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61) 迟到的转正 -- 内燃机车

80 胡X林

1989年，我小儿子胡X林，从成都出发，到澳大利亚读研究生。

1977年，在党中央、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导下，重新恢复高考制度。

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一个22岁的车间工人，一米七六高的个儿、脸圆圆的、头发老长，邋里邋遢，来到厂教育科，要求报名考大学。

科长一問他什麼學歷﹐中學才讀了2年半。“你也要考大学？”科长以为他是来凑热闹开玩笑的。

“是呀！國家不是規定同等學歷就可以報考嗎。”小伙子认真地回答，表情很严肃。

“你半个中學生也要报考大学？好，那我出几个题目考考你。”科长想考考他，让他别胡思乱想。

小伙子接过考题一看﹐ 是道解析幾何題﹐於是就在旁边桌子悶頭就做，没多久他来向科长交卷。

“这么快就交卷？”科长以为考题难了，他是来交白卷的。

科长把卷子看了看，吃惊地望了又望小伙子。“好家伙，做对了嘛！好，我准你报名了，回去好好准备，祝你成功！”

这次升学考试，应试结果，厂里那么多高中生报名，成绩都不尽如人意。唯独这半个中学生“金榜题名”，考上了兰州铁道学院通信专业。

其实，这个结果对这小伙子来说，意外也不意外。他早已口出狂言：“凭保送上大学，我这样的人没门；凭真本领嗎，我么？還是有點希望！”

这“活宝”是谁？他就是我那宝贝儿子胡X林。

胡X林是我小儿子，1955年1月出生。那时，他妈问我，给娃儿取个啥名字？我说：纪念第一个五年计划，谐音，叫个X林吧！

他妈在重庆生他的时候，我在铁路工地上干革命。第一次见到他，已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儿子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脑袋这么大哟！

可能是这个脑袋的关系吧，他玩儿的花样多、成天乐呵呵的，有时异想天开，逗得我们团团转，给家里增添了不少乐趣。

他在成都上幼儿园，老师常常找不着人。一次老师又找不着人了，婆婆逢人便问，到处找他，，从铁路新村直找到北巷子，心急火燎，满头大汗。婆婆去派出所“报案”，才发现他早已被“收容”。看见婆婆，他一下扑在婆婆怀里，不仅不哭，反而指着警察叔叔说：“叔叔给我买東西吃！”

他妈妈在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卫生所上班，离家较远。可每天妈妈下班出门，他准会迎上去，妈妈、妈妈直叫。他妈问我：“他怎么知道我在哪里上班？来接我怎么又那么准时呢？”我说：这娃儿想妈妈，想出点灵感来了。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他在屋子外边玩泥巴，弄得白围裙都快变成黑围裙了。他看见我下班回来，就跑过来向我告婆婆的状，他说：“爸爸，婆婆不让我当小工人！”婆婆骂他把衣服弄脏了，他却自认有理，我是在当小工人呀！我和他妈以后常当笑话，笑他。

有一回，我和他妈带他去公园，在回家的路上，故意躲在他身后，不让他看见。一个阿姨看见我们在逗他，就走过去牵着他，他东张西望找不到爸爸、妈妈，高高兴兴地跟着那个阿姨就走了。我们说：唉呀！这娃儿谁都“喂得家”。

我这个儿子呀，从来肯动脑筋，好奇、敢闯，真是个小活宝。

我三个孩子，每个年龄差一岁多。姐姐、哥哥念小学，做作业，他常在旁边当“观察员”，“上学前班”，我暗暗高兴。

他上小学后，我有时把他作业本拿来看。天哪！他写的字，不是这里少一撇，就是那里少一捺。我说：你写的字，不是短胳膊，就是缺腿，怎么那么多残废人呀？他写的作文更糟，每次都是干巴巴几句，两页纸都写不满。有一回，我和他一同上街，天下着雨。我说：这雨大还是小？他说：“下得好大呵！”我问：前边的房子、树林看得清楚吗？他说：“有点模糊。”我又问：下小雨象不象这样？下雨天刮风是不是这样？他说：“不一样。”我就告诉他，写文章，要靠细致观察，观察明白了，你平时怎么说话，文章就怎么写，这样就比较生动了，他点了点头。

以后，我看他的作文本，还是那么干巴巴几句，我很失望。心想：这娃儿不是一块读书的料！

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常常去“学工学农”。老师让他们去和工农结合，改造思想，情绪可高了。有时住在学校里不回家。偶尔看见他回来，一身竟被虫子咬些疙瘩。

我看他学农的热情很高，有次他去龙泉山劳动回来，我就问他：你们到底还读不读书哟？他低着头，看也没看我一眼，顺口就回答我：“如果红色江山都变色了，读书还有什么用呢？”

其实，儿子是听别人讲的。可这几句，使我心里凉了半截，我以为：这娃儿不光不是一块读书的料，现在竟然念起“读书无用论”的经来了。

我和他妈商量：就让儿子去当工人，早点去当领导阶级吧。

他妈说：“好，让他早点学点技术，也行。”

恰好，遇上个招工机会，儿子刚上一学期初三，小小年纪，他就去遵义铁路机务段，当上了钳工。

儿子走了，给我留下的是高兴、怅惘、失落？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儿子很少来信。我想，人家小学程度，写信困难嘛！

后来，听说他买了支氣枪，遇上假日，就到野外打麻雀。那时，人们还不大懂得要保护野生动物，所以，他打回来的麻雀一串一串的。我想，小孩子好玩，心里也没在意。

以后，又听说：“他参加钳工技术比赛，几手锤要把钢筋打断，不料，手锤打在了手上，手都打烂了。”他妈心疼得直怪我：“那么小年纪，你让他去当啥工人？”

老远，儿子一个人在遵义，我们心里都悬吊吊的。但，路总得自己走呵，儿子在那里，一混几年，平安无事。

碰上了个机会，他调回成都机车车辆厂。他带回家的行李很简单，打开箱子，竟是作业本，他象宝贝一样，清了又清。

啥作业本？这么多。我还以为是他学钳工的笔记。

“从初中到高中的各科作业都有。”儿子说。

我忽然想起过去的事，我不加考虑地就责问了他一句：你不是说读书无用吗？现在，怎么又学这些基本课呢？

儿子抬起头来，很惊奇地反问了我一句：“我多久说过读书无用呵！我的老师常说，读点书，迟早总会有用的。”儿子小时候说的话，早忘了。于是，我马上转了一个话题。

你什么老师说读书有用？我再问了一句。

“同我住在一个单身宿舍里，有个大学生，没事时，他就教我功课，他常对我说，读书有用。”

你已经学到几年级了？

“高中课程已经快学完了！”

我心想：难怪那么多作业本。此时，他妈从厨房出来，喊着我：“老头，儿子刚回来，就问啥作业本，咋不叫他洗个澡换衣服呀？”好，那让妈去管嘛！

儿子回到成都，先是住在家里，老习惯，不看电影、电视，每晚坚持读书、做作业。有次，我叫他：X林，来看足球比赛！他没来看比赛，却拿了个物理题来问我。我一看，这不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一年级时，做过的作业题吗？我想，好小子，这水平真不低呀！

