落、城区组织了“皇民奉公会”“挺身奉公队”等居民组织，灌输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试图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人。[2]

　　据台湾总督府统计，1937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为37。8％，1940年为51％，1944年则高达71％。[3]由此可见，日本要不是在二战中战败，今日台湾肯定没有人会讲汉语。

　　这种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确实为日本培养了一批忠实的“皇民”，当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当数李登辉其人。这个饱受日本文化灌输的民族败类曾多次厚颜无耻地称自己“前二十年是日本人，”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台独”狂热人士则认为，由于其日本“皇民”历史，他们和“支那人”属于不同的种族，而且两相比较，他们比“支那人”优越。

　　二战结束时，战败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台湾将归还中国。而在此时，一部分侵占台湾的日本军官与台湾少数亲日“皇民”则在密谋策划“台湾独立”。结果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独立闹剧”没有得逞。但这却为后来“台独分子”的复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与此同时，对那些主张回归大陆的台湾民众和人士，日本侵略者在离岛前则残暴捕杀，疯狂镇压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反抗斗争。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和野蛮占领才使台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脱离了祖国，又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加深了两岸的隔阂。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马关条约》， 没有《马关条约》就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就不会有形成目前两岸骨肉互残危险局面的可能。

　　“台独”势力是危害中华民族统一，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恶性毒瘤。尤其是近年来，在李登辉等的妖言惑众和极力扶植下，“台独”势力更是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然而，就是这么股数典忘祖，令人不齿的反动势力，它的蔓延和滋生也与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日本曾是“台独”运动的大本营 ， 对台50年的殖民统治培养了日本民众难以释怀的“台湾情结”。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台独”的活动中从来没有扮演过局外人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独”的大本营就在日本，70年代以后虽然转向美国和台湾本岛，但日本人对“台独”的支持却从来没有终止，并且在经过七、八十年代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又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台独”狂风。

早期的“台独”势力得到了日本一些人的积极支持。其中一个叫廖文毅的串联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一个叫辜宽敏的则拉拢拼凑了“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后改为“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支部”）。这两个组织都把总部设在日本，以日本为大本营开始了罪恶的分裂活动。这些称为第一代“台独”分子开展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串联拉拢、反动宣传，以图营造“独立氛围”，寻求国际支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支持“台独”的气焰也甚嚣尘上，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等都成立各种团体，公开与“台独”组织来往，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台独”势力进行渗透、拉拢和支援。1967年，“左派台独”分子施朝晖自立门户，又在日本成立了所谓的“独立台湾会”，鼓吹通过暴力夺权。“独立台湾会”的暴力主张非常合某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意，他们纷纷出马声援。到了1970年，“独立台湾会”与世界各地的“台独”渣滓纠合起“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后，又铤而走险，派出杀手黄文雄等人刺杀访美的蒋经国。这一恐怖行动震惊美国，也引起世界的谴责。美国大概觉得这种方法“不文明”，于是在日美的共同授意与支持下，“台独”组织转而采取了“通过体制改革寻求独立”的方式，并于70年代秘密派人潜入台湾发展组织，到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民进党成立，“台独”的活动中心才发生了“由外（日美）向内（台湾岛）”的转移。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日本紧紧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大陆、支持台湾反共的政策并于1952年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此后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台湾，声明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9年佐藤荣作访美时，发表了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台湾地区的共同声明，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明目张胆地摆出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两岸统一的架式。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态度仍然没变。中日复交谈判中，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虽不得不保持低姿态，但背后的小动作从未间断。

　　1987年的早春二月，在日本政府专机和外务官员的护送下，一艘名叫“清津号”的客轮缓缓驶向中国的宝岛台湾。在表面现象的掩饰下，日台间进行官方往来已经成为事实。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将理应归中国政府所有，1931年在日本京都建成的一栋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并称其为“中华民国”，以此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后来，日台关系渐趋政治化、官方化，已逐渐从民间往来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层次与级别在不断上升：1990年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访日，这是日台“断交”后台当局高级官员首次公开访日，三年后，升任“立法院长”的刘松藩再度访日；1991年台“经济部长”萧万长和“外交部次长”章孝严先后访日；1993年台“外交部长”钱复以观光名义赴日本；同年2月，辜振甫率团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访日，受到高规格接待；同年5月，日通产省大臣政策局长访台，提高了日本官员访台级别；1994年，村山内阁不顾我国强烈反对，允许台“行政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实际上提高了日台关系的规格”。

　　日本政界许多人几年来还一直在为李登辉访日寻找时机、推波助澜。1991年，此事被提上日台关系的议事日程；1994年，日本出现利用亚运会邀请李登辉的“访日政治风波”；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日本国内的一些组织又鼓吹李登辉可以依照“康大模式”访问京都大学；到98年2月，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又以私人的名义到日本活动。此外，在体制上，日本还提升了双方交流机构的级别，凸现其政府性质。在将台湾驻日机构更名为“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同时强化了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日本交流协会”的阵容。

　　不仅如此，日台关系还逐步从台下走到台上。首先，李登辉上台后推选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经济发展，一度成为日本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事件”、1995年的李登辉访美及我随后进行的军事演习和1996年的“总统直选”都被日本媒体充分报道，导致日本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与同情度均有所升高。随着日本国内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也日益公开化。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竟然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对我国说三道四，支持李登辉当选台“总统”，公然干涉我国内政。[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些部门故意制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在法律上对在日本的中国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实行不同规定。如在签证、居留和定居权的获得方面，优待持台湾“护照”者，歧视和刁难持大陆护照的人。

　　尤为令人警惕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成功，日本右翼势力，包括许多政客对两岸统一的惧怕和担心也与日俱增。与这种心态相适应的是，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紧渗透和拉拢台湾，力争对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防卫”范围，明里暗里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最明显的标志是1997年9月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其后通过的“周边事态法”等三个法案。日本迫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对，在措辞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地解释为“所谓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但也有些身居高位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公然声称：“周边事态”的范围是从菲律宾到库页岛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赤裸裸地助长“台独”势力的气焰。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暗地或公开支持“台独”的努力仍活跃着，美日等大国的一些战略家总是千方百计将台湾纳入其控制线内，以维护其“太平洋自由国家”利益。例如曾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的石辰彦强调：“站在海、空观点，台湾为日本南方航线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势有变，可能有被切断之虞”。担任过陆上自卫队副参谋长等要职的崛江正夫强调：“如果与台湾接近，对日本的防卫将大有影响”[5]于此可知觊觎台湾者大有人在。

　　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麦金农（SteveMacKinnon）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见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指出，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真正担忧是，“独立”的台湾将被日本统治。而李登辉2001年夏天访问日本时引出的笑话则是，只有日本心脏医生才能为他治病，因为他有一颗“日本心”。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6]

　　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台湾问题，尤其是“台独”势力的逐步坐大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扮演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日本想借“台独”牟利，遏制中国的崛起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

　　从经济的角度看，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对台投资达8．5亿美元，约比美国的4．9亿美元高出一倍。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在对台大量投资的同时，日本还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顺差，其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浓厚的关系，有的甚至堪称日本的“影子企业”。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是日本安全战略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日本若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籍此，将更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历史上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在地理位置上，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对日本这种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大并且一心欲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来说，航线关系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日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这一领土争端发生在台海对峙的北方，台海对峙是这一领土争端的现实屏障。因此台海对峙符合日本利益，日本从骨子里希望台海永远对峙。日本由于二战战败国的历史和中国与之建交的前提，不敢公开支持“台独”集团，但是，日本的右翼一直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独”集团，他们一方面在本国煽情议论，一方面利用台籍日人在“台独”集团中强化“台独”意识，割裂两岸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源远流长且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日本虽然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对于我国统一大业，日本认为“最好是固定现状”，并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牵制我国的最重要的王牌。日本欲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是与其走向政治大国的图谋息息相关的 。因此，在台海对峙中，日本与中国的矛盾比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更复杂、更现实、更带根本性和长远性。

第二节 地球上最遥远的近邻

　　性嗜掠杀的民族

　　近代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据学者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这七十年当中，对外的战争发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针对于中国的。[7]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这与鸦片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发生一万多次地震，台风海啸也是司空见惯，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岛终将沉入海底的宿命观点，千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夺取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陆土地。

　　日本人的未来危机意识很强，“警钟文学”非常发达，著名的有《日本沉没》、《油断》和《东京消失》等，写了他们的国家陷入灾难时的情形，写了他们的国家在灭亡时，日本人如何逃向世界各地。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日本鄙视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并自负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当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就成为其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霸道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励着日本拚命向外扩张。而欲称雄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要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国这么大，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于它来讲，这是一个极好的目标。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本日日“卧薪尝胆”，梦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来看，日本是早已经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土地富庶物产丰饶的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起点！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自唐朝开始便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入侵中国，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倭寇”绵绵不绝的唯一解释！

　　《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指出：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朝鲜）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避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8]

　　日本右倾思想的总根源是自称与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纸币上 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创建的《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以我手新筑”之，“杀尽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洲”。

　　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争雄东亚”，“将东亚之权柄握我一手”，“支那，朝鲜在我文明之中”。侮辱台湾民众“是乌合草贼，无知蒙昧的蛮民”、“狂暴的土匪”、“未开化蛮民”、“车夫马丁之辈”、“无知冥顽之辈”，等等，日本军队应“诛杀丑类，一个不留”，“冥顽不灵，除歼灭外，别无手段”，“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化”；用“猪尾儿”，“猪尾汉”、“胆小鬼”、“乞食流民”、“炮灰”、“清国佬”等轻蔑的语言称呼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唆使日本军队到朝鲜、中国去掠夺宫廷的财宝、书画、珍器等；称甲午战争是“文明野蛮之战”。[9]

　　日本武士集团名震天下，武士道精神千年不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汤重南先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二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许多日本学生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他们的中国同学还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热心地给他们当向导。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10]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图集，从这些日军为炫耀“战功”而制作的大量图片，也能看到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其中就有“八?一三”事变中，日本侨民用太阳旗引导日军轰炸机轰炸中国军队的图片。[11]

　　罗福惠先生在《国情、国民性与现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一书中写道，上世纪60年代他在距离武汉30多公里的郊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丘陵地区作社会调查时，当地的新四军老战士告诉他，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一张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张图祥细地绘下了该地区的地形]交通和村镇，连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茶棚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消失。这证明这张图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日本人的谍报人员绘成了。他听了后毛骨悚然，深感旧中国真象摆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体。[12]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的丛书，每册在500页之上、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对比之下，戴氏深感到中国人没有在日本这个 题目上下功夫，因此在两国交往中，中国人常常因为不知彼而陷于被动。[13]

　　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女士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仁”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

　　日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无耻地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本性，与武士道精神分不开的。武士道认为，人的两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这两个同属“善”的构成，前者施于内，部、上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后者则施于对手。这种观念模式里铸就的兵士，在国内和平时期是忠顺的臣民、孝顺的人子或慈祥的父亲；在战时，尤其是在国外，就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说，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滥杀我国，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结果。[14]

　　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从中国看日本，那是一个悬浮于太平洋中的列岛；从列岛看中国，那是一片广袤的大地，岛国的日本人总是盯着海外，早在公元7世纪，当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国，国书上就曾写下“日出之国天皇敬白日没之国皇帝”的词句以抬高自己的身价。[15]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狂妄自大，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是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

　　据史书记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

　　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16]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曾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1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17]

　　1942年，731部队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等病毒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置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三十万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两万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焚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万户萧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

　　日本为损人利己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疯狂侵占我钓鱼岛的急先锋“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就曾经说过：“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惟命是从”。

　　日人高桥敷曾经写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18]

　　日本人唯强权而是从。跟日本人谈什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对缺少普遍价值观的日本人来说，力就是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以怨报德

　　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然而，在处理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看到的以德报怨的豁达和大度。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强迫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合美元十亿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1965年放弃对日索赔权后日本提供了无偿、有偿援助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

　　中国一直主张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教育本国人民。加上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500亿美圆计算，在1949年也相当于18万亿日圆，而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岁入决算为6694亿日圆，全部用于赔偿也需要25?7年。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日本银行贷款的最高限额为10亿美圆，按这个能力赔偿，500亿美圆则需要50年才能还清。[19]

　　曾有日本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若日本偿还中国的战争赔款，它就根本无法迎来“经济起飞”。

　　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后，中国人并没有要求日本人感谢。但是近来有些日本人却反复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我们不仅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从1972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历史而人为地限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韩国直到1998年才开放进口日本电影等文化产品，但中国早在1972年就已经这么做了。

　　中国在二战后收养和抚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国的孤儿的善举，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为感动。

　　在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有一面“感谢中国养父母之碑”。碑中铜像描绘了一个日本孤儿与养母牵手的场面，其仰视养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儿非常安心。来此参观的中国人、日本人见此铜像后都激动不已。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被中国人养育成人的日本孤儿有2700多人，近年来有九成以上已经回日本定居。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都干了什么？1904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东北的许多百姓被无辜地卷入战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而且战后日本夺取东北权益，开始了殖民化统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中国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统治，备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把敌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保护、养育，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国人民是基于人道主义保护这些战争孤儿的，而且很多人是自发地坚持这种道义，因为孩子没有战争责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结果被起诉的36人并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判处监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释放。另外1016人免于起诉，分3批送回日本。众所周知，日军侵华期间烧杀、抢劫、奸淫，罪行累累，但中国并没有采取复仇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宽大处理。[20]

　　此外，日本战败投降后从中国撤回了约30多万军民。中国政府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态度使得成千上万本该处罚的参战官兵得以不受任何伤害地重返家园，尽管中国政府的此种行为为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埋下了后患。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余年间日本从中日贸易中累计的贸易顺差高达280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贸易获利最大的市场之一。1999年中日贸易额为850亿美元，中国代替欧盟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

　　然而，中国的豁达与善意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以怨报德，不断制造事端。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再谈历史问题、再要求日本道歉，只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为了让日本在中国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是想通过要日本“赎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国政府以不要求赔款来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说什么吗，他们说日本人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所以你们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要赔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的话你们中国人怎么会不要求赔款呢，要不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脑子有毛病。[21]

　　在日中关系上，日本现在动不动就大谈ODA(日本政府对外发展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谈80年代初小平同志访日时对日本提出的“帮助亚洲穷邻居”的言论，大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政策目的是在亚洲谋求扩展，指责中国拿了日本的钱但“不说日本的好话”，拿了日本的钱发展了经济和国防现在反过来“威胁”日本，似乎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愤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经济援助”从没有给我国带来真正的先进工业技术，他们只是偷走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开拓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商品市场。结果使我们离不开日本家电，离不开日本游戏机，在没有技术实力对抗日本产品的现状下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只能向日本开放更多的权益：石油开采，山林砍伐，通讯干线的建设权，电气铁路的建设权，市场的开放等等，就差没有割地赔款了。

日本人在中国落难之时，黄金白银，煤炭钢铁，粮食工具，哪一样没要？而且是整车整船、接二连三。现在给中国一点贷款，还小里小气，附加苛刻条件，俨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资金很多，多过中国，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人等没中国人聪明，不会偷学日本人的技术经验，而中国人却有这个危险，因此日本给中国的“援助”都定有明确的指示，不给先进技术，不让中国人涉及核心机密，外带必须有助日本商品的进口。我们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却得不到入管局（法务省）的批准，理由是这些公司、研究机关涉及高精尖技术或国家机密，不允许中国人渗入。[22]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离我们最远的邻居》中写到，2000年他随中国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随机采访了一些老百姓，询问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看法，受访者大都态度冷淡，不予合作，只有一个的士司机例外，对着摄象机镜头叽里咕噜了一大通，水均益只会英语不懂日语，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会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气炸了，原来这个日本人说的是，为什么当初皇军不把支那人都杀光，害得他们现在跑到日本来张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议中国各地的“抗日历史纪念馆”删除“抗日”二字，因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

　　其实，感到震惊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了抗战，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和付出的牺牲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但是，向来注重礼仪的日本，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正式说声简单的“道歉”，更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感。这还不足以令中国人震惊吗？就凭这副无赖相，日本就没有资格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同样是2000年底，朱槠基总理接受 TBS电视台的与日本市民对话专访，一位51岁的市民提出的问题很能代表普通日本人的心态：中国要求日本道歉究竟到何时为止？

　　道德认知水平的低下必然导致道德行为的低下。事实上，日本不但拒绝就发动战争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许多本来已经是马拉松式的战争赔偿诉讼，以待当事人不堪时日流逝而伤痛终身地辞世，或者寻找各种借口令其败诉。因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鹿岛组“花岗事件”引发的劳工案，早在1995年 6月28日就提出诉讼，1997年12月一审却败诉，后经事件幸存受害者耿谆等上诉至东京最高法院，直至2000年11月29日才以法庭调解而结束，而前提却是日方“不承担法律责任”。

　　好一个“不承担法律责任”，又是一副活脱脱的无赖相。在冗长的诉讼中，11名原告先后有3名去世。就在11月4日──离最终达成调解不到一个月，81岁的幸存者王敏也带着终身遗憾与世长辞。类似这样向日本索赔的案件目前尚有几十件，更不用说那些被判为败诉的“慰安妇案”、“香港军票案”了。就连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夏淑琴老人控诉日军南京暴行，也被右翼分子诬蔑为“历史的假证人”。他们喧嚷“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要彻底检证。” [23]

　　日本人恬不知耻地大肆报道美国政府向北美及南美，夏威夷群岛的日裔对二战中把他们关进集中营的事进行赔偿，却不想想自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逍遥法外没受谴责。

　　2002年8月28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认定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谢罪赔偿的请求。犯了罪而不负责任，尽管有再多的历史原因和法律条文来解释，也是具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然而，日本法院就是这么判的，这正鲜明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部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虚与委蛇的态度。[24]

