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61) 迟到的转正 -- 内燃机车

68 走进教育大家庭

我们工厂贯彻执行“山、散、洞”的方针。工厂建得分散，教育系统相应分散。全厂有四所小学、两所初中、一所高中、一所技校、一所电视大学，还有庞大的、自成系统的职工学校。教育系统，不包括民办教师，有教师五百多人。所有学校，都有新建的完善的教学楼。一个工厂，具有完整的教育体系，称得上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我1981年任副厂长，分管教育，正式进入了教育大家庭。为什么叫大家庭？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职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占到工厂职工总数的一半，你说我算不算个大家长。我一上任，就利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我们在关心一万职工的同时，还要关心五千子弟。张艺谋拍了个电影叫《一个都不能少》。我说，五千子弟兵，个个都要关心到。我要求：国家搞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们工厂的子弟，要普及到高中教育。我们的高中，要办成一流学校。

我上任不久，就碰到一些具体事。比如“四小”---第四子弟小学，它的地点离分厂较远，弯弯拐拐，学生上学，要走过一些比较陡的小路。偏偏遇上下雨，小路垮塌，学生上学走不过去。还有的学校领导来找我，说球场全是土地坝，下雨学生集合的地方都没有。有的更严重了，课桌椅不够，学生到哪去听课？有的日光灯坏了，玻璃窗没玻璃了，学习看不见，还要遭风吹雨淋！

怎么我一上任，尽碰上些让我不晓得咋办的事啊？谁让你当新厂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活该遭别人瞧不起！

我找到计划组去问，到底这教育经费该怎么拨？怎么才能花？谁批准、谁领、谁用、谁报销？我这糊涂厂长，哪知道这些呢？我问管计划的陈建勋同志，名字记不清，如果我弄错了，请原谅我患老年性痴呆，只要大家晓得计划组有个姓陈的年轻人，关心胡老头就行了。陈建勋同志给我说：“胡厂长，钱你尽管用，不够找我就是！”有这样的大后台，我该好办了吧？不行，我觉得手续复杂，嫌烦！

我有我的办法！我去找管基建施工的张利彬站长，我把上边这些情况讲后，我说：“我不管，你去把这些事帮我办了！”那么好办呀，办什么都要有科目才好开支列帐；要木材、水泥，哪里给指标？这些，我一概不管。上边，我不讲过吗？这张利彬是专给我化解矛盾、不给我出难题的。我今天把难题，一概推给张利彬得了！

没过多久。我到各个学校去看，日光灯明晃晃的，玻璃窗再没有透风的了。学生集合的地方，打上了水泥地坪。到四小上学的路，修好了。缺桌、椅、板凳的，我看见学生们自己动手在当搬运工……，我遇上的那点难题，张利彬一声令下，解决了。

我把张利彬叫来，问他，你怎么搞的？谁让你去乱管我学校的事？张利彬说：“胡厂长，你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子弟，为他们办点实事，哪个敢站出来说什么？无非就是花点钱，出在别的项目上就是，这用得到多少木材、水泥？你都发话了，我还敢不办。”啊，是这样，我这管教育的厂长，还沾了那个管基建厂长的光。别以为我尽说笑话，这基建厂长还真成了教育系统的大帮手。

67 关桂兰

关桂兰，是厂基建组助理工程师，搞设计的。

1982年夏季的一天，淡淡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住院部里显得格外宁静。

我轻轻地走上二楼，在12号病房的门前停了一会。“请进！”，床上的病人发出了微弱的招呼声，我这才意识到我要看望的病人——关桂兰就住在这里。

我在病床边慢慢坐下来，发现小关的身体已近乎畸形：手臂骨瘦如柴，下部却水肿得很厉害。见此情景，我变得笨嘴拙舌，连安慰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我有一个请求！”还是小关打破了沉默，开始吃力地说话了。“我不行了，守护的同志为我熬更守夜，都快拖垮了。我不能再拖累他们，快把我送到太平间去吧！”

啊！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就这么一个请求呀！我连忙安慰道：“小关，你现在的任务是治病，你会慢慢好起来的。”

听了我的话，她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当她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请求后，便闭上了疲惫的双眼。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我陷入了深思……

