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文人与行·梁实秋和郁达夫 -- 陈郢客

郁“讲师”待遇，不过证实了一句学界名言：“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这话是钱钟书在《围城》里说的，深通内情，常为流传，众人深以为是。

“鸿渐兄，你初回国教书，对于大学里的情形，不甚了了。有名望的、有特殊关系的那些人当然是例外，至于一般教员的升级可以这样说：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

“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争气；等副教授出头，’哈哈－－”

“不过，有个办法：粗话所谓‘跳槽’。你在本校升不到教授，换个学校就做到教授。假如本校不允许你走，而旁的学校以教授相聘，那么本校只好升你做教授。旁的学校给你的正式聘书和非正式的聘书，你愈不接受，愈要放风声给本校当局知道，这么一来，你的待遇就会提高。”

《围城》之所以有“儒林外史”之誉，深切内情，鞭挞入里。换到今日论坛，我所知道的XX行业内幕，亦必是名帖；何况此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

因到欧洲游学提供给郁一个机会的陈豹隐（启修），由东京“一高”（大学预科。1907年留日，后考入）而至东京帝大读法科（1913年），郁达夫虽和他同年，然而1914年才考入一高，1919年进入东京帝大经济系——一步赶不上，机会就差远了。陈豹隐留日尚在大清任内，清政府规定，凡是考上日本的“一高”、高等师范、高等工业、千叶医专等五个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享受官费待遇。先他之前考上“一高”的，只有何时（后任北大工科学长）、张季鸾二人。（《大公报》主笔，民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鲁迅、张季鸾是他的朋友。一高的学生均攻英语、德语，陈如此，郁也如此。1914年，法科一年级的陈豹隐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即商务印书馆的前身)于1914年出版发行。民国之初，百废待兴，对于经济学人才，经济学著作求之若渴，亦可见一斑。

1916年12月，陈豹隐和留日同学王兆荣、周昌寿组织了有名的丙辰学社(即中华学艺社的前身)，李大钊其实亦是策划人，不过1916年4月便回国了。陈和李大钊，亦是结交。陈豹隐1917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滞留日本几个月反“21条”，然后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归国。1919年秋天，陈豹隐得到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系主任。——这一年，郁达夫考入东京帝大经济系。

郁达夫与陈豹隐可算同庚，为何郁达夫1914年才考入一高呢？这还得从家世说起。陈父陈品全是清朝翰林，曾任广西桂林书院院长。而郁达夫的求学之路颇为曲折。说来，郁达夫和徐志摩是同学，货真价实，且是同班。（徐只比郁大一个月而已）。他们相遇于杭府中学（浙江省当年最好的中学）。郁达夫考入杭府中学，又因费用选择了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府中；离家较远，“思乡颇苦。五月作病，六月还家。八月改入杭府中学”，——和徐少爷做了同学。当时，富阳并无中学。高等小学堂是富阳的最高学府，毕业生即同中了“秀才”，“报子”也要敲着响锣报送“报单”——此时乃毕业证明——于是，焚香告祖，殊荣仪式，一如旧时。徐志摩作文写得好，视察的张公权上门求亲。郁达夫素有文名，可证作文写得好的绝非徐一人。张徐结亲，家世显然比“作文好”更为切要。“作文”如何，自然是佳话体，利益表里向有“繁华”修饰，——尤其我国，不可不察。

郁达夫在杭府中学不过匆匆过客。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杭州亦随之宣布独立，11月4日成立军政府。“八月武汉革命军起，杭州亦乱。学校散后……”杭州一片混乱，郁达夫只能回家“避难”。他和徐志摩，只当了几个月的同学。

1912年，郁达夫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后来贫家子弟朱生豪，保送入这所大学并享受奖学金待遇。“人以类聚”乎？徐少爷1915年从杭府中学毕业——可不像郁达夫，注定拿不到这张文凭。徐先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三年转了三校，又入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此结识了后来成为上海特区法院法官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立法委员的吴经熊（即吴德生）“人以类聚”乎？朱生豪最终之江大学毕业——而郁达夫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

寡母郁家，随子弟长大，亦有向上的希望。郁达夫长兄郁华1910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法律科——郁华比鲁迅小4岁，经历背景亦相当，家有寡母，长兄身份，破落子弟到日本求学。1905年，仙台医专的鲁迅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更迭志向，郁华考取官费留日。（1902年郁华参加杭州府道试，得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他1910年7月毕业，参加清政府“游学毕业生考试”，据同年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官报》公布，考试合格，被擢用为七品小京官。

