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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小传

文/Capo

明清史上名叫高第的人不少，光进士出身的就有四位。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明正德年间的高第，字公次，官一直做到云南副使。又有清乾隆年间的高第，字云士，善书画。又有明朝末年山海关总兵高第，榆林人，当甲申鼎革之际随吴三桂降清，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大军，后清朝授为河南总兵，也算是此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明朝末年曾任兵部尚书，蓟辽经略的高第，因为此前各种著述中对此人的叙述颇有错漏之处，故略考其生平以求争鸣。

高第，字登之，滦州人（即今河北滦县），具体出生年月现已无考。从各种方志中看，他至少在己卯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还在人世，最后一共活了82岁。又，所有的史料中都未找到他在明亡之际的任何活动记录，似乎去世之日应在1644清兵入关之前。这样的话，可以推断他大约生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间，也就是1558－1563期间。

万历十七年（1589），高第考中了己丑科进士，当时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算是比较正常的登科年龄。当年这一科共取347人，高第排在三甲208名，即总排名278，算是比较靠后的。这一科进士中人材甚多：状元焦竑是史上有名的大学者，古文大师；榜眼吴道南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大学士，入阁为相。另外一位朱国桢也在天启年间曾经入阁。此外，高第、董汉儒做到兵部尚书，杨文岳做到保定总督，而高攀龙、冯从吾是东林党中的赫赫巨头，董其昌乃人人皆知的书画大师，都是明史中数得上的人物。

考中进士后，朝廷派高第去做临颖县令。临颖县在河南，当年属开封府，《说岳全传》里面杨再兴战死小商河，即在其附近。各方志中的高第传记都说，他到了临颖之后，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而且比较廉洁，缴上来的赋税根本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上，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这样，可能由于征税方面的政绩比较突出，高第“转户曹，榷浒墅关”，也就是派去了苏州钞关收商税。旧例，在主钞关之外的支流水道上都设绳拦截，以防商船从中私自开走以避税，高第认为只需封锁主河道附近的水域即可，不用一切都斤斤计较。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高第最终升到了大同知府，是正四品之官了。这大约是万历中的事情，当时明朝已经财政吃紧，各地王府宗室俸禄难以支付，于是高第从自己的官俸中捐出三千两银子来补助（其主要对象当然是在当地就藩的代王等）。由以上记录似乎可以看出，其应是家底殷实之人，对钱财等事项至少表面上并不贪婪，是以廉洁奉公，慷慨捐资为升官之道的。

当然，关于其早年的宦迹，史料中大约也就是这寥寥几笔，不可能太过详细。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从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实录》作按察使，但从后文来看应为副使），此时他已经在官场中打熬了21年，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了。不过，以府台转臬司，品级虽不变，通常被视为升迁，从此他的仕途开始进入了比较顺利的阶段。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高第考满，再从山东副使升为湖广右参政（从三品）。关于他此段期间的事迹，《湖广通志》说：“高第……分守荆西，修学宫及魁星楼、尊经阁。捐资区画，不烦民力”，也就是说他在当地捐款建了文庙学宫等建筑，似乎此人比较喜欢捐钱以求名。不久后，高第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再升为陕西右布政使（从二品），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可谓节节高升。后来，大同巡抚文球到蓟镇赴任，朝廷原本打算让董可威补缺，但董可威因为有病，再三辞免。于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他终于进入了明朝顶级文官，封疆大吏的行列。在任上，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又私人出资七千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想必在军中朝中口碑也必然不错。高第曾著有《抚云疏稿》一书，当为此时的奏疏集子，可惜今天早已散轶，无从得见。

不过，高第在地方上只呆了一年多，便又得到了新的机会。当时辽事已经大坏，后金连续攻克抚顺、辽沈、广宁等地。兵部的官有的调，有的辞，几乎成了走马灯。天启二年十一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吴仁度引疾辞官，升李瑾补缺，但随即又升其为添设左侍郎。这样一来兵部出缺，便于当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进入明朝的枢画中心。而当时的兵部尚书，正是高第的同年董汉儒，两人应有一番叙旧交情不提。

