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 陈郢客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文革砸四旧，这是看得见的。《鬼吹灯》流行时，心说坏了，现在文物不知要糟到什么地步。果然，据《南方周末》所言，所有文物专家都同意“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盗墓最猖獗的时期”这一判断。发掘过妇好墓的郑振香说，“1950－1970年代，就没人盗墓。现在又盗起来了，而且现在盗墓更普遍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去年年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根据19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国大约有四十多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但现在估计至少三分之一已经没有了，自然破坏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人为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盗掘。{陈郢客:就盗墓我补充一条《南方周末》的资料——当时《鬼吹灯》大热}

看得见的黑暗往往是万历魂消骨灭的事件；看不见的黑暗却是众人不以为意的常态。当一本盗墓小说浮上水面，进入大众视野，——即使我对文保不甚了了也知道——打破沉默打破黑暗的——未必是光明，往往更糟，——是嚣张，是悍然，是常态宣布——我已降临，我已出笼。

现在名曰考古发现的，大多是盗墓者的成就，或曰剩货。清华战国简经历了一番怎样的旅行，终于才回到研究之地。当然，围绕它又会展开一番争夺，——这到底是学界内部的故事了。

我国固然是史书大国，然而三千年之变，——必然要重阅历史，重阅人物，这个过程，自晚明已经开始——我为什么从李贽写起——便是为此。他已是当变未变之际的人物，他的富国史观重新考衡人物，去道学障碍，后来有晚清梁启超继承，——中有章学诚这样的文史大家。既而有鲁迅倡言“新人”，毛泽东对于社会结构的大改造、新国民的塑形——这一过程，至今尚未结束，于丹、当年明月亦是其中的几撷浪花。

我之所以敢言台湾人恰恰错失功课，于他们领会古典精要大有障碍，便也因此。当取什么当弃什么——经历过共和国，从鲁迅、毛泽东处多取用资源的大陆明白人，所获更多，亦少费力。江丙坤近乎是个奇迹——我不知台湾年轻一代有没有这样的奇迹——台湾唯有少数中的少数能看见和大陆相当数量人物等量齐观的风景。在如此时代，看见风景，是变动中不致上当甚至有所发展的第一步。

如果你把汉文帝当作一个仁厚的老实人，汉景帝亦失之懦弱，意志强大的晁错便死于如此庸人之手——印象主义，会害死人的。然而很多人亦不过听了别人的话，产生如此印象，——必然也妨碍阅读当下。史书看明白了，自然会看明白当下。看不明白，只能回头检讨方法。

历史上错位的印象主义海了去了。秦始皇坑儒，——背景是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要求分封土地，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指出，时代不同，老调子已经失效。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禁止，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统一局面将遭破坏。李斯建议，儒生论政，祸害太大，秦始皇于是禁私学，主张以法立国，“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方士和儒生大不满，遂有大攻击。最终活埋了460名方士和儒生。（可惜方士和儒生的比例已不可知）之前焚书，除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不烧，法家的书肯定不烧，那法家所重的荀子的书估计也不会烧，而荀子亦是战国儒家的一支——从逻辑就可以推理出，“焚”和“禁”，均和“大一统”相关。“焚”和“禁”的重点——你可以推理出来，然后从史书中找到印证——“凡《秦纪》以外列国史书皆焚毁”。

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残暴将永存于史册。几千年后，欧洲徘徊于欧元区，统一的欧洲这个梦不知到哪一日才能实现——在两大强人拿破仑和希特勒面前，秦始皇是遥遥领先的成功者。千年后的子孙亦受益于此。当然，代价亦惨烈：譬如长平的40万赵军和460名方士儒生。我经常奇怪于老史书的标准游离：比如说将秦始皇置于千年耻辱柱上的居然是460名中的部分人命！方士这些神神叨叨的被隐去了，我们不知道460人中他们的比例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所坑的“儒生”数量到底几何——我们只知道，有种不可赦的罪名叫“坑儒”！我从而明白，人命的价钱从来是不对等的。40万沉默的大多数，其使用价值大约是清算始皇“焚书坑儒”大罪之后一个附加的注脚。旧史书承认大多数人的无足轻重，——当然，儒生是不能得罪的。——这是人命告诉我的道理。正如车祸，上海市户口能拿到的赔偿和一个农民拿到的赔偿必然不一样。我们希望众生平等，但倘若有人不承认众生不平等的现状，必然是个有心的骗子。当骗子，很多时候不用开口，只需沉默，只需假装看不见，只需刻意看不见、刻意不承认就可。