有一回，他又拿了个数学题目来问我。我这个工科大学生，看了后，干瞪眼，没法。我只得拿回单位去，找了个数学研究生，算好后还给他。

平时，他认真自学。可星期天，还是去打麻雀，一串一串地提回来。那时，连我也不懂得要保护生态平衡。

有个时期，我国出现了一股留学热。X林的一些同学，来鼓励他学英语、考托福。

英语，儿子没有基础。

说干就干。自学，似乎是他一种本能，骑自行车上班，包包里放盒录音磁带，耳朵上挂个耳机，在学英语。上班时一有空就学英语。领导看他怎么也不顺眼，他还狡辩：“我又没耽误工作。”

慢慢，厂、科领导都支持他学习，允许他带工资到川大进“托福班”，脱产学习半年。第一次考托福，560分，“白丁”得了个“良”。

他申请到美国读硕士学位，顺利录取。他听说到广州美国领事馆“签证”容易些，就千方百计想在广州找工作。

深圳沙头角有个合资企业，电话厂，在国内參考消息登报公开招聘技术人员。二百多人报名，经过预选通知20名到广州面试，最后录取了4个。X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录取了！

面试时，“考官”是个年轻人，让X林翻译了一个产品说明书，马上就同意聘他﹐月薪800港幣。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停薪留职，我要向原单位交钱，要由厂里付。来回坐飞机，要厂里报销。再加一条，想走就走。”公司代表马上答“可以”。不到十分钟，条件谈妥了。

X林成了深圳企业的职工，他满怀信心、理所当然地到广州美国领事馆签证。岂料，还没谈上几句话，人家说他有“移民嫌疑”，拒签。X林从领事馆出来，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中国人自费到美国念书。学校都录取了，你凭什么说我有移民嫌疑？他一下愤怒地坐在领事馆门前，久久没有缓过气来。

他赶快辞了深圳的工作，又赶回成都美国领事馆去签证。一个腔调“拒签”！他生气了，我不到美国去念书还不行呀！

成都机车车辆厂收发室收到一封英文信。收发室的同志不懂英文，他以为是总工程师的信。恰好，总工程师出差去了，他就放到了一边。

总工程师回来，看到信是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寄给胡X林的入学通知书。按规定的报到日期，已超过了几天。X林马上向学校发了个电传，要求延期报到。可学校回电，不但报到不能延期，连入学申请都要重新另办！

春去秋来，又经过了许多周折。什么学费涨价，要补交学费哟等等。X林从广州经香港，终于踏上了去悉尼的征程。

X林随身带去八百多美元，计划是够用的。可到学校交了各种“费”和房租押金，就只剩下三十五澳元，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

X林去悉尼前，在国内还进行过英语“口语”强化训练，自己认为“口语”还可以。可到了学校，开始半个月，老师讲话，什么都听不懂，成了聋子！没有书、也没有讲义！这是读什么书呀？这不等于受洋罪！

书读不进，还要想法挣生活费、挣学费。这压力呀，比他过去一人闯遵义，不知要大多少倍。好在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大不了“背死人”，这书总得要念下去的呀！

一次，他去找活干，希望当个低等打工仔，东奔西跑，跑了一天，一点门路都没有。又碰上下雨，人淋得象个落汤鸡。人在他乡，一个熟人也没有。心里难受极了，他忽然问自己：“这是何苦呢！”但他马上冷静下来，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于是他又鼓起勇气，向着他预定的目标，百折不挠，奋勇前进。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学校隔壁的威尔士亲王医院，找到了一个清洁工的岗位。这简直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工作岗位远了，他没有汽车，没法去上班呀！更难的是：按照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留学生不能全日制打工。可医院领导特许他全日制打工。早上6点到下午4点，在医院上班。下午5点到9点，去学校上课。9点回到住处，做作业。这一天下来，有多累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都累得不知姓什么了！”

经过两年的艰苦生活和勤奋学习，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坚持了下来。学校硕士论文答辩，他竟一次通过，光荣地被导师戴上了那个象征硕士学位的帽子，领到了毕业证书。

X林在澳大利亚，将近20年了。他曾经想过回来？但孩子们说不来中国话，不认识中国字，回来咋办？

我觉得在哪儿都一样，想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就行了。

79 创办设计所、科研所

我在学会搞咨询工作，深感业务不易开展。不如办个设计所，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会好些。

创办设计所，需要申办资质证书。我到省建委设计处找到姚策君处长，询问办证书的事，他讲：办证时间已经截止，现在不办了。我和姚处长谈话的时候，办公室里忽然有个人站起来叫我：“胡老师！”这是谁呀？一问，他叫汪若愚，是省某勘测设计院的工程师，借调到省建委来帮助工作。我怎么忽然变成了老师呢？他是我在垫江安定中学当校长时的学生，学生当然认得老师！他们已成人，我认不得了！

汪若愚私下告诉我，他说：“姚处长这人好说话，你们去找省建委那位主任点个头，估计是可以的。”

回来，我找局周总，谈到需要找省建委主任，他来得干脆，他说：“我去！”我说：“常打交道？很熟？”周总说：“岂止熟，大学同班同学！”这好事咋尽凑在一起了呀！

周总到省建委去找到杜主任，他从改革开放要发挥退休科技干部作用开始，再谈到铁路局跨几个省，有局勘测设计所（后改为勘测设计院），离退休的设计人员多、工种齐，我们完全有必要、有条件成立个集体所有制的设计所。周总出面，杜主任咋好说不，而且铁路局的条件，确实比一般的好得多。但这一块是省建委杨副主任经管，杜批给杨副主任处理，杨问姚处长的意见，姚当然讲条件具备、手续齐全。这资质证书的事，有着落了。

有了资质证书，工商注册手续是我经手办的，需要一万元注册资金。这么多钱，我在哪去筹？铁路局勘测设计所（院）的王书记，过去和周总是邻居，所长谢志容，对周总这样的老前辈、老领导，一向很尊重。加上谢的老岳父陆永汉，老隧道专家，和周总、我都同过事，谢对我俩敬重、信任，他支持我们这个集体所有制设计所，挂靠在他们单位，指定赖有培工程师协助我们办理有关事务，借了一万元钱，让我们去验资、注册。我们还同时挂靠在四川省科协属下。因此，顺利取得了工商执照。到处都是关爱！

大家可别小看我们这个设计所，我们的干活的人，可都是有名的大专家呀！局设计所原房建总工程师梁嘉禾，教授级高工，房建设计他亲自挂帅；原局设计所房建室主任李默修，教授级高工，什么都亲自动手。还有电、水、勘测、通讯、信号……通通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工程师。有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没有一一列举。我们办公室聘请了一个专职干部坐班，我还有个侄孙女叫江洪，是西南建筑设计院职工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在我们所坚持日常工作，由我们发工资，平时帮助局设计所搞设计，经过锤炼，她设计的图纸还得过奖，受到甲方和局设计所同志的好评，他们想留她在局设计所工作，因干部部进人手续复杂，未能实现。迎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她现在干个体，风光无限。

由于有各方面的关心，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除了接受局内、外的一些业务外，还接过某台商的一些设计任务。有个时期，我们盈利有一定数量，财务收支应付得过去，算得上一帆风顺。干台商的活，工程结束，剩了四千元，大家一块去旅游花了。