此时，正是辽东形势最坏的时候。关外已经被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全部放弃，大学士孙承宗出关，与经略王在晋发生了守关门还是守宁远的争论。高第到任之时，孙承宗已胜出，王在晋被调往南京，因此高第进入兵部之后，主要任务应当就是协助和支援孙等人在关外的军事计划。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高第应该对孙进取的策略有所异议，不过天启二、三年间，也找不到什么资料表明他对孙进行了任何掣制，因其在兵部也不过三、四号人物而已。三年三月，高第再次升迁，为兵部添设左侍郎，次年正月又成为正牌左侍郎，成了兵部中地位仅次于尚书赵彦的第二把手。

然而到了天启四年（1624）二月，高第却突然致仕，也就是退休了。原因现在无从查考，不过当时他至少也已经62岁，很可能在65左右，因年龄已大自然退休也毫不奇怪。只不过高第肯定没有想到，他刚下野不久，朝廷上就突然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东林党正式向魏忠贤开战。

事情开始于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上疏，声称魏忠贤有24条大罪，从而吹响了东林党总攻的号角。一时间，弹劾魏忠贤的奏章满天飞，大有将其一脚踩死之势。然而，由于天启皇帝的包庇，魏忠贤毫发无伤，倒反过来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以汪文言案为切入口，魏忠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逮入诏狱，一网打尽，并开始从朝堂上大肆清洗东林党人。到了次年正月，据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一书统计，已有近40位高官被逐去。不过，就兵部来说，当时受到的冲击并不太大，除了侍郎孙居相回籍以外，大致没有什么变动。但不管怎样，缺官总得填补。天启五年正月，大学士魏广微上疏，推荐两位原任兵部侍郎李瑾与高第，请皇帝再次起用两人，以加强京城的防守。二月，起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从任用来看主要是负责守城器械等事务。高第退休一年后再次复出了。

但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第是由阉党的魏广微推荐复用的，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高第本人与阉党有什么关系。天启四年他致仕之前，魏忠贤虽然在宫中把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与外廷冲突还并不太多，基本上不相往来，朝廷上大多还是东林党所号称的“正人君子”在位。当然，高第肯定不是东林党的人，但与其也没什么瓜葛，天启三年东林诸人搞癸亥京察，打击异己的时候，也没牵涉到高第什么事。从他的仕宦生涯来看，几十年一步步升上来，总体也还算正常，没有类似坐电梯突飞猛进的情况。阉党赶走了那么一大批人，总得找人补上这些官缺，这些候补的中间固然有一些是阉党中人，但也有相当部分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并没有牵涉到党争之中，甚至还有很多人是反对阉党的。即如与高第同时被荐起用的李瑾，就是反对魏忠贤的。《崇祯长编》中记录后来四川道御史吴彦芳的奏折，称李瑾当年“付身家于度外，直犯逆魏凶锋而九死一生”，便是明证。

高第起复三个月后，兵部尚书赵彦致仕回籍，于是廷推新尚书。高第作为兵部二把手，本来属于最有资格的，一开始却没有上廷推名单。但前后推了好几次，上面都不满意，最后还是点中了高第升任兵部尚书。《两朝剥复录》对此说：“内意属第，故履推得之”。那么，这个“内意”究竟是谁的意思？一种可能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因为天启也不完全是个傀儡，有时候还是发挥主意的。或许他看了前面推荐的名单觉得都不满意，而高第资格老，在兵部经验又多，升任尚书无可非议。第二种可能，实乃魏忠贤之意，但从前后推举了多次才选上高第来看，他也不是什么众人皆知的阉党，或许是魏忠贤想要拉拢他，特意升迁。

然而，高第上任后，并没有附和魏党。康熙二年的《永平府志》记载说，当时魏忠贤、崔呈秀势力炙手可热，想要升其同党郭钦为都督同知头衔，又想让参将梁甫升任总兵，矫中旨特授，不料高第“皆不应”。而且高第看到杨左被逮，榜掠甚惨，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使得魏忠贤异常恼怒，唆使天启召见高第，“切责之”。自此之后，魏忠贤千方百计想把高第赶走，而机会正好马上就到来了。

