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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那年庐山(九) 东哥发言了。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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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再谈一点看法

1、大跃进是全民族的狂热

共产主义道路该怎么走?马克思那里只有原理,并没有具体的方法。尤其中国本身并不具备马所说的前提条件下,这条路谁也不清楚该如何走。中国开始是模仿苏联的道路,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其后连续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渐明显。这时候,不可能再继续模仿下去,于是开始自己探索的道路。 探索的结果,第一个是搞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意是号召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谁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却变成阳谋、变成反右,这一次探索失败。此事跟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多说。

第二次探索就是大跃进。没有毛泽东,不会出现大跃进。可老毛只是提出了一个“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并没有提出太多具体措施。实际工作中该怎么走,从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到地方官员,大家都在探索尝试。比方说,赶超英美是毛从赫鲁晓夫那儿学来的,由刘少奇首先在57第8次全国工代会上正式提出;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一向以稳重著名的刘少奇,甚至说过中国在三年之内就可以赶超英国;“跃进”这个词是周恩来发明的;“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人民公社”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它是河南查牙山人于58年4月先提出来的。同年8月,毛在山东省委书记潭启龙陪同下参观时,新华社记者问老毛:“人民公社好不好”,老毛随口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这句话随即被当成的重要指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于是,各地不顾实际,竞相开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是由地方发明的,同样也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李富春和李先念在二五计划中也说,中国不须三年就可以在工业上超过英国。还说农业增产率可高至百分之三十五;薄一波也在58年7月17日作了一个题为<<两年赶超英国>>的报告;58年7月15日,陶铸就在中央的理论喉舌<<红旗>>上,发表的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中说,在广东亩产三千到一万斤是可能的;以任性和直爽闻名的陈毅,也说他在广东亲眼看到红薯亩产一百万斤,甘蔗亩产六十万斤,水稻亩产五万斤;谭震林更厉害,“人有多胆,地有多高产”就是他说的;就连宋庆龄,也在家里院中的花草砍去,筑起‘小高炉’土法炼钢。。。。。。

大跃进的责任,能明确归到老毛头上的其实并不多,直接责任是钢铁指标过高(这个指标也不是毛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最早是当时经过专家论证,由当时的冶金部部长上报,然后毛认可后提出的);间接责任一个是“反瞒产” 运动(跟赵紫阳的报告有关);另一个是后期一度批评“反冒进”(跟当时农机部部长的陈正人的汇报有关)。至于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老毛只能承担最高领导这一责任。

大跃进期间刘少奇的表现,书籍方面我看到的有两本,一个是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这书情绪化色彩太浓,一些结论我也不认同,但书中的史料还是非常有价值。里面有20多篇刘少奇当时在中央和人民日报上的讲话和指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二本是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写的回忆录,可以大致了解卫星是如何能上人民日报的,毛泽东后期又是如何纠正的。

正式的学术文章方面看到过三篇,黄岭峻的《刘少奇与大跃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结论是: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推广“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才有所纠正,其前提仍是承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第二篇,李晓红的《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结论:对于大跃进的发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第三篇谭炳华的《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结论:刘少奇同志并没有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

列举这么多材料,并非要指责当时的某人,只是说明这并非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异想天开而导致,在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很快建成富强国家的渴望下,使整个国人都从上到下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之中。今天看起来,这一切太滑稽太悲哀了,可是如果处于当时的历史中,我们未必不会更加狂热。

2、庐山会议期间该不该追究责任?

面对全民族广泛参与却又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如果当时要追究责任,难道仅仅是个别领导人检讨就可以了吗?我认为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完结了,演变下去一定会变成整个官僚系统的大清洗(很可能比文革更猛烈),最后成千上万人头落地并非夸张。在当时跟美国仍然敌对,同时中苏交恶,中印关系也开始恶化,老蒋时不时骚扰一下的背景下,追究责任最终会引起什么后果?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58年底已露出苗头,早在庐山会议前九个月,毛就已经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左”。1958年11月2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批评急于过渡和取消商品、货币、交换;11月21日武昌会议提出反对高指标和五风,注意劳逸结合;11月26日的六中全会又强调过渡时期的长期性、调低部分经济指标;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整顿人民公社,强调队为基础;59年4月29日,绕过中央,直接发给下面《党内通信》,要求顶住浮夸风;59年5月提出恢复自留地;6月又提出允许大集体中小私有,29日毛泽东指出大跃进错在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在庐山会议后,整个方向变成反右倾时,毛还是发表了大约5篇文章痛斥“共产风”。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来就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毛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包括读书、形势、今明年的任务、宣传、综合平衡、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团结等问题。客观的说,如果就“纠左”而言,彭总上书的内容,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没超过这18个问题。因而,毛对彭上书目的的判断,是“挑拨性的话”,那么请问是挑拨谁与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请问谁是沛公?

3、同样的材料,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现在一方面是材料的缺乏,居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很多东西国内是一直避而不谈的。比如说邓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全面主持宣传工作,却找不到大跃进这段时期的谈话指示,如此重任下,总不可能天天在家打桥牌吧。在《邓小平文集》中,自57年5月共青团代会的一个祝词后,一下就跳到60年3月。

另一方面,就是同样的材料,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你说的“如果彭总是对刘不满的话,他何必要等到周小舟鼓动后,才会要给东哥上书呢?”

先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

(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

(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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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舟,30年代后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书记,“上有好者”是指毛泽东吗?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周小舟哪来的胆量敢当面调侃老毛。从毛的反应来看,“可是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那么,这个“上”是指刘的可能性大,还是指毛的可能性大?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一段,从王任重的回忆录来看,良将应该是指陈云。在6月24日,毛同王任重谈话中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说事务主义,周恩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周当时并不主管经济,这个“有的同志”是指谁?刘或者刘系人马的可能性更大吧。

7月12日晚,周小舟、周惠(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李锐(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到彭德怀房间,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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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材料,我得出的结论是彭总通过周小舟的谈话,知道了毛表现出来的对当时一线中央的不满后,所以才大胆上书。至于是不是针对刘,以现有的材料,这个是无法判断的。

通宝推: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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