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 -- 胡亦庄

第二部分 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理

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与中国社会

　　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出现的错误是，它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恐惧的发展太快。“中国将会毁灭”，或者说“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甚至中国人也掉入这个陷阱。他们说：“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决不允许台湾独立。”这种结论推动的政策分析必然导致错误的估计。因此，由于任何人其实都不知道中国将走向何方，有关中国的辩论越激烈，它就越没有意义。美国可能像几个月前那样欢迎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到美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采购，然后在代表团离开后几天就对北京实行制裁。美国国务卿可能把美中关系描绘为“记忆中最融洽的”关系，而同时华盛顿却在推行对亚洲部署导弹防御力量的计划，北京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国会议员通过立法对中国商品征税，以此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些议员所在选区的企业通过把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扩大利润。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向国会游说，要求为更多的中国工程师发放签证，让他们在本公司的实验室工作，从事技术开发，而华盛顿后来又不准向中国输出这些技术。然而，这些工程师热切地回到中国。中国的复杂性、它的不可穿透性、它经常的自我保护性的欺骗，这一切都使大部分分析陷入爱因斯坦斯说的困境：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观察的结果。

　　在90年代末与艾伦·格林斯潘的一次私下交谈时，他向我解释了他自己、鲍勃·鲁宾和拉里·萨默斯制订的政策与阿瑟·拉弗等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制订的政策的基本差异。他说：“我们的自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基于我们的分析的质量，而不是我们的结论。”拉弗在他的税收曲线导致大规模赤字的时候仍盲目地相信这种税收曲线的结论。这种税收曲线试图表明，减税实际上会增加税收。关于中国的研究常常陷入这种结论在先的分析陷阱。这并不总是意图不良的错误。相反，这些失误代表着处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时的智力困难。人们依赖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关于中国的十几年之久的老论调已变得毫无意义。

　　使外国观察家感觉好受一点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常常迷惑不解。事实上，此刻最能说明中国特点的一件事情是，它在发生飞速的变化，以致于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形势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能说明需要为认识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在2002年秋天的第16次党代会上，江泽民发表了90分钟的告别讲话，其中用了90次“新”字。现在根本没有其他字眼描述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必须继续发生什么事情才能防止一场悲剧。江泽民的要点是，我们认为的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过于简单，以致于它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并在“新”的冲击下破灭。这种“变化的烟雾”也使中国人迷惑不解，领导人和农民都是如此。但是，最成功的中国人已经学会适应变化。他们顺应这种变化的形势。他们发明新的规则，同时注意观察和推动他们的社会新秩序，设法找到各自的位置。面对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国人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

　　以前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有关是否与这个国家“接触”或“孤立”这个国家的辩论，使人们回想起10年前有关正视还是避开穆尔（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定律和梅特卡夫（以太网创始人）定律的技术后果的辩论，这些关于集成电路技术革新速度每18月翻一翻的定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律。直至1999 年，美国《外交》还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该文竟认真地提出中国与全球毫不相干。中国的崛起，正像因特网当年崛起那样，讨论其可以避开或者说可以接触，是毫无意义的。它是生活的事实。不管最终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的崛起本身都足以改变我们世界的现状。

　　但是，如果目前对华关系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以前关于中国大陆的有意义的想法现在已经不适应了。在一些情况下，例如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的战略上含糊不清的态度，这些陈旧的思想实际上是危险的，把“战略上含糊不清”，变成战略负担。有人会在建造一架飞机的同时让某些物理学问题“含糊不清”吗？你与中国离得越远，你的思维就越过于简单。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们正在就他们社会的面貌和如何与世界接轨进行深入细致的辩论时，国外的学者们总的来说仍受"接触/遏制"这个过时的二元论的支配。华盛顿的方针是，美国支持“出现这样一个中国，它是一个繁荣、安全、开放的社会，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成员”。这一方针反映了政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中国领导人（更不用说中国百姓）对于“开放”和“建设性”这样的形容词意味着什么有自己的特定想法，并且常常与华盛顿的想法不一致，而且这些想法不是静止的。当然，部分语言问题是，旧中国仍然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看到与过去的明显决裂。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不得不依靠笨拙的过时语言描述新事物，这可能使局外人和局内人都感到困惑。胡锦涛主席不久前访问欧洲时以异乎寻常的激情说：“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主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句口号，现在具有超现代的重要意义。中国尚无这样或那样的明确动向。

　　以目前的速度，中国正每隔10年将产出（及收入）翻一番。世界银行估计，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3亿人脱贫，这是历史性的成就。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中国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它不能被简单归类，因为它已是今非昔比。按量子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的观点，这是一个参与从本质上改变结果、速度干预衡量方法的地方。他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中国不存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这摧毁了传统的分析方法。我们必须满足于可以让各个部分以某种不确定性在其中活动的框架。

