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答老兵和铁手：被一场雷击改变的中国历史 -- 风雨声
《春秋》讲郑庄公的事一笔带过，“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让我等凡夫俗子摸不着南北，对高深莫测的历史也顿时肃然起敬。兵者，国之大事也，要什么样的原因才闹得兄弟兵戎相见？后来看左丘明讲这段故事，才知道兄长郑庄公处心积虑要把弟弟段某置于死地还要世人责段之不仁不义，竟然源于几十年前其母申太太生他的时候难产，他不老实先把脚给蹬出来了。申太太饱受难产之苦，从小就不喜欢郑庄公而偏爱段小弟，一度要保举段弟弟继位，接下的梁子和疑心越来越大，导致最后的清算。
想想如果申太太怀孕期间保养比较好，生他那天比较顺，郑庄公他老人家出生的时候没有横着出来，或者他妈是个心胸开阔的贤妻良母，段弟弟的一生的故事也许就该改写了。权贵的兄弟之间也不总是血海深仇吧，申太太后来不也在隧道里吟着“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就跟庄公和解了吗。我想，段弟弟在被“克”了之后，看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肯定引米兰昆德拉为知音。中国人讲命运，有的是命，就是注定的；有的是运，就是碰巧的。此事 命耶？运耶？
人的一生有命有运，一个国家呢？
1420年紫禁城经过14年大兴土木建成，明永乐皇帝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转年正月元旦，朱棣在奉天殿，就是今天的故宫太和殿，接受朝贺。过了四个月1421年5月9日夜，一个闪电划过夜空，击中奉天殿顶，一团烈火沿着紫禁城中轴路烧毁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龙座被烧为灰烬，一个爱妃被烧死。
这件事引起举国震惊，中国皇帝自古以来是天子，秉承天意君临天下。雷击和大火在是一个大大的凶兆，天怒必定预示着天子有大事做错了。要是觉得这不是个事，设想一下今天中南海被雷给劈了，一把大火把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和人民大会堂全给烧了，看看举国上下的反应是什么。
朱棣惊惧交加，卧病不起。冥思苦想灾难的原因，下了一道忏悔书，请求上苍宽恕，意思如何我们好好检讨，坚决承认错误，立即改正。为了挽救王位，二十六名高官受命出京安抚，群臣认真检讨，有人认为其好大喜功，比如建紫禁城，修大运河，有的批评其遥役繁重，空耗国库，如御史邹缉在《奉天殿灾疏》中说：“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宫服役。”以致百姓食草度日，南方瘟疫盛行，腐尸遍野；还有主张把首都迁回南京，有痛斥郑和下西洋的。
下西洋之事终于成了替罪羊。朱棣下了一系列罪己诏，搁置了下西洋的计划。1424年9月7日，朱高炽即位，当天下诏中止宝船所有行动，出使外国的官员召回，修建和维修宝船的计划马上停止，所有为了出洋的采购铸造全停止，有关官员马上回京。1425年，朱高炽在登基一年后驾崩，朱瞻基即位，朱瞻基赐予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机会，往麦加朝圣。他于1435年驾崩后，新皇帝的第一批诏书就取缔了所有的对外贸易和远游。任何人试图进行对外贸易，一经发现，即被视为海盗处死。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学习外语或教授外国人中文也不被许可。为了杜绝对外贸易，中国南方沿海700英里长，30英里宽的土地被焚毁，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此后对外贸易禁运持续了几百年。
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现在再来讨论元末明初的中国人生活的范围, 封关禁海是否是历史必然。
何谓扩张？
政府主导的军事征服，攻城掠地扩疆张土，那是扩张。民间自发的求富欲望，大规模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开辟新的家园也是扩张。反观美洲的发现和移民，即先于民间，而后政府跟从。哥伦布的船上有几十个人开路，而后世为寻找财富成千上万的移民跟随, 然后才有政府回应。
说儒家文化必然导致闭关锁国有是是而非的嫌疑，看汉唐宋都是儒家文化独大的情况，怎么就没有导致明朝式的闭关锁国？汉唐宋的控制能力又有哪个比明朝弱，但是大抵允许商人和海外贸易相安无事地存在了几个世纪。主流思想到了明朝的中国已经盛行了一千多年了，怎么突然到你这儿就要闭关自守。同样是儒家文化主导，产生了程朱理学、重农抑商的宋朝，海外贸易怎么那么发达？宋元之间，数十万穆斯林进入中国内陆和沿海，一个叫回回佛莲在泉州，直接管理的船舶就有80多艘，相当于一个世界性的海洋运输集团。据洋人的记载， 即使到了明朝初年，在印度Calicut海港，在马六甲，到处是中国商人的影子。《The Wheel of Commerce》中说一个葡萄牙商人的记录：“中国人在全国各地（马六甲）到处收罗他们可以找到的香料…屯集起来，高价卖出”波斯人，威尼斯人从Calicut海港马六甲大量购买中国商品回国。
郑和凭什么能七下西洋，想走就走，想回就回？路那么远，都没有走丢。一定是因为那条水路中国人走得很多了，也就成了路，也足见当时海外贸易之发达。无论官方七下西洋的动机是捕人也罢，耀武扬威也罢，经济通商也罢，海外扩张也罢, 暂时不下结论。问题的要害是当时民间的海外经济发展规模和趋势。很多普通百姓追求财富，跋涉重洋举家远迁，这为殖民可能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所以如果政府不阻挡，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尽管儒家文化倡导重农抑商，然而贸易在唐宋依然繁荣的原因，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强烈的。这个欲望是体现在Calicut中国商人心中，在《清明上河图》背后，是激励哥伦布，麦哲伦等江洋大盗和美国大部分早期移民的同一个心理。
从1421年后，破先王旧制大动干戈，从七下西洋到封关禁海，这是突变而非渐变! 这些不寻常的反应，是因为有不寻常事情发生，怎么能够用程朱理学慢慢腐蚀中国人的精神，渐渐地导致了闭关自守来解释呢？一个突变事件，用文化的渐进理论来解释难有说服力。
