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庐山大悲剧】一、庐山只有一个谜 -- 造船厂

首先要特别感谢frnkl。我的表述确实有问题。

按我所引用的蒋正华版本，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万（不含少出生人口）；另按我所引用的新华社和社科院研究成果，抗日战争中直接死亡（不是伤亡）也是1700万左右。所以我主帖里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口的损失不下于抗日战争”应修改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不下于抗日战争我国死亡人数”。我个人的习惯是，为了便于大家看清我的“来言去语”，也为了减少误会，一般不修改主帖，所以我在此郑重宣布此一修改。

这里要回答一下史文恭“这两个例子似乎不应该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意见。

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人，我完全理解、尊重你的这种情怀。

但是如果碰到海外的网友，要将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呢？毕竟直接死亡人数是相当的！如果对方是无理取闹之辈，我会反问一句“So What”，但如果是一位我们想要争取的朋友呢？

这里我要推荐“大秦猛士”朋友的回答：

我还要补充回答：当时中国人民确实付出了很大牺牲，但这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无心之过，他们是在自己都很陌生的领域摸索，摸索过程中好心办了坏事，他们不是红色高棉。而且在“摸索过程”中，既有沉痛的教训，也有伟大的进步。

我还要说，在20世纪发动了3次伟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既不是傻瓜也不是奴隶；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他们仍然选择了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从此对一言堂、终身制、个人崇拜这些东西戒慎恐惧，明确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在继续探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总之，文恭，不要忌讳。毛主席说：“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说：“如果是灾难，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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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我的惊喜：看了楼下诸君的回帖，确实感到我收获了很多“玉”！好多朋友都说出了深刻的见解，其中有一些，若论其态度之认真，立论之完整，完全可以单独开帖了。总之我受教了，并给大家送了花，还从“大秦猛士”和“四方城”那儿捞了两个宝。

我有个预感，等我再抛一块砖，我还能捞到更多的宝、收获更多的惊喜。

所以预告一下，《庐山大悲剧之二》即将贴出，造船厂将在该篇发动对史文恭的正面攻击战！

玩笑啦，我早就和公鲨老爷说过，史文恭很多观点我都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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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cal朋友，我仔细看了您的两个回帖，觉得您是在认真地质疑，所以我也谈一下我对“1700万”的看法。

1、现在不会公布“官方版”的损失数字

数字肯定有，但现在不会公布。因为公布了不利，时机还不成熟。但也不会永不公布，那会成为执政者不必要的包袱。我估计，在2060年左右，也即大灾难100年以后，会公布“官方版”数字。到那时，“三步走”战略胜利完成，我国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会发生较大变化，那时公布历史档案，社会震荡较小，既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有助于下一代们总结教训、走出新路、确立新的发展战略。

2、但官方给了线索供人研究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这一段引自《墓碑》）

为什么提供线索供人研究呢？因为设置学术禁区极笨，也极无效，只能限制中国自己的学者。而且，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学者来研究此事，就等于把话语权和阵地拱手让给外国人。

（以下再引《墓碑》）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造船厂按：所谓“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其实就是人家讲，你只能听，拿不出自己的数据和证据，非常被动。这方面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问题，我国研究不够，导致对日本右翼斗争乏力，当然主要责任在于国民政府，不过人民政府也有责任，还是国际舆论斗争经验不足，没注意搜集证据。

造船厂又按：“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句委婉的话，网上搜索一下“李成瑞”就明白了。这也证明了，研究三年自然灾害，并不必然导致信念的动摇。顺便说说，1700万是目前数字最低的版本，蒋正华未必是因为他的这项研究而“进步”，但假如他的研究结果太离谱，肯定不会由学者成为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而成为国家领导人。

3、我认为，敢于质疑官员、专家，是好的。但要有前提，比如该官员、专家有“利益冲突”，可能妨碍学术公正，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专家”；再比如，此人有“前科”，人品有问题，典型的就是文怀沙；再比如，您有自己的不同见解。这三大前提，只要具备一项，就可以质疑官员、专家，但假如一个前提都没有，那么这种质疑就比较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