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穿越小说与明清之辨 -- 尼伯龙根·蜗藤

有趣的是，从茅元仪自己的文集中也找不到所谓放弃宁前的说法。《石民四十集》有《上冯涿鹿相公书（一）》一文，乃茅元仪致书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冯铨以求再议撤兵的去信。但通观全篇，也仅仅提及“锦右断不宜撤”，而丝毫没有说到任何与宁前相关之事。总体来说，除了《督师纪略》这个源头之外，找不到其他证据证明高第曾经想放弃宁前，乃至整个关外。很有可能是茅元仪后来所加的不实之词。

孙承宗因柳河之败，不断被人弹劾，于是请辞。朝廷于是又会推新的经略，第一次举荐王之臣、王之采、阎鸣泰、刘遵宪，结果俱不用，命令另推。第二次举荐高第、王在晋、张鹤鸣、文球，最后点中了高第，以本兵出边。刚做了五个月的兵部尚书，即被赶出了北京。茅元仪对此论述说，高第天天向魏忠贤自吹自擂，并攻击孙承宗贪而不胜任，结果连魏忠贤也对高第十分讨厌。到了推新经略的时候，他认为高第既然曾经夸口，就干脆让他出边领军。高第很害怕，叩头向魏忠贤求免，无济于事，日夜忧心哭泣，只好上任。那么，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至少连茅元仪也承认高第此人“即忠贤亦厌之”，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因为魏忠贤看着他不顺眼而被赶到边关外去的。明朝以本兵督师的并不太多，之前是孙承宗自己请愿，而高第之后，也只有张凤翼、杨嗣昌二人，都有一定的主动成分，而没有被群臣会推选上的。因此，假设高第并非心甘情愿，那很有可能是被特意挑出来给撵走的。

至于康熙二年、五十年、乾隆、光绪四种《永平府志》，光绪《滦州志》等，则都说是魏忠贤因为高第之前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对其衔恨，正好宁远有警，因此让其经略出关。

不管怎样，天启五年十月，皇帝将高第召到文华殿，赐其蟒衣玉带，令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高第请求申明节制，天启温言慰谕。他随即题请职方司主事徐日久随其出关担任赞画，茅元仪说这是因为高第对其有所怨恨，特地把他带去辽东陷害之。到任之后，徐日久随即上疏，攻击马世龙庸才误事，结果朝廷震怒，将其削籍为民。对此，茅元仪又硬说是徐日久害怕在关外任事，不惜以参劾马世龙为手段，故意激起皇帝之怒，求削籍以自免。而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则说这是马世龙权势滔天，箝制言官之口，以致连新任经略刚举荐的官员，只要一触其怒，便遭削夺。总之，各人因立场不同，都按照自己心意有一番言说。徐日久被撤职之后，高第无奈，又提请田吉为新任赞画。田吉此人，日后固然为阉党中坚，但当时不过一小小主事，何关大局？即使孙承宗，也曾荐用过阎鸣泰、刘诏，莫非也和魏忠贤有联系？但茅元仪又抓住这一点，说田吉和田尔耕同姓，冒充其宗族求荐于高第。高第于是倚借其人，内通阉党。对于此种种言论，有必要加以分析辩证。

高第此人，究竟是否属于阉党？上面已经有过种种分析。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后来崇祯清算魏忠贤，定逆案，高第根本就不在其中。逆案名单由于崇祯本人的坚持，一再扩大，波及了甚多无辜之人，若高第日日求见魏忠贤，向其叩头求免，求媚于魏广微，以手下暗通阉党，种种劣迹，连茅元仪一个在外的赞画副总兵都如此一清二楚，那么焉有不列入逆案名单之理？但正相反，高第被视为天启间被阉党迫害削夺之人，崇祯时曾经复起，只是种种原因没有出任职务而已。加之更有许多资料说他其实与魏忠贤不合，合理的推测是他实与所谓阉党无关。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王丰明《正说明朝十六臣》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改正了传统的说法。

