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辈遗事(一) -- 巅峰背影

前面说，我判断自己的爷爷离开十支队，可能为部队负责筹集经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四爷爷说，没多长时间，家里竟然突然养了五、六匹骡马！

虽然我爷爷当家后，开始做些小买卖，全家干劲很大，可当时就他和大爷爷干活啊，三爷爷、四爷爷都还小，也就是帮衬一下，兵荒马乱的，能有多少收入？这也可以理解，说不定他俩发了笔横财呀！

紧跟着，问题又来了，我爷爷和大爷爷赶着骡马干嘛呢？在根据地所在的太宽河一带驮运木炭贩卖到山外！而十支队为解决供应问题，是专门组织人烧木炭的。

还有呢，我小叔叔的父亲说，许多人说，我的爷爷在山里驮运木炭总是背着枪的！那时候，土匪被扫光，山里除了鬼子伪军扫荡之类的，背枪的也就只有游击队了。

“枪”，不止游击队员们在意，鬼子也在意……

前面说过“枪”，不止游击队员们注意，鬼子也在心。

因为“枪”的问题，四爷爷说，家里是全村遭鬼子祸害最多的。因为密探报告，鬼子、伪军先后五六次到家里找枪，用锄头、铁锹啥的把家里翻了一遍又一遍。

有次，鬼子把我爷爷绑在后园上，用鞭子、棒子什么的往死里打，打得是遍体鳞伤，可他硬是一个字都没说。

什么也得不到的鬼子刚走，我爷爷走了两步路，刚一坐椅子上，头就立刻耷拉了下来，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可能遇难。

但大爷爷遭的难更大，鬼子又一次把家里用锄头、铁锹啥的把家里翻了一遍后还是没找到枪，气急败坏之余，便把纪程的姥姥和大爷爷抓走了，一起被抓走的，还有刚好来送木犁的他们一位本家弟兄。

在堡尔村炮楼附近的砖窑里，受不了“老虎凳”之类酷刑的那位本家，开始招认并满嘴胡说：“自己参加过游击队什么的”，结果立刻就被鬼子拉出去杀了。

而我姥姥呢，怎么打都不吐一个字。大爷爷更硬，鬼子什么酷刑都施尽了，最后把他绑在长凳，死命灌凉水，也硬是扛着啥都不说。实在没办法的鬼子，把他拉到县城监狱，准备第二天杀掉。

有倒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老人们说，鬼子从来不拿中国人当人，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想杀谁就杀谁，想怎么杀就怎么杀。何况，他们多次得到密报，纪程他们家有枪。

据四爷爷说，我爷爷知道姥姥、大爷爷被抓后，没过多会儿就回来了。

而且让他吃惊的是，我爷爷一点也不意外，好像知道也出这件事。

但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日本人已经把家里的挖得乱七八糟了，尤其是锅灶边，都挖得不成样子了。可我爷爷过去，用锄头又在锅灶边继续挖，也就两锄头，里面露出来的东西，让四爷爷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让四爷爷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大堆日本票！

这日本票有多少？

四爷爷说，“有一大包袱”！

四爷爷说：“哎呀，我当时还小，大掌柜、二掌柜做得事我是不清楚，可我没想到家里啥时候有这么一大堆钱呀！”

日本票是不值钱，但“一大包袱”，就很可观了！

后来，我爷爷通过关系用钱买通鬼子翻译官，才把已经在背上画字的大爷爷救出来后来，大爷爷一直说这件事，说不是我爷爷，他当时就被日本人杀了。

然而这次营救过程，根据村里人的传说，包括大爷爷自个儿都说，是用“一罐子银元”买的！

这就和四爷爷说得不相符了，也就是说大爷爷也不知道家里啥时候有这么多钱。

而且，这么多的钱，除非是一个组织的经费，否则根本没有那么多（据小时候照顾过我的副官处警卫员说，后来，南下时，他们的经费是“一筐又一筐的银元”）。当然，动用这笔巨款，肯定也是经过组织同意的，不然游击队的首长们也不答应呀。

村里所有人看到我爷爷公开扛枪的时候，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了，他当时就在周边地区和当地土顽作战。战果怎么样，谁也说不清。但用我小叔叔父亲的话说：“那些土顽一进咱村，就是顺着窑洞顶下到咱们家的房顶上‘压顶’，见到人就开枪！”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爷爷被外婆爷爷和大爷爷，用绳子吊在大梁上，挨了一顿臭揍后，继续上学，最早在根据地，后来这块地方解放后，转到地区的师范学校，很快就入了党。

四爷爷呢，则到了公安部队。他的参军很有戏剧性。部队当时要求家里有一个人参军，刚从高小上学回来的四爷爷听说可能要到大西北，就有点不愿意。

没想到，过两天他到县城里瞎晃悠，正好就撞上了杨支队长原来的警卫员、也是传奇英雄之一的杨占魁。他这时，已经是公安队的中队长了。

因为和四奶奶的婆家离得不远，他认识四爷爷，就问：“你干啥去？”

四爷爷就想：“到哪当兵不是当啊，在附近当还能照顾家里呢！”就赶忙问杨中队长：“你那公安队要人不？”

杨中队长有点奇怪：“要啊！谁要来？”

四爷爷说：“我自己！”

杨中队长说：“那你就来吧！”

