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61) 迟到的转正 -- 内燃机车

61 迟到的转正

周锡英，1953年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测绘专业毕业，分配在铁道部大同机车工厂，在技术监督科工作。大同工厂，是一个生产火车头的名厂、老厂，在祖国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机车的年代，周锡英立刻投入了火热的多出车、出好车的战斗，以一颗热爱党的赤心，干着党指向哪里、奔向哪里的崇高事业。

入厂以来，以他出色的劳动成果，年年评先进，岁岁当劳模，机车厂大门外的标兵榜上，高悬着这位英俊青年光辉形象的大照片。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经过党七年的培养和考验，1961年，他“先进分子”的本质，得到了党的认可，支部大会一致同意，吸收他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预备期一年。

1981年10月，都过去廿年了。我那时是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的副厂长，分管基本建设。周锡英调资阳厂十多年，在基建组工作。我刚上班不几天，他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是找我汇报工作来了？不是。他说：“我来请求落实政策？”1961年入党的青年党员，还会有什么冤案？

周锡英有个哥，叫周锡芳，成都金牛区人，早年卖点布匹，作小买卖，因生意不好做，就干脆在家务农。他多年不干农活，有点生疏。一次，生产队让他去把河水引来灌田，田有高有低，他本是好心，想高低处的一块放水，他没想到，低的田坎是新筑的，经不起水冲，一下把田坎冲垮，水放跑了。这事，要落到别人头上，好说。一是人家业务熟，不会这么去放水；二是干错了也是小错，算不了什么。可周锡芳不同呀？地主出身，涉嫌阶级报复，故意破坏！现在，大家谁都会想到，阶级敌人搞破坏，只能悄悄干，谁敢这样明目张胆，自己给自己找罪、加罪。那些年，哪管得那么多，按破坏生产罪名，判处“管制”两年。谁叫你身上有个“地主狗崽子”的标签呢？！

他哥在四川成都犯事，周锡英在山西大同，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又和他的党籍问题牵上了呢？只要找“问题”，再加上“推理”，怎么都找得出点事来。第一，你周锡英和哥有书信来往，这叫“有联系”！那时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给这样的哥岂能通信？第二，还有经济来往，可能周锡英给家里汇了点钱吧，这不也是帮助解决点社会问题吗？不对，这是划不清阶级界限。这样一来，周锡英这个久经考验的先进分子、劳动模范，一下就变成了“落后”、“平庸”。对不起，不够党员资格，不能转正。

现在找我申什么冤呢？他说：我哥的问题，1968年已平反，他不是搞破坏。我这个党籍还能不能恢复呢？我问他：“你找过政治部领导吗？”他说：“找过，我去问我还能不能入党？”他们答得含糊，说是“够呛”。“胡厂长，你看我这党籍问题，能恢复吗？”

我性格火爆，加上对这“出身”问题特敏感，我一下火冒万丈，心想，这还有讲理的地方没有？我马上到政治部档案室把周锡英的档案调来看了。问这事该找哪里去解决？人家懂政策的人指点迷津，他说：“党籍问题，应由原单位解决，和我们工厂无关！”

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回程，我绕道大同，去为周锡英这事“讨个说法”。其实，我管基建，和落实党籍的事不沾边，我就是忍不下这口气。我在招待所，把大同工厂的组织部长请来，我较详细地讲了周锡英的事，我特别强调：“党籍问题按规定应由原单位处理，请他们帮助查一查。”我和组织部长，人虽不认识，我也没带专门办这事的介绍信，可他们和我一块在部里开会的厂长，可以证明我是资阳工厂的副厂长，他当然还是客气地应允了我的请求。

我这人很自信，我认为周锡英的党籍问题，肯定很快就会顺利解决，回来我也没和周锡英讲。又打了一次“抱不平”，十分心安理得。有时和别人讲起这事，还自鸣得意。最近，为写这篇稿子，我打电话问了周锡英。我问他：“你的党籍问题解决了吗？”他说：“解决了，我年年申请入党，我是1986年被批准入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你重新申请入党？那原来的党籍有没有恢复啊？”

我们俩在电话里讲到恢复党籍的事，他才补充了一句：“有这事，1987年厂里政治部给我发了个文，说我的党龄改从1962年算起，多算了廿六年。我想，我都重新入党了，这件事就没放在心上！”

咋的呢？我到大同工厂去“申诉”，没起一点作用，都五、六年过去了，才有点响动？我让周锡英把平反通知找出来念我听听，内容很长，和我上边讲的一致。我问他：“你向431厂和大同工厂申诉过没有？”他说：“没有！”可平反通知，明明讲根据周锡英“申诉”，谁申诉的？向哪申诉？

周锡英说：“我不知道！”

好个周锡英，我打电话到工厂组织部找姚孝吉部长，才把事情问清楚了。1986年左右，厂党委将周的党籍问题报内江地委，内江复函厂党委，让找原单位大同工厂处理；厂党委给大同发函后，大同工厂报大同市委；大同市委又复函资阳431工厂，告知按上级指示精神，可由431厂自行处理。据此，1987年资阳工厂作出了恢复周锡英党籍的决定。

来往文件，都说是根据周锡英的“申诉”。这事，和我大同之行，一点边沾不上。对我来说，这叫不知水之深浅，自作多情！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