《督师纪略》作于崇祯年间，正是逆案已定，对魏党清算惟恐不狠之时。凡涉及门派攻讦的时候，各人无不将其对手扣上“通阉”的帽子以求占据道德优势。如王在晋也曾攻击马世龙，说他“结连崔、魏，多方扼臣之进……乃阴使多财多智之茅元仪，潜入长安辇金三万，多方媒孽”（《三朝辽事实录》）。据此，则连茅元仪自己也可说成阉党了。因此，对于此类言论，若无实据当不可轻信。高第实乃一反孙承宗等之策划，以柳河之事否定当年战略，而为茅元仪等记恨，因此编造了颇多不实之词。而茅身为孙承宗之亲信手下，《督师纪略》一文中反复为其讳辩，比如把柳河之败时，水兵不到的责任推到当时的巡抚喻安性头上，说就是他特意关照水将金冠等，令其不听调度，以致误事。而喻安性本人的说法是，他身为巡抚，根本不知道有过河袭击这一计划，茅元仪则硬说已经通知了他，但也勉强承认“不告以得便则深入耳”。总之，喻安性对前方究竟想干什么并不了解，而茅元仪却把责任全都归咎于他，其偏颇可见一斑。连后来另一位与孙承宗关系很深的关辽将领周文郁也在《边事小纪》中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船只既然不到，那你别过河退回来就是了，乃以七只渔舟渡河，“尤为儿戏”。又，茅元仪反复强调柳河之败不算什么，只是“巡河”失利。而且吹嘘说有一部从上流打到了船城，“杀一孤山”，令努尔哈赤得报后吓得惶恐欲遁。袁崇焕都看不过去，说“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欺不得”（《三朝辽事实录》）。因此，对茅元仪的说法，要加以细心辨析。

回到天启五年底，高第至关门上任。此时孙承宗、喻安性等都已去职，因此他得以独力推行之前的策略，把锦州、右屯等地的大部分兵力撤回关门，仅留少许游兵作为哨探之地。袁崇焕虽然不满这一做法，以丁忧上疏乞归，但朝廷驳回，最后还是留了下来。总体来说，高第的想法是先保证山海关的安全，因当时关内外究竟有多少兵马还是一笔糊涂帐，而关内又二月无饷，士民都“惊惧思逃”，因此必须当作第一优先的要务加以整饬。这一认识的基础在他后来的一篇奏折中曾详加阐述：高第认为，前屯城“可称要地”，而宁远城“足壮金汤”、“为第一扼要”，但两城之守已先有议定规划，因此不是当务之急。除此之外，他认为锦州“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等地“城小而低薄”，只能当作“前锋游哨之地”，而不宜驻以大军。因此，他首先将一切重心都放在关门防务之上。但是，说高第只知道退缩在关上，胆小如鼠，不敢出关一步，也是不正确的。他并非是要简单地放弃锦右等地，而只是认为事有缓急，锦州等地城垣颓坏，怎能令主力驻防？天启六年正月，高第上疏，认为山海关一带有不少工程急需进行，而前屯、锦州两城也必须修缮。前屯不修则“防御何恃”？锦州不修则“保障何依”？并力请将原议调往蓟昌的班军调一半赴辽（《两朝从信录》）。由此可见，他也十分重视锦州的地位，只是尚未动工，后金即来，此又是不能控制，无可奈何的事了。

不过，当孙承宗把兵力往锦州大凌河集中的时候，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在右屯建立了粮储基地，堆积了大量粮草。锦右的主力一撤，这些粮草如何运回便成了问题。高第十月上任，到次年正月后金前来攻打，期间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却仍有近30万石米留在当地，被后金缴获。为何不搬走，史料中仅有蛛丝马迹，据《三朝辽事实录》兵科罗尚忠题稿：“右屯之积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军畅言抢粮，遂寝其说”。似乎是说，一直有计划要搬运这批粮食，但是有乱军扬言要在途中抢劫，最后没有搬成。总之，高第的计划有其道理，但是战略的匆忙改变也带来了许多损失，这批粮食便是其中之一。

明末之际，辽东各位领兵统帅其战略想法各自不同。孙承宗、袁崇焕等为进取一派，希望尽量将战线前移，把兵力集中到关外各城。而王在晋、高第、王之臣、阎鸣泰等为保守派，有的认为必须把大部分注意力先集中到山海关，以保证它的安全为第一优先，有的认为宁前固然应该重视，但不宜把太多兵力派到锦州一带。因为锦州地形不佳，又离开后金本土过近，将大军布置到锦右以外，会随时开启兵衅，导致过早决战，并不有利。这两种看法孰优孰劣，历史无法重来，各人自可得出自己的看法结论，但笔者以为不宜简单地以黑白两色划分之，把一方捧上天，另一方则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上来说，冒险进取的战略和稳健保守的战略，各有其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但明朝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不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并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而导致了两派人士轮流上台。于是有时保守，有时进取，锦州城后来修了又放弃，放弃了又修，前前后后，资源全都耗费在战略决策的朝令夕改之中。此亦为一个例子。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带兵五六万前来。高第探知情况，于一月初六报告说，奴贼看中了右屯的粮食，约于十五号左右过河。当时关内外的布置，据茅元仪的记录，战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杂兵守兵暂不计，各战兵营中，各镇自有镇守内丁。神武火营在关门。龙武水营有约2千在关门，其余在觉华岛。前锋后劲营共1万7千余人，前锋三营在宁远，后劲五营战后有4千出关，但战前应全数在关内。另有车营5万余人，其在宁前二镇者五营，在关门六营（《石民四十集》）。由此，当时在关外之兵还是为数不少，大约为总兵力的40％左右，总数可能在4万余，主要分布在宁远、前屯、中后等城及觉华岛。锦州、右屯等地主力已撤，但是留有一些机动的游兵哨骑，高第说，这些部队“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因此，当后金到来之时，这些机动部队应该受袁崇焕指挥，撤回到了宁远附近。袁八月的奏折说：“至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两朝从信录》），可证锦右之兵确是奉了袁的命令回缩。但撤回之前，即使无法运走右屯的粮食，也当尽数烧毁以防资敌，为何没有采取行动不得而知，或许是一个失误。