焚书，还有更高明的焚法。——《四库全书》从朱棣《永乐大典》的创意生发，然而满人乾隆，更有妙用——名曰征集，一些绝版本趁机毁掉了。有些书不好毁，那么就改，就删，就涂抹。涂抹的书多得吓人。我们现在很多事搞不清楚，甚至印象南辕北辙，都要拜他所赐。他老爹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到底不是聪明阴狠至极的人物，与之相比，简直可称憨厚。然而读书人到底要用《四库全书》，一边很多事看不清楚，一边感念他的恩德。乾隆的文字狱，毁家灭族的远远不止460人，即使我们就当没有方士的存在。而且，《永乐大典》如何残失的？清继承了明的北京城，然而《永乐大典》到宣统元年，只剩下64册了——于是读书人能看的，便是很高明的焚过书禁过书改过书的《四库全书》，并以为瑰宝——乾隆玩弄读书人于股掌，这是怎样深不可测的阳谋——然而也果然如他所料。他自得“十全老人”，很多后来人也就承认了。他爹，远不会如此高明，到底勤苦地做了些事，发作了些明白脾气。

人类太相信眼睛，太依赖眼睛——如此必有盲点——我们曾经以为地是平的，天是圆的，像个碗扣在地上，——科学和逻辑，证明了所见未必是真切的。史书亦然。焚书坑儒——这四字颇有电影画面感，后人遂千年记刻；而《四库全书》这样不动声色的瑰宝，（《永乐大典》没了，自然便是唯一瑰宝），何其文明，自然就不会被人仇恨和记忆。除了鲁迅等少数人，这样锐利而不安的灵魂。他们读四库，读得五味杂陈。

我们到底要把秦始皇和乾隆在一个平等的标准下取衡。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用心、背景、实情与乾隆毁书禁书改书的用心、背景、实情，老老实实地比较。秦始皇的用心大益于后来人，乾隆只不过为了族群统治利益，后来人受益实少；秦始皇行为和乾隆行为哪个更为必需？惨烈代价到底如何？——我之所以讲，新史观必然是符合科学精神且必须具备科学精神，便在于此。

自从我发现了乾隆治国多学朱棣，学得太多——朱棣，强人也；乾隆，阴人也——便留意到乾隆向这位老师的致敬，他一上台赐给朱允炆的那个“建文帝”的谥号，恰见他对朱棣最诚恳的致敬，以及对于朱允炆的揶揄。建文，是何其好的一个名字。强人易有的强暴彪悍，朱棣体现鲜明。然而乾隆又刻意增加了朱棣的“残暴”，这也是真的。乾隆是将文明的掩饰功能用到极致的君主，——他老子、他儿子均没有这么狠。他儿子哪知他的文治深沉，直接造就了宋元刻本的值钱，——也不知道添把火继续上——宋元刻本，到底帮助我们了解了部分事情。另一方面，得感谢中华文明圈日本、朝鲜等国的保存，譬如说《天工开物》因为讲到火药，科技书先被征集，再以“反满”理由毁绝——是20世纪20年代，才从日本返介回故里的。此时，鸦片战争已经80年有余了。