可惜！我没学经济，没有经济头脑，更不懂得资金也是生产要素。可惜！我不是温州人，没有经营思想，不知道怎么运作。脑子里，只觉得我是个集体所有制，这“集体”在哪里呢？我又弄不明白。一句话，由于产权不明析，我什么事都不敢干，不求多赚钱、大发展，只求少误会、少是非。只有一门心事，能维持得走就可以了，怕盈利多，惹人找麻烦。现在看，我这法人代表不称职，不是“人才”是“庸才”！

以后，全国大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充分发挥离退休科技人员作用是应该的，但有的地方却出现了某种负面影响，弄得正规的大设计院任务不饱和，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技术设计秩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年满70岁的工程师，不能再签署图纸，建筑师、结构师要重新认定，没有这“两师”的设计单位，不许存在。你想呀，这些老工程师，他还能重新去考个建筑师、结构师？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想继续办下去，不可能了。

我们设计所从1989年到1993年，维持时间有4年。由于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有周丕烈总工程师，局设计所书记、所长们的关心、支持、帮助，全所同志和有关兼职朋友的共同努力，我可以说，我们设计所是一个团结、和谐、敬业、完好的单位，从创办到结束，没发生过任何质量问题，没和任何内、外单位发生过纠纷，没有任何人对财务开支提出过质疑。来得开心，散得舒心，建得其时，走得其时，心明眼亮，皆大欢喜。

这里要附带说一件事。我们设计所结束后，局设计所信号室主任、高级工程师陈清顺同志，退下来了。他在全国信号专业是知名专家，局电务处想聘他去帮忙，他愿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铁科新技术研究所，仍挂靠在四川省科协。他因为有原来的工作基础，上上下下他都很熟悉，所以有关信号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一切的一切，都由他负责，人家信得过他；陈清顺工程师，信得过我们。这样1996年到2000年又合作了五年，十分顺利地完成了委托的各项任务。感谢各方面的信任，感谢陈清顺工程师的艰苦努力！

周丕烈总工程师，是一个干得多、说得少，很低调的人。从不愿人说他一句好话，在这本续集中，我说了他许多好话，事前都未让他过目，如征求他意见，就写不成了，所以，再次声明，文责自负，和老周无关，我先赔罪了！

78 科技咨询公司

四川省铁道学会，理事长是成都铁路局局长。常务副理事长是局总工程师周丕烈，他属国务院任命的干部，曾多次当选部、局的先进。他把我们两人的关系，定位为“毛根朋友”，我加了一点分量，叫“朋友两家”，什么意思？在修成渝铁路时，我们两人都在资中工务段工作，妻那时在资中当“准家属”，在一个团支部。后来，老周爱人来了，妻在成铁中心医院，两家来往从未间断。文革中，老周下放当工人，抬石头、常腰疼，有时到家来，进门就喊：“抗不住了！”叫妻为他开点病假。妻病逝，尸体从病房运到停尸房，是老周儿子周中由和我儿子两人抬的。你说：这两家算什么关系，我把它叫“朋友两家”，总可以吧。

具体时间我弄不清了。有一次，四川省铁道学会秘书长王芝棻同志到家里来，邀请我去帮助学会创办科技咨询公司。他说：“这是周丕烈周总点的将，说你是用华罗庚的优选法选出来的人才。”那年月，有个历史背景，全国号召发挥退休人员的余热和退休科技干部的作用。王芝棻同志给我讲：“我们这铁道学会包罗了铁路系统方方面面的人才，具有庞大的人才优势，哪样工作都拿得起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个科技咨询公司，肯定大有可为！”

我去周总家向他“理论”这件事，他说：“我是想找点事让你混手！献点余热。”为了便于工作，他让王尽快给我补了个学会理事。

有次，我在楼梯上碰见我楼上住家的孙医生，她和妻同一个科室，我们很熟。他说：“我们老肖退下来了，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工作？”老肖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经济系读书，大学毕业，学有专长，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关爱亲友。这样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难逃厄运，划在“右派份子”行列，落难多年。当时，我想，正好我们在筹建公司，可以来我们这里安排嘛，楼上楼下，商量个事方便。以后，无论我在哪个单位当法人代表，他都当我单位的会计。名义我是法定代表人，实际他干具体工作。我给他封个“副总经理”，可能更名符其实。我认为，退休20多年来，老肖是我最忠实、最得力的好助手，帮我分忧、解困，办了很多好事，深得我和公司同仁们的赞誉。感谢了！

王秘书长，他从不把学会秘书长当官做，他请我去当咨询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工作上，他总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份内的业务，许多事亲自操劳。我似乎更象董事长，他象总经理。凡事多几份尊重、多几份关爱，让我感到舒心、自然。

我们办完公司注册手续后，我才发现，公司业务很难开展。你想呀，铁路系统的工作，任何方面都有独立的机构，还有科研所，他有什么科技难题，要找你学会来解决？何况，学会所联系的退休人员，还有个知识老化的问题。一开始，连怎么找饭吃都成了问题。

记得我们干的第一项任务，是为龙泉驿一个台资企业、编织袋厂设计厂房。这不属于“咨询”范围，反正，有的业务没人管，打擦边球，有的设计找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盖章”。这样，凭八方关爱，年终还有点利润。但由于我们公司的人，不太懂税务章程，被税务局的人把利润罚光了。这以后，我们懂得起了，税务的事，马虎不得。

王芝棻同志和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不久前，他还来电话，说要来家看我。谁想得到？没几天，他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

王芝棻离开学会后，新来个秘书长刘玄庆，他是有关电方面的高级工程师，人瘦瘦的，头发全白，学者风范。对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他知道难有作为，不是他抓的重点。他为人和气友善，重情义，办实事，使我从没感受到任何压力。

有次，中国铁道学会在兰州召开有各省学会参加的年会，他派我代表四川省学会去参加。让我内心十分感动。

这次会议，时间开得很短，主要是安排代表的会后活动。有的建议去敦煌莫高窟，因考虑坐火车去还要转乘汽车，来回卧铺票不好解决。我儿子在兰州铁道学院上过学，他给我讲过青海西宁塔尔寺，说那是班禅活佛过去长期居住的地方，我向会议主持人建议去塔尔寺。青海省有铁道学会，有单位接待，火车行车时刻刚好合适，当天来回，所以大家都同意了。

记得在兰州晨五点左右上车，可能九点多钟就到了西宁，下车后青海省铁道学会有人来站接车。塔尔寺在煌中县，离西宁个把小时车程，他们立即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这个庙，片连片，规模宏大，庙前并排八座白塔，十分壮观。参观时，有喇嘛陪同介绍，这喇嘛导游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限于佛教，他知识面广。我故意向他提了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这庙里全是男菩萨，没有女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象早已胸有成竹，出口成章，他说：“菩萨不分男女。”说得我哑口无言。我当时没反映过来，我该问他：“那观音菩萨不是女的吗？”

从塔尔寺回到西宁，离返兰州火车开车时间还早，青海省铁道学会的同志，招待我们在那里享受了一顿白兰瓜。眼福、口福都享受到了，不虚此行。

现在，我偶尔见到刘玄庆同志，我还感谢他在学会共事时的那段情谊。情义无价！

第三任秘书长杨万维，他到任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文件、资料、帐册、盈余，全部办清移交手续，无任何遗留问题。

77 工运史

1986年，《良师益友》已停刊。易难同志生病长期住院，我常到省医院去看他。

有天，铁二局工会主席常惠元和我的老朋友龚焰同志等来家看我。是礼节性的访问，还是有什么事？铁二局工会编写工运史，龚焰是工运史研究室主任，他请工会主席出马，来家作工作，让我去参加他们编写工运史。