此时，朝廷调兵遣将，令蓟辽总督王之臣与高第同守关门，以关外付袁崇焕。后金驻扎山海关大道，截断了关门与宁远的联系，并于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围攻宁远城，却未得手。二十六日后金转攻觉华岛，将岛上明军全数歼灭，随即撤军。在此期间，高第曾派遣山海总兵杨麒领兵救援觉华岛，但是杨麒畏缩不前，后为高第所劾。

宁远之战后，朝中多有认为高第不发援兵救宁远，是为怯懦。而高第本人则提出一个说法，即关内外兵力不足，理论上的开册兵额应有11万7千多，但实际上只有5万8千。其中关外有3万，关内只有2万8千人。对此茅元仪曾予以反驳，因此有上面之统计。按茅之说法，总额本来确实有11万7千人，但其中有1万4千为“杂兵”，1万3千余为“守兵”，而“战兵”为8万9千余。而在这其中，曾汰去6千多水兵，柳河之败又损失了数百将士，又有原来抚院（喻安性）之屯兵，听说已经四散，自然是没影了（《与京师当事者书三》，《石民四十集》），其他的则历历皆在。但是，哪怕按照茅元仪的说法，战时的实际兵数当然也已经没有11万多了，而其中所谓“杂兵”，据茅所说，实乃运役、匠人、班军等，但此等名色向来不应列入正饷之中，如匠役怎能与正规募军按同一标准发饷？至于班军，应有原籍军户之饷额，记入关宁之数似也很有问题。总之，哪怕完全认同茅之所说，这个数字肯定也大有水分。

据钱谦益《孙公行状》，孙承宗得知此事后采取了一个相当绝的做法，他说：“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也就是说，你高第认为只有5万余人，那么户部就按5万余人发饷，看看如何？据钱之记载，高第只好具疏认罪曰：“前止据见在五万，今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又按茅之《督师纪略》，亦有说高第再核兵，始报实数并认罪。但是，笔者对这一说法又有疑问，因为钱谦益的依据似乎来自《熹宗实录》六年二月乙未条，现抄录如下：

“先是，奴酋突犯。经臣高第疏奏：兵马不敷调兵应援，诏诘责之。兵部覆称：关外各兵不过三万，关内又止二万八千，而粮饷未闻报减，宜听经臣从实核奏。后以关饷诎乏，复有旨：前减汰兵饷，以八月初一日为始。是时报额兵十一万七千，今见在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便着巡按御史从公将五年分逐月查筭。经臣乃复疏言：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仍候道镇详细查明核实再奏，报闻。”

按此疏，似乎高第并没有认为现在关内外的实际兵数就是11万7千。他的意思是，关内有额兵3万5千多，关外有额兵9万9千多，总兵数“原不止”5万8千（按，两者相加已有13万余）。但是每月皆有逃亡，以及应补未补的，所以数目参差不齐，无法确认。要等到道臣、镇臣等详细查明了以后再回奏。按常理，就算战前11万7千兵一个不少，那么宁远一战至少损失了7千多觉华水兵，如何会战后反而变成13万多？因此，纵然高第的5万8千只是一个借口，并非实情，但说他被迫承认确实有11万余兵力，并认罪道歉，似乎是钱谦益，茅元仪等一厢情愿的记录。