所以，除非是丧心病狂的迫害，才能阻止这些人自然的欲望的成长。窃以为，那场太和殿的雷击，终于把一个本身就有精神疾病的统治者推向了颠狂的边缘，为保住皇位而歇斯底里地封关锁国禁海。否则，我们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设宋元以来的贸易仍然将持续下去，沿海的商人们和朝庭会相安无事，依然故我地为追求财富越走越远，走的人越来越多。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南洋，今天的新加坡就是中国人移民“扩张”的结果，再看看其他的东南亚地区，
华人人口 华人比例 华人财富比例%
印尼 7百20万 3% 70%
马来西亚 5百20万 33% 65%
菲律宾 80万 1.5% 40%
泰国 5百80万 11% 90%
这些，才是不到一百年的自然移民结果。设想一下，从宋元就开始这种向外看和向外走的趋势如果没有被那场雷击导致的闭关锁国政策强行地中断，今天的东南亚、印度、中东和欧洲是什么样子？
历史是命定的么？明以后几百年，还能听到1421年雷击太和殿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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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再来论理.
先表扬一句：文章写得不错。然后开始拍砖。
首先，“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和郑庄公出生时是否导致其母难产无关，而源于其母对其弟的溺爱、为其弟求封大城和与其弟共谋夺位这三件事情。只要其母、其弟作了这些事情，权力冲突即不可避免，因为它导致了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在专制的环境里，两个权力中心必然导致冲突，而这个冲突只能够以其中一个的失败，或者分成两个国家来结束。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我认为郑庄公做的完全合情合理，他在保证自己足够权力的前提下对叔段做出了足够的忍让，直到最后无法退让才被迫消灭叔段势力，这是政治家所必须作的，妇人之仁无济于事，否则史书上记的将是“叔段弑其君”；叔段做的过于毛躁，失败是必然的；其母则是问题的根源，郑庄公对其母可谓仁至义尽。
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其次，明宫大火。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天子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上天通过灾变来警示人间，因此，明宫大火自然会被人们解释为上天对人间的警示，以便借此机会，劝诫皇帝对一些决策改选更张，在这样的时候，朝廷上什么思想占据主流是至关重要的。
成祖在位期间，多次对外用兵、迁都北京、宝船下西洋都是耗资巨大的事情，前两者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后者除了炫耀国威以外，基本无用，经济上属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状态，和安南问题一起，成为财政的无底洞。这样的事情，群臣平时不敢讲，这时候自然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的。宝船下西洋被停，至少短期内是合理的，因为它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明显的利益而只是带来了开销和拖累。这样的决定，即使没有那样的灾变也是会做出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至于后来的禁海，我想应该出于朝廷对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海外势力的疑忌，因为他们很难控制，这是中国传统治术（猜疑一切、控制一切）的必然发展。
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其次，我以前讲过，儒家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它的严重副作用发端于程朱理学，在其前儒家的危害还不是很大，而且两晋南北朝的动乱和隋唐起自西北都推迟了儒学的发展和成熟。程朱理学起自北宋，成熟于南宋，但是危害却是从明朝开始的，直到清末。在南宋，程朱理学多次被宣布为伪学而遭到压制，后来为了缓和气氛而解禁，但是始终没有成为统治性的学说。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朝廷控制的只有南方各州，财富不足，只好求助于商业，加上唐代的儒生还没有腐朽到明朝的程度，没有成为这方面的阻碍。
宋代的海上贸易，起自北宋，兴盛于南宋，原因很简单，南宋地域狭小，靠近边境的淮东、淮西、荆襄和四川构成了四个巨大的军区，财富自专，户部是无法从那里获得税收的，相反朝廷还得经常以财政支援这四大军区。在那个时候，南宋地区除了京畿（位于浙江的临安）以外只有这四大军区的地方是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财富拿不到，朝廷就只有想办法鼓励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了，事实上直到南宋灭亡，朝廷的财政困难都是经常性的，否则贾似道也就没有必要改革了。
元代，儒家的作用可以说是历代中最低的，朝廷就关心搜刮财富，以至于任用了几个西域人来主持财政，以刮地皮、高利贷为己任，海上贸易自然更加不是问题。
明朝一方面其建立者素质低下，一方面程朱理学的危害开始表现出来。儒生多以个人修养为中心，不以经时济世为念，自身多出于地主阶级，看不到海外贸易对国家的益处，相反却看到了可能的竞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海禁则成为“合理”的选择。明宫大火只是促进了这个趋势，没有这场大火，这个趋势也是难以扭转的。