记得是1981年春节前夕，小关带着为难的情绪来找我请假，说是想带孩子回齐齐哈尔老家看看，可后来她又没有走。一问，才知道因为要赶着设计刘松地区浴室的图纸，她决定不走了。难怪组里的同志去看望小关时，还特地告诉她：“你设计的浴室快完工了，按理你应该第一个进去洗澡！”其实，现在大家才明白，就在她抓紧浴室设计的日子里，癌细胞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小关年轻的生命。她每天不停地恶心、呕吐，但仍旧用手撑着胃部，强忍着病痛赶完了设计任务。听到同志们带来的喜讯，她会心地笑了，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等我的病好了，就回去设计教育中心！”

过了好一阵子，小关闭着的双眼才睁开了，并吃力地说出了第二个请求：“我死后，一切从简，千万不要穿什么好衣服。”停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活着没穿什么好衣服，死了更不用。”此时此刻，我的眼眶湿润了，喉头作梗。病房里的气氛死一般的沉寂……

此时，小关的癌细胞早已深入骨髓，难以忍受的剧痛和褥疮的折磨，使她翻身都很困难，全身衰竭得很难找到输液的血管，可病危中的小关思虑的却仅仅是不拖累别人和后事从简……，我强忍住揪心的悲痛，小心地探询她还有什么要求，她干脆地答道：“我什么要求也没有了！”她真的一点要求也没有了吗？不，她终于再次开口了：“送我回厂去吧，家里总比成都方便些。”

我说，这要求一定要办，让厂里派个救护车，马上把她接回去。

后来，小关真的回来了。当同志们把她从救护车上抬下时，她用尽全身力气睁开疲惫的双眼，深情地看了大家一眼，然后又闭上了。

不久，关桂兰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66 测绘总图

1966年铁道部正式决定，资阳内燃机车工厂，在现在的厂址建厂。1966年10月20日，定为厂庆日。到1982年，按照原设计方案，建厂基建任务接近尾声。后因转产改造，基建任务逐步增加。

我在1981年，从李进生老厂长那里，接过分管基建的任务。李厂长是个老干部、老基建，经过他亲自建成的新厂，就有几个。他为人清廉、正直，人品好、作风好，是我十分敬佩的老前辈、老领导。他向我交待工作时，特别嘱咐我说，工厂范围长达十一公里，厂里的公路一百多公里，已建房屋五十万平方米左右，分布在两坝、十三沟里，这样大面积的一个工厂，除了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图纸以外，全厂没有一张总图。建厂十五年，这个事不能再拖了，你是不是抓一抓。

因为我内心里尊敬李厂长，他交待的事，我一点不马虎，坚决执行。即使我俩都退下来后，他来个电话，让我办什么事，我从不含糊。我每次回厂，总要去看望李厂长，表示尊敬、亲切、关爱。

我原来不太理解这总图的重要性。一次，听说有个地方水管坏了，检查管道的去查看，有农民在管道上已修了一栋房子，你总不能把人家房子拆了。要是先查看好总图，再建房，不就没有这种麻烦了吗？这只是举个小例子。

我听基建组的同志讲，简阳县有个冶金部成都勘测设计院（公司），是个大单位。我和基建组的同志，专程到简阳和他们联系，去了一了解，原来他们正好任务不饱和，能抽出力量来，帮助我们搞总图测绘。不久，我们签定了合同。金额我记不清了，可能测量费用有二、三十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讲，还是庞大的。不用别的比较，四川省一个17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九十多元，按20万算，如果乘20，就相当于现在的400万；乘30，相当于600万。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我最近问了一下当时配合勘测工作的周锡英工程师，他讲：来了五、六十人，测量将近一年才完成。功夫有多大？可想而知。

这里，我又特别要提到，感谢李邦泰厂长，五、六十人住招待所一年，要交多少费？这个测量队可是免费的呀！我事前没和邦泰厂长打招呼，事后也没表个谢意，我这是什么作风？为这事，我退下来20多年，越想越不对劲，我给邦泰厂长挂了个电话，讲了这件事，向他表示歉意。他说：“都是为了工作嘛！谢什么！”我就是这么一个“草包厂长”。

总图测绘好了，有点作用吗？据周锡英工程师给我讲：这次总图测绘很认真，我们厂在沱江河畔，从矮子桥西，沿成渝公路两侧，在九平方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地形、地貌、建筑、管网，都包括进去，绘制成了完整的十三张大图。如今，工厂转产改造，各个设计单位都是利用我们这张总图作为依据，来进行规划设计的。对整个工厂的建设事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基础资料作用。