龚焰，是修成渝铁路时西南铁路工会的老人，称得上是工会元老级人物。我在成渝铁路资中工务段任工会主席，和他是老同事。他为人忠厚、正直，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所以曾经被下放到工程队，既是工人、又兼队工会主席，划在劳动改造的行列。

他领着局工会常主席来家找我，回避了拉私人关系的嫌疑，又表示对我尊重。常主席说：“你在局工会工作时间较长，对过去的历史比较了解，请你来帮忙，再合适不过了。”龚焰在旁边加油加醋，尽讲我的好话，说：“现在找象你这样合适的人，已经很难了。只找到王民、白汶方、李作谋，现在加上你，只要你答应就行，不要你坐班。”言辞恳切，情深意长。我应允了。

龚焰在史料上十分严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历史报纸、档案资料，早已查了很多，胸有成竹。

我在帮铁二局编工运史的过程中，具体干了点什么呢？我编写了《英雄谱》一章，把出席第一届全国铁路十二个劳模的事迹，重新整理成篇。写这一篇难在哪里呢？三十多年过去了，原始资料找不到，有的已经作古，十二人中已死去四人，有的找不到人，下落不明。加上当时区工会管的范围广，包括昆明区铁路工会、成都机车厂等，重新采访收集，有一定难度。但我们仍千方百计一个不漏地把资料补齐了。

我们收集了一批老工会干部写的回忆录，但有的把回忆录写成单位总结，有的时过境迁，或有错漏，我们帮助作了些补充、整理工作。有的老领导，年事已高，只好听他口述，代他执笔。这样，我们先后共收集回忆录28篇。

关于序言，谁来写合适呢？当年，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是赵健民，后任云南省委书记、某机械工业部部长、山东省长，能找到他写最合适。后我们通过铁道部办公厅秘书处长岳学鑫，找到赵健民同志秘书，谈到了写序言的事，他满口应承，终于把序言问题，顺利解决。

西南铁路工运史1950年到1952年资料选编，成书以后，是自己印刷，还是由出版社出版呢？龚焰同志和我们大家，都赞成找出版社。我和老龚一同找到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商量出书的事，找人设计了封面，找西南铁道科研所印刷厂印刷。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

1988年，工运史资料选编出版，各方评价较好。铁道部党史学会授予优秀成果奖，颁发了荣誉证书，四川省总工会评铁二局工运史研究室为先进单位，请他们向全省各工运史研究单位介绍经验。据此，龚焰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学习工运理论、回顾工运历史、探索工运方针》的论文，四川省总工会邀请他在工运史理论研讨会上，作了重点介绍，并编入工运资料。深得各方面的的好评。

这件事，是龚焰同志对我的关爱，让我退下来后，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作了一点工作。龚焰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入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6 青运史

我对“左害”深恶痛绝。下边写的，全是我退下来后的事。改革开放，诸事宽松，备受亲友关怀、照顾，择要简述，略表谢忱。

1984年，我退下来，第一个找我去帮忙的是易难。易难，老革命、地下党，解放后重庆团市委的部长，文革前四川团省委秘书长。文革中，他惨遭迫害，备受折磨，我退这年正赶上他已落实政策，先在省委搞落实政策工作，后安排在团省委青运史办公室。我返回成都，第一次见面，就拖我去为他帮忙。

易难，是个学者型的干部，好读书、有水平、有见地，疾恶如仇，富正义感。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团省委人称“易老”，颇孚众望。虽体弱多病，但他干起工作来，仍然废寝忘食。

为了让我工作方便，他还派人到厂里去商量，由厂党委向省委组织部报告，并经省委组织部和团省委党组同意，聘请我为四川省青年运动史研究会顾问。

青运史，我认为它是党史的一部分，是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有次，团中央在团省委召开全国青运史经验交流会。当时，团省委是省委秘书长黄启璪分管，开会那天，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负责同志都请上主席台就坐。黄启璪在台上看见我坐在下边，她在上边喊：“胡老，把胡老请上主席台来。”这一声招呼，给会议组织者措手不及。散会后，黄启璪还把几位书记叫住，把我推在他们面前，专门作了介绍。她说：“胡老是我二姐同学！”解放后，我和她二姐在启璪家聚会，她还是个带红领巾的小孩。解放后，我老朋友刘德彬在重庆团市委任少儿部长时，启璪正好和德彬同事。有这层关系，为了让我工作更方便些，启璪特地把我向团省委的领导，当面推荐。感谢厚爱。

在这次交流会上，我不怕露拙，还写了篇有关青年出国留学运动发展方向的文章，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主任在稿件上批了个“好”字，仁者见仁，各抒己见。

后来，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召开全省性的工作会议，我代表省青运史办公室去出席过。青运史对我来讲是个陌生领域，在易难的关怀下，我长了见识。

由于易难的努力奋斗，经过省委宣传部批准，同意我们团省委青运史办公室办个刊物，取名《良师益友》，双月刊，面向全国发行，并拨了经费。聘请了几位在青年团工作过的老编审，参加编辑工作。因我年纪大一些，又是易难的助手，所以推选我挂个主编的名义。当然，刊物是宣扬主旋律的，以刊载先进青年人物事迹为主。好象反映还可以，至少《中学生文艺》的某位负责人曾当面赞扬过我们的刊物。办了几期，我忘了，每期稿件都是我汇总，象征性地看后，我亲自去找团省委书记彭渝签发。他每次拿起笔就签，从没审阅，这是对老头们的信任和尊重。

后来，整顿报刊发行工作，中央发文，有个硬性规定，每个省的团省委只能一报一刊，四川省有办了多年的《四川青年报》和《四川青年》，我们这《良师益友》，遵命停刊。

我在团省委帮助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何处、哪位“格外关心”我，专门打电话到团省委办公室去查询我拿没拿工资？蹊跷吧！你在哪里？我在成都，易难找我帮忙，看得起我，我愿意。经省委组织部同意，我受聘当了个“顾问”，我碍了你什么事？我犯了哪条法？他哪知道，当时团省委办公室主任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对胡伯伯尊敬有加，你搞这点小动作，人家还不生气？当然，我也生气了，我找到厂纪委书记陈永惠同志，我说：“什么地方？凭什么材料立案？到团省委去调查我。”陈书记说：“我保证，我们没立案！”谁个“人”有这么大的权力？

怪事还有呢！我在铁路医院住院，不知是谁，又派人来到医院医务科要看病历。是关心我生病吗？那我千谢万谢！人家大概是怀疑你装病住院吧！我用得着装病吗？住院就那么舒服？我真不明白，你是个大人还是小人？连医生都生气了，医生说：“你有什么资格来看病历？要了解病情问我，我是主管医生。”

不知道哪个单位？有的人，一朝有点权，不去干正事，总热衷于要在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的头上，找出几个虱子。

75 职工学校

我们厂大量招工，是在1970年左右。这个年代，正是知识青年大量上山下乡，又逐步回城的时期。所以，我们厂招收的知青不少。

知青虽属“老三届”，在中学也念过书，但大量时间热衷于闹革命，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真正学习的时间少。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大。