　　单是二战之中，从北太平洋向西南划半个弧形，直至南太平洋，有多少国家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靴践踏过，被硬划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有多少人诚心忏悔过？

　　日本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自己的侵略历史、明确战争罪责，没有深刻地从历史教训中进行反省，因此缺乏加害意识和道义意识，对受害者的痛苦置之不闻，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

　　然而，在拼命为历史烂疤瘌遮羞的同时，日本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声色俱下描绘自己是受害者的机会。每年八月六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举国上下都要扮演一次自己是二战中最大受害国的形像。日本要“和平祈愿”，要发“和平宣言”，仿佛自己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别人多大欺侮似的。[25]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馆，原子弹爆炸前的“日本同他国交战”的历史，只是以几张图片略略带过，相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和细节，祥细而完备。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Alan Booth）在参观该馆后，曾在文章中写道：“从它的形容看来，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类似的战争悲剧。”[26]

　　战后50多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他们蓄意制造谎言，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吹捧战争罪犯，否认战争暴行。特别是2001年以来，先是日本文部省通过了严重歪曲侵略历史的新版历史教科书，随后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一些日本政要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于“八?一五”前后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亡灵招魂。

　　日本始终拒绝对中国作出严肃、认真的战争道歉、始终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在对亚洲国家战争伤害的基本性质，以及侵略历史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顽固坚持“皇国史观”，故意模糊侵略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台湾问题上暗中支持“台独”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贡献论”和“解放论”的观点在日本社会开始膨胀，这种观点主张否定侵略历史，颂扬所谓战前日本人才真正具备日本的国民精神，并叫嚷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所谓“贡献”和“解放”。此外，日本还出版了《战争论》、《台湾论》等一系列书籍，以漫画的形式在全日本推行“修正史观”。日本的右翼势力以石原慎太郎、小林善纪为代表，竭力为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东京都都事石原慎太郎侮辱性地称中国人是“支那人”，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大肆污蔑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有公德心”。公然为日本的二战战犯招魂，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

　　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也是为纪念1978年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年而特别安排的国事活动。本来，江主席的访日应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不同意江主席所提出的“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原则，那次江主席访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应有的回应。

　　日本明知我国主席访日日程，却同时安排韩国首相的来访，意图压低江主席访日舆论的影响，故意做出亲韩远华的姿态给中国施加压力。直至江主席抵日之后，围绕日本政府的历史谢罪问题，中方一直与日方进行交涉，最终没能使日方妥协。日本的电视评论曾说，中方在外交上有战争历史这张牌，而日本却全面被动，没有一张主动的牌，所以必须造牌出来。他们的造法就是人为制造出中韩差距，对韩国认罪也不对中国认罪，进一步拉拢韩国，在台湾问题上决不帮助中国统一，逼中国向日本低头。利用美俄的大国关系孤立中国，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手腕，对中国只保证一个不字，对台湾保留两个不字。即暗里默认台湾的国联加盟等。他们居然提出条件要江主席保证不以武力收回台湾。江主席抵日前日本政界还与李登辉派遣的台湾使团大大亲热了一番。[27]

　　江泽民在访日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特意送给日本一对在日本即将濒临灭绝的朱?q鸟。如此善意，竟然被日本右翼媒体用漫画的形式宣传成中国故意要用朱?q鸟的长嘴“敲啄”日本。

就在江主席访日期间，当时日本的小渊政府不仅拒绝就台湾问题向中国作出类似克林顿访华时所作出的“三不承诺”，而且拒绝仿照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那样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予以“书面道歉”。在日中历史问题上，小渊政府只是简单地重复了1995年5月村山首相访华时所提出的“深刻反省”。[28]

　　江主席刚离开日本，日本舆论界已经刮起了反江批评。周刊杂志居然说江主席在皇宫的招待晚宴上身穿中山装是对天皇的不敬，“有失礼仪大邦的风范”。日本所有的报刊都登文奚落中国没有大国风度，老拿历史做文章。[29]

　　进入1999年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有增无减。先是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美日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其中所包括的《周边事态法案》明显将台湾包括在内。该法案以日本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当美国一旦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将提供后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为美军提供合法使用日本军事基地来干预中国内政的法律依据。随后，日本又通过了国歌国旗法，将二战中歌颂日本天皇的“君之代”与“日之丸”分别确立为日本的法定国歌和国旗。日本政坛也以“有事体制”建设为目标，努力寻求扩大自卫队武器使用权限，扩大自卫队军事规模。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出，中国的导弹瞄准日本；2001年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公开扬言，中国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中国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积约是它的25倍，而军费开支还不及日本的一半，为什么不是日本威胁中国，反而是中国威胁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泛滥、“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客观上构成了“三位一体”，彼此相互推波助澜。“中国威胁”混淆视听，舆论导向令人堪忧。日本报章上冠以“中国是霸权，还是崩溃”、“军国主义的中国”、“膨胀的中国，被吞没的日本”等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随处可见。一些常年敌视中国的文人政客不时挑动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2002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用上百页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国”特集，恶意扭曲中国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中国简化汉字也成了“岂有此理”。还有一个叫《SAPIO》的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组日本与“核大国”中国作战的“假想敌研究”报告，以“中国进攻日本”为题，搞了个“包括自卫队专家在内的进攻日本模拟演习”，极力挑动民族情绪。还有一本名为《日本封印》的预言式的虚构小说，着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30]

　　日本右翼认为，历史上欧美曾对亚非国家进行过侵略，他们没有谢罪，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侵略过越南，也没有谢罪，为什么偏让日本谢罪？右翼理论家认为，近代以后日本发动的历次战争都是为了抵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日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外交与美国发展关系，而对日本则追究历史问题。因此产生“反中”、“嫌中”的情绪。[31]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即使你不主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无论是出于担心或猜忌，别人也会设想你会主动这样去做，从而有足够的压力设法去限制你的发展空间，对于日本这类国家而言，更是巴不得中国瓜分豆剖而后快。

　　我们对日本的原谅在日本人看来是给了他们一张免罪符。宽容对懂得反省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放纵。周恩来总理在岚山的石碑被人浇上硝酸，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学演讲的时候“日本人民”拉开了“江泽民向天皇谢罪！”的标语横幅……。[32]

　　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2002年9月11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58.7％的人对于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的两国关系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的信赖程度，1988年为76％、1992年61％、1995年57％、1996年46％。而据2002年的调查，表示信任的只有38.3％，而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竟有55.3％。根据上述《读卖新闻》的调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影响，26.0％的意见认为是正面的，而36.6％的意见认为是负面的，另有29.0％的意见认为正负影响相当。[33]

　　其实，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以怨报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他可以认仇作父；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向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其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因为日本人对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没齿难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里，恃强凌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个精神胎记，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抢走中国人的东西。

　　对犯罪的忍耐，就是怂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个小人之国，而远非君子国度。如果中国政府当初顺从民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断不致于让今天的中国人去面对日本人的忘恩负义。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中日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中国只有强盛了才不会遭欺侮，这是硬道理。当然，所谓“强”，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能像“洋务运动”时代那样经不起一击。[34]

　　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35]

　　军国主义的幽灵历久不散

8月15日是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作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从来没有对于它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认真清算╋也从来没有直面这段历史的勇气与诚意。相反，他们却借机翻案，拒不承认侵略史实，甚至美化军国主义。

　　每年的8月15日，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坡上的靖国神社内，就会有军国主义时代的残渣余孽搞一番令人作呕的表演：五花八门的日本右翼团体，开着宣传车从各地汇聚而来，喧嚷“侵略有理”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年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日本兵又穿上海军的白制服或陆军的黄制服，扛着枪，举着战刀，粉墨登场；那些身着深色西装前来参拜的国会议员们个个脸色沉重，来去匆匆，仿佛在做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一天，靖国神社上演的幕幕闹剧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绝不是什么宗教场所，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舞台。

　　把“8?15”这一天的“靖国神社现象”看成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大汇演、大赶集绝不为过。但是，总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府要人和国会议员偏要凑这个“热闹”。他们甚至充耳不闻亚洲国家受害者的抗议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都是以这种名为“参拜”的行为方式，变相地去肯定靖国神社内宣扬的某种东西，即“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36]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独尊神道，把神道定为国教，将神道、神社统统置于“皇室神道”之下，自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神人”。在停止了神道国教化政策之后，日本政府依然推崇和奉行神道，神社依旧靠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维持。　

　　日本共有大小神社8万多个，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的神社，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在近代史上，靖国神社的名字是与战刀和征伐联系在一起的，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象征，折射着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封建军事帝国走向对外侵略，直至失败的轨迹。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是明治政府于1869年6月为追悼戊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设立的。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道的核心。改称“靖国神社”后，虽然继承了当初“慰灵”的做法，但同时开始强调表彰功绩的性质和功能。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

　　“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每年4月21日―23日和10月17日―19日，神社都要举行春秋两次盛大的祭奠活动，特别是每年的“8?15”战败纪念日那天，靖国神社更是迎来一批一批的右翼政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以及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族们前来祭奠。

　　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例如，在戊辰战争中为德川方而战死亡的人和在西南战争中与明治政府作战而死的西乡隆盛等，都没有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

　　在1945年以前，“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国家宗教―――神道的最高设施。天皇不仅在合祀新的战死者举行临时大典时亲自参拜，在每年春天和夏天举行例行大祭时也派代理人参拜。通过天皇的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宗教教育设施的功能得到了强化。它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人们：只有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地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　

　　靖国思想让士兵们相信，死后其灵魂可以在靖国神社（“封神榜”）内找到归宿，作为“靖国祭神”万世流芳，受人崇拜和景仰，以此换取士兵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在靖国思想的蒙蔽和煽动下，成千上万的士兵成为军国主义的走卒和炮灰，残忍地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举起屠刀，许多人在“重逢靖国”的口号下抛尸于异国荒野，变为孤魂野鬼。供在靖国神社里的240多万阵亡者中有210万死于二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靖国神社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关系。[37]

　　靖国神社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正门前是高25米、长34米的大牌坊(日本人称“鸟居”)。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余米高的石灯笼状纪念塔，碑文上写道“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描绘了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的画面，并都配有文字说明。其中有明治27年(1894年)9月17日海战，“联合舰队击破清国北洋水师”；明治33年(1900年)7月14日“我军占领天津城”；昭和7年(1932年)2月22日上海附近空战，“我军击落敌机”等。这些浮雕在变相地炫耀当年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伟业”。

　　在靖国神社中，从正门到大殿的参拜甬道中间立有近代日本陆军创立人之一大村益次郎铜像。正殿里悬挂有当年明治天皇书写的“为国捐躯，永祭壮士魂”的牌匾。神社东侧有一栋占地一万平方米名为“游就馆”的展馆。里面陈列着纪念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遗物和历史资料。其中，有日军使用过的大炮、飞机、坦克、鱼雷以及军舰的模型，还有侵华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军装、武器，军人日记、奖状等。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军礼服、“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遗书等都被堂而皇之地展出。

　　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可算作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38]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军攻占南京。在随后六周的血腥日月里，发疯般的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枪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焚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劫──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时变成一座妖魔恶畜共乐、孤魂冤鬼齐悲的浆血地狱，血腥的空气几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1年后，1948年12月22日凌晨，指挥攻打南京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为了防止军国主义者借机制造事端，松井和另六名超级战犯的尸体被焚烧成灰后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着他们的骨灰散去。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战犯招魂，而甲级战犯的灵位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39]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这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40]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为铲除军国主义的精神和土壤，于1945年底发布了“神道指令”，废除政府对神社、神道的经济援助与监督，使宗教与政治脱钩。接着，又在“和平宪法”中写入“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从国家所有变成了宗教法人。

　　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于1950年底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由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到把日本建设成为“远东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采取“肃共”政策外，还分期分批释放所有在押的各级战犯，总数在5400人以上。这些人遂摇身一变，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导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由此开始，一浪接一浪，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则为数极少。

　　开内阁总理大臣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但思虑再三，最终仍然以私人名义参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参拜时，虽然对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场”参拜，但是却堂而皇之地乘公车，还有官房长官随行，并且署名内阁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成为其“决算”的内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后，又率领内阁成员进行了参拜。这种完全无视历史被侵略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遭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从那以后，慑于国内外舆论批判的压力，其他日本领导人在任期中都比较谨慎地中止了正式参拜，只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是个例外。

　　显然，在内心里，日本政客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光荣而神圣的事情，这就好似将希特勒的遗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后人膜拜一样，无疑是对所有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和人民的亵渎与蔑视。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政坛有名的右派强硬分子，他子承父业，历任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死和战犯(象东条英机之流)将领家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会长，这个组织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敢公开为其军国主义召魂扬幡的政治团体之一。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历届多名高官公开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书、美化军国主义暴行，连二战中的一级战犯也当选过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处为一级战犯)。

　　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

　　日本每年有八百万人参拜靖国神社和博物馆，那里有声称“所谓‘南京大屠杀’，日本反驳中国编造的谎言”的教科书出售。

　　另据报载：日本2000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它占到日本总人口的5%。

　　“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属广岛县。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在“富国强兵”方针的指导下，建立近代海军，1876年，把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日本近代海军是效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建立的，不但其军事教学内容学习英国海军，甚至连江田岛海军学校 用的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学习近代海军战术、技术、西式外交礼仪的同时，其日常训练和管理特别严格甚至残酷，并且非常注重对海军学校的学员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于天皇和侵略扩张意识。这种教育被称为“江田岛精神”。是日本海军的精神支柱。江田岛海军学校为日本海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也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江田岛海军学校是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的起点。今日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在干什么呢？[41]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中国的日本史专家汤重南先生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42]

　　1998年4月底，日本摄制完成电影《自尊》，宣称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日本“无罪”，赞颂他是日本民族的“自豪”和“骄傲”，把东京审判说成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11日，有28名议员（其中7名曾担任过内阁官员）参加了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的该片特别试映式后出席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场旨在谋求亚洲稳定的战争”。“人们应该明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43]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公然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和极度愤慨，在日本公开发售新历史教科书。 面对亚洲邻国的一片挞伐之声，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报中、韩两国拒绝修改教科书。

　　日本的教科书修改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处心积虑。从1982年开始，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就开始修订，并出现了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趋势。从那时以来，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针，从而为用右翼史观篡改和替代二战后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的“侵略史观”打开了方便之门。围绕着日本教科书问题，亚洲国家与日本在坚持还是否定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侵略事实方面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80年代爆发过两次较大的教科书争论。当时，日本将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让中国和所有的海外华人激愤不已。

　　90年代以来，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搀假造劣，表现一贯不够老实，但至少，“侵略”二字还保留在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1993年，中国和韩国相继开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妇”索赔问题，在学者和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一些当年的亚洲“慰安妇”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责日军当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学者也在防卫厅检索到了日军当时组织慰安所的历史文件。这些事实都迫使当时组成联合内阁执政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承认了日军组织慰安妇的兽行。随后，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加进了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试图抹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事实和对亚洲国家所犯下的罪恶。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党议员和历史学家组成了历史检讨委员会，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为和各种兽行，在日本大量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论，散布慰安妇是自己愿意挣钱的“娼妇”等恶毒论调。

　　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为过去的侵略历史寻求开脱，始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和暗中的鼓励。日本的政府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否定侵略史观、追求按照所谓日本的“公正历史”修改教科书的重要推动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开扬言“侵略无罪论”；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然叫叫嚣“芦沟桥事件偶发论”。1994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的荒谬论调。1997年，防卫厅长官尾山静六也提出了“日本没有侵略亚洲邻国”的说法。而日本内阁主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成为日本官方对“战前史观”态度暧昧的集中体现。

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与民间右翼势力是遥相呼应、一唱一和，是日本政坛右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结果。

　　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打出了“新历史观”的旗号，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篡改和美化，已经远远不是局限在对个别史实的否认，而是要全盘否定日本曾有过的罪恶的过去，让日本的侵略历史合法化。

　　新教科书完全去掉了“慰安妇”一词，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欧美统治下的亚洲”，并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吞并韩国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也变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变成了“东北亚事态”。这些论调，无疑是日本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最大侮辱。[44]

　　这种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历史观”随着新版教科书的发行就等于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公众的认同。结果是：日本事实上推翻了战后对侵略战争以及给亚洲受害国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难曾表示过的“反省”、“歉意”等传统政策。

　　日本在思想上、观念上和心理上确立“新历史观”，无非是为了加速实现其“告别历史”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了给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去除自卫队体制而恢复所谓“普通国家”、实现日本“大国梦想”进一步鸣锣开道。日本想从“否定侵略历史”、“回归皇国历史”来获得通向未来的道路，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置亚洲人民过去遭受的苦难和今天受到的伤害于不顾，这样一个从里到外渗满了自私、偏执、冷漠和权欲感的日本，谁又说的清未来又会做什么？

　　此次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是今天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躁动并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全面右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善良的中国人一直将日本篡改历史归结为一小撮右翼势力，但今天，日本社会的主体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观点。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出版以后，一时成为“畅销书”，在一个星期内，就卖出了8000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45]

　　学者岩华曾与多位具国际眼光的日本学者深入探讨：为什么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彻底检讨它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而痛改前非呢？他们的回答非常坦率：第一，战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足以使它改变的“国际压力”，这?我灿姓胶竺拦?利用日本进行“反共战略”的因素，转移了国际焦点、世人的视线；第二，天皇制的保留继续了日本的政体和意识形态，麦克阿瑟被日本捧得忘乎所以，以至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在中美朝鲜战争时，美国甚至支持日本违反其宪法“非武装”的原则成立“自卫队”，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耗资第二大的军队；第三，日本从来就是一个注重“实力主义”的民族，它不信真理，唯信实力。在它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维新时期，正是西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论”和尼采“权力哲学”风行的时候，这种思想在日本从此扎根结果，以至于和德国一样产生野蛮的军国主义；第四，近代史上，日本基本上是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亚洲国家，想他们“如此无能、远不及日本”。至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印象仍然是贫穷、肮脏、无礼－－而且还专制愚昧。