天启五年夏，蓟辽督师孙承宗决意发兵填实锦州、右屯、大凌河等地，于是发四车营出关，与原来的前锋三营共同驻扎其地。孙的意图是把兵力逐渐往锦右一带集中，为下一步收复金、复、海、盖四卫作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刚过了没多久，八月间，便遭到了所谓的“柳河之败”。总兵马世龙听说耀州等地空虚，便遣将领鲁之甲、李承先等率兵过河，打算袭击该地。约定与水兵会合，乘船前去。但不料到了指定的日子，水兵不见踪影，于是鲁、李二人用小渔船渡兵过河，结果到了耀州城下，后金早已发觉，打得明军大败，逃到河边又无法全部渡回。最后过河的明军覆灭数百人，鲁李二将死难。

败报传来，朝廷震惊，因为传闻纷纷，“有言丧官兵好几万，好马数千者”，以为是一场异常严重的失利。兵部（即高第所执掌）立刻作出反应，认为“万一奴骑乘此长驱，则宁锦等处能保其无虞？”当此时刻，以山海关最为要紧，而“前闻在关兵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因此，兵部建议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让马世龙挑选在关外的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期万全（《三朝辽事实录》）。对于柳河之役，高第等显然很不以为然，因此在兵部的各题稿中对孙承宗、马世龙多有攻击，这当然大大得罪了关外辽军诸将。当时作为孙承宗手下军务赞画的茅元仪，即对高第大为不满。后来到了崇祯年间，茅撰写了《（前）督师纪略》一书，回忆当年情事，又对高进行了诸多不实的描写。因为茅元仪名气相当大，因此许多说法后来流传甚广，不得不加以考辨，以见本来面目。

首先，高第与孙承宗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督师纪略》说，高第当年巡抚大同之时，所调兵马羸弱，为孙承宗所持，因此深恨孙，“以杀公为己任”。此乃一面之词，事实如何今天无从得知，但如前所述，高第在兵部多年，未见有参劾阻挠孙承宗之处，茅之前的其他文章中，从未提及此人，只是柳河之后才有此一说。然后，《督师纪略》又说魏忠贤因为看中了高第想杀孙承宗，因此特意中旨命其为兵部尚书，“履推不用而特拜焉”，此又与《两朝剥复录》“履推得之”的说法矛盾。如前所述，高第当时是兵部左侍郎，为该部的第二号人物，按资历地位，接掌尚书一职并无出奇之处，反倒是前面履次推举都未有其名显得可怪，更不用说只能“特拜”了。若说魏忠贤一心想让高第出任，当时朝廷各大臣皆仰其鼻息，又怎会屡次推荐都无其名？《剥复录》为东林党一众所编，意在昭示天启末年，“奸党”如何排斥正人，把握朝政，因此书中凡涉及阉党人物，多有点评，但并未言及高第为魏忠贤所属。

《督师纪略》又说，高第为兵部尚书之后，“日请减兵”。此当指天启五年关宁清汰冗兵一事，然而此事之缘起与高第完全无关。四月，户部尚书李起元上奏，其中即提到诸臣有谓关门之兵“虚冒宜清，老弱宜汰”，旨意回复：让孙承宗清点裁剪。此时高第尚未上任，与其何干？后来经过查点，关宁一共汰去冗兵1万7千多人，可见水分还是可以挤出不少。但总体而言，汰兵之举实乃明朝军饷支付不敷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户部的意思，茅元仪把这个也怪到高第的头上，只能是出于意气之见。

接下来的两条则更加不可不辨。《督师纪略》说，柳河之败后，高第自己下檄给马世龙，让他全数撤掉锦右、宁前之兵回山海关，也就是“弃关外四百里”。多亏了袁崇焕和茅元仪自己力争，高第无可奈何才没有实现，仅仅撤了锦右的军队，而高第还不许将当地的屯粮运走，后来都为后金所得。这一段记述，后来被另一位关宁将领周文郁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其著作《边事小记》中的《辽西复守纪事》篇中，又被钱谦益照抄至《牧斋初学集》中的《孙公行状》篇，而最后竟被部分编入了《明史•袁崇焕传》，因此流传甚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之情事究竟如何。