关键在于，在西方各国，商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有共同点的；而在明清两代，商人则是朝廷的猜忌、盘剥和压制对象，以至于到了清朝，只有广州十三家洋行可以有权对外贸易。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清两代的自由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能够存在倒真是一件怪事了。说到底，朝廷自私，国人倒霉。
为了商业利益，英国派特使来中国。他们一路的所见所闻，让人感慨万分。那时的中国已经从盛世开始滑落，对国际上的事情和通行法规几乎是一无所知，盲目自大，对外诸多疑惧。英方观察的结论是，中国方面一点没有对外贸易的欲望，他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地方官员把跟外国人的交易当成负担，他们不想承担因此可能产生的麻烦。
偏一下主题，专讲“克段”的看法。
我也赞同这和武姜难产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在于段叔对王位的觊觎，庄公最后处理也没有错，错的是过程，他受谴责也在于此。
所谓“将相宁有种乎”，戏台上也喊着“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可大多数人却还是安于当臣子，是没有这份野心，还是都真的只有忠心呢？不！是形势，是成败得失让他们掂量着，甚至想都不敢想。
体现高明并不仅体现处理问题的手腕，真正的高明在于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事是这样，政治上更是如此。庄公做不到，却采取引诱手段，其行为不是爱弟，而是另有居心，这不仅太不高明，还十分卑鄙。
要知道，不管是民主法律还是专制法律，其出发点都在于制止犯罪而不是惩罚犯罪，庄公恰恰相反，纵然犯罪，甚至是鼓励犯罪。
问题是郑庄公如何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只要他母亲和弟弟还在国内有政治地位，他的麻烦就不会完，因为他母亲还在那里为小儿子拼命挣利益呢。
他是先解决他弟弟以便和母亲彻底翻脸呢？还是干脆一起把母亲和弟弟一起解决算了呢？反正也是要受天下谴责的。
无论是哪种方法，他都会在国内国际上失去人心的。因此他只有以亲亲恩爱为名，纵容弟弟坐大，把责任完全推到弟弟身上，然后才能够师出有名，彻底解决问题。
郑庄公和史家看法与办法的不同，恰恰就是政治家和普通人的不同。
法律是用来解决可以仲裁的事情的，它只是用来进行仲裁的依据，而对于不可仲裁之事则无效。
关键的关键，就是：当初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是谁从中受益？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了几次下西洋？
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比如国家因为海上贸易而赚的盆满钵满，老百姓因为贸易的存在而富裕快乐？
还是因为下西洋的行为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利益和兴趣，比如永乐帝朱棣要向世界展示中华帝国的伟大和富裕，或者是为了查找找某个人的下落？
雷击事件的直接后果，是群臣把罪责推到了下西洋上。其直接后果是下西洋的计划被搁置。也许，搁置下西洋只是用来转移目标的一个临时举措，被移花接木当做了替罪羊。耗费民脂民膏的指责，可以理解，但是从相随的取消并禁止海上贸易，并且是相当严厉的禁止，而且不仅仅是当时，更是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来看，取消下西洋，取消海上贸易，绝对不是一个临时举措那么简单。相反，是相当的serious（抱歉，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词，惭愧）。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贸易所得到的利益，在当时的决策人眼里并不重要。而海上贸易必然带来了一些让人害怕的东西。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要对海上贸易那么仇视，那么害怕，需要专门的努力禁止？它到底危害到了什么？
下西洋，也许是朱棣个人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个雄心壮志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有人质疑。而雷击事件，无非是提供了一个有分量的否决票。
至于宋的繁荣，我看是沾了汉唐的光，是一种惯性的结果。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保守，导致中国开始走上下坡路。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宣扬国威，要那些小国们来进贡，以便威服四海，显示天朝气派和朝廷的合法性，说穿了，就是因为朝廷对自己的合法性底气不足！
至于寻找建文帝下落，我觉得倒不是主要的，因为建文帝不可能跑那么远。
朝臣对这样虚幻的事情本不赞同，这次借着明宫大火的机会表达了出来。
我前面说过，专制王朝最担心的就是商人和军人，因为他们代表实力。海上贸易恰恰可以产生这两类人，而且还是朝廷无法控制的，海禁就是为了对付他们。
两宋的海上贸易，以南宋为盛，其目的是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这倒不一定是沾了唐朝的光，恰恰相反，它应该是沾了宋太祖开明政策的光。
宋朝政策最为人诟病就是独立于国家利益的文官系统，而其一个意外产品则是程朱理学。这二者在后世的结合，对中国的僵化和衰落起了相当的作用。
首先，“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和郑庄公出生时是否导致其母难产无关，而源于其母对其弟的溺爱、为其弟求封大城和与其弟共谋夺位这三件事情。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老兵兄的推理逻辑链，母亲偏爱-->母亲唆使传位，索地，纵容-->段终於谋反-->郑伯克段！
说此为历史的必然难有说服力。试问老兵兄，本是同根生，母亲何以要偏爱段？合理解释是因为不喜欢郑庄公。为何不喜欢郑庄公？合理解释是因为难产。难道偶然的因素没有作用，全是注定发生的历史必然?