　　前几年日本最大的自民党，在吹嘘自己“治理日本几十年的辉煌成就”时，轻蔑地列举亚洲国家及中国：“那些支那人(对中国人的蔑称)至今还象野兽似的住在洞穴(指陕西一带的窑洞)之中----”[46]

日本与德国同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也同是这场战争的战败国。战争结束后 ，德国与日本在认识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德国政府正视历史，勇于承认侵略战争罪责。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施罗德，对待战争的态度都立场鲜明，公开反省战争罪责，并向曾遭受纳粹侵略和残害的各国人民谢罪。尤为难得的是，勃兰特总理1970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谢罪（要知道西方人见到国王也只是单腿着地，只有在上帝面前才双膝着地）。

　　日本政府却不能坦然面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日本政府讳言侵略战争，总是遮遮掩掩，称侵略战争为“日中之战”、“太平洋战争”。日本某些政要不时为殖民统治歌功颂德，宣扬“殖民统治有功”，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甚至有的日本首相宣扬“皇国史观”，参拜象征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

　　德国政府以史为鉴，重视二战历史教育。德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使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了解“希特勒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暴力统治”，强调“教育下一代人”。教育部门多次修订历史教科书，将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列为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中心内容。无论当时的东德还是西德，战后都将许多纳粹罪行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让青年了解历史真相。

　　然而在日本，日本政府文部省审批的历史教科书一再模糊历史真相，不但逐步削减大量关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记述，淡化日本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反而借遭受原子弹轰炸强化日本“受害”意识，使得战后一代缺乏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

　　同德国新纳粹不同，日本右翼既不受立法遏制，也不受民族良心的限制。相反，他们通过有组织犯罪和广泛存在的讹诈网保持高调和显性。并且中日关系还涉及到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德国政府对新纳粹势力保持警钟长鸣，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取缔纳粹组织并逮捕其头目。1994年，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规定同情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加强了反纳粹的法律武器。

　　而在日本，各种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团体大行其道，正视历史反倒被扣上“民族自虐”的帽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偏袒代替了公平，私利代替了公理。前侵华日军东史郎等揭露日军罪行的人士遭到恐吓，被强征前往日本充当苦役的亚洲各国劳工和饱受凌辱的前“慰安妇”等战争受害者至今仍不能讨回一个公道。[47]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日本得到了争当世界一极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急欲甩掉曾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迈上世界政治大国的台阶。于是，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风气日盛，特别是政界要人中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人有增无减。他们放肆地散布谎言╋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p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事层出不穷。结果╋“侵略有功”?p“翻案有理”?p“谢罪有害”的种种荒谬论调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这样，才能“轻装上阵”。

　　2001年5月22日，一个日本人写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不良债权和财政赤字压迫着整个经济，人们充满着失败感和对未来的隐隐不安，在“不开心的气氛”和焦虑感情日益蔓延这一点上，现今的日本极似二十世纪20 年代到30年代的德国，连首相在国会的讲坛上挥舞手臂进行演说时充满悲壮感的表情，以及国民狂热的欢呼，都与当年的希特勒德国极其极似，作者在对小泉的改革寄于厚望的同时，又从其过高的支持率中感受到危机。[48]

　　近年来日本的仇华情绪持续升温。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国立大学的国际政治论的老师竟然将学期的课程名定为《21世纪的中国》，内容是讲授中国在21世纪必对日本构成威胁，因此日本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对抗中国。期末论文题目是《日本ODA-对华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让学生讨论如何“活用”对华“援助”资金，经济控制中国，使中国不能真正发展国力，反而开拓购买日本商品的市场。 那位老师教研室外堆放着的学生自由阅读的书刊有关中日历史，政治关系的评论几乎全都是反华的，什么“日本并未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中国重翻旧帐口口声声历史是嫉妒日本的经济力量，想讨便宜”等等。象这样反华的讲师在日本各大学并不少见，他们除了在学生中播种反华情绪，歪曲历史，还对日本决策层的官僚直接发挥影响。文部省给他们研究经费，研究“对华政策”，外务省等就请他们召开公开讨论会，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鉴制定“对华方针”。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舆论上他们都拥有影响力。[49]

　　我们总天真地认为只有少数“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实“日本人民”潜意识里就有“中国威胁论”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无形中用经济侵略来掌握控制权。他们所谓的“友好”与“和平”是在中国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的。

　　日本只有占主导地位才能与他国和平共存，“平等互惠”这样的口号只有中国人才喊，他们取笑中国真有这样的与蛇一起睡觉的东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向我们道歉“日本过去的恶行”，但他们的心里还附加一句“我们并无恶意”。对他们来说巩固亚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卫国家权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错了，但出发点却没错。大多数中间立场的日本人都这么想，更难怪右派“军国势力”那么嚣张了。

　　日本老一辈经过战争的人有些是因为惭愧自己的罪恶行为而不愿让后辈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错了却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想让下一代在心理上输给中国人而不告诉年轻人历史的真相。他们老的老，死的死，日本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根源已如风中残烛。

　　我国如再不加强对日本潜在敌对意识的压制，一味宣扬“中日友好”的表面形象，必将使我国青少年错误地理解“日本人民”，放松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设下的经济控制的圈套。

　　东京涩谷繁华街区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里总有右派社团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向过往的日本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歪曲历史，“日本在二战中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受到战争伤害的却是日本”等等。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中国等的历史问题的纠缠是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传。你说这些年轻的“日本人民”会对中国友好吗？

　　长崎市市长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谈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就遭到右派暗杀，中弹后差点身亡。你说日本这个国家是对中国友善还是敌意？将侵略史实写进日本教科书的作者一直过着孤僻隐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来赞扬他，帮助他的话，又何怕右派的骚扰呢。

　　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更为根深蒂固，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产生军国主义的，少数人的煽动是发动不了侵华战争的，关东军进驻东北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多了一块国土。很多人携家带小到东北“开拓新家园”。“大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统治下“共荣”。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日渐兴隆的右派势力的土壤。我们的“日本友人”总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正是这狭隘民族主义最好的证明吗？[5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日本缺乏德国那种正视过去、承担责任的勇气。不能正视历史，岂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样的日本如果获得“政治大国”的地位，谁敢保证它不会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灾难？

　　无数事实表明，日本对历史不老实，对现实有异心。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军国主义都曾是、并仍将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此次教科书争议中日本政府对亚洲国家正义呼声的冷漠、偏狭以及右翼势力的猖狂，日本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和改变防卫方针，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多年来维持全球第二的军费开支、打造亚洲第一的军事实力，都显示出军国主义不死的幽灵又在“扶桑”大地游荡。

第三节 隐形军事强国――日本的军事实力亚洲第一

　　随着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努力谋求成为军事大国，进而成为政治大国。近年来日本军费开支庞大，大力发展和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断提高自卫队的实力，为最终成为军事大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大大超出“专守防卫”的水平，并在法律、政策等多个层面突破或试图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对其用兵的限制，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

　　表面上，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军队，只有“自卫队”。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增加国防费用，开发高科技装备，使“自卫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威胁力的武装。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曾经披露，日本的军费开支早在1983年就超过了英、法、德。[51]早在1987年，日本军费就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上限，九二年它修改二战投降时盟国限制其军备的宪法，使国防经费连年突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由于日本庞大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保持军费总额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国防费用世界首位的状态，军费开支从1991年的343?９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超过530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26%。[52]

　　从表面看，日本军备体制规模较小但实际力量仅次于美国，某些领域与美国持平。日本《追求》半月刊2001年9月第一期报道说，从“素质比较”的角度看，日本自卫队的实力不仅超过俄罗斯，而且在不少方面有着比美国还强的实力，其中七个方面堪称“世界第一”。

　　扫雷实力世界最强

　　早在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就已在危险的海湾雷区成功扫除了34颗水雷，令人刮目相看。如今，堪称具有世界最强实力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拥有扫雷艇、扫雷舰、扫雷母舰、扫雷管制艇等扫雷舰艇30余艘，令各国海军羡慕不已。

　　反潜作战是看家本领

　　日本自卫队的反潜战能力也堪称世界第一流。目前，担任4个护卫舰群旗舰的“榛名”级和“白根”级等舰艇，搭载有3架反潜直升机，是世界上最重视反潜作战的军舰。另外，构成自卫队世界最强反潜实力的另一重要部分是P-3C型巡逻机。

　　常规潜艇不亚于核潜艇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没有核动力潜艇，但其常规潜艇的战斗能力与核潜艇相比毫不逊色。日本自卫队共拥有16艘常规潜艇，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的机械和武器装备水平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海军。

　　在各国潜艇频生事故的情况下，日本的潜艇时至今日尚未有一艘因事故而损失。这有力说明了日本潜艇在技术和应用上的高水平。

　　F-2战机技术先进

　　日本雄厚的技术力量还体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F-2战斗机”上。这是以美国F-16战斗机为基础，集日、美两国科技力量共同研制开发的“混血战斗机”。它的机身采用了最先进的复合材料一体成型建造技术，使飞机主翼的强度更大，具有很高的飞行性能。

　　F-2还是世界上最先装备主动式相控阵雷达的战斗机，机上集中了日本电子技术精华的各种高技术装备，每架飞机造价高达120亿日元。目前日本已拥有130架F-2战斗机。

　　高技术导弹令美军愕然

　　除战斗机之外，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日本工业技术同样也制造出了许多其他优秀的武器装备。88式岸对舰导弹“SSM-1”就是其中之一。在试射试验中，这种导弹全部命中100公里以外的目标，令在场的美军军事人员为之愕然。

　　一流的飞行员和维护员

　　让各国空军惊讶的是，日本F-15战斗机的空军保飞率竟然高达90%，居世界第一。如此之高的保飞率得益于日本空军中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优秀的后勤维修员和顺畅的零件供应。

　　入选自卫队竞争激烈

　　日本自卫队所有的24万名官兵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是一支世所罕见的军队。加入自卫队的竞争十分激烈。其中，男二等兵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1，而候补军官等职位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0：1。(暗地里发展军力 居心令人心疑――日本自卫队拥有七个“世界第一”。[53]

　　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能再建造航空母舰。但是，195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制定《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时，却提出要在1962―1966年期间建造满载排水量1.4万吨的直升机航空母舰……1984年，日本军方内部开始策划建造小型航母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反对，计划再次被取消。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伪装的“准航母”――“大隅”级运输登陆舰终于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

　　1998年3月，“大隅”号运输登陆舰正式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1.3万吨，与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号航母(1.34万吨)相仿，比泰国的“差克里?纳吕贝特”号(1.15万吨)还大。这艘“准航母”采用全通甲板，除可搭载直升机外，还可以起降“海鹞”之类的垂直起降战斗机。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隅”可以加装滑橇式飞行甲板，并可把甲板下的空间改装成机库，必要时还可加装舰载机的指挥控制导航等相关设备……如果需要，“大隅”级运输登陆舰随时可以改装成轻型航空母舰。据悉，到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拥有7艘这样的“准航母”。

　　有了“大隅”号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便“得陇望蜀”。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准备在2001～2005年建造两艘驱逐舰。新造的驱逐舰舰长180米，满载排水量竟达两万吨，堪称世界之最。这种古怪的驱逐舰用心“良苦”：烟囱被安装在其右舷，左边是装有拖门的直升机机库，只需把机库的几块钢板拆掉，马上就变成了一艘标准的航空母舰。

　　据韩国的《东亚日报》报道，日本已着手准备建造两艘4万吨级的中型航空母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在其内部《长期军事力量建设》报告中提出，到2015年，日本将建造两艘可装载E-2C“鹰眼”预警机和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的航空母舰。日本军方还有人提出，要建造排水量达到6万吨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日本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航空母舰，并且极力瞄准大中型航空母舰，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近年来，日本军事战略的重心开始向西、向南转移，朝着所谓应付“周边事态”、介入地区冲突的方向调整。按照日本某些人的说法，所谓“周边事态”不仅包括日本附近的领海，而且包括台湾海峡，甚至更远、更广大的地区。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诸如《周边事态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提前大幅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在此背景下，建造航空母舰就成为日本在“海外发挥军事作用”的重要法宝。一旦有了大中型航母编队，日本就有了“可靠的前进基地”，可以插手所谓“周边事态”。[54]

　　2001年2月，日本防务省突然提出要求，想购买大量空中加油机、轻装甲车等新型武器，旨在为今后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谁知，消息传出后不久，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就首先提出质疑，表示空中加油机是为进攻型飞机补给燃料所用的，怎么能和“人道主义援助”挂上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预算制定者随即辩解，空中加油机可以当作运输机来使用，航行距离长，适于实行海外救援行动。紧接着，航空自卫队把计划书上的“加油机”更名为“加油运输机”。

　　目前日本的军费开支至少是中国的五倍以上，日本海军远海战力超过中国。“为了自卫”，日本现在拥有主战坦克1160辆，先进的潜艇15艘（包括水滴形的春潮级），大型水面战舰62艘，包括装备宙斯盾系统、排水量为八千吨的金刚级驱逐舰（中国最大的水面舰只为五千多吨）。随着不断配合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9400吨)，海上自卫队的“九?九舰队”(9艘驱逐舰、9架舰载直升机)正向“十?九舰队”(10艘驱逐舰、9架直升机)转变，一旦完成这一转变，日本就将拥有4个准航母战斗群。[55]在空军方面，它能生产F-15战斗机，拥有F-15战斗机170架、P-3反潜侦察机100架、F-4战斗机110架，并设计生产了更优越的FSX战斗轰炸机，性能远高于中国的歼七、歼八。日本的军事实力早已远远超出英国。日本陆军拥有3倍于英国的坦克，海军战舰数量是英国的2倍，空军战机与英军的数量相近。[56]

　　日本将常规军事力量发展到除美国之外无任何一国可比的地步，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自卫，而在于进攻。就连美国战略预测公司也对日本的举动表示担忧，它说，如果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减少对抗。并称：“随着日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并组建起一支更咄咄逼人的海上力量，美国可能也会同日本在彼此对立的安全利益上发生冲突。”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2年8月2日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向日本内阁提交了2002年度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就是首次在白皮书中提出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日本政府坚持要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扩大防卫厅和自卫队的权限，为日本未来军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扫除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障碍。正如一些媒体所评论的那样，日本将防卫厅升格是要将日本军事力量发展为完全意义上的正规军，表明日本要将军事大国化作为一项国策。[57]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产业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基础性的工业实力，是无法造出先进的武器的，不幸的是，这些条件日本都具备。不知不觉中，日本已羽翼丰满，成为“军事技术大国”了。离“军事大国”的目标，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科技在军事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如：反声波探测，就要采用超低噪声的发动机和吸声材料，以及采取各种减振隔声和抑扰降噪的措施。在水里，电磁波因衰减太大而无能为力，因此，要借助声波探测，也就是靠“水中雷达”―――声纳。

　　本来，前苏联潜艇的噪声级别较高，美国潜艇的声纳设备在很远处就可以发现目标。但是，80年代有一次却非但没有发现，而且差一点与苏联潜艇相撞，使美朝野大为震动。

　　后查明，是因为日本的东芝公司，违反了当时的“巴黎统筹”的禁令，将高精密度数控机床（机床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象征，其核心就是数控系统，数控机床被称为军工之本。）卖给了前苏联，使苏联潜艇的水轮机叶片精度大增，噪音随之大降。这就是著名的“东芝事件”。

　　于是，美国国会决心制裁日本，迫使东芝公司老板连忙出来再三道歉。不过，在他不断鞠躬时，心里恐怕还在说：这倒是日本技术先进性的绝好广告！

　　1999年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发布一则惊人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曾进行多年的秘密研究，拟好一套对朝鲜导弹基地进行空中偷袭的计划。

　　消息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朝鲜1993年试射“劳动”导弹之后，便开始秘密进行偷袭朝鲜导弹基地计划的研究。最后，这个花费一年时间周密计划的结论是：可派遣四架“F―4EJ改”战斗机执行战后日本第一次偷袭任务。

　　“F―4EJ改”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当前的主力战机，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地面攻击能力，持续飞行距离有1600海里，理论上可以从靠近日本海的石川县小松基地起飞，从海面低空直线飞行侵入朝鲜领空，在朝鲜雷达发现之前，向朝鲜的导弹基地发射16枚“500磅炸弹”，再从高空迅速返回小松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份单独作战计划，并不想与驻日美军采取联合行动。看样子，日本想显示实力了，希望能一鸣惊人，向美国和世界证明，日本已经不再受“和平宪法”和美国的制约了。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历史与现实都说明：日本始终没离开科学技术这一坚强后盾。不久前，日本教授佐贯利雄，曾针对在世界科技竞赛中日本“落伍”的论调，进行了专门批驳；并做了全面的比较。他认为：

　　与德国相比，整个制造业德国的研发投资不过是日本的1／2，其中德国向宇航业的投资虽然是日本的5．7倍，但在金属冶炼和科学仪器上，则是日本的1／9和2／9；计算机是日本的1／5，其它则是日本的一半。

　　与法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日本虽是法国的1／8，但在科学仪器上，法国是日本的1／12，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及冶金技术，是日本的1／8。

　　与英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英国虽是日本的4．8倍，但冶金却是日本的1／24，科学仪器是日本的1／17，计算机是日本的1／5，金属制品是日本的2／9。