　　什么是“北京共识”？这就是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加上关于为何这个现象令来自新德里、巴西利亚等地的学者感兴趣的几个公理。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第二个定理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中了希望、野心、恐惧、误报和政治的不稳定混合体，只有这种混沌理论才能够提供有意义的组织。中国对待发展的新态度强调混乱管理。这是党内思想库时兴研究社会学和危机管理等学科的原因之一。

　　最后，“北京共识”包含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这一新的安全原则极为重要，我将在后面专节讨论。

　　中国名副其实的崛起正在重新构建国际秩序。中国官员对这个国家和平崛起的兴趣源于他们的这种担心，即中国现在向世界大国加速迈进的势头可能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从而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和国外均衡的能力。

　　随着变化造成的引力日积月累，造成使中国团结一致的所有旧的纽带发生扭曲，国内均衡将难以操控。不过，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看待中国的权力的衡量尺度也需要调整。华盛顿常常表达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而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或愿望，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近20年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始作俑者。中国共产党无疑正在吱嘎作响，发出噼啪的爆裂声，但是这些噪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毁灭性的。吱吱嘎嘎和噼噼啪啪的声响也可能意味着成长。中国共产党发生苏联式的内爆是有可能的，但这是假定那是一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党，对变革了无兴趣，对它所面临的较深层问题一无所知，并因为无所作为而瘫痪。与苏联相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共产党目前正患上多动症。它被命运所困扰，对调整和试验过于关心。东奔西走的温总理对记者说，在他作为地质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漫长生涯中，他走问了中国2500个市中的1800个。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最近一期的党的理论杂志《求是》上发表文章说：如果不创新，“我们是注定失败的。”她认为，科技与人才是未来中国的两大支柱。她说，中国的问题太大，旧的办法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太艰巨，没有一支有着真知灼见并成功实施的队伍也是无法解决的。当涉及到贫富、城乡以及老幼的二元挑战侵蚀中国稳定的基础时，情况尤其如此。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不是固态物理学。

密度的运用

　　唯一能拯救中国的是知识。江泽民在他的告别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接着，他转而用物理学的语言解释他的意思。他说：“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的问题如此庞大，只有在医疗保健、经济和管理方法上取得以指数增长的进步，才能够使中国团结一致。这是改革由来已久的一个致命难题：你如何将解决方案引入一个被希望和增长撕裂的社会。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最近指出：“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矛盾凸现时期’。”“矛盾凸现时期”是中国精英分子深夜玩的假定推测游戏的主题。中国的增长存在崩溃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并不美妙。中国增长迄今为止的一个教训是，创新和技术可以驱使某些领域发生超高速变化，从而使国家高速运转，以消除改革造成的问题。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物理学问题，以便将这个意思解释得更明确一点。设想你有3个物体一个球体、一个实心圆柱体和一个空心圆柱体，将它们置于一个斜坡的顶端。假如你同时将它们全部释放，它们以怎样的顺序到达底部？答案球体最先，实心圆柱体其次，空心圆柱体最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物体的质量密度影响它们运动的速度。创新是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一个途径。它通过关系网将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缩短改革的时机，它使通讯更快捷。创新越好，密度越大发展也越快速。你可以在中国各地看到这一点得到应验。你也会看到这一点没有得到应验，那是在缺乏信任、腐败和其他问题而被掏空的文化的一些领域，就像空心圆柱体一样。这导致了“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

　　知识引导的变化（相对于意识形态引导的变化）已经成为改革后的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形式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于1957年确定，它是推进经济超越由人力资本的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发展水平的一个特殊原因。它被定义为“不是由投入增长所导致的产出增长”。比如，你增加资本支出5％，增加人力5％，但却发现增长了15％。这多出的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之于现代经济学就如同引力之于物理学，这是一个有影响的现象，虽然得到大量研究，但实际上仍然神秘莫测。

　　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成效如何，最早的迹象来自中国最早市场化的部门：农业。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对于农业投入，中国的决策者一般只是采取放宽控制的小规模举措，因为预期产出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小小的调整所带来的却是20％－30％的高速增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小麦产量增长60％，玉米增产55％。长期以来被视为全世界最落后、最保守的中国农民，利用对其农作物有限的支配权和创造性的双轨制价格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出，甚至还在空闲时间发展小型企业。他们采用了优良稻种等先进技术，并且改进了农田排水系统。今天，中国农民已跻身于全球最渴望革新的劳动者之列。一般来说，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而采取更新的、经过基因改造的良种。种植玉米的农民的种子每过33个月就完全更新。

　　对中国农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中国其他人亦然。20 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公司最早开始在中国经营时，它以为中国将成为倾销过时芯片的最佳市场。但是，中国人只想要最新、最快的技术。在中国，穆尔法则没有被视为一种威胁，而是一条解救之路。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反映解放大批廉价劳动力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例。事实上，是以革新为主导的生产率的提高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帮助抵消了危险的内部失衡。