说到和世界接轨，我们民国时早接过一次轨了。接得很彻底，接轨派的智商、谋略、爱国情均比当下接轨派强得多。民国，财政实业界——除去军界政界，自然是重中之重。然而，一旦化成历史，文人知识分子就成了主角，——他们不过是海面之上冰山可融的部分，冰山深沉的八分之七却隐匿了。这是很不对劲的。首先，知识分子爱说爱吹，是相对容易看懂的。譬如说国剧运动，几个人演了出戏，酒酣耳热，——这便是标记的大开端。我好歹学生时代和剧社分子颇熟，也上过一次台，演完了之后大伙儿喝酒，自然也会有很多兴奋话，所谓开端，亦不过如此。那批人身逢其时，后世人读了，便以为是大场景大制作，这亦是神话之后的误会。像梁实秋这样，只要他认识，都爱写进文章，——可以塞私话也可以刻意制造交情，还可以保证后世的引用度，自有好处——只有把各家文章都看仔细了，把一桌酒席间的交情亲疏看明白了，才可以真正看明白这些知识分子。有两个梁实秋：文学史上的，那就要和周作人、张爱玲比才华比眼界；中国史上的，关涉人物，自可比较道路。1938年，陈嘉庚遭遇梁参议员，恰如2008年陈光标和朱学勤的立场交锋——当然，陈嘉庚算文字打了照面，邹韬奋可为关键证人。2008年的这两位用行动照面，不言自明而已。这个参议员是国家社会党的名额，那么梁的表态，到底是个人的意见还是国家社会党魁首张君劢的意见？这件事值得研究，关涉者大，然而我们到底不知道，今人更少人关心——这是不对劲的。

民国搞经济的这批人，——这桌酒席，诸等人物还原就比知识分子还原难多了。他们的口很紧，做事又很有章法，捞钱和爱国的比例分寸感——远比今日吃相原始的人厉害。读历史的多不谙经济，学经济的又少人研究故纸，自然就有太多的东西不可见。我探身一看，果然太过深不可测，若要还原，即使有天分的，也不知要下多少功夫，也远非一人之功，所能完成。提供一条线索：四大家族必然要钉在耻辱柱上。那么第五名、第六名……前十名如果真能列出个表来，大约对于民国，对于当下，恐怕认识自然亦有不同。历史就是这样：总有可见的，也总有不可见的。第五名便可安然隐匿，——旧有史观的症结，绝非一处。不用科学精神检阅，自然要受其钳制。

知识分子，人声喧哗，然而到底是一桌小酒席。这个酒席并不能操纵多数人的命运，——如果无视政经人物的酒席，酒席之外的广阔大众，——自然看不明白历史，也定位不了知识分子。

从此便可以推理出：反右固然难写，然而反右的真相到底易见些。知识分子说话多，做事亦非深不可测，大多外露——不管是胡风、还是章、罗——性情可见，思想可见，做事章法亦可见——定位并理解，尚不算难。

然而，刘少奇这样会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的人物，就大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青史之重，人民之重。必有自陈，亦必有遮掩。有人说周作人建国后就汉奸事保持名士沉默风度——那是他看不出来，周作人简直用尽了一个知识名士所想尽的方法“自陈”，当然，人总被圈定的，既要显得有风度，又要竭力自陈，种种策略，令人不胜嗟叹。毛公尚要自陈，还有哪个不自陈？这个级别的大佬，又经过整风运动n次训练的，不利于己的，能销毁的自会销毁，或能下定决心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说。能不能还原出这桌酒席？——就太难了。

历史研究有两种工作方法：一是有什么史料说什么话，当然自有局限，没考古出新东西，不敢说话，自然会影响研究的进展。二是以逻辑、推理，还原一些面目。这和科学研究一样，假说能被证实的，必然是牛人；而且对于研究的深入，亦有大贡献。假说自然有证实的，也有证伪的，常在河边走，必然会湿鞋。拿着郭沫若某一条细处大作文章，何其荒谬，亦在于此。自从学术向美国接轨，文史copy的并不见少，而颇有见识的大家，往往摄于“声名”危机，不敢承担如此大险——逻辑推理的很多卓见，不能献出来，唯有压了箱底，咽在肚子里。

建国后——最好还原的居然便是反右，这是实话。而好些事——只依赖现在史料，就史料说话，恐怕亦有些偏失。提供史料的人，谁和谁可以互证，谁和谁不能互证，谁可能会在哪里撒谎——大约每个当事人，讲过的所有话所有文章都必须拿来过手一遍，——才可以选择和采用。这要做的工程量何等巨大，对逻辑和专业训练，又有一定要求。说实话——很多老先生恐怕心里是有分寸有文章的，然而也只能烂在肚子里或者闲话给学生听。

要稍微看明白一些，唯有——中国道路为主线，和人物境界、性格、思想、作为、彼此互证，——这必然要求强大缜密的逻辑推理。逻辑和史料互证，——倘若史料不能符合合理的逻辑，恐怕倒得检视一下史料的问题，哪里出的问题？