　　与美国相比，虽然美国在火箭、喷气发动机、计算机上有优势，但日本在更多的方面领先。如：日本的机器人是日、美、德、法、英总数的80％；半导体的逐次移动式曝光装置，仅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两公司即占世界的80％；美国的电子陶瓷部件95％是日本造的；日本的硅和砷化镓，也超过美国；挠性加工系统、超导、磁悬浮列车等技术也是日本独秀；机床产量和出口额，日本更居世界第一，“没有日本的机床，美国通用公司将停产”！就连新兴的微加工纳米技术，美国刚宣布能操作原子，排成了三角形，日本就说：你那还是平面的，我早把原子排成了金字塔！

　　佐贯利雄的说法没错：日本一直悄悄地走着“技术立国”的路，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按科研和试验开支，日本虽然仍次于美国，但其增长速度已居世界第一位了。

　　日本的动向早已引起世界有识之士的注意，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金庆敏就明确指出：日本军事技术“超美时代已经来临”。

　　他举出的证据之一，就是日本生产的新一代支援战斗机，其性能优于美国的F―15、F―16。金庆敏指出：日本的战略就是要在技术上取得胜利，战后50年，日本已建成“军事技术大国”，“表面上保持较小的军备体制规模，但实际军事力量则仅次于美国；在特定领域还与美国相平或超出”！

　　这不是金庆敏一个人的看法。早在80年代，日本就自称：日本的半导体保证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相控阵雷达与飞机、潜艇的战斗力；到了90年代，日本更嘲笑美国海湾战争的胜利“打的是日本的芯片”，“如果日本把这种芯片卖给俄国，美俄的军事平衡就会变化”。

　　美国为撑面子，曾声明说：所用的日本芯片，只占2―3％。而日本则反驳说：“可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少的”。后经美国一学会证实：日本生产的20种芯片用于美国武器，而其中9种系日本独有，别无他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相继开发了：F―1、F―4J、F―15J战机、P―3C反潜机、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反舰导弹、火力支援直升机及电子设备等一系列高技术武器装备。

　　1980年，日美专门举行了军事技术会议。1984年成立了日美军事技术联合委员会。1986年日本参加“星球大战”计划。1988年10月，由7家公司组建财团，发展日本航天事业。日本政府1998年11月宣布，准备在2003年前发射4颗“情报搜集卫星”，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监视范围之内；而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江间清二1999年2月24日宣称：航空自卫队将更积极处理空中加油机的问题，以便大大增加攻击的距离……

　　总之，日本技术转产品：快！民品转军品：更快！非不能也，暂不为也；非不想也，暂不便也。军事技术大国到军事大国的转变，也就是一步之遥！

　　有关日本惊人的“转化”功夫，过去在学术界曾有过戏喻：正当英、美两国科学家争论某些成果该由谁领取诺贝尔奖金而不可开交时，日本已把该项成果转化为产品，并运到英、美市场上赚钱了。那么，今天是否也可再戏喻一下：正当英、美两国军事家争论民品能否转成军品而不可开交时，日本的军品已经悬在世界的头顶上了！[58]

　　2002年4月6日，日本在野的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在福冈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悍然攻击中国：“如果中国过度膨胀的话，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的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

　　小泽一郎并非第一个嚷嚷要操核大棒的日本政客：1994年6月17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国会回答记者时公然说：“日本确实有能力拥有核武器。”1995年3月，日本著名的《宝石》杂志披露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在接受该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能在183天内造出原子弹！”2001年7月，日本以保护核安全为由，在国民自卫队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核小分队。[59]

　　2002年5月3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会见记者时说：从理论上来说，日本能够拥有核武器。日本“拥有小型原子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日，福田康夫在非正式记者会见中又说：“最近正要修改宪法，如果国际形势（变化），国民认为应该拥有，‘无核三原则’也许会改变。”

　　作为小泉内阁官房长官和肩负着“政府首脑发言人重任”的福田康夫之所以要在核武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作出表态，是因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在5月13日在早稻田大学发表的一次讲演中声称，“如果是小型核武器，日本拥有原子弹也没有问题”。安倍的上述讲话被公开后，受到了媒体和在野党的追究。福田为了帮安倍开脱责任，这才发表了上述讲话。[60]

　　战后，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日本政府从1956年开始声称要恪守“核三不原则”，即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禁止日本生产核武器，禁止日本引进任何的核武器。1967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后经众议院1971年批准成为日本的“国是”。此后，历届日本政府都以“无核三原则”为基本国策。1976年，日本政府签署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并且进一步承诺：“不研发，不使用，不允许日本领土转运核武器。”

　　日本朝野都知道不应拥有核武器的道理，也都知道“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坚持的国策，为什么日本政要如今却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连续大放厥词，而且是出自老谋深算的福田康夫之口？

　　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它既不是福田等人的“失言”，也非一时冲动所发的“胡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内心所思的真实流露。在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眼里看来，世界环境已发生巨变，日本应抛开战争罪责留下的阴影，做一个能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像印巴等发展中国家都已拥有核武器，为什么日本不能。只要日本国民认可，日本也可放弃无核三原则而设法拥有核武器。

　　日本近年来积极参与向海外派兵、内阁通过《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准备修改宪法等等，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已大为减轻，即便是对于性质极为严重的福田等人讲话，日本媒体也大都保持沉默就是一个明显证明。

　　日本政客频频嚷嚷要操核大棒，可能说出了日本真实的核潜力―――日本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制造出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核武器。

　　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透露：美国从1987年开始向日本提供核技术，建成了钚加工厂，10年累计生产可供制造70枚核弹的材料；运行核反应堆43座，总功率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法国；该钚加工厂提取的钚239，一个月即可成为制造核武器的燃料。[61]

　　尽管没有真正制造出核武器，但在核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平方面，日本却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先进全面的核技术。

　　首先，日本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大型螺旋形核聚变实验装置，其受控核聚变装置也是属于世界一流的。日本有49座核电站，年发电量约4万兆瓦，位居世界前茅。日本还拥有增殖反应堆技术，该技术一直是核技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其次，日本拥有超强的计算机仿真核爆能力。

　　第三，日本积极探索新的核原料获取技术。

　　第四，日本拥有很高水平的核弹头运载技术。

　　第五，日本储备有惊人的核原料。有关专家估计，日本的核料储备量为4．5吨左右，国内约1．6吨，委托英法处理后再运回的约2．9吨，还计划陆续从英法引进40吨。目前日本正在青森县建设核废料再处理和钚回收工厂。该厂建成后，到2010年可以分离和回收20吨钚，那时其核料的拥有量将达100吨，而成为世界第一储钚大国。 除了核电的正常消耗外，尚可剩余62吨。1吨钚可以制造出120枚核弹头，而这62吨钚足以制造7500枚左右的核弹。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要发展核武器，财力、技术及原料上恐已均无难度。日本一原子能研究机构的代表更是坦言：“一旦日本决定制造核武器，只要一个月或两三个星期就能把它造出来。”[62]

据报道，一旦需要，日本可在3～6个月内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在一年内生产出1000～2000枚中程和远程导弹。若允许日本出口军火，日本将控制世界舰艇市场的60%，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的46%，航天市场的25%～30%。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员兵力与人口之比13.2%计算，未来战争中，日本可以动员1600余万人。[63]

　　日本有一亿多吨的钢产量、两千万吨的造船能力、一千多万辆汽车的生产力。有六百多个从事原子能研究的单位。存有大量的钋。同时又有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相当可观的火箭技术。这一切，再加上一千多万兵源。日本可以在一年内成为可怕的战争机器，一些日本右翼甚至吹嘘“一天就可打完第二场甲午战争”。

　　日本虽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其态度令人生疑。早在1967年开始对“核不扩散”进行讨论的初期，日本就表现出使人吃惊的消极。它认为“核不扩散”没有规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削减核武器的义务，只是禁止无核国家开发核武器的条约，因而大加反对。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明显趋向多极化，日本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作用更进一步提高。从长远看，日本追求独立防卫能力的可能性在增加。日本“不会指望美国永远温和的核保护政策”，即使美国愿意提供这种保护，但日本的国家利益不可能总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日本最终要独立地负责它自己的安全”。这就使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64]

　　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发达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只要形势需要，日本作出建立核武装的决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大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日本生产核武器，所碍的只是日本国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约束。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来看，前者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后者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而从美国人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的局势来看，放手武装日本，也是迟早的事。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一个自尊而敏感的民族，一旦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感到与己不利，则往往不惜以国运相博并先发制人。[65]

　　早在1988年，罗福惠先生就写道：“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再当军事大国，并在对外关系中诉诸武力，这是难以逆料的。如果没有来自内部民主力量和外部和平力量的制衡，而仅凭一纸宪法，或完全寄希望于执政党的反省和明智，显然是没有保障的。在这方面，任何人想充当预言家，或者一相情愿地抱着天真想法，只会受到历史的嘲弄和讪笑。”[66]

　　日本人如果拥有了核武器，关键时刻，它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第四节 依托日美军事同盟，为“台独”保驾护航

　　日本从二战后即追随美国，从1951年起，日美之间就存在着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基础上的军事同盟。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日美两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尽管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对日本来说，这个同盟关系依旧是最重要的。

　　1951年9月8日，日美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又称旧安保条约)，3年之后日本设立防卫厅，虽然宪法规定日本不拥有军队，但防卫厅下却设立了陆海空自卫队。

　　1978年，日美曾制定过一个针对苏联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其内容是规定平时及日本遭受外国入侵时，日美实行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步骤的分工。1978年至1981年期间日本的陆海空自卫队开始对美联合军事演习。

　　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时宣称日美为“命运共同体”，并媚言“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美两国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双方认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关系是亚太和平稳定的基础，因此两国就加强安全同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谋求突破传统“专守防卫”的自卫队体制，力图摆脱宪法第9条的“不战”约束，让日本的防卫体制和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可以适应和面对冷战后的新形势。而实现合法的海外派兵，就是最大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日本修宪呼声不断高涨，以及日本政坛反对打破原有自卫队用兵体制的左翼势力的弱化，日本在法律上为自卫队海外派兵“松绑”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从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海外用兵问题上的一系列表现看，冲出和平宪法的限制、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是日本历任政府一种既定和长远的战略规划。10年来，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正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这种规划。

　　1991年日本在亚洲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突破宪法限制，将自卫队首次派向海外（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扫雷艇开进波斯湾），冲破了战后日本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区。

　　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通过PKO法案(《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随即日本向柬埔寨派出了首批维和部队。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和其他军事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一项重要职能，并列入1995年颁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冷战后的美日关系确立了新的框架。

　　日美两国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称：美日同盟是“维护面向21世纪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局势的基础”，从而将这一双边军事同盟推向整个地区。新指针将日美防卫合作的重点从“保卫日本”转向“日本周围有事”，并为日本自卫队大规模扩大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日美安全合作体制从遏制前苏联、保卫日本安全的“防守之盾”转化为对付“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出击之矛”。

　　在具体领域，日美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显然是指向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在重新修订防卫指导方针的过程中，日美两国在划定两国防卫合作的范围时，都将台湾列入其中，日本一些政要在一些场合公开声称，日美防卫合作的区域当然包括台湾。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之后，日美两国就这一问题的措辞曾经一度变得较为委婉，1998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访华时，这一问题似乎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久间章生当时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日中联合声明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就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天，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公然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

　　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其范围内，从而对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

　　1999年，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审议，日本国会通过《美日中期防卫指针相关法案》，其核心是《周边事态法案》，允许日本政府在美军介入日本“周边”军事冲突时，派兵为美军提供海上搜救、后勤支援等后方支持，同时两国同意就地区导弹防御计划(TMD)开展共同研究，日本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国策逐步形同虚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边事态”概念模糊，实质是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日本周边事态中，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台独”保驾护航。

　　在面对巨大威胁的冷战时代日美安保条约没有具体落实，但在冷战后短短几年内，日本却轻而易举地使其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足见日本以美日同盟来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

　　阻碍日美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是集体自卫权问题。迄今日本内阁法制局的解释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日本作为独立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规定，日本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可以联合美国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

2001年9月7日在旧金山纪念和约50周年研讨会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说：“作为自卫权理论的延伸，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条件是)限于美军的具体活动直接涉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时，日本可以支援美军并运用自卫队保卫美军。”并称这是自己对21世纪的政治“遗言”。作为日本最后一个参与《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的在世者，特别是作为自民党鸽派、护宪派的宫泽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义非同寻常。[67]

　　在日本看来，如果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无法与美国进行真正的合作，日本也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也将名存实亡。因此，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框架，首先在日本领海和公海范围内逐步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是日本政府突破这一禁区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日本防卫战略的调整和防卫方针的改变，以及对和平宪法的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对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明确表示，为了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应该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政府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在军事上有所突破，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平宪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日本未来发展的需要，修改和平宪法大势所趋。因此，修改和平宪法，为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是新世纪摆在日本政府和国民面前的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臭名昭著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宣称，如果他将来有一天做了日本首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允许日本组成军队，允许日本拥有“战争权”，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对付“中国帝国”。

　　对宪法修改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过去的争论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修改宪法问题，而现在争论则已经围绕实质性的问题而展开，即争论的焦点是怎样修改宪法问题。

　　二战后执政日本50多年的自民党在2000年４月下旬提出的修宪草案中，删除了“宪法第九条”中不允许拥有陆、海、空军事力量和交战权的条文，明文规定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组织”和允许自卫队的存在，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强调“国民有对国家安全作贡献的义务”。

　　向战后最大的“政治禁区”和平宪法开刀，已成为小泉政权的既定方针。日本修宪的基本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宪法”的修改将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和平宪法”的违背乃至最终抛弃，将为日本明目张胆地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68]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日本更是看作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向外拓展的契机。事件发生后仅一周，日本内阁就以惊人的效率制定了对美合作的七项对策；10天后，美海军第七舰队的“小鹰”号航母从其驻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执行任务”。在“小鹰”号航母出港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战后以来首次大张旗鼓地出动了10艘驱逐舰，海上保安部队也出动约90艘舰船和10余架直升机护送美舰出港。此外，日本防卫厅还以“调查研究”和“收集情报”为名，派遣包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宙斯盾”护卫舰在内的4―5艘舰艇组成的“支援舰队”，准备随时与美军一起开赴印度洋。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已经分别在2001年10月18日和29日批准了小泉政府提出的一连串“反恐怖法案”。这些“反恐怖法案”，分别为《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简称《恐怖对策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前者国外、后两者在日本国内，协助美军加强反恐军事行动。

　　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日本却出人意料迅速作出反应，以支援美军在阿富汗展开新型战争为由，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无疑是对本国“专守防卫”政策的正式放弃，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折，就是这样一项事关日本未来走向、而且本应该最具争议的法案，而这项法案从提出、审议到最后通过，仅用了25天的时间，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称，如此高效在日本战后国会历史上是一个“例外”。以日本标准完成立法程序，不仅打破记录，纵览全球，日本也是唯一作此反应的国家。

不仅如此，日本的反恐怖立法，既不是为防备恐怖主义袭击日本，也不是为直接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更大目标还是为自卫队的出国活动打好法律基础。能如此巧妙利用时机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

　　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的积极反应，根本是要趁此良机再搭军事扩张的顺风车。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成为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这标志着日本海外派兵取得了三项突破。其一是日本海外派兵的范围无限扩大。1992年的PKO法(《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规定，日本自卫队只是向联合国授权进行维和行动的国家和地区派兵，而且只是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行动。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案》是设想“远东有事”，规定日本海外派兵向美国提供后方支援只是在日本的“周边”范围内，即菲律宾以北和库页岛以南，严格限定在“远东”地区。但此次新法案规定，日本自卫队活动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所有国际公海、公海上空和对方国同意的外国领海和领空。这意味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已经远远突破了地域范围上的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日美军事同盟的需要，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

　　其二是放宽了自卫队海外派兵时使用武器的限制。以往的自卫队法律规定，日本士兵只有在本土受到侵略时才有动武的权力；《指针关联法》规定，在海外的日本士兵有权在人身遇到危险时为了自卫而动用武器。而新法案规定：日本的海岸保安队和海上自卫队可以对可疑船只进行火力攻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日美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进行火力防卫；海外派兵虽然不参与战斗活动，但有权进行火力自卫。

　　其三是扩大了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的权限。PKO法规定，日本派兵维和需得到国会批准。《指针关联法》规定，首相在决定派兵支援美国军事行动时，不需国会批准，但应向国会“报告”。新法案则规定，日本政府在作出派遣决定后20天内，需获得国会“事后承认”。事实上，日本国会对于首相行使海外派兵权的约束力被一步步地削弱，国会对政府海外派兵的制衡能力也相应降低。

　　反恐怖法案获得日本国会通过，意味着日本的海外派兵将成为惯例，“和平宪法”禁止的建军、《自卫队法》禁止的海外派兵、《周边事态法》注明的自卫范围、《PKO法》规定的派兵条件、不使用武器，战后半世纪年来历届政府强调的“专守防卫”政策等等，全都为它所废除。

　　该法案的通过完全是日本扩军、改宪势力的一次不失时机的主动举措，从发展趋势上，该法案的通过应该仅仅是个开端，日本的扩军、改宪的步伐大有加快之势。

　　2001年11月9日，日本防卫厅以搜集情报、调查研究为名，先行向印度洋派出了1艘补给舰和2艘护卫舰以及约700名海上自卫队员；1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派遣海上自卫队支援美军反恐行动的计划。11月25日，排水量8100吨的“十和田”号补给舰、5650吨的“浦贺”号扫雷舰、3550吨的“泽雾”号护卫舰分别从广岛县吴基地、横须贺基地和佐世保基地出发，驶往印度洋。3艘军舰连同460名自卫队员，成为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的军力。