进了工厂，大家才逐步发现，没有点文化知识，这工人还真当不了。比如，一个工件，有的奇形怪状的，这尺寸、那尺寸还要换算，数学基础差了，真找不着北。勉强干吧，哪还有不出废品的。干活，不用说使用高级机床，干一般床子，你总得学会用计量仪表吧，有的连千分尺都不会用，你咋干活？

这给我们工厂出了一道题目，他们这一代人，奉命去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也接受了贫瘠文化沙漠中的无知。他们虽不会闹一加一等于三的笑话，那把“O2”认成“0”的却大有人在。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怎么帮助他们挽回本不应失去的文化知识，工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工厂设了个职工学校，校长张兰萍，是位老干部，十分热爱教育工作，他把职工教育，作到从无到有，从点到面，有声有色，长期坚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发现全厂各个单位，从领导到工人，都有这个迫切要求，很快遍地开花，各厂都办职工培训班。办些什么班呢？小学班、初中班、中专班、高中班，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都办。怎么个办法？学员由各基层单位保送，集中脱产学习。学制规定是：小学三个月，初中半年，中专、高中一年。教师来源，除了本单位聘请外，依靠各个学校，请老师来兼课。课程设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科。考试成绩，和定级、评级、升级挂钩，初中班成绩不及格，不能评级。领导关系，有的划归人事组管，有的分厂长直接领导。全厂哪种班办得最多？初中班，先后入学的工人，达到近七百人。

入学的工人，由于文化低，在工作中遇到过各种困难，因此，学习积极性特高，有的起早贪黑，比在校生还刻苦。这样下来，考试及格率达到95%以上，不及格的可以补考，先后，全厂有近700工人拿到初中毕业证书。

有些工人，一但从知识等于“反动”的恶梦中惊醒时，他渴求知识的热情，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决不满足于初中这点知识，他希望学习、再学习，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呢？举办职工学校高中班成了必然发展趋势。

这里，我举三分厂作为例子。三厂职工学校的负责人陈兰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陈兰彬使命感、责任感极强，对职工教育执着、敬业，为培养挽救孩子，呕心沥血。他原属分厂人事科领导，后因厂长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改由他直接领导。三厂举办高中班，一开学，各分厂共来了三十多名学员，这是一所学习自觉性非常高的学校。八分厂学员杨明礼，到三分厂上学，单程十一公里，他每天跑步上学，无论风霜雨雪，从不间断。这种刻苦精神，我闻所未闻。最值得庆贺的，是三十多个学员，经过严格考试，全部及格。

记得他们到总厂来领高中毕业证书时，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达到高中文化水平。适逢我碰上了大家的争论，我说：“你们知道他们毕业考试是在哪里考的吗？他们不是职工学校自己考的，而是周子坝中学高中部的老师，命题考试合格的，这毕业证发了没错。”

事实完全证明，这批毕业生是合格的。后来象杨明礼、刘小蓉、李东鸣等等，都考上了电大，有的已当上了工程师，有的已成为工厂的得力骨干。

三厂的职工教育工作，获得过厂集体三等奖，铁道部教育司长亲来视察，听取汇报，在厂干部大会上曾交流经验，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

张兰萍校长、陈兰彬主任，你们为浪费了青春年华，丧失了学习文化知识的一代入厂青年，尽到了你们抚平他们创伤的一定责任，为他们能胜任现职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可是这一代人，全国有多少得到了这样的关怀？张兰萍、陈兰彬同志，我们的力量太微薄了，能帮助这一代受伤害的人太少了，但431厂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74 技工学校

我在写431厂工作的经历中，最爱说的笑话是：管教育的厂长管基建，最沾光、最痛快！

我和技校打交道，他们最需要的、最关键的、多年没解决的，还是基建方面的问题。

先介绍一下我们厂的技校。它招生的范围覆盖西南、西北、华中的各个铁路工厂系统，为他们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学校设钳工、电工、内燃钳工、钻工……等六个专业。开始招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后改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学生人数九百。还代工厂培训过一些没有学历的工班长，学制一年。几十年来，为工厂和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今，431厂许多中层骨干是这个技校毕业的。

我1981年到职当副厂长，技校宋校长来找我，两件大事。

一是要求修一幢女生宿舍、一幢家属宿舍。过去为什么没修？不是学校不修，是领导不同意修。为什么？因为修了家属宿舍，就要设生活供应点，你那里偏僻、人少，不好办。

说偏僻，不假。技校在哪里？三道拐，名字怪怪的。据说解放前，这一带还有土匪。学校建在公路下边的一块洼地上，房屋布置层层叠叠，象梯田一般。和工厂任何一个单位不沾边，附近连个鸡毛店都没有，堪称孤独伶仃。

学校没有家属宿舍，年轻老师结了婚，去哪里住？家在农村的老教师，年岁大，教学好，怎么照顾？最成问题的是遇上星期六、星期天，老师走光了，学生没人管，闹纠纷、打群架，这还象个学校？

为什么要修女生宿舍？学生扩招了两倍，宿舍住不下，有的住实验室，人总不能站着不睡吧？修个女生宿舍，男生就可以不住实验室了。早该办。

二是要求盖一个实习工厂。技工学校毕业生，要求达到三级技工的操作水平，不实习、不操作，能当三级技工使用？为什么不修，还是领导不同意！什么理由？想听吗？

我们这么大的机械工厂，厂房几十万平方米，设备几千台，老工人师傅几千人，哪个车间不能实习？还修什么实习工厂？要我不听宋校长讲，我也认为这领导有水平，看得准，真理掌握在“权力”手里，绝对正确。

可宋校长如是说：你学员到车间实习，人家是：有指标、有任务、生产合格部件的生产车间，工人师傅谁敢让你去操作，出了安全事故，生产了废品，损坏了设备，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有这“四怕”，对不起，你实习学员在旁边看着我干吧。这就叫实习？不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哪来高质量的产品？

为这事，我还真到别的工厂去了解过，比如大同机车工厂，人家也是大厂、老厂，人家技校就有完备的实习工厂。

宋校长，无非是这两件大事吧！对他来说，真是大事，拖了十几年叫苦连天！对我来说，小事一桩，你胡老头管教育，你敢违反教学规律？你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理应支持。再说，你不是常沾那个基建厂长的光吗？我忘了我还是基建厂长，大事化小，办了！

据宋校长告诉我，我批准并主持修的那幢房子，质量是最好的。小年轻结婚的，全分上了新房。家在农村的老教师，也照顾到了。任何时候，学校都有教师，哪个学生还敢胡闹？

实习工厂呢？胡老头，沾基建厂长的光了吗？我帮他们把修工厂的土地，从占地的农民手中收回来了。我向铁道部报批了计划，批准修建费一百万元。至于施工嘛，你胡老头休想。一纸退令，到此刹车，自有后来人。不久，巍峨的实习工厂建好了。

据说，神和君是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权力”有时候代表绝对真理。不过，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理论，你铺天盖地地宣传教育，狂轰滥炸的学习灌输，最后都还得经过实践的检验。