所谓读史，能推理还原出百年后子孙所学历史的大致面目，便读出味道来了。唯有逻辑、道路的较真，能帮助我们突破当下以及现有史料的束缚——看清楚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又往何处去。 虽然未必能写出来。建国后难说不可说的奥秘便在于：牛人们（不管是做事的还是读史的）往往谨重不说了，而且的确也不可说；乐于说话的人往往限于视界、逻辑，还原上亦多有偏失。无可奈何。就拿河里说，万里风中虎、抱朴仙人两位的文章对于理解建国至当下这段历史颇有助力；不可说的当如何言说，他们几乎用尽了表达的极限。所谓真理，自有文明之后向来不是赤裸裸的，而是藏于千丝万缝中。唯有眼尖的人能看明白。功夫不到，自然看不明白。

说到史料，有一人让我感佩不已。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如是说，“1950年的时候，先头他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听起来他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天，梁先生居然能讲出如此老实却又石破天惊的话!此言一出，便决定了这本书的价值。一个真诚的老实的大家之语，对于我们还原诸种情状大有好处。

“当时不久，我从四川出来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的时候，全国分六大军区，那边是西南军区，林彪的是东南，后来他回到湖北武汉……不是又有点从前的割据的样子？割据的样子不是呜呼哀哉吗？！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他会不会回来呀？我一向是在两大党之间，好像是一个很公正的代表社会的一个人，各方面都可以说话，跟蒋方我也能说话，共产党方我也能说话，我想还是保留一个中间人的地位好一点。所以我这样一个念头，他让我参加政府，我就说留在外边不好吗？”

这本书处处老实语，处处大家语，处处当时情状。以这本书，可以还原不少事情。

梁先生是真正的儒家，也是真正的佛家。梁先生佩服两位章先生，然而说到“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无论历史上的人物还是在人世的”

梁先生的答案是：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的，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

这是句老实话。如果真牛到了一个境界，嘴上不承认这句话，——恐怕是刻意的。大家心里有数。

然而，有多少当事人会像梁先生这样？

“是从卢沟桥事件，日本侵略中国，从那儿，然后卢沟桥事变6个月我就去了延安，很早。（艾：是，这本书里有的。）从那个时候起，从那开头吧，好像彼此都很愿意谈话，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艾：噢，就因为这几个月，日本人占领那么多地方，南京政府没有办法，您就到延安去……

梁：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

说到文革，西方大家汤因比以为文革代表着人类最后的希望。【中国已经拥有大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增大。供养着如此庞大人口的广袤领土自公元前221年起就在单一政府的统治下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其间虽然有分裂和混乱的“间断时代”，但为时短暂，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联合王国的漫长历史上也偶尔有过这样的“间断时代”。与埃及法老、苏美尔- 阿卡德帝国、阿黑门尼德帝国、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中国的皇帝自认为而且被其臣民视为“中国”（中央王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而“中国”本身则是“天下”的合法宗主国。中国所承担的天命概念及其在维护中华帝国政治统一方面的实际作用，通过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39年的长达2060年之久的历史经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人经历了随后一个世纪遭受西方和日本蹂躏的屈辱，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人民依然是典型的具有帝国意识的人民。他们的历史“世界观”既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成就，又给他们指派了促成统一和安定的角色。如果人类要想顺利进入21世纪，就需要一部分人承担这种角色。”】

【“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姗姗来迟的而又风险极大的社会试验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依然取决于非西方的神灵。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或人类的其他部分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

文革是一出巨大的悲剧，然而，你必须理解汤因比的话。这关涉我们未来的道路。真明白汤因比，自然明白80年代思想界被高估了。也自然会明白何新在当日的难得。

河里颜子说过一句话，只此一句，我便知道这个人的境界：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公替大家喊早了。

毛公自然是站着的。

所谓转型转向时的浩浩荡荡，不可抗拒：总有自以为聪明的囿于旧系统的人物最终落到了民众的后面。在民众之前，自然是先驱；启民众之初起，位列民众前排，自然是弄潮儿；然而落在民众之后尚觉自身高明的人，自然要成为滑稽的悲剧。

我能说可说的，大约几乎说完了。是为终。

• 【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