　　经过这一系列步骤，目前日本已将军事行动范围由本土、周边扩大到全球，军事合作对象由美国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海外派兵由平时扩大到战时，同时还扩大了首相的决策权和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权限，实现了自卫队武装走出国门，直接参与美军主导下的干涉地区事务的军事行动自由。

　　找借口趁机扩展军事势力范围，已成为日本惯用的伎俩。冷战后，日本抓住一次次关键机会、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扩展军事活动范围，可以说，正是美国十年内发动的三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将日本推上了军事发展的“快车道”。[69]

　　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25艘巡逻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上对一艘不明国籍的可疑船只进行围追堵截。经过海上激战，渔船沉入大海，15名船员全部死亡。这是日本战后56年来首次发动的向外国船只开火攻击，并且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

　　事发地点位于距日本鹿儿岛县奄美大岛西北400公里、距中国领海260公里处，越过中日中间线进入了中方专属经济区。“可疑船只”从发现到追击直至沉没，都是在日本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有西方的国际海事法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海上力量在这起事件中已经触犯了法律，因为它们是在日本领海之外击沉不明国籍船只的！

　　为了对付一艘100吨左右排水量、最快时速仅有15公里左右的小“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了25艘巡逻艇、14架飞机进行追捕，海上自卫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甚至派遣了警戒机和排水量7200吨的宙斯盾驱逐舰坐镇“威慑”，构筑立体警戒态势，可谓杀鸡使出了牛刀，小题大做。

　　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立即表态，称日巡逻艇向不明船只开火是“正当防卫”。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借机大肆渲染日本在海洋上面临的威胁，要求修改相关法律，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呼吁加强军事力量。而同时，也有部分政要开始放风，要以这次事件为由，策划制定在公海上使用武器的法律，为日本海上军力开辟一块新的自由空间。[70]

　　日本此次武力行动又开创了战后以来的一个先例。这是日本从此将在海上动用武力的可怕的象征，标志着日本已由进攻战略的策划阶段进入了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它向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日本将摆脱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束缚，扫清法律上的各种限制；加快自卫队的全面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采取“主动先制”战略，发挥全球性的军事作用；依托日美军事同盟，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71]

　　2002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与“有事法制”相关的三个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是，在认定发生“武力攻击事态”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可以不经过国会直接调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此举标志着日本全面超越了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特别是行使武力的限制，彻底推翻了宪法第九条的“不战条款”，使宪法成为一个摆设。[72]

　　日本此次通过三个法案、建立“有事法制”的主要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和行使武力的范围。“有事法制”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是继1992年通过“向海外派兵法”、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2001年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个法案后，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大突破，也是最重大的一次突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相权限在“有事法制”基本方针中进一步强化。在应对武力攻击势态时，首相有权对地方自治体长官发布指示和命令，在“措施落实不力”或“紧急情况下”，首相可以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直接进行指挥。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中央集权，特别是扩大了首相的权限，也就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首相可自行决定派自卫队赴海外执行任务、对付“周边事态”，是“想出兵就出兵”。[73]

　　日本对宪法的一次次突破促使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本土防御型”转变为“海外干预型”。随之，日本的军队建设也朝着军事战略需求的方向转变，简言之，就是武器装备加速实现大型化和远程化，部队训练加速适应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要求。2001年4月起，日本开始实施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01-2005年度)，投入25.16万亿日元发展军事力量，与上个“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相比，军费增加了9300亿日元，与注重发展军事力量的中曾根内阁时代相比，增加了6.76万亿日元。在未来几年内，日本将把重点放在发展海空军军事力量上，计划为此投入70%以上的军费，并推进其武器装备向着大型化、远程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海上自卫队计划装备2艘可搭载4架直升机的1.35万吨级(满载排水量为1.8万吨至2万吨)的大型驱逐舰。可以断言，日本在实现第四次大突破后，将进一步深化军事战略的调整，全面推动军事力量的发展，以达到全方位实施海外军事干预的目的。

　　经过冷战后1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但它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力图进一步加大军事力量发展的步伐。令人十分担忧的是，日本的军事发展不仅失去了日本国内、特别是宪法的制约，而且也不大理睬国际社会的呼声。因此，日本在今后推进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军事色彩将越来越浓厚，这必将使日本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因素。[74]

　　在冷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日本主导势力认为只有重申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在新的形势下赋予日美安保条约新的意义和内容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才能在亚洲顺理成章的成为反华的桥头堡.以期在亚洲或全球确立日本国大国地位。

　　日本《防卫白皮书》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经日本内阁会议批准，每年7月底发表。该白皮书是一份系统阐述日本对国际军事形势最新评估、论述日本防卫战略和政策、介绍日本防卫活动的重要官方文书。正因如此，其发表，特别是其内容的重要修改，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言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都在中国中程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日本防卫厅为何要做以上修改？对此日本人的解释是：“这不过是说了一个事实。”

　　这一回答令人疑窦丛生。因为，第一，如果说这是事实，为什么过去不提，现在要说？

　　第二，所谓某物在某武器的射程之内，应该包含两项基本要素：一是该物在该武器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二是该物被该武器瞄准。中日两国早在1998年刚就发表了《联合宣言》，将跨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导弹没有瞄准日本，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日本防卫厅为何不顾事实，赫然宣称“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之内”？

　　第三，如果仅就导弹射击距离而言，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导弹也能达到日本，为何对上述国家无片言只语提到，而只点中国之名？

　　显然“事实”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日本坚持“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想将“中国威胁论”官方化、公开化，并以此作为抵挡中国等国反对美日合作研制TMD的借口。[75]

　　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无疑是中国。对此遮遮盖盖反而只会吊起日本人的危机感。

　　2001年8月25至9月1日，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著名的游旅胜富士山，举行了其成立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本防卫厅立即宣布，这场演习规模之大虽为自卫队成立以来所仅有，但从今后看，此次演习将不是“规模最大的”。防卫厅计划将不断提高日军的演习规模，并为此制订了专项预算，2005年之前东富士将建成一整套功能更为强大的训练设施体系，届时无疑将会举行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场演习结束的次日，日本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登出了一条消息：日本防卫厅决定大幅修改防卫大纲的基本方针，新指针将把中国作为目标之一。

　　报道还说，修改后的防卫方针更具“进攻性”，根据日本1976年制定的防卫大纲的规定，日本只有在本土受到大规模侵犯时自卫队才可以行使自卫权。修改的防卫方针则为自卫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松绑”：日本自卫队在武装事件、不明船只进入日本海域、地震以及核事故等突发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自卫权。防卫厅同时公开宣布，考虑到“中国在日本西南靠近冲绳岛附近海域的活动不断出现”，今后将对自卫队配置进行重组，加强对该地区的兵力布防。这一修改表面上看冠冕堂皇，但暗含的针对中国的意图暴露无疑。[76]

　　目前无论从日本国内还是从国际社会来讲，对日本危险的军事发展的制约因素正不断减少。日本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无深刻认识、又重新走上军事扩张道路的国家，必然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近来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种种行动中，最令大陆不安的是其对台湾的“关切”。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其间，在台湾强制推行了“皇民化运动”，逼迫台湾人采用日本生活方式，讲日本话、吃日本饭、穿日式服装、用日本名字，想借此泯没台湾人的中国民族性，使台湾永远成为其对华侵略的后方基地。

　　今天，一些日本人仍有着浓厚的“台湾情结”，妄图重温殖民旧梦，对台湾的觊觎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在政界，亲台势力活动频繁，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 1997年还成立了300多人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在思想界，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日益公开化，一些右翼人士和支持“台独”者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堪称其代表之作。在舆论界，冷战后，日本媒体十分关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本土化进程，对台湾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和同情度有所升高。

而在台湾，“日本情结”似乎也是“薪火相传”。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对日本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李登辉再机不待言，而陈水扁虽然与日本渊源不深，但近几年却是越走越近。仅去年一年就去了日本三次，拜会了许多政坛的顶尖人物。此外，日本人是“台独”运动事实上的渊薮，日本也曾是“台独”运动大本营，对台独运动曾给予各种方式的支持，与“台独”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岛内台独分子中的“日本情结”源远流长而“历久弥醇”。

　　可以说，在日本的“台湾情结”和台湾的“日本情结”的合力之下，日本正一步步卷入台湾问题。这使得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并且被日益政治化，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

　　日本领土形态是弧形的，是一种能牢牢地将东亚大陆封锁的弧形。这个弧形的尖端北部逼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其尖端的南部则如同长长的触角伸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对中国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弧形封锁。

　　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里就在执行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即拥有西太平洋海权和东亚的主要矿产资源及辽阔市场。这样一条思路，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今天的翻版。这个危险的野心针对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对手自然就是中国。中国被日本国内的某些势力看成了日本实现其野心的最大的、最主要的障碍。

　　据美国外交大师亨利?基辛格在其最新专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披露：“90年代晚期，一个著名的日本人向我解释，日本的战略必须考虑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导致中国的崩溃和现代化的成功导致中国力量的上升。在这两种可能性的有关争论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开始设置屏障的任务，以对付中国人可能产生的霸权意识或避免当中国内部发生灾难时（日本）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中国发生灾难，无疑会招徕各种外界力量。追求这种目标的重要性，从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格局中能看出来，从台湾到越南到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在中国周边划了一条线，基于此，中国力量会因具体情况而被遏制受或影响。”[77]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作为岛国的日本，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借此之力，将很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此外，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５亿吨左右， 其中包括其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

　　日本认为，台湾如果回归中国，就等于给日本人脖子上套上一条随时可以勒紧的绳索，随时可能受制于人。

　　多年来，日本实质上已把中国看作对其安全的“潜在威胁”，虽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大力鼓吹者。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之下，日本也将台湾看作是遏制中国的有力屏障，认为如台湾“独立或分治”，中国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中国沿海地区缺乏纵深屏障，没有台湾，中国将无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与日本竞争的力量，也一时难以就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与日本进行有力的讨价还价。

　　此外，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本就已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407亿美元。日本也是台湾的最大外国投资者，累计已达80亿美元。 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 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

　　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长，台湾市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百亿美元的顺差，使得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并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78]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与依托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典型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

　　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79]

　　日本已事实上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范围，并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应对的准备。近年来，日本或与美军一道，或单独举行“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干预台海事务，介入台海局势，已经成为日本防卫和安全战略的既定方针。

　　2002年8月20日日本《世界周报》杂志发表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题为“中国打入海洋与海上自卫队的作用”的文章，极力鼓噪阻止中国进入海洋。作者认为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经过周边海域。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这一地理条件，从海上封锁中国，中国至今仍处于被半封锁的状态。中国要进入太平洋或者印度洋，就必须打破其被周边国家所包围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同台湾和菲律宾一起，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网。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通过日本西南群岛――冲绳诸岛同宫古列岛之间的海域，或者通过台湾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前者海域的宽度约为350公里，后者海域的宽度不过85公里，因此，海上自卫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封锁。

　　中国之所以坚持与台湾统一，是因为台湾地位重要，台湾是中国为进入海洋而必须确保的地区之一，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日本西南群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不亚于台湾。如果中国想通过诉诸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那么不管是否愿意，日本的西南群岛就会被卷入冲突。另外，对进入海洋的国家来说，尽管是像尖阁群岛（即我国钓鱼岛）那样的小岛，其战略价值也非常大。在中国面向21世纪继续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处于最关键的地位。如果台湾与大陆能够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会成为面向太平洋的国家，台湾海峡就会成为中国的“内海”，等于是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据点。对日本来说，台湾是海上通道的生命线，因此，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中国通过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在东亚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当中，能够协助美军行动的就只有海上自卫队。

　　该文的最后结论是，美日应合作对抗中国，要使中国海军与苏联海军一样走向“末路”，美国海军和海上自卫队就必须不辞辛苦，共同做出努力。[80]

　　台湾问题的解决，因美国的介入，已经被迫拖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再有日本因素的强势介入，那就成全了吕秀莲的意图：台湾问题会日益地区化、国际化、复杂化。如此一来，美日协调行动，合打“台湾牌”，台湾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81]

第一节 “台独”忤逆中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横有八荒，纵有千古”的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曾经是东方神话，曾经傲然于世。

　　五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许多欧洲人还住在草棚里、处于刀耕火种时期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四大发明，名闻天下，丝绸之路，享誉世界。曾几何时，欧洲的王公贵族因为拥有一件精美的中国丝绸而身价倍增。

　　由今上溯到百多年，是中华民族阅尽苦难，受尽屈辱的历史，中国倍受欺凌，历尽苦难，饱经沧桑，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一部中国近代史，充满中国人的血和泪。自鸦片战争虎门炮台陷落的硝烟散去，大清帝国便开始了屈辱的岁月，先后被迫割让香港和九龙以及澳门给蕞尔小国英国和葡萄牙，北方领土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给俄国。甲午战后又被迫先割辽东半岛，后改割台湾给日本。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 ，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十八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全省“哭声震天” ，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拼死 搏斗。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 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七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 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甲午海战之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次极为惨痛的打击。中国的民族自尊受创之深，非言语所能形容。

　　台湾是中国被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强行肢解的躯体的一部分。生离死别，情何以堪！“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写下当时中国人对台湾被割让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甲午战败，台湾失落在外，使中国人心头从此更有着挥之不去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一民族重创，激发了中国人开始前仆后继地变革图强。中国历史开始急转直下，迭连爆发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

　　“九一八事变”和随后的“芦沟桥事变”，其实都是甲午年间战火的延烧。中国终于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不得不以几千万同胞的伤亡，几百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的破碎为代价，来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斗。

一九三七年，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 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 》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一九四五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台湾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殖民统治，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发， 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 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 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於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 、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 )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 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一九 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十月二十五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 降仪式於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这与它所拥有的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形给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一个整体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在短时期内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苦战，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100 年来对外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终于得以一扫百多年历史的屈辱，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曾几何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令多少中国人泪流满襟。

　　台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悲惨的伤口。台湾和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人的主权观念，民族尊严，有着太紧密的关联。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统一台湾就成为21世纪最大的政治任务。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间虽然历经盛衰荣辱，无数次改朝换代，但中华民族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在华夏文化里，爱我中华一直就是传统的美德，大一统的文化已经成为国人的基因。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只要华夏儿女相逢，油然的乡情、亲情和同胞之情就使他们一见如故。中华民族历来最敬仰的是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痛恨的就是石敬瑭、秦烩、汪精卫之流的汉奸和卖国贼。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民族英雄受万世景仰，千古留芳；卖国贼遭子孙唾弃，遗臭万年。君不见杭州西子湖畔跪立岳飞塑像前的秦烩乎。民族大义自在人心。

　　一位姓秦的后人曾经送给本家秦烩诗一首道： “自宋以后少名烩，我在汝前愧姓秦！”

　　中国立国数千年，治乱循环，遵循着罗贯中先生的名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则乱，合则治；分为末世，合为盛世。请看五霸七雄是战乱末世，五胡乱华是战乱末世；秦汉一统是太平盛世，隋唐一统是太平盛世。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愿望。即使在分裂时代，仍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管治，尊崇炎黄文化，维护华夏领土，纷争仅属兄弟阋墙。

　　世界历史上有过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罗马。随着岁月的流失，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三个都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五千年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自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分裂过。深远、浓厚的中华文明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凝聚力。

　　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绝不甘心划地自限，永久分裂。一统天下，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性基因。譬如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要统一全国的；刘备想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是要统一全国的；孙权坐断东南战未休，何尝不是要统一全国的。

　　从历史上看(例如500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曾代表过中国。她们也都逃脱不了中国历史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无论怎样，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不会因为改个什么国名而大不同。

　　国共斗争几十年，血海深仇，不共戴天，然而，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事情上，双方的立场又惊人地一致。

　　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78]

　　五十多年前国共内战的结果，形成今日的两岸对峙。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五十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李宗仁逝世前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79]

　　一九九○年六月，张学良先生九秩大寿，其旧部吕正操将军致电祝贺 ： “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张学良特选其旧作《 谒延平词》手书回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在版图”。明白告诉世人，郑成功的丰功在于赶走了外国侵略者，确保了宝岛台湾永在祖国版图。[80]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邓小平又何尝不感到无奈。

　　统一台湾，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对中国人民来说，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祖祖辈辈前赴后继驱逐列强在华势力、争取民族自主所未竟的事业。历史上，中国对台湾所拥有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华夏特征。同时，在中国人民看来，台湾往往是列强侵略、欺凌和掠夺中国的第一站，欧洲、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者都曾觊觎、染指或实际占领过这块宝岛。台海两岸的分离自是中国内战的后遗症，但也是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后果。没有日本强占台湾五十年，两岸今天不会存在这么巨大的隔阂；没有当年美国的军事阻挠和封锁，台海分离的局面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不会延续。进一步讲，直接导致台海分离的中国内战之所以发生，帝国主义列强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正是列强长达一个世纪的百般侵略、干涉、瓜分、勒索甚至占领导致了中国的积弱状态，引发和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最后演变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连年内战的灾难。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中国人民把尚在游离中的台湾看作是中华民族争取自主和独立大业尚未完成的象征。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的第一句话即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是不是真地站起来了，台湾是块试金石。[81]

　　对中国人民来说，祖国统一是当前最大的民心，最大的民意。“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13亿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

　　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所有的中国政治力量都要服从的大道理。任何一个政府和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破坏国土的完整，就会受到历史正义的审判。

　　晚清权倾一时的李鸿章，曾把满清皇朝比作一座“破屋”，将自己比作“裱糊匠”，好像他很无奈。

　　但是他参加了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这不是“裱”补屋子的问题，而是拆卖祖宗的“房子”，他的历史地位只能是不齿于中华民族的投降派，当然要承担卖国的历史责任。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有少数人总希望中国分裂，他们或是不愿意中国强大，或者是不喜欢中共政权，把中国和它划上了等号；也有的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为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全是用强权不合理地拼凑和维系起来的。

