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光裕的悲剧 -- 常乐

麦当劳中国公司在四川大地震后捐款115万元，引起大陆部分人士不满。麦当劳名列网上的国际铁公鸡榜。在灾区成都市附近的南充市，一家麦当劳店门口发生集会抗议。此外，南京新街口的麦当劳店在全国为四川地震死难者哀悼日期间在某报纸附送套红广告，也遭到集会抗议。面对公共关系危机，麦当劳中国公司如同阿里巴巴和万科，紧急进行危机控制，追加捐款1千万元。

古典经济学派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人或企业都只为自己追逐利润，相互博弈，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会使得资源配置优化，最终结果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他因这种观点而被批评为没有道德，但是他作为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其后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专门讨论道德问题。继承斯密的传统，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把人和企业假设为经济人，即完全自私逐利的。

作为企业，盈利确实是生死攸关的，公司承担不了盈利责任就会被淘汰。但是企业只顾盈利，不顾法律、道德（如劳动保护、环保、慈善等），形象不佳，不但发展困难，还可能被淘汰。企业的法律、道德等责任，在西方被称作公司社会责任（CSR）。营造良好形象和承担社会责任是同一个东西，是企业和富人在社会的法律、道德和舆论等压力下不得不采取的企业或个人行为。例如比尔·盖茨早期慈善捐款少而受到舆论批评，逐渐增加慈善捐款，后来宣称，其身后全部财产不留给子女，将捐助慈善事业，并为此成立了盖茨基金会。希望发财，传给子孙，是一种传统观念。发财不传给子孙而是返还社会，是更好的观念。发大财，可以说是满足心理学者马斯洛所说的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得到尊重的需求和更高的自我价值实现需求，高于自下而上的安全需求、物质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有点像中国传统的三不朽之一——建功（太上建德，其次建功，其次建言。不过现在建德似乎没有吸引力了）。留给子孙太多财产，很可能害得子孙不努力而没出息。

不少跨国企业，在西方迫于社会压力，比较注意社会责任，但在发展中国家，因社会压力不足，就不太注意社会责任。例如2007年媒体报道，麦当劳和肯德基等快餐企业在西方遵守法定员工最低工资标准，但在大陆多个城市却对临时工付给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媒体曝光就是一种社会压力。麦当劳多年来在大陆（包括灾区）获利巨大，在大陆发生特大地震后，捐款较少，引起店门集会抗议和网上广泛抨击，是继工资丑闻后再一次受到大陆社会压力，不得不做补救。南京新街口麦当劳店遭到集会抗议，是因为广告失误。该店和相关报纸迫于社会压力，承诺另行道歉。

此外，有些跨国企业或有跨国利益的著名富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责任可能有冲突。例如家乐福大股东路易威登集团的老板，在西方捐款给藏独是政治正确的，但这在大陆大多数人看来是恶劣的。对一方承担社会责任而损害另一方，都可能损害自身在另一方的利益。类似的困境，有些双重国籍者、改国籍者或侨民也可能感受到。过去一位美国驻华大使的美籍华裔夫人（还是位作家），曾经感叹过双重忠诚的难处。

此次捐款，港台在大陆投资企业和在大陆有较大利益的著名富人，表现好于西方在大陆投资企业和在大陆有较大利益的著名富人。如香港长和的李嘉诚、台湾鸿海的郭台铭、台塑的王永庆等。表现最差的是有些大陆高利企业和著名富人，如万科的王石、SOHO的潘石屹、阿里巴巴的马云。

比较二者的社会环境，可以看出港台企业和著名富人受到较多舆论监督和社会压力。如香港富婆张茵，大力反对新出的《劳动合同法》提升保护劳工权利，其在广东的造纸厂被香港浸会大学学生调查，发现严重侵犯劳工权利。此次张茵大手笔捐款1千万元，是在社会压力下做一补救。

阿里巴巴捐款少，而且在同行捐款名单中没有其董事长马云的名字，人们联想到他过去反对慈善捐款的言论，因而对阿里巴巴和马云大力抨击。在社会压力下，阿里巴巴紧急声明，虽然还宣称要追究“假新闻”，但不得不追加2千万元捐款。万科只捐220万，董事长王石在其博客中发表捐100万就够了等不愿捐款的言论，还与批评者斗嘴，引发大量抨击。面对危机，王石如梦初醒，赶赴成都，与四川省建设厅洽谈在1亿元之内进行公益性重建。后来又在凤凰卫视的访谈中为之前的不当言论道歉。SOHO只捐200万，还继续在博客里与批评者斗嘴，看来还没接受别人的教训。这次风波使得有些大陆高利企业和著名富人受到较多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压力，认识到逃避社会责任的恶果，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