高第三月初便上疏乞休，被批准。但是当时关宁究竟有多少兵，很长时间里仍然是一笔糊涂帐。三月，督饷御史刘述祖说，官兵尚有9万3千余名（《三朝辽事实录》），五月，袁崇焕则报称有8万8千余名（《实录》）。而刑部尚书徐兆魁，御史宋祯汉等仍然在纷纷引用之前“不到6万”的说法，后者之奏疏已在六月间。试想，如果高第早就承认实有11万余兵而认罪，那么岂会过了4个多月还有人引用5万8千的数字？显然，高第只不过承认原额确实不止此数，但逃亡未补的，必须要详细查明，实际数目仍然不清。到了六月，关门司道向兵部提交了兵马册数目，九月，王之臣，袁崇焕又分别上报数目，有趣的是，互相之间却又相差悬殊。王之臣所开兵数比道册少了14850余人，道册之兵又少于司册2617人。关内的兵数，袁崇焕报称不到2万，王之臣却疏称5万有余（《三朝辽事实录》）。最后，到了十二月，天津巡抚黄运泰报称，关内外共有官兵12万余人，不过其中显然包括了数万赴援之军。按之前兵部尚书王永光之言，援兵以“马步兵五万为额”，据此则原来之军数当为7万余。总之，关宁兵数原先纵然不止5万8千，也大概就在8万左右。

不管怎么样，宁远之战时，高第在关门的兵力充其量也就是5万多。而山海关又不象宁远只是一座四面方城，而是数十里的长城，自顾尚恐不暇。正如后来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守宁远，亦是不敢出城一步，一味怪责高第胆小不救，似乎过于简单化。更何况，不要发兵救援宁远，乃是袁崇焕主动“力争”的。按其在八月之奏疏，袁曾于年初到关门叩见，“面恳于经臣高第，无发援兵”（《两朝从信录》），以为破釜沉舟之计。而后来众人竟以为是高第之罪，袁崇焕自己也感到不安，说：“顾以为经臣尤，臣罪大矣”。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确有胆小怯懦之因素在内，不过换个角度亦可说是保守稳重，各人看法或异，不必强求。

按《永平府志》，宁远之战高第传檄道镇，坚壁清野固守。而崔呈秀因为此前想提拔亲信，高第没有同意，衔恨在心，于是以此为由，弹劾其不发兵为怯。这一攻击首先是从山海总兵杨麒开始的，他奉命领2千兵救觉华岛，但是犹豫不前，即高第本人也曾参劾之。不过设身处地考虑，区区2千兵未必能有何作用，不过飞蛾扑火而已。三月，崔呈秀上疏，责问“宁远解围而觉华屠焚……此非杨麒事哉？”很快有旨意下，杨麒削籍为民。这次攻击，背后显然是针对高第的。压力之下，他屡疏乞罢，三月批准“着回籍调理”。

高第此时处境，和一年后袁崇焕在宁锦之战后类似，亦是战胜之后，被人诟病不发救兵。四月，论宁前战功，高第为辽东经略，指挥全局，原本是该论功的。兵部尚书王永光题称：“乞将……高第……重加优异”。不料旨下，各人都有赏赐升级，唯独高第“革去玉带闲住”。从此，他基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崇祯登极，清算魏党之后，便决定重新起复以前被其迫害、削夺的诸官员，高第在其名单之中。崇祯元年四月，“复逆珰削夺尚书……高第……等九十二人官，补给诰命。品望、年力可用者，仍令酌起”（《崇祯长编》）。不过，高第虽然被起复，但是当时他年纪已近70，一时并未安排具体职务。第二年，便发生了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蒙古，打进长城，在北京转了一圈后又往东去。崇祯三年一月，后金打下永平，滦州知州杨燫知不能守城，作诗一首自缢，州同率众降清。高第为滦州人，又曾做过兵部尚书，因此后金对其相当重视。大臣多璧致书皇太极，问道“高尚书在安家寨，可否取之为我办事？”，皇太极回信，令“兵二百人，大臣一员，每旗官一员，往彼地取之”（《满文老档》）。高第听闻之后，仓惶举家逃走。事情过后，有人以此为罪名攻击他，于是崇祯三年十一月，明朝以其逃跑以致郡城沦陷为由，逮捕高第。后令其谪居山东省无棣县，之前起复的事自然也就作罢了。

毫无疑问，相比后来孙承宗、鹿善继等与县城共存亡，高第在勇敢精神上自然是等而下之。不过当时他一个七旬老翁，面对后金的抓捕，若不想投降，那么除了壮烈殉国以外也只有逃跑一途了。朝廷对此似又太苛。当时另一位原兵部侍郎郭巩，也是面临后金抓捕，只身逃入北京，并呈上自己拒绝后金聘用的书信。不料其中有“大金”字样，梁廷栋据此参劾之，居然下狱论死，后来才减为遣戍广西。

高第在无棣住了将近十年，崇祯十二年总算被放回故里——滦州。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建白云楼，为东山之墅”，不久去世，享年82岁。后来被祀为乡贤。据县志说，他平生湛于理学，著有《太极良知》等说，此亦可参考其奏折中所称“臣素讲太乙理数”，看来似乎对风水命学也相当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