弟弟既被开除，求学之路长兄必会筹划用心。1913年，郁华奉命赴日本考察司法，便带了郁达夫赴日（某种程度上，郁达夫和周作人背景亦有相似处）。日语一窍不通的郁达夫，仅仅经过8个月苦读，便考入一高，亦得到官费。兄长自然希望他读法政，将来才有出路。郁达夫热爱文艺，且语言天分突出（日语外，英语德语亦极好。他跟赵元任一样，口语能学得快而好，囿于环境，限于日语）；期望和内心博弈，中和的结果是1915年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医科学习。1917年，郁达夫自神户首度回国（7月-9月），母亲为他定下了旧式婚姻。医学究非他所爱，1919年11月又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回到了兄长期望的轨道上。

期间两度考公务员未果，其兄长势力如何亦可一窥。1922年回国，在安庆法政学校教英语。1923年短暂回日通过答辩。同样学历，1919年陈豹隐直接做了教授；1923年郁达夫只能托福（陈赴欧）当一个讲师——机会的口袋已经在残酷地“收口”。曾听过他课的诗人冯至在《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中描述过这位讲师的自我介绍，“‘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

经济科班兴趣志向却在文艺，“讲师”不过是谋生之业。1927年郁在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

1924年11月，郁讲师收到一封文学青年的求助信。第二天郁达夫便去旅馆看望。时已入冬，冰冷的房屋里，这位年轻人尚无棉衣，哆哆嗦嗦仍在写作。他脱下自己的棉衣，赠予这位青年，并带他下馆子吃饭。餐费1元7角，郁达夫拿出5元，剩下的3元3角赠予这位青年。这位青年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沈从文，他和郁达夫如是初见，沈从文日后追忆，不无感激。郁讲师的薪水亦不过30余元，家累极重。

另有一件值得我们标记的事情：人生何处不相逢，郁讲师在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总部遇见了他的中学同学徐志摩。松坡图书馆馆长是梁启超，徐志摩正在帮老师处理英文信件。郁达夫认出了旧日同窗，“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他的笑“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相认之后，双方亦有交往。

曾有一篇著名网文十八年努力,我才能与你一起喝咖啡，令人感慨丛生。徐少爷的中学同窗中，像郁达夫这样能跃入他的视界之内，圈子有所叠合的，必是少数之少数。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徐志摩1915年杭府中学毕业，入上海沪江大学。1915年10月29日与张君劢

的妹妹张幼仪结婚，后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学习。1916年春，从浸信会学院退学。1916年秋，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法科预科。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18年6月，由妻兄张君劢介绍，拜梁启超为师。1918年8月留美（自费），1918年9月，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一年后（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1920年9月）以毕业论文《论中国妇女地位》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因国内大学及中学学分被承认，一年政治与历史系本科毕业。一年经济系硕士毕业（据年谱）。据韩石山所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沈双女士应复旦大学英语系谈瀛洲先生拜托，1999年在哥大图书馆里寻徐志摩的硕士论文。1920年度未找到，1921年年度，有一篇署名ChangHsu Hamilton Hsu所写的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韩石山断定：此必徐志摩。因为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在哥大又慕哥大出身的名人汉密尔顿，遂有此名。】1920年10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22年3月，以“特别生”的身份入剑桥大学就读，同年10月归国。

郁达夫求学之路坎坷，但“费用”、“学潮”受限清晰可见。徐志摩和郁达夫虽均面临“家人期待”与“志趣”的冲突，然而郁家没有可轻易造次的条件，到底从东京帝大经济系毕业。徐家没有经济压力，徐志摩的求学经历却如是复杂：他在美国呆了两年，在伦敦呆了两年，在剑桥呆了7个月。《再别康桥》脍炙人口，不过徐志摩并没有拿到剑桥毕业证。他的“表弟”金庸晚年入剑桥，亦立志兼调侃说，“他轻轻地来，轻轻地去，读了一年书，没有毕业。我不学他！”

在伦敦大学期间，徐志摩与赴欧游历的林长民、林徽因父女相识。1918年，徐张长子徐欢在故乡出生。1921年，张再度怀孕，徐要求堕胎，张不从。徐提出离婚。同年秋，张离开英国，去投奔二哥张君劢，1922年1月投奔柏林七弟处，2月次子出生。1922年3月，徐至柏林，由吴经熊、金岳霖为证，徐张离婚。

1923年，徐志摩归国，到梁启超为馆长的松坡图书馆任英文秘书。郁达夫和他相见，便在此时。1924年1月，接受胡适邀请，担任北大英文系教授。同年他陪同泰戈尔各处演说，身份即为北大教授。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和陈源共同翻译的《曼殊斐儿》。此年冬天，认识了陆小曼。

1925年3月，经苏联而至欧洲旅行。3月12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不长胡子真吃亏，问我是那儿来的，我说北京大学，谁都拿我当学生。今天早上在一家钱铺子里一群犹太人围着我问话，当然只当我是个小孩，后来一见我的护照上填着‘大学教授’他们一齐吃惊。”