　　由于此时中国内部独特的紧张关系，这个国家能够利用知识和创造性，“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弱点变为优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不足和腐败被视为促进变革的契机。我们可从中国各界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非典)的看法来认识这一点。中国人认为，非典危机也有其正面效果。非典证明，中国经济经得起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从而消除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余悸。（虽然在非典期间的八个星期中，中国的一些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但它实现了2003年近于最高纪录的增长，并且决定性地突破了邓小平1978年作为一项发展目标提出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标准。）此外，非典还给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新政府一个确立其地位的机会，它帮助中国人更紧迫地认识到落后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它导致了政府内部信息通报制度的全面改革，并加快了媒体改革速度。非典被看作一个证据，证明政府有能力应付未来它难免面对的各种挫折，并从中汲取教训。

　　在这种迫切需要新思想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有理由对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或中国沿海与内地之间可能的“知识差距”感到担忧。例如，对国营企业的改组将需要对大约3亿工人进行再培训。为消除这一差距，中国已放宽了签证规定，以吸引外国专家帮助管理中国工业。教育政策已进入改革工作的中心。2004年，中国将有1.2万名本国学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到2010年，中国获得这一学位的人数可能超过美国每年4万人的水平。即使这些学位的质量只及美国大学的一半，但这些学生的数量之多足以造成一种创新气氛。在南京，政府支持创办一个吸纳12万名学生的大学综合体。发展如此规模的大学不仅是因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存在着这种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基于政府的一种认识：人才“集中”是使硅谷或128公路成为创新中心的增长加速器。正如王国强（音译)2003年初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人口论坛上指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包袱转变为一种人力资源优势。将众多的人口变为一种社会安定的基础，而不是导致混乱的根源，教育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英特尔的安迪·格罗夫曾描述过一种不太遥远的前景，到那时，中国的软件编制人员人数将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他还表示，这些人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中国在竞争中的优势，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的革新。将 12万名躁动不安的和好提问题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地方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南京毕竟是1989年运动的一个热点。中国共产党愿意鼓励在不久之前的一场社会动乱的最大策源地进行革新，既反映了它对革新的热情，也反映了它希望中国的新特性将降低1989年的（和目前的)一些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的腐蚀作用。

　　在中国，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电子商务或光学纤维。中国地方领导人的教育水平已得到迅速提高。美国学者李成（音译）指出，1982年中国省级领导人只有 20％受过高等教育。2002年，这个数字已升至98％。2001年研究生的比例为12.9％，2003年增至29％。在54岁以下较年轻的“第四代领导人”中，2/3的人获哲学博士学位。这种国际教育对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影响。但是，这些中国领导人的海外教育也带来了其他思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李荣融去年以杰克·韦尔奇式的语言斥责一些管理者说：“如果你的公司在你的部门进不了前三名，那就等着被别的公司收买。”以变求存，政府必须采取这种态度，个人和企业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不断变化的生活不仅听起来令人害怕，而且还是已成为现代世界一个基本特点的状况。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是真正现代化的一种反应。

　　对于创新主导增长模式的“北京共识” 印度的经济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是一种呼应颠倒了老式的发展理念。它表明创造高增长中心比在一些基础上循序发展更为重要。按照这种世界观，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铺设光缆强于等待首先在它所有的地方架设电线。创新社会（想想硅谷中那些起起落落的公司）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气氛。这就带来了允许极其重要的经济部门转型、变革、从而能承受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的一种生产动力。在这方面，邓小平的两点主张极其重要。第一点，允许试验和失败。第二点，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是，政策行动的结果通常难以预料。毕竟，促成迅速的和向前的变化的这种合力，过去往往会导致中国分裂。这说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以便制止失败的试验，防止造成过于严重的损失。

"绿猫，透明猫"

　　如果说创新是"北京共识"第一定理的核心，那么第二定理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16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唯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明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近月来，可以发现几乎每周都有共产党官员发表讲话，谈论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多关心可持续发展、将改革延伸至落伍人群的必要性。过去《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经常刊登高级领导人为沿海城市机场揭幕的照片，现在更多地是报道高级领导人敦促某些贫困的乡村地区进行改革的消息。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把发展与现代化的热情抛在了脑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三倍的目标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面临的挑战仍然举不胜举。但是，均衡发展现在是核心问题。虽然十年前北京的知识分子们醉心于阅读有关市场经济学的书，可是现在北大书店最畅销的三本书都是关于国家发展质量的：一是关于中国贫困的西部的论著，一是针对薄弱的公共卫生的影响进行的调查，另一是探讨变革中的社会需要信誉。最近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批计划人员提问：“你们的发展计划如何？”他们说：“比过去复杂了。我们以往只关心GDP增长。那很容易。现在我们关心的问题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