明宫大火...在这样的时候，朝廷上什么思想占据主流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后来的禁海，我想应该出于朝廷对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海外势力的疑忌，因为他们很难控制，这是中国传统治术（猜疑一切、控制一切）的必然发展。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猜忌和控制本是垄断权力的体制的通病，汉唐宋都不能免，论国力和财政，汉唐宋哪个输给明朝，要封关锁国的控制能力又有哪个比明朝弱，但是没有做，大抵允许商人和海外贸易相安无事地存在了几个世纪。主流思想到了明朝的中国已经盛行了一千多年了，怎么突然到你这儿就要闭关自守。
程朱理学儒家文化更加讲究师法前人，封关锁国可有先例可循？可是先王陈法？为何老兵兄得到结论是，"因为他们很难控制，这是中国传统治术（猜疑一切、控制一切）的必然发展"?
从1421年后，破先王旧制大动干戈，从七下西洋到封关禁海，试问老兵兄，这是突变还是渐变？这些不寻常的反应，总得有不寻常事情发生，怎么能够用程朱理学慢慢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渐渐地导致了闭关自守来解释呢？
关于扩张问题，我给铁手的回复中再讲，我刻意回避用郑和下西洋来表示后世的扩张可能，我同意官方并没有强烈的愿望和动机。所以所有的证据是而是用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来作证的。
据史记载，明代永乐、正统、景泰、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八位皇帝在位期间共遭十四次雷击.
清顺治、康熙,雍正以遭雷击, 没有那雷击，没有雷神庙.没有中国历史.
这个问题：
我回避了讨论政府扩张的问题，而集中在民间的发展。对官方七下西洋的动机暂时存疑，无论是捕人也罢，耀武扬威也罢，经济通商也罢，海外扩张也罢暂时不下结论。我以为问题的要害是当时民间的海外经济发展规模和趋势。
海外开拓殖民的各式各样的案例，并非个个始于政府大军压境攻城略地，很多是普通老百姓要追求财富的驱使，跋涉重洋举家远迁，这为殖民可能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我的观点是明朝初年，中国商人遍布南洋，越走越远，有非常坚实的基础。
设想一下，郑和凭什么就能七下西洋，想走就走，想回就回？路那么远，都没有走丢了？一定是因为那条水路中国人走得很多了，也就成了路，也足见当时海外贸易之发达。所以如果政府不阻挡，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换一个角度提问才能看出问题的实质：我不是问明朝政府为什么没有扩张，更为尖锐的问题是明朝政府为何突然大动干戈强行终止业已存在几百年的海外贸易？
这是一个突变事件，用文化决定的渐进理论来解释对我难有说服力。
我还是先回避一下吧，否则情绪上来了就没法讨论了。
也许是先入为主，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一直都不具有侵略性。比如儒家、佛教、道教什么的，都没有侵略性。如果明朝没有海禁，而是任其发展。贸易上的收益会不错，但是是否会象近代欧洲那样殖民？我很怀疑。
之前有我忘记是谁写的文章了，大致是说对东南亚华人政权的不但不支持，更是相当的敌视。这个也应该比较自然，就象当初的英国对美洲殖民地政权的态度吧。控制的住，那还好，一旦感觉失控了，就怕了。
也许这个就是严格禁止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根源？
但是即使海禁了，东南亚海外华人政权还是没有广泛建立。到了现在，倒是中东的影响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