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我记忆中的88前后(一) -- 忘情

光阴似箭，转眼就快二十周年了，但当时的一幕幕却仿佛就在眼前。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铁中读高二。虽然远离暴风雨的中心，但整个社会风云激荡，又有哪个角落能真正成为世外桃源？有许多事情，在当时看看如何如何，但时过迁境之后，再回头看看，却往往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观感。世事难料，也许许多是是非非永远都剪不断、理还乱。现在回头看看，当年发生的那一幕并不是偶然的，国内的气候和土壤早就开始酝酿着这场风暴，胡耀邦的去世只不过让某些人找到了发难的借口而已。即便是当时胡耀邦身体安康，要找事的人仍然会找到其他的导火索。

俗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按这么说的话，1988年就刮了整整一年的风，一刻也没能消停过。

当年最红火的书是什么？我记得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最热议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是《河殇》；最热议的关健词是什么？我记得是：双轨制，官倒，脑体倒挂，涨价，抢购。

那个时候，我们高中开了时政课，由张校长、戴副校长亲自授课。每周课时不多，但内容却非常广泛，张校长除了讲授那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还花大力气介绍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收音机里开始播放《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更是热得发烫。同学们的思维也空前活跃，记得有一回上课，秦同志就问了张校长一个问题：东欧一些国家准备搞两个GCD，两个轮流执政，问校长是否咱们也能这么办？记得当年张校长回答：这是保加利亚国内率先提出来的，说要搞“民主社会主义”，但对于中国是否也能这么办，张校长讲了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戴副校长那就是另外一个套路了，上课时给我们横向比，纵向比，告诉我们某小国领袖就公开说：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你看，北朝鲜比不过南朝鲜，中国比不过台湾，东德比不过西德。告诉我们虽然报纸上说我们建国以来取得了多少成就，各种物资生产提高了多少倍，但一平均下来，那是世界上排倒数。然后他拿着报纸给我们报数字，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条就是他说中国石油产量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一茶杯。我为啥记忆深刻呢？因为那次我不太安份，戴副校长在台上讲，我在台下讲：我记得石油产量是一亿吨，全国十亿人民，人均100公斤，你们谁家有这么大的茶缸呀？能装100公斤？因为这种时政课在大部分情况下开成了演讨会，所以我的插嘴也不算太过份，部分同学听后捂着嘴笑，惹得戴副校长拿眼睛瞪我。当然，校长毕竟是校长，人家不会和我一般见识。

《河殇》这部政论片我从来没看过，因为家里管得紧，那时候只让看《新闻联播》，看完就得去温习功课。但这部片子在当年是引发了激烈争议的，报纸上连续累牍地刊登正反双方的观点。咱们班用班费订阅了《文汇报》，每回班主任曾老师都把新报纸交给班长雨，作为小雨的同桌，本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让我感觉诧异的是，从报上登的各集解说词来看，怎么我打小所受的教育全部被推翻呢？怎么我国自古以来就一无是处了呢？

这是当年我的困惑，也是许多同学们的困惑。老师们呢？除了教数学的周老师以外，其他老师基本上对这部片是非常推崇的，只是对个别观点表示了异议。历史老师说了，说什么长城造成了闭关锁国，那是胡扯，其实边境贸易从来就没断过。教语文的涂老师说了，说什么西方国家的房顶是尖的，中国的房顶是平的，所以这代表了西方国家人民比中国人民有进取心，那是扯淡。在中国，南方的雨水比北方多，北方的雨水比新疆多，所以南方的传统建筑屋项的坡度要高于北方，到了新疆就干脆是平顶，难道这就能说明中国南方人比北方人有进取心？北方人比新疆人有进取心？

但是当时老师们对《河殇》的不同意见，也就仅此而已。至于我的父母、亲戚、邻居、父母的同事们，那都是一些工人或者更底层的人们，对《河殇》压根就没半点兴趣。

我记得88过后，中央出了一个讲述动乱前后的记录片，里面说到《河殇》时，说到了其背后制作班底的意图，说到了《河殇》里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忽略不提，而是别有用心地将赵紫阳上台的某届全会当成中国历史光辉转折来大加渲染，是为了制造舆论，赵本人力排众议支持《河殇》，并积极把它推荐给来访的外国首脑。事后看来，的确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年，我周围看过《河殇》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一层，没人知道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大家都没有那么敏锐的政治嗅觉。

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和由此产生的官倒，其实对我周围的人们产生的刺激并不大。原因很简单，因为基本生活还过得去，官倒不官倒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那时候还没有取消票证，有了官倒，我们计划内的物资供应仍可以得到保证，没有官倒，我们的供应票额也不会增加。所以说起来好象大家都在骂官倒，但实际上却并没有那么义愤。

