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我记忆中的88前后(一) -- 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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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都很平静。自打毛主席、周总理过世后，再没有哪位领导人的过世会引发百姓的震动。对于我们这些草民来说，国家领导人过世了就过世了，大家还得柴米油盐地过日子。所以，刚一开始我周围的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北京的大学生们对胡的过世反应那么激烈？为什么他们要求中央重新评价胡？

随着事态的发展，事情仿佛越来越热闹，惭惭地，交锋的主要焦点转移到了免煮柿油上。那些日子里，报纸、广播都没消停过，天天讲的就是这个。但这个时候，我周围的人们开始起了分化。老师们开始议论起政治体制来了，但主要限于发牢骚。同学们热议纷纷，主要是是觉得我们这里不如别人，那里不如别人，要改变现状，时不我待，但嚷嚷了半天，具体办法是没有的。我的父母，父母的同事们，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的亲戚们，对于什么政治体制、免煮柿油什么的是非常冷漠的。在他们看来，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什么免煮柿油，不过是上层争权夺利而已，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所以平民百姓管不了也管不着，干脆就别跟着掺和，甭管谁上台，咱好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再后来，不知怎么着，北京学生游行时把话锋一转，打出了反官倒、反腐败、反对物价上涨的口号。这一下可以说是触动了每一个人，原先觉得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人们这时候也一个个义愤填膺地跟着骂娘。在我的记忆里，自从学生们打出了这类口号，才真正蠃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从运动一开始，我们这里也没有消停过。八一广场上、火车站站前广场上都有三三两两的学生拿着募捐箱在向行人演讲。但在运动前期，听者廖廖，捐钱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学生打出反官倒、反腐败、反对物价上涨的口号，听众顿时多了不少，捐款的也多了起来。咱们班上有同学把自己的早点钱都捐了出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袁木一时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想当年他与北京大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的情形通过电视媒体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有时候，这种见面会还现场直播，这在当年绝对是罕见的事。要是正好赶上星期天，那我们还能抽空看上一回。袁木当年的风采可能现在有些年轻的人不甚了解，反正当年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甭管学生们的情绪如何激动，甭管学生们的提问是如何地尖锐，袁木总是笑吟吟地不温不火，妙笔连珠地连消带打，学生们的如潮攻势顿时化解于无形，你还无法挑到他的理。表面上看似乎是袁木受到一群学生代表的围攻，而实际上袁木一直控制着场上局面，双方的水准差着好几个数量级。

所以，我的几位同学只能气哼哼地说袁木是“圆木”，说此人太滑了。但对于他的话，虽不愿认同，但压根就挑不出理。尽管袁木的表现极为出色，但显然仅凭他一个人是无法让学生们回学校的。人家说不过你，那可以选择不理你。你的口才再出色也无法让别人改变立场。

咱们这儿的大学生也跟风。我之所以说他们是跟风，因为他们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的大学生也组织了游行，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当年的省委书记是吴官正。从电视里看到，吴书记站在台阶上与学生们见面，一排警卫战士手挽手形成一条人链来隔离双方。然后学生代表们和吴书记进行面对面交流。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我们这儿的学生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既然中央有领导说北京的大学生们是爱国行为，所以他们也要求吴书记肯定他们是爱国行为，保证事后对他们绝对不能追究。

我晕倒，你们这真是为民请命呀？还是在小孩子过家家跟风玩耍？要真是为民请命，怎么会首先要求别人不追究自己？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比什么都重要。

那次见面会电视里也转播了，除了一开始就纠缠于要求事后不追究，整个见面会至少有一半时间花在了这上面，剩下的另一半时间里则是轻描淡写地拾北京大学生们的牙慧，了无新意，甚至有些问题幼稚得可笑。

对话如此，游行也好不哪去。三三两两，嘻嘻哈哈，要不是打了几个横幅，你还以为他们是在春游呢。所谓的游行也就是从校区里走出来，到广场上转一圈，喊几句口号，然后就地解散。现在的大学生满街都是，早已经是白菜价，可当年的大学生可了不得了，那可是被捧为“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的，一个个牛气得很。就是这疑似春游的集体散步，老师们还鞍前马后地又是维持交通，生怕他们被汽车撞了；又是找三轮车拖着面包、汽水一路分发，生怕他们渴着，饿着；解散后还得张罗着让他们尽快回去，可别在外面有个闪失。当然，也有政治立场坚定的老师一路走一路拿着本子记，某某举旗，某某是骨干，某某带头喊口号，喊的是什么口号，据说运动过后把这帐本往上一交，旋即荣升副校长之职。嘿嘿，那场运动可以说是面照妖镜，足以在非常时刻显出各人的本性。

大学生上街了，我们的老师们虽然在课堂上没少发表各人见解，但有一条，坚决不允许我们也跟着瞎掺和进去。校方加强了考勤管理，曾有一些大学生想到咱们中学里来演讲、号召，但校方态度非常坚决，大门紧锁，校长亲自带人在门口守着，本校学生不许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想都别想!