徐志摩的圈子、资源是郁达夫望尘莫及的。张君劢、梁启超、胡适……由一条线层层扩展。青年人欲得位置，要么得社会中坚、主宰者之助；要么就得搏出一些空间。郁达夫1919年曾写信给胡适，名不见经传，胡适不曾理睬。20年代，胡适在北大亦有相当势力；同时，亦涉足出版界第一大馆：商务印书馆。　　

1921年7月，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邀请胡适来沪，希望他主持编译所。当时《商报》有一篇《胡老板登台记》的八卦如是形容：“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来沪，即日登台了。”

胡适因不愿放弃北大教职，双方协调，胡适参与商务编译所的计划布局，更近短期兼职。胡适日记中记载，除见了张、高、李拔可等领导外，还见过了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潘介泉等位等工作人员；又参加“编译会议”，有国文部庄俞、英文部邝富灼、词典部方毅、理化部杜亚泉、东文部郑贞文，讨论编中学教科书。胡适提出了《中学国文读本》的编辑计划：以时代为纲领，倒推上去；以学术文与艺术文（包括韵文）为内容大概。

胡适考察了商务一个多月，提出多项建议，并举荐一人，此即后来的商务总经理：王云五是也！1921年9月1日《胡适日记》如此记载，“云五来谈，我荐他到商务以自代，商务昨日已由菊生与仙华去请他……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王云五自学成才，非留学海龟，当日尚无名气。得胡适举荐安排，一入商务便作了就作编译所副所长。前缘如此，这也难怪王云五后来会收摊亏损的《新月》书店。商务最终给了胡适1千元，胡适收了500元，另500元还予高梦旦，500元虽为报纸所载薪水的十分之一，不过当日合六七两黄金，亦颇为可观。

这次上海之行，胡适见到了郭沫若。8月9日《胡适日记》这么说，“周颂九(久)、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周、郑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大的高班同学。没错，郁达夫和郭沫若是校友来着，又均爱好文艺，创造社人员背景，亦同源且同仁。周、郑两人显然为举荐中间人，不过郭沫若未得胡适青眼。胡适的评价不过是“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郭沫若曾向商务投过译著，被拒。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创造社”，办《创造》这份刊物，最后一起合作是小之又小出版社：泰东书局。中华、亚东他都搞不定，何况商务？

人微言轻的被拒青年们，心中自然积蓄着于现实的抑郁愤怒。1921年9月，郁达夫所拟《创造季刊》“出版预告”措词激烈：“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郁达夫和胡适交恶，事起“翻译”：1921年8月25日1卷2期《创造》季刊,刊登了郁达夫的小说《风铃》和随笔《夕阳楼日记》。他《夕阳楼日记》中指出了余家菊（国家主义者，后和梁实秋一并被延安所拒）自英文重译德国威铿著《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的一些错误。余家菊此书从英文版翻来；达夫德语很好，从德文原版入手，考较错漏，亦顺理成章。郁达夫指出其误处，亦发了些感慨：“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真不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的一日，孟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可怜一般无辜的青年男女，白白的受这些译书的人的欺骗，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进步呢？”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坛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 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这几句话，众人视为“影射”，胡适亦然。1922年9月17日的《努力周报》上登出了胡适的《编辑杂谈·骂人》，回骂这群“初出学堂的学生”“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可见胡适亦非初出茅庐刚回国时的胡适了。

4天之后，郁达夫写了“答胡适之先生”，在这封公开信的末尾，郁达夫“打开窗子说亮话”，指出是《夕阳楼日记》里“粪蛆”那一段话引起了胡适的“愤激”：“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

成仿吾和郭沫若亦发文表以支持。这场论争的“副产品”是诞生了一本很不坏且“名贵一时”的的历史小说《采石矶》，漩涡中的郁达夫使笔下的黄仲则（黄景仁）灵魂附体，以戴东原（国学大师戴震）暗喻胡适，书中的黄仲则愤愤地说：“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据郭沫若回忆，郁达夫当日说，“我的《采石矶》把他比成了戴东原，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胡适在《努力周报》（1923年4月1日）上发表了一篇《编辑余谈》，以不屑的高姿态BS郁、郭诸人，“《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郭沫若针锋相对，“假使你真没闲功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又来压人，不要把你留学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

名人和后起之秀论战，得益的其实是后起之秀。何况胡适并没有得逞上风。他改变了态度（或曰策略），写信给郁、郭，握手言和，打算尽快息事宁人。“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绝无丝毫‘忌刻’之念”，“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胡适重名，信末附笔，“此信能不发表最好。”

郁达夫的回信显见这个人的性情，“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他自尊，不肯折了腰去；亦坦荡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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