对于老师们来说，“脑体倒挂”是他们成天挂在嘴边上的词。那年月不仅报纸上，广播里这么说，人民群众还编了顺口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写书的不如卖书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从事脑力劳动的那部分人民群众编排的，反映的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和诉求。

记得那年有一次命名作文课，涂老师出的论题就是这个“脑体倒挂”，两个重点班的学生们绝大多数交出的作文都是让老师看着舒心解气的，只有一个刺头例外。那个不识时务的刺头就是在下。

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一个人对事务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当年这两个重点班的学生，以铁中教师子弟和各站段知识份子子弟居多，象我这样的工人子弟是少数派。对于“脑体倒挂”这个让各位老师成天喋喋不休，口诛笔讨的话题，我早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因为我父母、大伯、叔叔都是普通工人，我父亲是搞热处理的，我成天看到的是他如何三班倒，我母亲是味精厂的包装工，我成天看到的是母亲早出晚归，回来后嚷嚷着双手胀酸举不起来。我外婆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为了生计仍要成天迈着小脚走街串巷地卖冰棍。舅舅一大家子从农村插队回来，没有一人有正式工作，只能靠靠夏天卖凉茶、卖“席子豆腐”(南昌的一种夏令小吃，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冬天贩菜来维持生计，多少次和工商、城管打游击，多少次让城管逮住，全家人哭天抢地求城管手下留情，我那些表哥表姐们打小就帮着家里外出卖这卖那的，都容易吗？

正因为平时有这些感观，所以我一向对老师们成天叫嚷着“脑体倒挂”嗤之以鼻，那一回涂老师让写这种命题作文，正好让我逮着机会，草稿也不用打，四十分钟内唰唰唰下笔如有神，按时交上刺头文一篇。那篇作文的大意是：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劳动最光荣，劳动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凭什么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就一定要高于体力劳动者？这不是孔老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论调吗？从小老师不都在教育我们批判这种瞧不起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观点吗？那些说社会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的人可曾想过，当自己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张报纸，一根烟，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吹着牛皮混过一天的时候，那些体力劳动者可能正在烈日下卖着苦力？在他们到点下班的时候，可曾想过那些体力劳动者仍在没日没夜地干活？那些卖茶叶蛋的不但要起早贪黑，风吹雨淋，看到工商、城管来了就得撒腿就跑，而且还要忍受着人们轻蔑的目光，他们何尝被人看得起过？如果说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那脑力劳动者大可以利用休息时间也去卖茶叶蛋，为什么没人这么做？因为他们放下不身段，放不下面子，无法承受周围鄙夷的目光。既然穷清高，就别那么多牢骚怪话。有些老师说什么中国老师如何辛苦，美国老师如何有钱，但前几天的报纸上却说了一个美国老师教多少学生，一个中国老师教多少学生，怎么没有老师说自己教的学生比美国老师少呀？再说了，老师一年有两个假期，不上班还照样拿工资，那些卖茶叶蛋的无论寒暑，都得出摊不误，否则就没饭吃，他们什么福利保障都没有，这一点那些说脑体倒挂的人怎么就不说呀？再说了，说什么“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人果真是造原子弹的吗？真要在乎工资，那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大可不必回国受苦，我想他们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中华民族不再受人欺负而自愿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说出“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之类话的。既然正主都不计较这个，旁人凭什么越俎代疱替他们鸣不平？不过是别有用心罢了。欺负真正的体力劳动者不可能在报纸上耍笔杆子呢!

文章的大意就是这些。不出意外地被涂老师打了个及格分。令人意外地是涂老师气愤难平，在讲述会上不点名地冷嘲暗讽，送了咱一顶“反潮流英雄”的帽子。她在台上骂得兴起，咱在台下冷笑相对。全班同学面面相觑，都在猜这个惹老师不高兴的刺头是谁？小雨是班长，集各科老师的宠爱于一身，属于消息灵通人士，大伙儿自然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小雨也不说话，微笑着冲着我努努嘴，大伙儿就全知道答案了。其实这种问题早在私下里和小雨不知辩论过多少次，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问题上，副教授的千金和工人的儿子能达成共识那才是咄咄怪事。

如果说以上这些热点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的话，那么88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那就是人人都怨声载道的事情。那时候的人们，一边咒骂着官倒，一边竭尽所能地抢购、屯集各种物资。什么物资都有人屯。咱家当年穷，没有什么积蓄，可就是这样，也抢购了一些作业本、蜡烛、火柴之类的东西。

整个88年，就是这么动荡不安。在动荡不安中，迎来了1989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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