我讲“抓大事”，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认为这是抓了一件大事；就全厂总体来讲，可能是小事。这一把火，是我经手烧的，可火是老厂长李进生放的。功在老厂长、功在基建组的同志们，功在邦泰厂长和大家的支持。

65 解决遗留问题

我们平常讲：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管基建，上任反“挨烧”。

我走到哪个单位，人家见面就象讨债一样。“胡厂长，帮我们单位修两栋宿舍吧！”有的是和我说两句调侃话，我可认真，我说：“老兄呀，劳你指一个地方，让我给你在哪里修？”谁也找不出一块可以修宿舍的土地。

咋没有呀？九分厂把篮球场不要了，用这块地来修房子，不是有地了吗？施工队进场，眼看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迎接新楼动工。有农民进场，把施工队的工具收缴了。你要动工建房，我还没同意哩！

用篮球场来修房子，还要经过批准？有这等事？

工厂公路两边，车间厂房两旁，伸腿就是农田，农民的草屋和工厂的厂房，在一块共有的大地上杂居。牙齿、舌头还打架，这还能没有纠纷！

不知哪一天，忽然有的农民找来了，什么事？你工厂的水沟把我农田冲了，赔起！哪里水沟有问题，我们在哪里修复，不是就不冲农田了吗？不能修，修好了，以后我找谁要赔偿。

他们有事来找厂里，没事也来找吗？中午下班，职工赶到总厂食堂吃饭，好家伙，黑压压一大片，有农民占领了饭厅。为啥？不知道为了陈古八十年的什么事！

有的人只要听说你厂里要在那里修建个什么？一夜之间，在原地上，一下会冒出密密麻麻的许多树苗来，让你点数、赔钱。

谁有什么招数？没有。按平一件算一件。可东边按下去，西边又起来。何时才是个头。

我跟王小阳讲“抓大事”，这应该可以算件大事吧。我让基建组帮我列个表出来，看到底有多少扯皮的事没有得到解决？咱能不能来个横扫，免得没完没了。

我想，这问题得靠地方党委、政府，和有的农民直接协商有点难。我到县政府找到办公室副主任罗开忠同志，他大学毕业，意气风发，年轻有为。他对我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对我这个老知识分子很关爱。他告诉我，有个女县长交待了，说：“胡厂长那么大年纪，有事要抓紧办，不要让人家老跑路。”多几次，人熟了，我有事还上他家去拜访，他从不拒绝。我觉得和知识分子打交道，似乎特顺手。

罗开忠出了个主意，他说，我出面，把县里、区里、公社、生产队各级有关的负责人，统统召集在一起，大家一齐到现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有多少、解决多少！他有魄力、有办法，有规有矩，足智多谋。

那天，我们派了几个车，把几十个人都接来，把“扯不清、闹不完”事的地方，跑遍了。在这么多政府主管面前，谁还敢不准我们在篮球场上修房子？谁还敢拿一棵草当青苗要我们赔？当然，这一次，大小问题一扫光。

这次，不费一兵一卒，我们收回了几十亩被有的农民占用的我们的已购土地。有些僻静地方的已购地，连我们自己都忘了的，也要回来了。

这里，留下了个谜团，我至今没解开。

我是个老坎，懂不起请客吃饭那一套，这不，那么劳师动众，请了那么多地方大员，到吃饭时候，不留吃饭？天下哪有这样请客的，何况是办这样天大的难事！你说，怪不怪？当我们回到招待所休息时，已准备好若干桌酒席，正在迎候贵宾哩！

为写这一段事情经过，我特地打电话问了管后勤的李邦泰厂长，我说：“邦泰厂长，感谢你呀，几十年前，你帮我解围的事，今天才来谢你，抱歉呀！”李厂长说：“胡厂长，你莫谢我，我不知道！”

哪位好心人，救了我这“草包厂长”的命，今天，我写在这里，白纸黑字，既表示感谢，也表示歉意。胡草包领情了，千谢万谢！

这事，四川日报发了消息，说这是工农联盟的典范。此后，厂里有些分厂，如三分厂、八分厂，在收回的土地上新修了不少宿舍。技校在收回的土地上，修建了实习工厂。

在这个过程中，还遇到过来找事的人吗？有！我们打电话给罗开忠同志，有县里政府出面，谁也不敢再来无事生非了。

我退下来，我听说罗开忠同志，升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有次中央开党代会，我看报上报道过他出席的消息。