　　中国历史由于社会地理环境等原因一直是以汉族为主容纳多族的大一统国家，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从单元至多元化明显不同。

　　中国文明传承五千年，自有其不可遏抑的生命力。任何横逆势力都无法扼杀她。要中国放弃大一统是违背中国本身文化特点和社会发展规律。印度是比我国生产力还落后的多民族国家，最大民族印地族只占40%多一点，但印度镇压分裂势力毫不手软；作为一个反例，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的惨状人人皆知。而中国的民族问题远比前苏联和印度少得多，民族的凝聚力也比印度大得多。

　　在枫华圆（ＦＨＹ０００３Ａ）上曾经有缅甸华侨发出的肺腑之言：“即使中共有千错万错，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复兴中华，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也是孙中山先生与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遗志与理想。谁执行它，谁就会得到海内外中华民族坚定不移，万众一心地拥护的。”[82]

　　中国政府强硬的反“台独”立场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

　　朱槠基总理在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声色俱厉发出警告，许多台湾人把它当吓唬人的耳边风，他对“台独”的警告，大家可说耳熟能详，但其中一句，“你们不懂中国历史”，却值得台湾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再三思量。

　　在中国，包括在国外，民生从来不是无根之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生往往在其它因素造成的困境面前妥协，尤其是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后，割据的各方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必有一方甚至多方寻求统一之路，从而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种道义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他表面上忽略了民生的现实要求，实际在长远的角度维护了民族的统一，进而为民族发展奠定更广阔的空间。三国时的魏、蜀、吴都自认为继承大统，最终统一为晋，期间社会动荡，百姓涂炭。宋统一中国过程中，面对南方割据政权的委屈求全，仍然毫不留情地打杀过江，没有谁去顾及江南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停止统一进程，更不会有人同情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历史并不会因为统一天下的人曾经残酷杀戮而对他的评价有所降低，盖因在此种文化氛围中，他占据了道义的高点。

　　台湾的问题也在于此，大陆统一的诉求是站在文化道义的高点上的，而不是政治制度之上，因此他赢得大陆人的普遍赞同，大陆政府一再宣称统一，固然有实力做后盾，实际上是有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民意基础的，无论谁掌握大陆政权，都不可能允许台湾独立的――即使陈水扁是大陆最高领袖也不能例外。

　　大陆人民不让台湾独立并不是觊觎台湾人民的财富，也不是破坏台湾的民主，至少在潜意识上，中国人把维护祖国统一当成是反抗列强，复兴中华的百年斗争的继续。

　　由于台湾没有统一，中国动辄受西方大国的讹诈，甚至受南美香蕉小国和非洲蕞尔小国的戏弄。

　　从历史说，上至三国，下至郑成功、施琅，台湾与中国早已骨血相连，割之则俱痛，裂之则俱苦。因此，任何势力挑战台湾的中国领土地位都毋宁是挑战中国人民对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站起来了的信念。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无异于挑战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意志。这就是中共领导人一再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把台湾分裂出去的真正涵意。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政府态度软弱，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五四运动。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东三省很快沦入敌手，引发了全国民众的公愤和抗议。这是遭受百年国耻的中国老百姓，保护国土完整的正义激情。以此推想，现在的中国怎么能允许“台独”？不管是哪一届中国政府都不能容忍台湾独立，否则，就一定会受到中国老百姓和史家的遣责。

　　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容忍“台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也决不能容忍“台独”。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民众，更难以承受再次在炮舰政策威逼下放弃自己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美国舆论界的有些人声称中国武力犯台将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没有人好好分析一下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割除去是否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要看到，不仅中国的民族感情不允许“台独”，中国的民族利益更不允许“台独”。[83]

　　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民众心理与前苏联不同，在中国，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和个人，都不会也不可能像叶利钦等人那样宣布国家解体。相反，统一问题可能成为凝聚人心和争取国内民众支持率的一个重要工具。

　　两岸的分裂及其延续,，其主导因素是近百年来中日、中美势力在太平洋西岸的较量，舍此，并无其他根本的内在因素。前五十年日本害台湾损中国，后五十年美国挟台湾胁中国。中国的利益被宰割、被危害。中国理当奋起抗争，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守护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也因此，国家分裂便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全球华人的心头大恨。如果不谋划统一、克服分裂，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遗祸子孙后代。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台湾自古便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浸透着中国历代先民拓荒经营的汗血，在法律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至今一分为二，令多少志士仁人仰天长啸。这种状态一 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实现国家的统一，是普天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意。

　　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已经演绎为：强力 + 同意，即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由此，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掌握了国家机器、拥有了暴力，即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远远不够了。现代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还需要建立在获得社会的“同意”基础上。[84]

　　套用“三个代表”的话说，中国共产党要坐稳执政党的位置，就必须顺天应人，尊重13亿中国人的历史感情和意愿，肩负起对中华民族的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也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的统一大业，将极大地改变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周边的大小国家，出于各自的现实利害考虑，将各有各的打算，外部势力的干涉是难免的。

　　和平统一台湾，实为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大幸。万不得已动用武力对海峡两岸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两岸一旦火并，将不乏坐山观虎斗的，趁机浑水摸鱼的，甚至落井下石的。

　　然而，台湾事关中国人的主权观念和民族尊严，事关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未来中国的希望无疑在台湾与南海方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一定要统一台湾。

　　如果今天台湾舍中国而去，两岸中国人首先将无以面对八年浴血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几百万国共将士和3千多万死难的同胞。台湾问题，是严肃的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大陆领导人的手里，都能被掂出分量来。

　　今天的时事，明天的历史。对于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淫的中国政治精英来说，其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立事”。从领袖的历史定位看，康熙与慈熙正好代表了坐标的两极。

　　简单地说，谁有能力治愈这个伤口（收回台湾），谁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名垂青史；无论谁因为什么原因而让台湾舍中国而去，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遗臭万年，背上另一个李鸿章的骂名。

　　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众望所归。人心向背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第二节 廿年统战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即提 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 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 关系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 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 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 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 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 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邓六条”，主要是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台湾的党、政?p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还指出，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而是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

　　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原本享有的在“内政范围的有效统治”在统一后形式上将有所变动，实质上并不会减少，上述方针和政策，贯彻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立场和精神，也充分尊重了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 。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一九九五年一月，江泽民主席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发表了八项主张（简称“江八条”），主要内容有：（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应坚决反对。（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是，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双方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8）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2001年7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台湾新党“大陆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为具体解释“一国两制”的内容，钱其琛列出7项措施来进行说明（简称“钱七条”）。这是一段相当简洁的文字，但它实际上蕴含着大陆方面对统一后台湾的具体设想。这7项措施是：

　　第一条，“台湾继续使用台币”。这表明未来台湾仍可以自主发行货币，大陆方面将不干涉台湾的金融与货币政策。

　　第二条，“台湾继续保留军队”。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在防务上仍有很大的自主权，大陆方面不会派军队到台湾。这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没有的权力，体现了台湾将比港、澳拥有更大的自治权。

　　第三条，“台湾是单独关税区”。这表明台湾在两岸统一后，仍可以保留独立的关税区地位，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类似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不受影响。

　　第四条，“台湾继续保留政府架构”。这表明大陆方面将不对台湾现行的政治制度（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除外）进行干预，台湾地区的各种选举仍将照常举行。

　　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是“大陆不拿台湾一分钱，不会调动台湾资金”，“台湾人民、企业家继续保持原有财产”。这表明包括外汇存底在内的台湾的各种资产，将不会因为统一而受到影响，一些台湾民众关于“钱会被大陆拿走”的疑虑，是不必要的担心。

　　最后一条，“人事自主，大陆不派任何官员到台湾”。这说明“一国两制”在台湾实现后，所谓“大陆将派接收大员到台湾”之说纯属谣传，大陆将充分尊重台湾的自治权。

　　可以这么概括，只要台湾方面承认两岸是“一国”，大陆方面在“两制”上是非常开放的。它将给予台湾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范围之广，恐怕将是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地区所从未享有过的。事实上，大陆方面以前也曾通过各种渠道，说明“一国两制”的内涵，由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高层人士专门来谈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这还是头一回，它充分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意和胸襟。

　　2002年1月24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泽民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将台湾“本土化”与“台独”区分，特别是明确将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加以区别，讲话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理解、尊重和关怀，对台湾同胞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对他们当家做主的愿望和要求十分体谅，并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访问，以便广大民进党成员以及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大陆方面的政策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

　　台海两岸如何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只要是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江泽民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台海两岸出现了“一个国家，两位国体”，即“一国两体”的矛盾冲突。这即是中国“台湾问题”的实质焦点所在。 “中华民国”现今管辖台湾政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管辖祖国大陆政区及香港、澳门两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谁代表这“一个中国”？台海两岸曾做过“一中各表”的政治表述。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是1992年台海两岸曾达成的口头共识，这里面“一个中国”是共识。这“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中华国家的定义。而“各自表述”就是祖国大陆把“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台湾则把这“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民国”。“一中各表”说明台海两岸既有对中国同一国家认可的共识，也有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段“国体”合法性认知的政治分歧。“一中各表”实际上是台海两岸“一国两体”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

　　台海两岸长期分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维角度各不相同。虽有十多年的交往交流，但相互之间的互信不足，了解不深。

　　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过去五十多年来，从“一个中国”（谁代表中国）之争，到“两个中国”之争，到“一中一台”之争，无非都是台湾当局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名份，借此以寻找出路。然而，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血缘、国际法或国内法看，都是如此。此乃全体中国人所认同，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公认，要想改变这个事实，即把台湾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是绝不可能的事。

　　如今之道，只能在“一中”原则之下，寻求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解决的原则之一，必须秉持“一中”原则，不能有“两中”或“两国”，不能有“两个中央政府”。要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分割。在这个基础上两岸共议双方都能接受的具体“国名”。

　　台湾要与大陆寻求对等的谈判砝码，不可用“中华民国”当“国家”,也不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同另一“国家”，来谋求所谓“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而只能在同一中华国家内在的两个地方政区之间，即：“一国两地”之间寻找对等关系。

　　而大陆也不能以“中国中央政府”的身份地位居高临下地与“台湾地方当局”谈论和平统一问题。这种把两岸说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定位，是大陆对台政策一直难为台湾所接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只要台湾方面不接受这个被他认为“不平等”的两岸关系定位，则两岸和谈僵局就很难打破。 两岸和谈僵局打不破，和平统一就无从谈起，“台湾问题”就会久拖不决。

　　要想打破目前 台海两岸的僵局，就不能囿于成见，必须开拓新思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在策略上有所创新。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 ， 要求两岸都向中间走一步，首先在 “一个中国”原则上取得共识，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

　　何谓“中国”？所谓“中国”就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她包含一国两岸三区四地（港、澳、台、陆）13亿民众，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以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中国”。这是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1997年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台海两岸只能“一中各表”， 如果将“一个中国”定义为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使双方都能接受，“一中各表”变成“一中共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就大有希望。

事实上，除少数政客和台独分子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其实是只有心理上的障碍，为何不趁着现在两岸经济规模是十比一的时候谈和平统一，非要拖到两岸经济规模是三十比一的时候谈呢？

　　其次是正确定位台海两岸关系，这是和平统一的关键。

　　台海两岸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即：台海两岸本是“一国两地”的平和对等关系。而绝非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则是这同一个中国的另一部分。这两个部分合二为一才是中国的全部。台海两岸任何一地都不能独占或完全等同这“一个中国”的全称概念。只有台海两地政权合体，政治统一，共同组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制新国体，才能是完全代表台海两岸四地13亿民众的这“一个中国”。

　　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台海两岸不论是用中华民国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都甚难走通。只有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或类似的名称），才有可能通过两岸两地的政权合体、政体更新及新的中央政府重构，最终达到全中国政治统一的理想目标。

　　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可以将祖国大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会机制通过吸收台湾政区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改组为未来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国会，使之成为台海两岸政治统一后中国国家新政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一个国家其所属的不同地方区域可以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是统一的一制。就中国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说来，其核心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统合为一。没有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台海两岸就会貌合神离，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从而为日后矛盾磨擦埋下隐患。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首先是两地的国家政权统合为一体，形成中国国家新政权及重构中央政府。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两岸军队及国防管理体制的统合为一。因为台海两岸本是一个主权国家内在的“一国两地”。一国应当只有一军。将现存的台海两岸两军统合为一军，应是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考虑把现踞祖国大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现踞台湾的所谓“国军”或称“台军”统一更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军”，这应当能为台海两岸所接受。这是国家统一、两岸军政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确保中国国家整体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切实举措。[105]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充分考虑了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只有和平统一才能保证两岸双赢，祖国大陆为此在二十多年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向台湾方面表达了充分的诚意，也做出了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和平统一有什么好处？这是台湾同胞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主编的《中国台湾问题》一书作了原则性的答复：“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有利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两岸同胞感情的融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期繁荣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和平统一，利国利民，功在千秋万代。

　　从人民的福祉来说，实行“一国两制”，通过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不必诉诸武力，两岸人民免除了生灵涂炭之苦，两岸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不受任何伤害，两岸同胞感情融洽，和睦相处。相反地，如果两岸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势必严重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使两岸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统一以后，两岸有了和平相处、安全安定的环境，全国人民可以共享太平。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就有了保证，不必担心再度出现紧张局势和动武的可能，台湾内部的统独之争也得到解决，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相反地，如果两岸不能走上和平统一的轨道，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想长期“维持现状”则是不可靠的、不稳定的，因为出现任何企图分裂领土主权的言行，都必然引发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安全和安定就没有保障。

　　统一以后，台湾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再也不受异族的干预，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台湾同胞可以与祖国大陆同胞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当家做主，共享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荣誉和尊严。

　　统一后的中国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将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参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那时，台湾活动空间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台湾人民参加对外交往的空间将更为广阔。台湾人民在对外交往中不再遭受他国的“勒索”，更不必仰赖某些强国，可以昂首阔步地出入世界上各个地方，不会再受到外人的任何歧视。台湾在对外事务上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

　　相反地，如果没有走上统一的轨道，台湾所谓“国际空间”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这不仅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打压”，而且是因为台湾与大陆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经济实体，而国际政治关系是比钱色交易的男女关系更实际的。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武器。两岸为了打外交仗花了无数冤枉钱，不仅如此，中国长期不统一，两岸还在搞军备竞赛，争相恐后地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几年内花掉了几百亿美元。

　　和平统一在军事上排除了两岸动武的可能性，两岸的军事力量可以互相合作，共同保卫祖国。同时，两岸都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投入经济建设。目前台湾的军费开支每年多达一百多亿美元，只要结束了两岸敌对状态，台湾便可以节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用于社会福利等更加需要的项目上，这显然是极其有利于台湾人民福利的，而大陆也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集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有人估计，2002年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法国，2005年将超越英国，在2006年超越德国，2020年左右将超过日本。如果考虑到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组成的“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则大中华区现在就已经是除了美、日之外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并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106]统一以后，两岸在经济上合作的领域将不断扩大，并且将向高层次、更密切的方向发展，直到实现区域整合。那时，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将成为东亚地区庞大的经济实体，全国人民都将成为这个经济实体长期繁荣发展的受益者。

　　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台湾有资金、有管理、有技术，但岛内市场狭窄，外贸也很困难。两岸优势完全可以互补。统一之后中国的发展会更快，将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对台湾来说，清除了人为的、体制的、政策的障碍，可以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两岸经贸合作。如果实现“三通”，一年至少可为台湾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大陆的广阔市场更为台商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投资的产业将增加、规模将扩大；有了大陆为腹地，对于台湾的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正面的作用。

　　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大陆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台湾也有“科技岛”的计划，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目标，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大陆的基础科技、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台湾的应用科技、管理技术、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经验，是各自的优势，统一以后，两岸更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如果因为人为因素而延误了时机，对两岸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香港在与大陆经济合作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香港的人均收入迅速达到了两万多美元，没有大陆的巨大市场可能吗？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台湾与大陆统一，可以使目前很困难的台湾经济出现巨大的转机，出现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的统一，意味着将出现一个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经济大国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在世界上出现，这显然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和平与稳定。

　　可以说，一旦两岸停止了相互军事对峙，消除了“内耗”，中国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说别的好处，仅从军事方面看，台湾和平回归后，单是包括台湾的数百架战机（包括鹰眼预警机、F16、幻影2000等），就将使中国空军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而军事、外交等项经费的节约和“三通”带来的成本降低，更可以带来相当巨大的效益，至于两岸合作潜力的发挥，政治上、国际关系上、文化教育上及其他方面的无形资产，则是无法计量的。

　　而一旦武力解决成为现实，这将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不仅台湾可能成为废墟，而且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势将不能置身战火之外，无论胜负如何，都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实际上是（除了那些汉奸以外）每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第三节 别无选择：统一台湾必须反对美国霸权

　　台海的死结根在美国

　　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一个旧国际格局的终结，美苏主导世界的两极格局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美国已铁了心要领导亚太地区，制定了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正在走向世界性大国的中国，显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这是走向世界、拥有海洋的关键一步。中美两国在亚太结构安排上的不同规划，必将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毋庸讳言，中美两国亚太安全战略有着许多利益重叠之处。

　　首先是维护和稳定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秩序，消除潜在的地区威胁。

　　其次，功能性问题方面合作，即大规摸杀伤性武器、反跨国犯罪、反恐怖主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

　　最后，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应该说中美双方相互间有看重大的经济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至关重要，而中国潜在市场前景也为美国提供了无限商机和有利于美经济上繁荣。