就这样，四爷爷就成了公安队员了。

更没想到的是，造化弄人，虽然杨中队长很照顾，可四爷爷被送到省城学校培训后，七拐八拐，他当时转业竟然还是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

走得最远的，则是大爷爷，作为担架队员，随十八兵团转战大西北、大西南，最后到达的地方，是四川一带。在成都，大爷爷见到了纪程的舅爷、老姨夫以及只要在十八兵团、所有有时间来看老乡的本县人。随后，一些人被抽调赶赴重庆，上船北上参加抗美援朝。

成都见面后，舅爷以后也只来过一封信。

“我那时小呢，没事乱翻东西，翻到了那张已经发黄的信皮，你爷爷也只淡淡说了句，是你舅爷的信，再没有多说！也许，他牺牲在朝鲜，也许，早在剿匪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吧！”父亲如是说。

没有战争后，除了三爷爷一辈子教书，大部分人都回家种地了，一些在外面工作的，除非级别比较高的，其余也在三年困难时期，响应国家号召回家种地。

在我看来，无论后人如何了解，可就像隔着一层迷雾，怎么也了解不到先辈们完成的故事。

那位在二十九军亲身经历“卢沟桥事变”的老人，在“文革”期间，不但没有因为身份问题受到批斗，还能在村里说话算数。

我爷爷呢，一直没有入党，而党员们却都听他的话。一次，村里党支部开会研究入党问题，可提名俩人，都有人反对。看到这种的情况，不是党员的纪程爷爷出来说话：“让我的大儿子入了吧！”而党员们竟然是一致通过。

“就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于是，我入党了！”伯父笑着说。

那位参加抗美援朝后，已经担任甘肃天水电厂的老人（老人几天前刚去世），在三年困难时期响应国家号召回家种地，后来国家落实政策，他不但没提任何要求，而且说：“儿孙们他有本事了、顿顿吃干，没本事了、天天喝稀，找国家干嘛？”他说有些连队在朝鲜打得只剩一两个人，许多战士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对于音信全无的舅爷，爷爷他们并没有寻找他的下落，只是将三爷爷的小儿子过继给老人家的女儿。按我父亲的说法：“那年月，牺牲的人很多，有许多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再说，你爷爷他们把你三爷的儿子过继给他的女儿，就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叔叔举行婚礼的时候，全家族的人都参加了，无一例外。当时，我才6岁，跟着母亲和9岁的哥哥屁股后面，步行二十里上山，实在没那么累过，于是泼皮耍赖，说自己不去了。母亲呢，则哄着骗着我走路，最后则训斥：“咱们家的人可是都必须去的！”

老舅呢，一直把伯父他们视为己出。而我和他真正熟悉，则是参加工作以后，他当时担任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曾帮他看过自传。在七十多岁的时候，终于主持编写完《XX革命老区》，向人们讲述自己的前辈、领导和战友们的那段辉煌历史后，主动辞去会长职务。后来，有人编写《抗日十支队英雄谱》，他提供了相当一部分故事。《英雄谱》里除了杨支队长、张丁卯等十支队一些传奇人物外，还专门把冉少云这位国民党军官列入。

我的外公，一直也很平淡，在说说家里的故事后，总要说一句：“我这辈子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下也有余，活得很自在！”

这传统，传承到下一代人。我父亲和是同学，父亲17岁就出点彩头了（和我到公安机关的年龄一般大）。而大舅呢，更牛，16岁就在当时的公社里领导负责后勤工作，而后部队呀、县里呀什么的领导都很看重他。可哥俩最后还是归于平淡，回家“修地球”。

据说，对于嫁给我父亲，我母亲不愿意，那时讲成分，外公家是正经八百的“贫农”，可我们家里是“上中农”成分。

纪程的大舅替外公拍了板：“‘上中农’成分怎么啦？他是我同学就不说了，他三爸是我老师，党员！他大哥，也是党员！有几家人像他们家那样的？”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在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伯父、父亲、大舅他们，总教训我和表哥、表妹们：“你们不要想着靠老一辈人！如果你们能凭自己的本事， 能干公家的事，那更好！如果干不成，那就学门手艺！实在不成，咱们家还有两亩地呢！总之，家里没有关系给你们用，也不会给你们用！”

至于，看着我长大的那些老战士们，也都是平静生活的生活着，虽然都为自己自豪，但要说到向国家伸手，不要说他们自己，就是有人提一下这样这想法，他们也很反感……

如果说，有特殊要求的，也就是那些南下的老干部们，他们大部分想百年之后，能魂归故里。另一位南下到四川的老姨夫算是代表。他在临终前写信给纪程的外公，希望帮他买一副棺材，说自己不想火葬，想土葬，想回到祖坟里。可他是从工业厅厅长的位子上离休的，算是领导干部吧，最后是他的骨灰被送回老家（无独有偶，XX县的许多南下干部都想魂归故里，哪怕是骨灰也好。最近，一位在空军总医院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临终前交待子女，在他病危但清醒的时候，运出北京城送回老家土葬，但没有遂愿，也是骨灰送回老家。他们在骨子里，对老家还是很怀念的吧）。

“他们就是一群很普通的农民，随时代潮流做了一些事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都应该为这时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只是受能力、地域、眼光、文化程度等的影响，有的人做得多些，有的人做得少些。他们，不过是紧随时代潮流罢了……！”我父亲这么评价那些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