反正，我烧的这把火，一切归功于县委、政府。没罗君鼎力相助，我一事无成。

64 张利彬解困

王小阳在科分院作领导工作，常来问我：“怎么当领导？”我答复他：“当领导要抓大事！”

这句话，他记住了，可他又常问我：“怎么抓大事？”

我问他：有这么几种人，你遇见过没有？

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主持开会，连他自己都睡着了。

一种人，假装糊涂，躲为上策。遇上天大的事，一问三不知。我不知道呀，一点没有责任。

一种人，忙忙碌碌，晕头转向。一月、一年完了，你问他干了什么事？他连自己也说不知道。

王小阳回答：“这几种人，都遇上过。”

我问：“他们抓大事吗？”当然不是。

我说：“在你分工管理的工作范围内，按照上级的要求和安排，年初，你就要想好，我今年要干成一件或几件什么事？如果这事办成功了，对你整个分管的事业，可能会是个大突破、大飞跃。你认准了，无论何时，无论有什么干扰，日常事务再多，绝不动摇。那么，你年年都会有新成绩，年年都会上新台阶。”

我再引伸了一下，我说：象这样抓工作的人，短期内，容易被人误解，长远看，人们会理解你、支持你。团结在你周围的人，会越来越多，反对你的、拆台的人，会越来越少。

我讲这些空洞的道理，我不知道小阳到底理解多少，实践了多少。他职务不断变化，也不知他是否敢于和善于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讲到这里，联系讲一讲我自己的事。

我分管基本建设，各方面很自然都有议论。认为这办公室主任，管点开会什么的、写个总结报告也许还可以，要实打实地完成庞大的基建任务，可不比开会容易，看看这老头有几刷子。

我哪来几刷子？我们负责基建施工和管理的单位，叫基建总站，是个机关，有这室、那室，分管不同业务。下面设车间，有木工车间，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有混凝土预制件车间……等等。还有由铁路职工组建的施工队，和占地农民组建的民工队，是个较庞杂的系统。他们讲得有理，你这办公室主任，哪经得住这些逗硬的事摆布呢！

我咋办？基建总站站长张利彬，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基建工作，有魄力、有经验、有威望，泼泼辣辣，敢挑重担。我在办公室工作时，对他印象不错；转到基建部门，他积极配合，任劳任怨。只给领导化解矛盾，从不出任何难题。天助我也，有这样的好助手，有人想看我的笑话，难！

我想，我的责任，就是尽可能为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有客观可能发挥他们积极作用。

帮他们创造什么条件？

第一，要把年度投资和项目落实。没有钱、没有项目，你叫下边干瞪眼、干着急，人家怎么开展工作？这总不能让基建总站来干吧。计划部门来给我汇报投资，我说避免罗嗦，万元以下的数字别说，有个百万、拾万的大概念，在我这里够了，细帐下边去算去。

第二，抓设计图纸落实。投资、项目有了，不准备好设计图纸，人家拿什么东西去施工？基建总站是不管设计的，小东西我们基建组的工程师自己设计，大东西委托厂外的设计单位搞。这事，我要管、要问，要解决得及时。

第三，估算劳动力。项目任务有了，按多少投资、需用多少劳动力，可以匡算个大概数字。看厂里的力量够不够。不够，赶快委托地方、或另找建筑施工单位，早发包、早定合同。

第四，落实材料。那年月，水泥、木材、钢材这些建筑材料，都奇缺。上边分配的指标，往往都有缺口，得自己去跑。为这事，我和张利彬可没少跑路。我在铁路总指挥部呆过，和省建委的一些处长、办公室主任，都比较熟，我去了，赖着不走，扭倒闹，他们总要指点一些门路，让我们自己去找厂家，往往都有所收获。解决我们一些燃眉之急。

我这个当基建厂长的，如果不把上边四件事解决好，叫失职。如果解决了，下边不能圆满完成任务，你说该怨谁？有象张利彬这样的站长，他领导的施工队伍，还能不完成任务？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认为：“瓜瓜叫”！

我很爱护这支基建队伍，常有人来告他们的状，说他们修房子、搭临时工棚，修好占着不拆、碍事。我说，他们难呀，你们也体谅他们一点吧！帮大家修了多年的房子，好长时间连办公楼都没有，睁眼看看吧，别把他们看歪了，他们也要算建厂功臣。