随着事态的发展，各种传言满天飞，让人真假莫辩。在那年月，“美国之音”还属于敌台之列。但在那时，已经没人管这事了，收听“美国之音”成了公开的行为。我们家对面那栋楼的邻居天天晚上在阳台上收听“美国之音”，而且音量极大。咱们的家属区各楼之间间距小，他家听“美国之音”，我们这栋楼也听得一清二楚。

咱们国内的媒体呢？在我的记忆中，报纸、电视基本上站在政府这边，但广播电台的态度就比较暖味了。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杂谈节目《午间半小时》受关注程度颇高，它的男主播好象就是解说《话说长江》的陈铎老师，这档节目对事态的报导应该说是和报纸、电视有所区别的。按现在时下的话来说，比较煽情。尤其是学生们开始绝食后，煽情煽得就更厉害了。

应该说，我和我周围的人们对于绝食的学生都是同情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各种人物都跳出来发表看法，有些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露骨，游行中的口号有些也越来越离谱。到了这个阶段，我的许多长辈们，包括部分老师，私下里在犯嘀咕：天呀，这一切太过熟悉了，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对于长辈们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是惨痛和深刻的，同时那十年浩劫也极大地增长了他们的阅历和政治智慧。因此到了运动后期，长辈们的观感逐渐起了变化，他们告诫我：现在天下大乱，千万不要掺和，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这张嘴，尤其要提防自己身边的人，提防自己的好朋友，别人和你接近，有意抛出话题引你接话时千万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实话实说，在那个阶段，本人也是一腔热血，对于长辈们的这种说法十分地不解，并自不量力地试图反驳。长辈们却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种政治运动到头来就是上层的解权夺利，那些学生们不过是棋子，是炮灰。

炮灰？我非常震惊于这种说法。长辈们却说，他们这辈子经历的运动太多，看过太过的虚伪和丑恶，在一切华丽的包装下面，都是赤裸裸的权利之争。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都需要挑动和利用年轻学生，他们没脑子，没家族负担，没社会经验，满腔的热血和理想主义，思想单纯却又忧国忧民，精力过剩无处发泄，正好成为利用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挑动群众闹事，在幕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尽收其利，待得利用完红卫兵，再一踢把他们踢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甭管学生们主观上的初衷是如何地美好，不管学生们在主观上是如何无法接受炮灰的结论，但客观上他们必然和只能最终成为政客利用的工具和炮灰。一旦有事，首当其冲倒楣的就是学生。就算成了事，胜利果实自有人摘，也轮不上学生什么事。

说实话，当年的我对这种讲法还是将信将疑的。但在运动后期，一些现象逐渐在改变着我对这场运动的观感。

当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可是因为学生们占据广场，导致迎接仪式不得不易地举行，红地毯也未能运到，这事让我觉得学生们似乎有点过份。

后来听说学生们要求找戈尔巴乔夫评理，戈氏当然不会幼稚到发表意见，打个哈哈就搪塞过去了。可这事让我觉得太不应该了，中国的事情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就行了，干嘛要告洋状？想挟洋自重？

接下来新闻联播里的一幕让我蒙了：在接见戈氏时，赵紫阳话锋一转，主动谈及自某次全会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个决议，凡事都是小平作主，由小平掌舵。他这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这个事情。我的天呀，我看新闻时都傻了，这是什么意思呀？虽然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但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用这样的语气讲出来，那是什么意思？事情至此，我已经开始逐渐接受长辈们的权利斗争说和炮灰说了。看来这里面的事没那么简单，这潭水深得很，浑得很。

第二天，游行的口号就变成了“倒邓倒李不倒赵”。咱们这里也是一样的，有一回星期天我坐公交车去少年宫上课，在汽车上有个大学生在向全车乘客发表演讲，内容除了慷慨激昂一腔热血，就是倒邓倒李不倒赵。我记得有乘客就反问：前几天你们不是也要打倒赵吗？怎么一夜之间就不但不倒，而且还要死保呢？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前后变化的原因和理由吗？那个大学生顿时哑口无言，楞了半天，到站下车走人。看到这一幕，我只能得出大学生确实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结论。

(未完，待续)

（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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