　　然而，中美两国亚太战略利益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

　　首先是结构性矛盾。美国在亚太地区追求的是由其主导的地区秩序，是美国治下的地区和平，中国要求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多元格局，中国要求制订地区的规则。

　　其次，美国试图推行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而中国主张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

　　再次，美国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台湾，恢复南中国海被侵占的领土。美国成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

　　台湾走“国家化”道路不是孤立的。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环境，给了台湾得以实现“国家化”的条件。美国在世界上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台湾用“民主”的方式搞“国家化”，在美国深获同情和支持。美国力图在它的霸权下维护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用对台湾出售高性能武器的方式保障台湾的安全，使台湾的分裂主义者有恃无恐，越走越远。

　　台海的死结根在美国，人所共知，南沙问题吧的背后，又何尝少得了美国的黑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南沙主权纷争持“不介入”和“中立”立场，进入90年代，美国一改过去在南沙问题上的立场，插手南沙事务。因为美国认为维护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是其根本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既有需求中国市场的一面，又有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担忧。它一直试图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冷战后中美双方经济贸易摩擦不断，主要体现在贸易不平衡问题、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争端上。

　　而且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令人惋惜的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只看到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与利益。

　　时下在中国，不少人认为，只要与美国加强沟通，中国的事情是会被美国理解的，只要在某些问题上处理适度，不刺激美国(所洲不授人以口实)，就有可能避免美国作出激烈的反应。呃种想法是太过天真了。马歇尔报告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10]

　　美国的21世纪战略是不允许世界上出现与其实力相当的对手，维护和加强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美国的宗旨。

　　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21世纪还将继续坚持。[11]

　　2001年底美国极有影响的思想库兰德公司在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只要中国有变成敌对国家的可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把台湾当作筹码，给“台独”留下空间，以便在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时“接受”台湾独立的“事实”。

　　芝加哥大学战略问题专家米尔谢默2001年夏秋之际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和平主义者的未来》。文章主张，“美国应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米尔谢默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新敌手的出现”。中国由于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要达到日本的一半，经济规模就将是日本的5倍和美国的2.5倍。在20世纪，德国、日本和苏联与美国争雄时，它们的实力勉强可与美国较劲，但中国如果强大起来，将具有几倍于美国的实力，到那时，“美国将无力阻止中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成为霸主对美国来说是最危险的”，所以，大幅延缓中国经济的成长符合美国的利益。

　　米尔谢默甚至说，欧洲和东北亚发生战争不一定会破坏美国的繁荣，相反，“这些战争可能使美国在绝对条件上变得更繁荣，而且比交战国更强大”。他还建议，美国从一开始就因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不是良策。上策是完全避免参战，如果无法避免的话，晚参战也比早参战要好。这样，“美国不仅可付出较小的代价，而且会处于在战后和平形势下成为决定因素的有利地位。”[12]

　　美国的一切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基准的，如果把中国当成朋友对美国有利，中国就是朋友；如果把中国当成敌人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就是敌人。无论美国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核心都是美国利益而不是中国利益。

　　中美建交30年，因旧的战略基础的存在而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其后摩擦不断，是非迭出，并不是中国做过什么对不起美国的事，相反美国却老跟中国过不去，不断威胁敲打中国。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开始考虑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发展。先是利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想让中国“西化”，通过经济制裁使中国就范，现在又实施对中国围堵。近年来，由于大陆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港奥的回归，中国离统一将不远了。美国感到遏制中国越来越紧迫。什么人权呀、什么“中国威胁论”相继出台，大量出售武器给台湾，军事上大肆挑衅，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外交，建立军事联盟，凡此种种都是企图搞跨、拖跨中国。

　　毫无疑问，即使中国发生苏联那样的事变，共产党下台，融入所谓的“全球民主化趋势”之中，但只要新政府仍然坚持台湾及西藏问题上的传统立场，美国与中国就仍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除非中国四分五裂，在国际政治中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

　　美国现在正处在其世界霸权的鼎盛时期，自古以来的霸权，莫不建立在弱者的鲜血和痛苦之上。继承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血统的美利坚合众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美国霸权，是新式霸权。它不需要杀人灭国，不需要占领和兼并别国土地。它需要的是服从和裹挟，把你纳入它所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和全球贸易秩序。像日本那样的中等规模国家，服从了它，它就可以扶植你，让你尝尝做经济大国的滋味。当然，你得为此付出代价，你得让渡部分主权给它。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自不待言，南韩呢，作为二战受害国，却在主权问题上，一直享受着日本的待遇。由此可见，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安全秩序，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那些不服从、不接受裹挟、国家疆域又比中等规模要大一些的国家，美国是不会手软的。如果说它希望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是出于理念上的善意的话，那么，在现实层面，在事关美国的全球霸业这一国家利益上，它――在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同时――希望并强有力地努力为中国套上枷锁。

当然，在它的意图中，上之上者，乃是分而治之――促成中国分为几块，首先是促成台湾脱离祖国的怀抱，其次是西藏和新疆，最起码也要在外部地缘环境中促成中国与几个强国争斗不已，后者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均势”战略，你“均势”，它不“均势”，它永远处在超然的、主控性的地位。

　　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因素尽在于此。美国努力在中国周边制造“均势”――把日本扶植为军事强国，把印度纳入它的盟友之列，争取台湾独立，以期永远封堵中国的出海口。[13]

　　2001年 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在我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活动，企图窃取我军事情报，并违反飞行规则，突然转向，与我一架战机相撞，致使我战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壮列牺牲。撞机后，美国飞机未经我方允许，擅自闯入我领空，并降落在我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

　　事后，美国不仅不对其肇事飞机的违法行为表示道歉，反而强词夺理，百般狡辩，企图开脱责任，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我国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经过我国政府的坚决斗争，在事实与法理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对此表示歉意。但在我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释放肇事的美方人员后，美国政府却出尔反尔，态度转而强横，无端指责我方。美国政府的蛮横行为再一次暴露了其一贯的霸权主义心态。

　　这起事件的根源在于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多次频繁地进行敌意性的侦察活动。美国的侦察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不是一般地正常飞越，而是专门从事针对中国侦察的军事活动。 这类军事活动对中国具有明显的敌意，损害了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利益，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和平秩序和安宁，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是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挑衅。它违反了国家间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了对《海洋法公约》中“飞越自由”的滥用。

　　经此事件，国人才知道美国间谍飞机一直在侦察我领空领海。

　　美国间谍飞机的侦察目标，一是广东、福建沿海的导弹基地，二是南海的中国潜艇。这两者锋芒所指，不是台湾的军事目标，而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可见，美国人是在为军事介入台湾问题做技术准备。

　　形势发展到今日，美国的战略决策已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国内正在出现一种比较危险的新的共识。它的主要决策者认为，“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最主要的潜在敌人”，中国实力的发展态势，将使她成为2015年后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美国的军事部署重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美军演习的假想敌，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业已树中国为首敌。

　　说美国并无与中国为敌的想法，是非常轻率的。这种观念如果占了上风，中国将犯20世纪30年代英法的绥靖错误。对战略对手持盲目的善意，将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阻止中国统一台湾，已列入它的基本战略，因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另外，美国在亚洲实施霸权的主要助手――日本，它的海洋运输线也必经此地。

　　阻止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并在大陆万一发动对台军事攻击时借机介入战事，通过发挥美军常规高技术兵器的打击力，决定性地削弱中国的海空和导弹部队的作战实力，然后用以美日军事联盟为主力筑成的第一岛链，控制中国海空战略力量的咽喉，当是美国军方近十年的具体操作目标。其间，假如中国胆敢将中美战争升级为核战争边缘，那么美国当然会知难而停，代之以对中国的全面经济制裁和交流隔离，这对于那时已成长为完全的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同样是致命的。

　　这一切，不是由美国人的善意或者恶意决定的，也不是由于美国人的冷战意识或者后冷战意识决定的，而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想在较长的时间内独霸世界――决定的。谁也改变不了。[14]

　　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来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90年代初，苏联突然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箩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雌型。90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现两翼合围态势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翼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的霸主，有无可匹敌的军事、经济实力，没有国家会主动与他为敌。但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在世界市场获得垄断性的买入低价和卖出高价，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存、自由、发展等基本权益，高唱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玩弄均势、遏制、冷战，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人为制造其他国家间、民族间的争斗，分裂别国领土，阻止别国的统一和发展，策划暗杀别国政府要员，颠覆别国政府，甚至不择手段直接大打出手。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幽灵走到哪里，哪里就深受战争、恐怖主义的祸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美国把冷战的主战场放在西欧，重点清扫自己的后院拉美，那时的恐怖活动，38%发生在西欧，25%发生在拉美。七十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后，美国把重点放在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垄断石油市场上，从八十年代起，恐怖事件的高发地区转向中东，1988年发生的456起恐怖事件中，有213起发生在中东，占36%。

　　美国染指台海除了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者的本性决定之外，更重要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美国需要使世界陷入混乱与纷争之中，为此，它每天忙着到处惹事生非并树立敌人。

　　美国脱颖而出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遭受重创，英、法等老牌帝国辉煌不再。惟独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大幅跃升。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造就成了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二战后，美国借欧洲萧条之机，主动实施向欧洲进行资本扩张的“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还及时倡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货币地位。产业资本扩张和主导世界金融体系，确立了美国经济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

　　1970年以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占全球的1/4强，美元强势也就理所当然。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日、欧以及庞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经济体，美元的强势地位要靠政府去“争取”。为了获取强势货币所带来的利益，政府就得维持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这些都是强势美元政策的长期利益。正如前财长萨默斯的多次表态，“坚挺的美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而且这个政策不会为短期考虑所左右”。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低于25%，出口份额也降到11%左右。美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是实物经济下降和符号经济上升。按人口、家庭和土地面积计算平均值，美国国内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基础设施，从60年代末以来下降了一半，美国靠自身的物质生产已无法维持生存。目前美国的实物经济产值已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下，而非实物经济则占到了2/3以上，其中仅金融服务业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9%，而以往的支柱产业如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3%之间。

　　美国在传统经济领域如制造业中已失去了以往的优势，但由于美国自80年代以后主宰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在金融全球化中大有获益，保住了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其主要表现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和兴旺的美国资本市场。90年代以来，美元作为世界经济中的核心货币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15]

　　美国坚持强势美元政策，其宗旨在于维持华尔街股市繁荣和全球经济领袖地位。强美元预期，吸引外资流入美国资本市场――全球挣得的每一个美圆中就有40每分流入美国的帐户[16]――稳定华尔街股市。美国的储蓄率很低，仅靠本国的储蓄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发达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经济命脉所在。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既方便了美国企业和政府的低成本筹资，也维持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长盛不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扩充军备、90年代高科技企业的繁荣，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鼎力支持。强势美元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17]

　　美国多年来存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2001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4170亿美圆，几近其GDP的5%，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为了同时支撑高额的逆差、坚挺的美圆和利率水平，每天要有10多亿美圆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18]，一旦美圆的“安全港湾”的信心消失，外国资本流入就会逆转，不是美圆贬值，投资下降，就是利率上升，或者二者兼有，而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美国要千方百计维持美圆的强势地位，经济手段不凑效，就用政治军事手段。

　　美国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匪浅，而资本向美国的集中是需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美国及美国经济的信心。美国要给世界人民建立的信心就是要让人相信：假若有一天世界所有的货币都变得一文不值，美元也是最后一个崩溃的。只要全世界的人们有这样的信念，美元就会坚挺，财富就会继续流向美国。靠什么使世界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呢？美国的发家史清楚地表明，是战争――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大的战争就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小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

　　9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项下的顺差主要来自欧洲，而经常项下的逆差主要来自亚洲，也就是说美国人的消费是在靠拿欧洲人的钱买亚洲人的东西来满足。美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全部逆差的80%以上，其中仅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逆差就占到全部逆差的三分之二。所以即使国际资金流向欧洲，只要亚洲国家还认美元，美国通过增发货币，仍然可以使近40%的消费依靠亚洲国家的供奉。由此对美国来说，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控制亚洲都比欧洲更加重要。

　　美国目前已谈不上拥有什么经济霸权，所剩的只有美元的霸权和军事霸权，这两者又互为支撑，形成当今美国国家利益的支柱。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为了防止潜在竞争对手的崛起，美国不惜用政治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欧元刚一面世，美国就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用巡航导弹打的一场金融保卫战。由于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未来人民币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因此，中国就成了其千方百计打击的对象，而台湾问题就是事半功倍的筹码。办法就是挑动陈水扁闹“台独”，逼迫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好找到美国以武力介入的借口，而台海战事一起，国际资本就不会往中国流。[19]

　　九十年代初，西方游资开始涌入东南亚，投机于股票、房地产，香港由于向来经济开放，加上港英当局推波助澜，炒风尤烈。九七年四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后，资金开始从泰国等新兴市场流出，五月外国金融大臭开始抛售泰铢，素罗斯之流正是利用合法的市场交易，挟巨额美元，通过先进的科技网络，刹那间对泰国金融体系进行狙击，骨牌效应下，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并迅速扩大到香港。香港八月份已受到影响，香港的通货膨胀长期高于美国，港币处于高估的状态，加上楼市和股市中的泡沫成分高浓，国际投机者对与美元挂钩的联汇率的冲击掀起了大浪，房地产价格迅速下滑，股市暴跌。八月七日，恒指狂冲至一六六七三点；十月廿八日，股灾暴发，恒指跌破九千点大关，收市报八八七六点四点，损失金融帐面值达两万一千亿港元，相当于兴建十个新机场连青马大桥的总费用，平均每个家庭损失一百万元，人均帐面损失三十四万元。

　　谁是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也直言不讳，说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现在更加繁荣，更具信心，“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不到一年，亚洲地区有七千亿美金流入美国。美国道琼斯指数连创新高，由七千多点升至一万一千多点。美国乘机大量廉价收购有关国家（包括日本）的银行、证券公司、企业和房地产，大捞了一把。[20]

　　台湾问题在美对华战略中的分量日益加重，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美国人越来越发现，在对付中国的各种手段中，唯有“台湾牌”最易操作，也最有效，具有全新的战略意义，成为遏制华战略成功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统一台湾的最大障碍是美国。

　　反恐，多少阴谋假汝之名

　　“9?11”事件后，特别是美国在阿富汗发动战事以来，中亚这个“心脏地带”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英国战略学家麦金德20世纪初曾论道，中亚及其附近地区是国际政治的“心脏地带”，而欧亚大陆则是“世界岛”。他断言，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够控制世界。这话虽然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却也道出了中亚战略地位的重要。

　　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中期），英国和俄罗斯两大帝国角逐中亚，英国连续三次出兵阿富汗，揭开了这一地区政治和军事争夺战的序幕。英国通过联合法德遏制俄国西进；控制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围堵俄国南进以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权安全。俄国则以东欧为西线安全外围沿波罗地海、黑海方向突破英国遏制链环，决战中亚阿富汗以实现进军印度洋从而最终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1902年，时任外交事务次官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21]

　　当时美国还是“新兴帝国”，直到二战前，美国从未触碰过中亚地区。

　　含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石油和天然气蕴藏极其丰富的中亚及相邻的里海地区近些年来已渐趋成为美俄进行战略争夺的焦点。而阿富汗则可成为切入中亚的重要通道。

　　历史上英国人几次进侵阿富汗（结果被打败）╋都是为了围堵俄罗斯与绕过喜马拉雅进入新疆?p西藏╋并且至今都在觊觎附近的里海海底和周边地区的巨大油藏。前苏联解体后╋撒切尔夫人以第一时间╋为“英国石油公司”（BP）出头╋乘专机到访滨临里海的阿塞拜疆╋争取石油利益?rShell石油公司则在20世纪20年代已在那里╋与发明TNT炸药的诺贝尔家族合作╋以炸药开辟输油管的通道。

　　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全面取代英国，自然也要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和俄罗斯的继承者苏联在中亚进行较量，只是苦于没有机会。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对阿富汗发动了武装侵略。此后，美国出于阻止苏联南下的战略野心，开始援助阿富汗游击队进行抵抗。然而，根据美国著名的外交战略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新的说法，苏军实际上是跌入美国人预设的“陷阱”，是美援助阿富汗反苏势力在前，苏军入侵在后。在10年时间里，美国将近30亿美元的军火（包括赫赫有名的“毒刺”导弹）通过庞大的秘密运输网运送给阿富汗抵抗组织[22]，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最终导致其经济崩溃和解体，而阿富汗得到的回报是贡献了100万烈士！阿富汗战争的最大赢家无疑是美国人。由此可见，美国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亚的图谋由来已久。

　　美国对中亚早已垂涎三尺，长期不得其门而入，利用反恐这一天赐良机，美国在“9?11”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即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于2001年10月7日打响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

　　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集结了4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动员了“美国军事、外交、情报、经济一切资源”，军队调动的规模仅次于海湾战争。

　　即使确证“9?11”事件是本?拉登所为，美国如果仅为捉拿一个拉登，也可以有很多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绝不可能只为一个拉登。事实上，拉登只具有象征作用，中亚丰富的油气和战略位置才是美国心仪已久的东西。通过控制资源和建立军事基地，改变部分国家的政治依附倾向，在这一地区逼退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和削弱中国的新影响力，美国就可以把它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纳入其势力范围。

　　饱经战火的阿富汗穷得一无所有，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足以使万人垂涎。别的不说，美国若能成功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如同在中俄之间、乃至“上海六国”之间、甚或整个中亚打入了一个楔子，只要在这穷山沟里驻扎几千名美国大兵，就足以使周边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们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什么“上海六国多边合作”、“俄罗斯复兴”、“统一台湾”……`玄！[23]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多次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言下之意是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找借口，因为控制阿富汗是美国多年的梦想。

　　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棋局》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片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