宋校长让我办的这两件大事，他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坚持得好！

下边，再讲两件和技校有关的小事。

我去技校时间很少，有次他们为一位教师，举行教龄满若干年的庆典，我和教育组长颜树华同志去参加。会完后，老师要求我参加他们什么座谈会，听说他们有“预谋”，情绪紧张、激动，时过境迁，事情我当然记不得了，但我平平静静，谈吐自若。没多久，会完了，我走了，象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事后，他们学校的一位干事，告诉我，他说：“你平时来得少，自从那次开过座谈会，你的威信一下就上来了！”啥事，这么神秘！原来，那时，国家给教师普调一级工资，还允诺多给一部份指标，给低工资的教师作适当调整。他们担心领导扣这些指标，所以要你开座谈会。啊，为这个？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就是这次调整工资，中央文件规定，十五级干部原则上不涨，事前，他们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宋校长，说这次他涨不了工资。在总厂开会讨论时，政治部干部部把整个调资情况汇报后，我默默无语，为什么？我“高高在上”，和教师不认识呀，我说啥？我忽然想起宋校长来了，我打破沉默：“宋校长是老革命，几十年没涨过工资，这次教师是普调，中央文件上讲，十五级干部原则上不涨工资，这‘原则上’三个字是个‘机动词’，少数、个别的也可以调嘛！”最后，大家同意给宋校长涨一级工资。我替熟人帮腔，语无伦次，敬请批评！

73 教育中心

教育中心，听说厂里早已没有这个机构，它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可能是1982年，我觉得厂里职工培训任务很大，没有一个固定的培训场地，很不适应形势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我萌发了要修这么一个中心的念头。

既然是一个永久性的建筑，我想必须经得起历史发展、生产发展需要的检验，不然会是一种浪费、失职。干这件工作，我是当事业来考虑的。还是我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老话：要有高素质的人才，才有高质量的产品。职工教育非抓不可。

为办这事，我这脑子，尽胡思乱想。我想：除办公房屋以外，至少要修20个教室。听大报告，还要有个阶梯教室。厂太分散，房屋最上一层设电视台，搞电化教育，一个人在这里讲课，全厂的电视机，都能收到。我尽往美处想，飘飘然！

可人家不一定和你想到一块呀！人家想，工厂哪能不把钱投在为生产直接服务上面，去搞什么教育中心？简直瞎胡闹！有人想方设法“治我”，当面不说，背地里使劲，让你想干干不成。搞基建有个程序，建设项目，要经过铁道部批准立项，才能动工。岳异抓修游泳池，因为没有报铁道部立项，挨了通报批评。还没等我报批，有人就来给我“打招呼”，他说：“铁道部工业总局今年年度计划已经下达，你现在报批，已经晚了！”他们欺负我不是工厂系统来的，工业总局没有熟人，想唬弄我一番。听见这条消息，我象被人浇了一瓢冷水，从头凉到脚，好不晦气。有天，我在厂长办公室开会，忽然想起来了，铁道部工业总局的计划处长，我不是很熟悉吗？打个电话问问消息总可以吧！我出来请厂办秘书黄朝贤同志给我挂北京的电话，一会电话接通，我问：“是老沈吗？沈处长，你们今年的计划下达了没有？”他说：“没有呀！”啊！原来是他们编起法来骗我的。我给沈处长讲：“中央不是很重视教育吗？我们要修个教育中心，希望在你们下达的计划中加上这个项目。款源是自筹资金，今年你列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把项目立上就行。”电话挂了，没有十分钟，北京沈处长来了电话，他说：“老胡呀，项目立上了，教育中心，今年列了二十万！”你说，我该有多高兴，象似被“枪毙”了的东西又“活”了。

现在想来，你胡老头较这劲干什么？修不修教育中心，什么短期、长远，关你什么事？副厂长听厂长的，厂长叫干啥干啥，不就得了吗？何苦去自找苦吃！我哪有这个觉悟啊？干哪行、吆喝哪行，谁叫你分管教育呢！

我原设想，这教育中心，要修五千平方米，这么大一幢楼，到哪去找地？那时，真找不到地来修房子，东找西找，我在狮子山东拼西凑，凑合着找了个地方，把第三小学的球场剐了一块，把建筑车间的预制板厂“没收”，两块地合在一起，勉强能用。这事，牵涉到教育和基建两个系统，幸好都是我分管，一商量就通。

我和管设计的工程师李伯森，一同到自贡，请自贡市设计院为我们设计。他们的图纸，把我上边说的要求，都满足了。实际建筑面积达到四千六百平方米左右，和预计相差不多。只是工程完成，我退令已下，房建尚可，选地欠佳，就汤下面，实在没法！

以后，听说厂教育组撤去，教育中心统管全厂教育系统。有次，我回厂开会，他们一定要拖我去看一看教育中心，他们边走边嘲笑我：“胡厂长，大家说这是你标志性的政绩工程！”我那时弄得晕头转向，哪会去想什么政绩不政绩？在中心的墙上，写有“为人师表”几个大字，教育组副组长苏世勇拖着我在这几个字下边照了张像！

刚才，我打电话问了老干部部李文全同志，他说：后来厂人力资源部在这里办了个“培训学院”，名符其实。现在不知又叫什么了！

72 办电大文科班

我这里写的，都是过去的老皇历，和现在厂里的情况相比，天壤之别。所以，如果要挑我写的有错，一挑一大堆。我说没错，你把我没法，过去的事，你照样不清楚。那你就将就点，半信半疑吧！

我们是机车制造工厂，设计就是大而全、不求人。工种之多，几乎覆盖了机械制造行业的各个方面。举几个小例子吧，我们铸造分厂，上吨的大件、精密铸造小件，都干。锻压分厂，有全国稀有的16吨模锻锤，800吨、3600吨水压机。柴油机分厂，有柴油机车间、曲轴车间。液力传动分厂，造齿轮的能力比四川齿轮厂还大。九分厂专门制造工具、小型发电机。……等等。

我们厂有个电视大学，一般以为它只是一个小的、少数人的学习场所。我们工厂的电大，有正规的办公教学大楼，配有专职的书记、校长、教师，学校还有围墙。建厂十多年，电大办的专业，从没离开过机车生产流程的需要，这成为一个铁定的章程、制度，适应工厂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我1982年，别出心裁，提出在电大要办个文科班。听说要办文科班，有人说这胡老头，大概不知道工厂是干什么吃的，他这是在和我们讲“天方夜谭”；有人说，这是胡老头发神经，工厂办文科班、为谁办？谁来上？我说，我来431厂十一、二年了，“工厂”两个字顺竖我都写得出来，你们搬起指头算算，各级的档案、文秘、打字、印刷、校对、编辑、记者，有多少人和这文科沾边。我看着那些老三届，看着他们渴求知识的热情和欲望，我心都紧了。我当了那么多年办公室主任，各分厂送来的材料，我大都经手过，文科人才真缺呀！这文科班，早该办了。

办文科班，你担心没人来上？一踊而上，来了几十个。我们党委办公室的邓泽宣，就来问过我，问他上理科班，还是文科班合适？我说：你半路出家学理科，我们厂年年分配来那么多大学生，你能有他们学的知识多？你干秘书这么多年，学点文科正对口。电大，什么班开学，我很少去参加，唯独这文科班开学，我特别去讲了话。来学的人，总厂就不少，都是熟人，看到我严肃的样子，跟我规规矩矩读书。