这一节，是从和王小阳讲“抓大事”讲起的，这虽算不得什么大事，领导该管的事要主动去管，莫把脑筋动偏了。别以为打开水、扫地、接电话积极，跑腿跑得快，就先进。还要看你使力的地方，在没在“力点”上！

后来，又有人议论：“这老头还有点用！”

63 王小阳

王小阳，老三届，成都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生，在厂里印刷厂当工人。印刷厂，属我管辖。他住单身宿舍，正好在我楼上，和我儿子很熟，时常到我宿舍来玩。在厂里，我是单身职工，在大食堂吃饭，人多、排队，尽是我儿子给我买好，端回宿舍。每餐三两饭、五分钱菜，长年累月，天天如此。

1976年，我儿子到长沙铁道学院上大学去了。听说，临走时，儿子委托王小阳为我买饭。于是，有四年时间，我儿子这份差事，成了王小阳的专利。后来，厂里的电视大学办文科班，王小阳电大毕业，有了大专文凭。后升任印刷厂的负责人，在这期间，他入了党。

我1984年离休，我退后，他调到成都铁道部西南铁道科学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印刷厂厂长。恰好，这时我受聘在铁二局编工运史，我请托他们工厂，承担这本书的印刷任务。他很认真，这本书从封面到内页都印得不错，大家满意。他们这个所在峨眉，印书期间，因为校对，我到他们所去过。他问我游不游峨眉山？我说我游过，就是金顶没到。因为高山缺氧，那次头晕，没上得去，有点遗憾。他说：“现在有索道了，这次去试试，慢点走，可能会好些。”没上过金顶，有点死不瞑目。我说：“好，我们去试试！”车开到索道处，买票、上车，王小阳跑前跑后。这次，真上金顶了，因怕走快了头晕，小阳扶着我，慢慢走，山前山后，游了个遍。心满意足！

我倒高兴了，王小阳糟了！他在山上活动多了一些，反而头发晕，吃不消。这次，我祸及小阳。

1984年，王小阳改任铁道部西南铁道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职务变了，权力范围变了，他兼管小车。那年月，小车稀缺，出门很不方便，王小阳经常主动找我，问我用不用车？我一个已退职工，又不是铁科所的，怎好用他们的车？怎好给王小阳为难呢？王小阳才不管那么多呢，不光我有事找他要车，有求必应，即使我没有要车，他也主动给我安排地方去游览，让我散散心，放松放松。我问他：“你不怕所里的领导和同志们有意见？”他说：“我已经给所领导讲了，领导打过招呼，让我把你这个老领导照看好。”你说这王小阳，他现在和我没有半点利益关联，纯属过去那么一点情谊。人已走，茶不凉！

他安排我出去玩，怕司机在路上照顾不周到，每次亲自陪同，费用全包了。记得有次去游名山县的蒙顶山，这里曾是红军占领过的地方，古迹犹存。有次，我苏联那个堂弟一家四口人，回国探亲，我让他安排接待，减少了我许多麻烦。这类事，有的是。

1986年，他升任院工会主席，这时，他们单位已改名为铁道部铁道科学院西南分院，他已升为院级干部，但他仍和过去一样，对我这个已退老头，一如既往，常来家看望不说，逢年过节，他把我和他们需要慰问的职工，一样对待，送上一份慰问品。你们看见过这样对待老同事的人吗？

王小阳检查身体，发现心脏血液“反流”。如果一般情况，可以赖着不理它。如果反流严重了，就必须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哪懂这个病呢？王小阳的爱人刘英，是妇产科医生，一次她告诉我：“小阳最听你的话，有时，连我说他都不听，有些事劳你常开导他。”我想人家已经是铁科院西南分院的院级干部，还用得着我去七嘴八舌吗？

1987年，有天，为这心脏反流的事，他到家找我来了。他主要是来征询我对他这病要不要手术的意见。这病，我不懂呀，我耐心详细问了他整个诊治的过程，其实，他已到北京阜外心脏外科医院，把这病的机理、治疗方法、远近期疗效，弄得一清二楚。连作过这种手术的病人，他都亲自访问过。当时，阜外医院实行费用包干，医疗费五万元，铁科院同意报销。你说这还需要问我这外行干什么？他完全明白，他这病必须手术，阜外医院对这种手术有绝对把握，北京他有亲属、医疗费有保证，该怎么办，他实际上一清二楚。他似乎觉得，还需要找我说一句话，他才踏实。我当然说了：“看来，这病是该作手术了。到北京阜外作手术，我放心！”

