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邵燕祥：这也是右派。比魏巍略小一两岁，——同代人，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得以平反。大家论“右派”的时候最好也具体分析一下“右派”的年纪，邵燕祥25岁被划为右派，和章、罗绝不一样，——后世“右派”往往将“右派”的悲惨化为道义、思想资源，——可是他们多爱慕章、罗，邵燕祥这样大多数的“右派”，其思想道路，乏人光顾，——这便是我们的时代。

魏巍文革时代何曾没有受过苦？邵燕祥，虽和魏巍有别，——然而他们颇多一代人的通感。

80年代平反，邓公坚持：章、罗等少数人可以摘帽，但是“右派”原案维持。

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认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我（邓小平）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

你尽管可以认为邓小平此处有私情——可是政治家邓小平，大跃进这件事能说”集体负责”，此人胸襟可见。若真是心虚，谁会多次提及并坚持呢？

反右运动中最无辜最可惜的是小老百姓，小知识分子。每个“右派”都是不一样的。可惜，今日“右派”所拿的道义是大多数“小右派”的遭遇换来的，——彰显的却是章、罗的道路、途径。言必称章罗，有几个人提及邵燕祥这样的人呢？

魏巍逝世——很多人从追忆文章中才看到：老左派何曾没有受到当局的压力。可是，他们不时髦，一些自由主义者恨其入骨，暗暗称快，西方乐于炒作“胡佳”的正义组织，亦宛如未见。——倘若说现实，这便是我们的现实。热闹、公正声中自有抹杀和仇视。真的多元？真的宽容？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吧。

沉默的大多数——或无声，或被人刻意冷淡。邵燕祥虽有文名，然而也终究是“大多数”中的一员。今天，我转引一篇他论晚年郭沫若的文章为结。不为别的。河里的你我几乎都是“沉默多数”的一员。有些人或许认为自己不是，我不敢如是乐观。

每个时代总有人刻意宣张一些话，——我们沉默的大多数，得有自己的思考和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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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革”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 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革”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革”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巨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北京日报》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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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历史，最大的悲剧是：

一个30分，一个70分，先把70分送上神坛，再把70分打落神坛，打到负分去，然后转头夸30分伟大——这中间能翻多少案？很热闹，很传奇。有多少长进？聪明的从此倒是晓得了人言可畏，还是拿30分好。

谁不是人？谁不是妈生的？——他们是妖生的？神生的？鬼生的？

他们上神坛是自己想上的？

他们被打到负分是客观的？

你以为毛泽东愿意死后被浸了福尔马林液，躺在广场上？然后某一天像列宁一样——被人糟蹋一把，若干年后民众想想不对劲再迁回来，然而所谓遗体也不过是10%了……

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等人物，谁想不明白？然后毛能死后作主吗？

——固然世无不朽，朝代亦然。惟愿我此生看不到如此场景。

鲁迅多希望自己死后——“死后就埋掉,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收礼,不要祭奠。”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公祭，——然而民众成千上万赶来，给他棺材上盖“民族魂”的旗帜，这是他愿意或在乎的吗？

然后再有很多人不肯放过他，无非就是这面旗帜：让他们扎眼的“民族魂”。

倒是陈丹青先生说了大实话——

【“民族魂”，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死亡、敢于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毛泽东、鲁迅均是我们民族的大异端。秦始皇是，张居正亦是。幸好我们民族懂得拿青史鼓励年轻人去做“异端”，——这便是我们民族历5000年而不绝的大狡猾和大秘密。

郭沫若身上有我们民族的寻常气息，亦有超于常人的勇气和见识。

在整个历史里，先有事功后想避祸……这样的人不少。张良得了好归宿，好名声；

文种不是不知，然而为了国家心有眷恋；和范蠡下场有别。两种道路，群众均可见可思。

郭沫若是避祸不得的人——后来名声也因此大坏。然而，他到底没有害人，而且在重要关头亦承担隐忍，不肯连累朋友。他看不起踩人的人，落井下石的人，大约还是有些资格的。

其所作所为亦可见可思。——然而被人打到负分，徒见我们的不知深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