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答老兵和铁手：被一场雷击改变的中国历史 -- 风雨声

先表扬一句：文章写得不错。然后开始拍砖。

首先，“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和郑庄公出生时是否导致其母难产无关，而源于其母对其弟的溺爱、为其弟求封大城和与其弟共谋夺位这三件事情。只要其母、其弟作了这些事情，权力冲突即不可避免，因为它导致了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在专制的环境里，两个权力中心必然导致冲突，而这个冲突只能够以其中一个的失败，或者分成两个国家来结束。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我认为郑庄公做的完全合情合理，他在保证自己足够权力的前提下对叔段做出了足够的忍让，直到最后无法退让才被迫消灭叔段势力，这是政治家所必须作的，妇人之仁无济于事，否则史书上记的将是“叔段弑其君”；叔段做的过于毛躁，失败是必然的；其母则是问题的根源，郑庄公对其母可谓仁至义尽。

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其次，明宫大火。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天子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上天通过灾变来警示人间，因此，明宫大火自然会被人们解释为上天对人间的警示，以便借此机会，劝诫皇帝对一些决策改选更张，在这样的时候，朝廷上什么思想占据主流是至关重要的。

成祖在位期间，多次对外用兵、迁都北京、宝船下西洋都是耗资巨大的事情，前两者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后者除了炫耀国威以外，基本无用，经济上属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状态，和安南问题一起，成为财政的无底洞。这样的事情，群臣平时不敢讲，这时候自然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的。宝船下西洋被停，至少短期内是合理的，因为它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明显的利益而只是带来了开销和拖累。这样的决定，即使没有那样的灾变也是会做出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至于后来的禁海，我想应该出于朝廷对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海外势力的疑忌，因为他们很难控制，这是中国传统治术（猜疑一切、控制一切）的必然发展。

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其次，我以前讲过，儒家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它的严重副作用发端于程朱理学，在其前儒家的危害还不是很大，而且两晋南北朝的动乱和隋唐起自西北都推迟了儒学的发展和成熟。程朱理学起自北宋，成熟于南宋，但是危害却是从明朝开始的，直到清末。在南宋，程朱理学多次被宣布为伪学而遭到压制，后来为了缓和气氛而解禁，但是始终没有成为统治性的学说。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朝廷控制的只有南方各州，财富不足，只好求助于商业，加上唐代的儒生还没有腐朽到明朝的程度，没有成为这方面的阻碍。

宋代的海上贸易，起自北宋，兴盛于南宋，原因很简单，南宋地域狭小，靠近边境的淮东、淮西、荆襄和四川构成了四个巨大的军区，财富自专，户部是无法从那里获得税收的，相反朝廷还得经常以财政支援这四大军区。在那个时候，南宋地区除了京畿（位于浙江的临安）以外只有这四大军区的地方是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财富拿不到，朝廷就只有想办法鼓励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了，事实上直到南宋灭亡，朝廷的财政困难都是经常性的，否则贾似道也就没有必要改革了。

元代，儒家的作用可以说是历代中最低的，朝廷就关心搜刮财富，以至于任用了几个西域人来主持财政，以刮地皮、高利贷为己任，海上贸易自然更加不是问题。

明朝一方面其建立者素质低下，一方面程朱理学的危害开始表现出来。儒生多以个人修养为中心，不以经时济世为念，自身多出于地主阶级，看不到海外贸易对国家的益处，相反却看到了可能的竞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海禁则成为“合理”的选择。明宫大火只是促进了这个趋势，没有这场大火，这个趋势也是难以扭转的。

关键在于，在西方各国，商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有共同点的；而在明清两代，商人则是朝廷的猜忌、盘剥和压制对象，以至于到了清朝，只有广州十三家洋行可以有权对外贸易。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清两代的自由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能够存在倒真是一件怪事了。说到底，朝廷自私，国人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