　　布氏提出，美国作为不同于过去所有帝国的一种新型霸权，要想实现领导世界的企图，就要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因为“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

　　美国要想成为控制欧亚大陆的赢家，条件之一就是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主要国家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

　　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中间地带”，就是包括阿富汗、伊朗、乌克兰和独联体的中亚国家。由于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急于进入该地区。布热津斯基称其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他毫不隐讳地说，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论述，反映出美国对后冷战时期的全球霸权战略的考虑和对中亚战略地位的希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即在乌克兰、伊朗、印度和里海周边国家，甚至对塔利班都下了不少功夫，但外交努力进展十分缓慢。应当说，“9?11”恐怖袭击事件，一方面给美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给了美国一个天赐良机，成为其进入这一地区极好的政治和军事借口。[24]

　　中亚因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而成了一块引人注目的肥肉，在西方超级能源大亨的眼里，中亚里海地区是储量巨大的能源宝库，是令人心跳的滚滚财源。按美国能源部的估算，里海的石油储量在900亿桶到2000亿桶之间，约占世界石油总藏量的8％。里海的天然气储量也大得惊人。按欧洲人较为保守的估测，里海的天然气储藏量约1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4.3％，居世界第二，这还不算阿塞拜疆前年偶然发现的大型气田沙阿德尼兹油田。[25]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新的石油危机将给美国经济造成特别严重的打击，因为美国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中东石油储量是世界的65％，北美仅为6％；中东国家石油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1％，消费量仅占6％；北美国家的石油产量占18％，但消费量高达30％；自1972年来，美国石油储备下降了30％，能源消费却上升了27％。[26]

　　然而，中亚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价码却要比油气资源还要大得多。（所谓地缘政治，就是说，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是关键性的。）它是连结欧亚大陆的要冲，是控制中亚、西亚的战略要地，对冷战后的世界大国而言，它算得上是国际地缘政治的生命线。

　　九一一事件给美国一个“塞翁失马”的机会，配合长期的策略研究和准备，将遭恐怖分子袭击的不利局面，切转为扩展国际政治空间的有利手段，大幅度渗透至中亚许多国家，直接控制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资源，也扩张了美军驻扎的范围，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皆有所斩获，而中国和伊朗的处境则恰好与之相反。

　　不错，九一一事件有相当的偶然性。即使没有九一一，由于地缘战略特别是石油地缘战略的需要，美国对中亚的军事渗透也会如火如荼，随时准备利用各种偶发事件借机发挥。

　　据英国《独立报》2001年12月揭露，九一一之后第一批秘密空降进入阿富汗的美军特种部队，在九一一的事件发生之际，已经在前苏联某中亚共和国（《独立报》猜测是乌兹别克斯坦）从事特别“训练”。这批特种部队空降在阿富汗之后，第一个遇到说英语的接应人士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推举的阿富汗现政府领袖卡尔扎依。[27]

　　处于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中亚地区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列强争夺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战场。而美国在对阿富汗动武的同时，乘势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用打击塔利班恐怖基地的战争名义，美军已经成功地进驻阿富汗周边国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与美国在2001年10月签署协定，让境内美军的行动更具升缩性，美国则承诺保护乌兹别克的安全。后来美方又将重点转向与中国接壤的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斯坦也同意向美国及其盟国提供比什凯克附近可接纳40架轻重型飞机的“马纳斯”国际机场，另外还圈定首都比什凯克的玛那斯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地方，修建美国空军基地。该基地预计在2002年2月底之前完成，可供约3000名部队驻扎，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均可起降。这处基地将使美军行动更为灵活，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恶化，导致阿富汗南方空中走廊关闭，美军还可以选择从阿富汗北部边境执行各项任务。

　　2002年1月6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五角大楼迄今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13处军事基地，大幅度扩张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力网络。从东南欧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跨越中亚的乌兹别克与塔吉克，再到阿拉伯半岛的科威特和卡塔尔，美军的人数已经突破6万人，每天有数百架飞机从所谓的“远征军机场”起降，活动十分频繁。[28]

　　据《今日美国》2002年8月25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当日在阿富汗称，美军将无限期在阿富汗驻扎，除非该国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并且不再是恐怖分子的藏身场所。弗兰克斯是在访问驻喀布尔附近巴格拉姆军事基地的美国及盟国军队时作上述表示的。[29]

　　美国在阿富汗已拥有巴格拉姆、坎大哈、霍斯特和普尔坎大哈4个军事基地，并在巴格拉姆新设新型“反恐高科技指挥中心”；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汗阿巴德、科凯德和图泽利空军基地，不久将正式租用汗阿巴德机场25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马纳斯机场正建空军基地，还将向美军提供比什凯克以东的坎特机场；塔吉克斯坦在改造杜尚别的艾尼机场和库利亚布军事基地；以后还要向北扩展到哈萨克斯坦。

　　美国与中亚国家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交流军事情报、培训军事人员，提供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阿富汗宣布，只要塔利班残余一日未除尽，阿就欢迎美军留驻。中亚国家存在近美疏俄倾向，从政权稳定、经济实惠、国家安全考虑，允许美国军队进入。[30]

　　2002年初，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国会表示，美国在中亚将享有长远的利益与势力，其规模远非以往所能想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讲得就更为直白，她说：“美国支持中亚国家的社会改革，就像它们在反恐战争中支持美国一样，这不仅是新型关系，而且也是长期关系。”[31]

　　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名正言顺地进军阿富汗，在阿富汗周边国家建立军事集结点和后方支援中心，继而转变成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同当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如出一辙。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没有完全撤离海湾地区，反而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6个国家修建军事基地，作长期驻军的打算，而且10年来基地设施不断更新改善。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也没有像当初声称的那样撤军。

　　在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中，中亚各国连成一片，构成俄罗斯的软腹部。美国“在这里横砍一刀，就会伤及俄罗斯的神经中枢”。同时，北约将很快向东扩及到波罗的海三国，而美国实现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的同时，又把北约盟国诸如法国、意大利拉进中亚，还派遣军事人员进入格鲁吉亚，并计划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通过在中亚和外高加索的“软东扩”，将这两个地区与波罗的海地区连成一片，从西南到西北，对俄罗斯形成一条弧形军事防范和攻击线。这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就曾提出的“对付北极熊的蟒蛇套”战略，只是今天才真正付诸实践。美国和北约此举的意图是，将俄罗斯的手脚牢牢捆绑住，截断其向外扩张的任何途径，尽量压缩其战略空间，最后将其窒息在本国范围之内。

　　中亚各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目前，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塔吉克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也接近解决。中国同这些邻国签署了边境地区友好互信条约。中亚地区是中国“利益攸关的大后方”。美国打入中亚，既可防止中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也可形成对中国“由东到西的包抄之势”，便于“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32]

　　九一一之后，美国抓紧机会，向中亚扩张势力，所谓追击基地组织余孽是为美国进一步动摇中国，至少是遏制中国作掩护。今天的中亚已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北可切形成一条遏制线，挤压俄罗斯，严防其重振大国地位，南可加强对中国的监控和包围。未来，中国不仅被迫要把经济建设的巨额资金投到空防和边防中，而且，美国军事拖垮苏联经济的伎俩很可能历史重演。

　　中亚地区由于与我国新疆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历史渊源，一向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后，势力争取中国支持打击中亚恐怖份子，但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只能说是暂时舒缓中国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松对中国防范，倒不如说与打击恐怖主义“两者兼顾”。

　　中国在南亚的战略本想藉由巴基斯坦，可以控制住阿富汗塔里班政权，以及其所滋生的回教基本教义分子，因为中国境内独立分子在南亚一些激进势力与恐怖主义组织（以奥萨玛为主）的支援下，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中国外交上尤为注重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目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苏联解体后，中国致力与中亚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并牵头组成“上海六国合作组织”。这一方面加强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同时，也为西部开发创造和平环境。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美国军事力量首次进入前苏中亚各国，在“上海六国合作组织”中打入一个楔子，打乱了中国的战略部署。9。11事件后，“上海六国合作组织”的功能性和利益已被美国及北约成员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所瓦解。现在，美国在阿富汗扶持了一个亲美政府，建立强大的反华阵线，并借着维和需要，实施军事部署来进一步压缩中国的生存空间。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郊区的马拉斯机场，目前驻扎了3000名美国大兵，美国人的解释是为了剿灭阿富汗伊斯兰极端组织“基地”而设。

　　耐人寻味的是，从这里到阿富汗边界有700多公里，而离中国边界却只有250公里左右。显然，这是美军在中亚地区构筑的长期军事战略的桥头堡。

　　2002年8月发表的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亚洲正在逐步成为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地区”，并暗示说，出现了同美国进行对抗的“军事竞争者”。不言而喻，这个就是“军事竞争者”中国。[33]

　　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的战略延伸，西部开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一步，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必然影响中亚地区战略平稳，中国西部开发难免也将大受影响，现代化目标将遥遥无期。

　　北约的军事力量已经伸展到中亚，那么，一旦美国与南亚任何一个大国结成与日美安保同盟性质类似的盟约，我们就不能不对我西部西藏新疆的地区安全产生深深的忧虑。

　　美国军队已经部署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与长期驻扎在日本和韩国的美军对中国形成合围，俄罗斯正在向华盛顿靠拢，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度正在说服其他东南亚国家与越南和泰国，允许使用其海空设施。美国正悄悄地从东南西面形成军事上对中国的合围之势。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还将波及中国的石油安全。这种形势对中国战略资源来源及信道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中亚是仅次于中东和西伯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储积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与中亚经济联成整体的关键一环。以目前的开采速度，到2040年，俄石油资源将面临枯竭，所以，中亚能源是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的最重要保障。从能源安全角度上，中国将重点开采新疆石油，并从哈萨克斯坦及里海地区进口石油。[34]

　　不仅如此，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石油战略在贯彻“走出去”意图的过程中，在海外实现了一定的产权收购和获取“份额油”的机会。但成功项目的主要配置地是苏丹等敏感国家。美国这次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已经公开宣称，任何支持过恐怖之一的国家或政府都在美国的打击之列。苏丹很可能在这个名单上。最近美国关于扩大军事打击范围的声音不断强烈。这就给中国在海外的资源产地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石油用量已有三分之一来自进口，将来这一比重还要加大。中亚各国是一个重要的新供应来源。自黑海沿岸石油产地铺设管道进口，是中国确保油源的一项重大措施。美军长期驻留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争夺中亚主导权及其油气输送管道的走向，已对中国油源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此外，更加现实的问题是，美国要把“反恐战”扩大到中东，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早已被列上黑名单。第二阶段“反恐战”一旦打响，必定引起中东地区的动荡。中国进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来自这一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不仅油价会上涨，部分供应也有可能中断。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能源供应被切断，而我国尚未建立起充足的战略储备（中国的石油储备仅够用一周）。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还严重威胁正在建设计中的三峡工程的安全。

　　鉴于美国在日本、韩国、印度洋以及中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基地都有驻军，中国整个领土现在变得极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美国作战飞机构成的威胁已经非常之大。

　　无庸讳言，在未来战争中，三峡大坝必然是敌对势力袭击的主要目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就是一柄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阿富汗离宜昌的直线距离不过2000多公里，一旦台海有事，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驻阿富汗的美军可以轻松实施对三峡大坝的攻击。

　　一旦三峡大坝被炸坏，下游数亿人的生存便受到致命的影响。

　　模拟溃坝的资料显示，“三峡大坝若一旦遭受核武器的破坏而全溃时，百余亿立方米库水短时间内下泄，坝址至沙市间沿岸，受洪水波直接冲击，灾害损失严重。葛洲坝水利枢纽将严重受损，宜昌市在铁路线以下地区受淹，枝城、上下百里洲和荆江分洪区以西洲滩围垸将溃堤受淹。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100―237万立方米／秒，下泄洪峰将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到达葛洲坝水利枢纽，届时洪峰仍将达到31万立方米／秒，洪水损坏葛洲坝大坝后进入宜昌市区，洪水在宜昌城内的流速仍然有每小时65公里，溃坝４―５小时后，宜昌城的水位将高达海拔64―71米。”

　　1954年，长江洪水的最大流量为64000立方米／秒，这里给出的溃坝洪峰是1954年洪峰的37倍，洪峰下泄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00公里，与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相同。如此大的流量，如此高的速度，其破坏能力远远超过摧毁三峡大坝的几颗炸弹。就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在这样的流量和速度下，也要被冲垮。宜昌市地面的平均高程不到海拔50米，当宜昌市洪水位高达海拔64―71米时，宜昌城已在水下20米处。在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后，宜昌市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逃生，因为在溃坝后的半个小时，洪峰已经就到达宜昌市。仅宜昌一市的人员损失将高达50万。

　　溃坝模拟的外部条件，并不是选在最不利的时刻上，也不是选在比较不利的时刻上，而是有意选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当出现战争征兆时，泄水七天至安全水位，水库里只有百余亿立方米水。溃坝时的自然流量为60000立方米／秒，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237万立方米／秒。长江最大洪水流量为11万立方米／秒（1870年），为世界上第三，原苏联利纳河的最大洪水流量为18?9万立方米／秒（1967年），巴西亚马逊河的最大洪水流量为37万立方米（1953年），和三峡溃坝的流量237万立方米／秒相比，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模拟模型尚未告诉人们，当三峡水库里装满水，自然水流在60000立方米／秒时的溃坝情况将是怎样的，393亿立方米的水量，是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黄河一年的水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溃泄下来，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

　　不但宜昌保不住，沙市保不住，江汉平原保不住，武汉也保不住，京广、京九铁路也保不住，洪水影响范围一直到南京。1986年四川省政协调查组在报告中指出，“战争一旦爆发，三峡大坝必然成为首要目标，大坝倘被摧毁，中下游大城市顿成泽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根据军事评论家杨浪的研究，三峡工程处在中国国防整体中一个十分关键又十分敏感的位置，一旦发生溃坝，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将对国防整体发生重大的辐射状影响，灾场效应严重。

　　三峡大坝下游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更是中国主要的屯兵之地，这里驻有中国集团军的百分之四十五、装甲师的百分之二十、步兵师的百分之三十八、空降师的百分之百，是中国战略预备力量和中国战略机动力量的精锐所在。战略机动力量和预备力量，受到三峡溃坝的巨大挟制，十分被动。如果战略机动力量为溃坝洪水所吞噬，其所造成的结果是如何设想也不为过的。[35]

　　朝鲜战争中，美军对北韩的所有20多个大型水库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给北韩的民众和军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毁灭性的物质损失。每次大坝被毁，都有大片即将成熟的农田被淹没而绝收，下游公路、铁路瘫痪。例如，美空军炸毁北韩石岩水库大坝，彻底冲毁铁路10多公里，远远超出上万架次轰炸的威力，实际杀伤破坏甚至超过中小型核弹。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有核国家，美国就不会贸然攻击三峡大坝。一旦美国的NMD系统建成，中国有限的核武器肯定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耐人寻味的是，三峡工程争论时，支持三峡工程的最高呼声，却是来自海峡彼岸。台湾记者组团一批一批地参观三峡地区，台湾报纸成篇累牍地报导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就连最反共的学者，也颤颤地举起了双手，支持这个工程。1993年中华经济研究院受台湾政府委托，发表了“大陆三峡建坝及我方应有对策之研究”。报告中用大量的篇幅引用了大陆三峡反对派对工程的批评意见，如移民问题、环境问题、泥沙问题等等，但是惟独没有涉及大坝安全问题。而在研究结束时，提出了和研究内容没有逻辑联系的对策：希望台湾工程界和工商界要积极支持和参与三峡工程大坝的建设。台湾支持三峡大坝的动机十分可疑。[36]

　　据报道，2002年8月，台湾空军利用电脑模拟方式，秘密演练了对正在建设中的长江三峡大坝进行“远程攻击”的“战法”。在台湾军方进行的这次“远程攻击”三峡大坝的电脑模拟演习中，台军派遣美制F－16战斗机联队携带美制“小牛”式空对地导弹和“灵巧炸弹”来打击三峡大坝的主体建筑，与此同时，台军的地对地导弹部队利用“新型巡航导弹”来打击三峡大坝的军事防御网。所谓“新型巡航导弹”，指的是由台军“雄风二型”导弹改进而成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研发，射程上千公里，目前尚未研制成功。报道说，为“保密”起见，台湾军方没有对外公布这次电脑模拟演习的结果。[37]

　　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对中国的统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阻挠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美国经五十多年悉心部署，从南韩、日本、台湾到菲律宾、澳洲，已在中国东南部部署了一条环中国的围堵链条，唯一欠缺的是在陆地上还没有形成对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虽然印度已非常靠近美国，但毕竟还有点距离。何况巴基斯坦，阿富汗并不怎么听命于美国。那么当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武力攻台时，美国除了派航母作战外，在陆地上并没有一兵一卒可以借用。

　　现在，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毕其功于一役，军事占领阿富汗，并扶植了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让巴基斯坦伏首称臣；如此一来就有了几把插在中国 后背上的匕首（想到古巴导弹危机了吗？），从而形成太平洋加上中亚海陆两面对中国的夹击之势。[38]

　　据巴基斯坦《边疆邮报》报道，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美国继续在阿富汗南部加强军力，其首要目标是确保控制从中亚经阿富汗的自然资源运输通道，并且在那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39]

　　以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力，亦调整同时打赢两场大战的战略。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中国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局，就更难以尽全力防范“台独”。

　　由此可见，美国攻占阿富汗，屯兵中亚，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极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目标也大受影响。可以说，美国一举攻下阿富汗，将直接牵制、破坏中国新世纪的三大战略目标。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借九一一的名义美军因此驻扎到了新疆的大门口，中国的反应唯一是芒刺在背。诚如一位老将军所言，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就是等于当年的抗美援朝就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