我以为王小阳还在成都没走哩。一天，我接到他爱人刘英的电话，从哪来的，北京阜外医院，她说：“小阳手术不错，要出院了。他让我给胡厂长打个电话，感谢你，帮助他下了决心！”唉呀，好快，想不到都要出院了呀！

2004年，春节前，小阳院里一位职工举行婚礼，工会主席理应到场祝贺。离家时，人还好好的，礼毕，宴席间，他突感不适，急呼120急救车，车到，人已归去！

我退下来，到王小阳病逝，整20年。这20年，在我所有的同事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最尽心、最关切、最照顾老头的，是王小阳，唯一的。

古话讲：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对小阳无恩，他涌泉关顾。我早年读书，家贫，有恩于我之人甚多，力所能及，未曾懈怠。

对王小阳，小记点滴，永志不忘！

62 退休前夜

晚年，有天岳异书记忽然找我谈话。我还以为有什么重要任务哩！

不是，他是讲对我这个人的看法。他说：“我把你的档案找来看了！”我吃了一惊！岳异看我档案，又有人揭发我是特务？我又犯了天条？他接着说：“我觉得你这辈子没有能很好发挥你的作用！”

岳书记，老干部、老新四军，从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请大家掂量一下，他是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

后来，他要调回大连工厂，临走时，他和我这“臭老九”又交了一次心。他说：“我们已报了你任工厂的副厂长，内江地委已同意，就等铁道部批了。”

若干年后，我听到一点有关我这副厂长任命的是是而非的传言。

有人认为：“他出身不好，不符合提拔干部的阶级路线。”已经打倒四人帮几年了，说话的人，阶级路线的弦还绷得这么紧，早该松了！

有人认为：他是“臭老九”，没有阶级觉悟。党不是一再讲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臭老九”应该发挥作用。

有人认为：现在讲干部年轻化，他56岁了，不符合年轻化的条件。过去耽误了，所以才要落实政策，解决一个、算一个。

听说，意见不少。

不久，我去北京开会，到铁道部政治部研究室看望陶大钧主任，我说：“我们厂报了个副厂长上来，批了吧？”他“呵”了一声，大大叹息了一句：“你遭了！你遭了！干部年轻化，我们五十岁都不批了！”

怪事，我回到厂后，铁道部居然批下来了。人家领导机关掌握政策就是好，人家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你想挡也挡不住！

事情没完！我学土木工程，理应分管基本建设。我上任就遇到新建宿舍内墙渗水的事，和我没多少直接关系。我为新房渗水的事挨批！住户把我引到有关地方参观，墙上尽是雨水浸透的痕迹，有的家里衣物已发霉。

这事，为什么要大加声讨呢？当然，群众意见大，还听说，有人认为“臭老九”有个劣根性，只能把它狠狠压着，让他抬不起头，不然就要翘尾巴。

我和基建总站站长张利彬，一块到省里去“走后门”，要点水泥指标，在路上谈起这宿舍内墙渗水的事，我们一路走、一路观察，看看人家类似的房子是怎么修的。到成都后，还没停下来休息，我俩就找出了个渗水的原因：这种红砖宿舍，要就挑屋檐，让雨漏不到墙上去；要就用水泥沙浆抹面，飘雨也不会渗水到内墙去。而我们的宿舍，这两项措施都莫得，它怎能不漏呢？

我和张利彬回厂后，马上找负责施工的同志，来商量补救措施。大家同意：“加个屋檐就行。”我下次再到住户家去访问，都讲不漏了。

我前面讲过老红军钟南辉，讲过三八式老干部谷燕民，还有这个老新四军岳异，他们似乎有一种本能，觉得应该相信、关心、爱护、正确使用知识分子，让他们能心情舒畅，发挥一技之长，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好事。现在岳异还公开讲，我在西南交了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可有的人，他天天举起“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屠刀，横砍顺砍。我有一件事不理解，他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却千方百计地渴求他们能多拥有一些知识！你说怪不怪？

有次，岳异回厂参加什么活动，厂里通知我一块去游三星堆。谈起往事，你猜岳异说什么，他说：“让你作副厂长，就是让你多干点事。”

现在大家可以评一下了，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