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当现实比卡那安得斯之板更两难时——再复煮酒正熟兄 -- 黑岛人

虽然在国家的正式文件中始终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陈述，但如果仔细追究一下当时政府对于动乱的定义，就可明晰在政府的概念中，“动乱”与“反政府”基本上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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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与其他领域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 -- 模糊的价值。您说只有定性为伟大爱国运动才能平息民情，但问题是为什么非要急于定性？为什么不继续维持模糊？如果邓公当时不急于定性，学生和市民就不可能对政府产生那样强烈的情绪，其事尚颇有可为。正确的做法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做最好的努力。最坏的打算当然是在思想上动用宣传机器严密控制军队，一旦形势恶化军队可以如臂使指。最好的努力就是一方面与学生市民保持沟通，出言安抚，紧急拿出一个治理贪腐的决议来，同时保证政府不会秋后算帐(这点极其关键，因为这个定性出来以后我认识的不少社会上的人都基于TG的斗争史提到了秋后算账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应暗中加紧渗透和瓦解学运的工作。国家机器部门中要挑出十几个政治上过硬、头脑灵活又能冒充学生的小伙子实在不能算是什么难事，要再挑出几百能冒充首钢工人的就更是易如反掌了(证件什么的也都不在话下)。再挑几个有香港背景的人物携带巨款渗入高自联核心(当时TG在香港的四大公司 什么华润 光大 南光等等皆非等闲)。这批人渗透进去不是让他们搞暗杀的，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揭露柴吾等人裹挟学生以图个人目的的丑恶用心，在关键时刻与外部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一起和平瓦解学运。

政府能够调动的资源能够使用的手段有很多，却急于做出一个激化矛盾的“动乱”定性来，这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邓公一生性格特点都非常鲜明，说好听点儿那是举重若轻(周恩来夸赞之词)，说大白话儿那叫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政府的责任更大，在政府之中，赵、邓两位的责任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