这下，我惹祸了，虽说不算四面楚歌，可各方都有意见不假。意见最大的是些主要领导干部。有天上班，在楼梯上碰上政治部主任，他喊住我问：“你把我的人，都弄去读书去了，这办公楼还要不要人办公？”你看，兴师问罪来了，义正辞严的。我横眉竖眼，步都不停，边走边用嘲笑的口吻，回敬了他一句，我说：“你懂吗？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以为我说着玩的吗？还让我真说准了。我办文科班时，国家还不十分强调文凭、强调学历，等到过了两年，这批学员毕业的时候，正赶上选拔干部强调学历。好家伙，我那20多个文科弟子，差不多大都被送上工厂一些重要的领导岗位。你来和我吵架？你有大专文凭？我们的学员有，电大发的，教育部承认的。象前面我讲的在铁科院西南分院当办公室主任，后升任工会主席的王小阳；象后任工厂副书记的邓泽宣……都是那一届电大文科班毕业的。

我退下来多年，有年春节，工厂厂长郭炳强带了一批人，来家拜年。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王谊也来了，王谊就是我说的那一期电大毕业的学员，当我送他们出去，走在路上，他拖后了一些，他给我说了这样几句悄悄话，他说：“胡厂长，你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你办电大文科班，阻力很大，我们晓得。我有今天，你是恩人！”

什么恩人？人家在大会上骂我，说：“搞清楚，我这是工厂，不是学校！”你听到了吗？我在挨骂哩！

谈起电大，临时想起一件小事。有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九分厂一个工人的电话。我问他：“你是哪里？”他答：“电大。”“你在电大学习吗？”他答：“是。”我问他：“有事吗？”他答：“他们不给我发聘书！”听糊涂了吗？还是听懂了？

你在电大学习，发什么聘书呀？原来，这电大专业多，这个学员，他学自己专业以外的功课，可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特长，电大聘他当老师。所以，他又是学员、又是老师，是双重身份。电大给他发当老师的聘书，发给九分厂转交。可九分厂领导认为：我是让你去学习，又没让你去当老师，给你发啥聘书？可能，我又说糊涂了，他是为九分厂不把当电大老师的聘书发给他，来找我告状的。

放下电话，我就给电大校长打了电话，问他有这事没有？他说：有。我不问青红皂白，来了个瞎指挥。我说：“你们把聘书再发一张给他本人，不用让九分厂转了。”

过了很久，我听电大的人来向我反映，说那工人表扬胡老头哩！啥？这工人说：“工人哪敢给厂长打电话，逼急了！想不到这个胡老头，快！马上解决！”

71 杨水源评劳模

这事，发生在我任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是我和邓泽宣两人共同查办的。杨水源属教育系统，所以我把它补写在这里。

可能是1980年，由工会主办，评选出席全厂劳模大会的代表。这本来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有一天，厂工会主席张继良同志找到我，他说：关于评杨水源作劳模的事，有人认为他在当四小校长时，有违纪行为，评劳模不够资格。希望我去把这事查一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你厂工会打个电话给三分厂工会，因四小离三厂近，是专为三厂子弟上学设的学校，一问就清楚，还用我去查什么？我心想，厂工会主席都不愿去查的事，这阻力来自何方？肯定大有来头！我本来可以不去，我党委办公室，又不属工会管。可是张主席兼政治部副主任，这副主任可以管得着我呀，何况，他从来没找我办过事，这是第一回，我再怎么不讲理、也不敢要张主任去找书记来给我下命令吧？我当然服从！我想，查这事，弄不好，会有纠纷，我多了个心眼，我让办公室秘书邓泽宣和我一同去查，多一个证人，我好说得清呀！

我们到底查了杨水源什么事？我和邓泽宣两人，都记不清了。隐隐约约似乎是说他在作四小校长时，师生种的粮食，分配上有点什么问题。学校建在一条山沟沟里，大水下来，冲了什么地方，他处理得不当……等等。我和邓泽宣同志，对当时争执的事，把相关的人，全问遍了，然后又找三分厂党委书记单守玉同志核实。反正，查得认真。我们两人的结论意见是：他们说杨水源的事，没一个人出面证实，纯属误传，应该不影响他评劳模。

回到总厂，我不光向张主席汇报，还给厂党委岳书记汇报。我一再说：“我不认识杨水源，连他这三个字怎么写，原来我都不知道。我和小邓是两个人去查的呀！”这啥话？岳书记天平往哪边倾？他这样有魄力的人，还用问？杨水源，这一届当上了厂劳模。

后听说杨水源调攀枝花市任市委党校副校长，应该说是委以重任。惜英年早逝！

下边，顺便说几句关于邓泽宣的事。

邓泽宣，老三届的高中生，大专文化，基础扎实。先后在七分厂和锻铸分厂任团委书记。我和他可能都是1978年底调到厂党委办公室的，我俩共事有三年多，他从来都把我们俩的关系，定位在“忘年交”三个字上。他1982年任厂团委书记以后，升任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地位变了，几十年来，这三个字的情义不变。

共事时，他听到关于我的负面反映，常从个人的角度，以个人的口气私下提醒我，让我讲点策略，不要太冲动，尽得罪人。我虽然口头讲：“本性难移！”但我从内心感激他对我的真诚和关爱。

我退下来后，他不但逢年过节，总要打电话问寒问暖，平时有什么事，他总记着关照我。比如当年办公室的王鑫贤副主任，后任青岛市技术监督局局长，来川路过，小邓宴请王鑫贤，特邀我去作陪。岳书记回厂，安排参观三星堆，他来电话邀我同游。他来成都有什么活动，有机会总记着通知我。待我和当年一样。有次，我突发奇想，想去广安看看邓小平故居。为什么？一方面，听说那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想看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他家乡留下了一个什么故园。另一方面，我在广安读过三年书，想去看看母校有什么变化，几十年前的遗存，现在到底还有多少？怎么去？那时，南充到广安的高速路还没通，到五桂桥买公共汽车票，时间太长，受不了。我打了个电话给小邓，这是件为难事，小邓管纪委，他哪管得了这方面的事呢？一会，小邓回电话问：要小车还是要面包。接着，专派司机来成都，由司机陪去广安，当天来回，全程搀扶，费用全包。太感谢了。

刘金城副厂长分管厂医疗系统，我几次回去体检，金城厂长不但派车接送，还全程陪同，午间宴请，需要什么人作陪，让我发话。人家在职，工作很忙，哪来时间和精力，照顾你这退下来的老头。可人家就是这么办了！讲邓泽宣怎么讲到刘金城厂长去了，都该讲，我是讲，我回去体检，不光刘厂长全程陪同，邓书记也是陪到底的，人家忙得很呀，专门抽一天来陪你看病。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小邓主动给我来电话，他说：我年龄到了，快退下来了，你老人家厂里有什么要办的事，快发话，我在岗位上好解决，怕退下来后，办起来困难一些。这叫什么话？人家小邓退休前，还想着为老头尽最后一点力，你想到了吗？这情谊，山高水长。

去年10月，厂里四十周年厂庆，邀我回去参加。我说：“我年岁大，走不动，我就不回去了吧。”厂邓副书记说：“胡厂长，你来，你的事，全由我来管，我还是秘书！”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回去吗？

我和小邓一块去帮杨水源评查劳模，这里，我老头也给小邓评说一句：“友情永存，楷模人生！”

70 三十个中学教师

1983年，我分管教育已一年多了。我们厂的学校是子弟学校，不对外招生。子弟入学的人数，每年相差不多，师资还可以应付，要招生人数增加得太多了，咋办？

这年，真碰上这样的事。平时招收新生二、三百人，可这学期，一下招了五百多，扩大六个班，需要增加几十个教师。

大家把问题提到我这儿来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哪里去给你要几十个中学教师？天上掉下来呀！我问干部部，他们说，教师一下要这么多，不好办。