如前所述，朝廷刚刚得知柳河败绩的消息之后，兵部马上作出了紧急应对，让马世龙急选关外各兵精壮者，回防山海关，以关门为紧要。这是建立在之前孙承宗等把兵马多集中到锦右一带，山海关本身兵力甚少的前提上的。因为兵部即高第掌管，那么看作高第本人的意思也相差不远。他担心新败之后，万一后金大军长驱直入，而关门之兵又都在关外，山海关本身恐怕有很大的危险。这一举措高明与否，各人大可以事后眼光加以评判，但若站在当时情况不明，以北京安危为首要考虑的立场上看，似也无可厚非。不管怎样，此乃一临时紧急举措，并未涉及到全撤锦右或宁前之事。

九月初八，兵部（高第）又上奏，称关门久有兵饷虚糜之事，还不绸缪山海以为根本，保护宁锦以固藩篱，反而为求虚名，过河轻进。他之前已经致书孙承宗，并札谕马世龙赶快回到锦州，不料尚未有回音，败报已至。请求御史同司道等人速速查明现存兵马之实数。

这之后，九月十四，巡关御史洪如钟也报告了柳河失事的情况。旨意：“宁远前屯系关门外薮，满桂赵率教务严加防御，以保无虞”。此时朝廷明确表示宁前一带乃要紧之处，为守护关门的屏障，饬令满赵等人严防，决无放弃之意。

九月二十二，高第上疏，全文见于实录。他首先强调了山海关在国防中的地位，然后重申了之前的对策，即“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然后，高第称：“……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营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而如今与后金兵衅已开，蒙古部落也蠢蠢欲动，当此时刻，“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换句话说，孙承宗之前将兵力向前线集中，但高第认为此时刚打了败仗，事关紧急，应该首先保证关门的安危。因此，他的提议是，严谕孙承宗并责成各将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但是，这道奏疏的意思，无非是将春夏之间发到关外的兵马照旧撤回关门，将局面恢复到天启五年初的样子，却毫无提及要撤掉宁远前屯一带的驻防。按《督师纪略》的说法，高第“弃关外四百里”的决定，是他还在兵部尚书任上之时作出的，但自此之后，高第于十月初五即被授命辽东经略，其间不过十数日，哪有可能他再下命令，而袁崇焕等人不从，而高第又无可奈何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高第在刚得知柳河败绩之后，曾紧急给马世龙发去谕令，让其挑选关外一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策万全。这其中可能牵涉到一部分宁前之兵力，但实乃刚打败仗之后的临时措施，并非要撤消宁前之驻防。这之后，一方面因为高第的战略思想本身和孙承宗不同，以保全山海关为重点，一方面他认为新败之后，加之蒙古又有不测之举动，形势变化，因此应该保守为上，把之前从关门发到锦右等地的兵力撤回来，让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重新成为可以灵活处理的“哨探之地”，从而使整个局面恢复到本年年初的样子。当然，这一做法未必正确高明，可以加以分析批评，但硬说他要连宁前一并放弃，全部缩回山海关，实乃谬误。这从当时各人的反应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

比如说，袁崇焕反对高第的做法，认为锦右一带既然已经发兵出关填实，安插了百姓，那么兵法有进无退，若又无谓撤兵，则一来示敌以弱，二来将使得锦右本身摇动，而又使得宁前震惊，关门失去保障，因此他不敢苟同（《三朝辽事实录》）。但是，虽然袁崇焕是持有反对态度，从其文意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并无撤销宁前兵力的说法，他只是怕削弱锦右之后，会使得宁远等地“震惊”而已。当时袁崇焕说得相当激烈，甚至声明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本道说一声明白便去也”，以撂挑子不干相要挟。《督师纪略》中所谓宁前道与宁远共存亡之语，可能即是从此疏而来，只不过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变成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宁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