你们相信胡老头有那么聪明？我一动脑筋，就想出了个解决办法。啥？厂里那么多人的爱人，在地方上教中学、当老师，要回来不就得了。还不用另外给他们分配家属宿舍。

你以为只有胡老头，才有这么点才智？我把这个意见，向干部部一讲，人家说此路不通！为啥？厂里和县里早有协议，凡在县里工作的家属，不算分居，互不调转。十多年来，大家都遵守约定，从没违约！

原来我那点小主意，是自作聪明。那我来点大主意，显露点大聪明，总可以吧。我说：“我们重新谈判，把约定改一改不行吗？”有经验的人给我打招呼，人家说：“老胡呀，你把问题看简单了，这件事，县里说了不算，还要地区同意才行。”

我和厂政治部领导商量，我说：“你们有协议，不好办。我出面，我去办，办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既解决缺师资的问题，也照顾了厂里职工，两全其美！”

我们总厂教育组两个组长是外厂调来的。组内有个能人，刘玉伦，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从建厂他就在教育组工作，是教育系统的元老。他，资阳人，和地方上那些当官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拉着刘玉伦就走。我问他，先找谁？他说：“教育归县委宣传部管，黄先荣部长和我很熟，私人关系也不错，先找他！”好呀，我胡老头愿当木偶，任你刘玉伦往哪拎，都可以。黄部长，年轻人，头脑敏捷，风华正茂。我们谈了意图，希望把现在县里任中学老师的职工配偶，调进厂去。你猜人家谈什么？一句也没问当年什么协议，认为厂里有困难，县里应该支持，他愿意和教育局打招呼，具体工作让我们找教育局办。这样处理，对工厂、对你这个老头，人家够客气的了，对吧？可我这人，尽办些让人为难的事。我说：“人要，但要经过我们审查、考试，业务水平合格我才要，不是有一个要一个。”常人讲：“知足常乐！”人家黄部长都没谈协议、讲条件，你还要求那么苛刻，还不谈崩？！你猜黄部长咋反应，满脸笑容，一团和气，他说：“胡厂长，你什么要求，都可以！”和地方官打交道，象黄部长这样爽快、达理的，很不错吧！当然，他后来升任资阳市委副书记、资阳市政协主席，他升官不用我推荐，我在这里只能鼓掌！

有刘玉伦这个能人，我听他提调，找县教育局母局长、找内江地区教育局曹局长，都他领着我，东奔西跑。不用警车开道，一路绿灯，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踩刹车，直达终点。

以后，具体到调哪个人，够不够条件，怎么办手续，我们的刘玉伦，配合干部部，由他们去细化。最终，大盘清点，不多不少，进了三十个中学教师。我说：这样，每年我们可多送点教师出去培训了，什么叫教学质量？师资质量才是根本，别跟我舍本求末。

在这次进来的教师中，有个叫刘光林的英语教师，因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背点包袱，后在厂里发挥很好，年年劳模，评定为特级教师，还当上了资阳市的人大常委，总算没屈材吧！

这事，有人鼓掌，有人骂娘。我说：莫关系，我有地方推责任，你们去骂刘玉伦！

69 李长贵

李长贵，工厂黄泥巴山初级中学教师，球溪河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

我到职分管教育不久，教育组的同志通知我，说黄泥巴山中学，有个教师病逝，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不管是谁，不管认识不认识，我的职责，我都得去。

黄泥巴山，顾名思义，是个山丘，学校修在上边。学生上学，从总厂这边走过去，沿着一条小溪，经过一个小桥，上山，才能到校。在山上环顾四周，不仅风景优美，在校门边，种有一片桔树，已经成林，让我欣羡不已。这说明，象我们这种厂区、农村不分的工厂，是极有特色的。

追悼会的灵堂设在一间教室里，人都到齐了，怎么还不开会呢？说是校长去背家属去了。这家属还要人背？可不是。不久，大会开始了，我本来是作为一种礼节、一种职责来参加会议的，后来听到学校老师致悼词，慢慢，我听懂了，被感动了。

死去的教师，就是我开头介绍的李长贵，家住球溪河乡下，离学校约50公里左右，妻子瘫痪、孩子幼小。李长贵每周星期六下课后，骑上他那破旧的自行车，将近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妻子瘫痪，他的双肩成了妻子的代步车。第二天，他还得拿起农具，下地干活，常干到披星戴月。礼拜一凌晨，他从家里动身，摸黑，紧赶慢赶，上课前，赶回学校，从未耽误过教学工作。据学生反映，他上课时，用手压着他的肝区，额头上的汗水，一大颗、一大颗地往下掉，他仍然坚守园丁的庄严岗位，从没懈怠！

我是第一次知道我们教师中，有个李长贵。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困难、身患重病、如此敬业的好老师。大家说，李长贵病逝了。我偏不这么说，我说，李长贵，累死了！开完会，我心情十分沉重，我是分工管教师的厂长，对这样的好人，能尽点什么该尽的责任呢？

第一件事，我当晚在宿舍，写了一篇介绍李长贵生平事迹的文章，别的事我无能、办不通，我签发一个通报，发到全厂每一个单位，让大家知道天下原来还有这样的好老师，谁阻拦得了我？我很快办好了。

厂里开什么干部大会（因工厂人多，厂里不可能开职工大会），有机会轮到我可以发言时，对不起，你爱听不听，我讲李长贵。你信不信？我真讲哭过，你不感动我感动，我愿意。

我还赌咒发誓，我要把李长贵瘫痪的妻子和子女，让他们“农转非”，迁到厂里来，好好照顾照顾！这事，凭你胡老头这点能耐，你办得到吗？我的确没有这个本事，这方面的政策我不懂，也不归我管，我是一厢情愿。

我去找保卫部门了解这“农转非”的事。我国城市和农村搞二元结构，差别太大，谁都把“农转非”当作一件“天大的事”来期待。特别是我们这种工厂，转业军人多，家里大多是农业人口。“农转非”指标县里控制极严。工厂一年可能只有十多个指标，几千人望眼欲穿，还轮得上你李长贵的妻子？请大家理解，我们这是工厂，分厂、生产车间是排在第一位的，学校这些单位是附属单位，排在第二位。这问题太敏感、太难了。

胡老头呀，难道你是神仙？神仙你也变不出个“农转非”的指标来。我当办公室主任多年，很少和保卫部门打交道，这次我主动上门了。人家保卫部门比你胡老头还通情达理，李长贵的家属“农转非”，该办，说办就办，办了。保卫部门的同志们呀！你们的模样，我现在都还记得起来，就是名字记不得了，我也没法再去打听。这里，千谢万谢，你们是执行政策的模范。退下来已24年的胡老头，向你们鞠躬了！

若干年后，我有一次回厂，曾经专门到黄泥巴山中学去看望这位瘫痪嫂子，她已能扶着墙行走，孩子已进厂，当上工人。

去年，厂里四十周年厂庆，我回厂去参加庆典。因老态毕露，行动不便，没有去看望她。听说这位嫂子，不用扶墙，已能下地行走。好老师李长贵，听着了吗？你的妻子，现在已用不着你这个代步车了，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