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 -- 胡亦庄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2003年秋上台后结束了左右两派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应当市场化的痛苦辩论。（近至1997年，政府计划人员还不得不通过斗争在稳定问题和政治战场上击败保守派放慢市场化改革的企图。）但是，现在市场化改革立足已稳，改变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已成紧迫之忧。这不仅仅是因为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社会危险。如果不朝着可持续增长的模式变革，中国经济很可能逐渐熄火，因资源缺乏而停止发展，因腐败和污染而受到阻碍。马凯今年春天说：“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发展就不可能持续进行。”

　　这种新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家开始使用的计算增长的方法中显而易见。特别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纲现在鄙视地将“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必要条件GDP增长称为“黑色GDP增长”。他列举中国引人注目的黑色GDP数字，从中减去环境破坏带来的可怕成本，计算出“绿色GDP增长率”。胡接着还去除中国的腐败成本，计算出“清洁GDP”。他说中国就应当这样计算进步程度。邓小平在他关于经济改革的一次早期谈话中曾经发表过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胡计算GDP的方法反映了政府新的信仰：猫的毛色事关重大。我已听到全国各地的领导人开始谈论胡的方法。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猫，一只透明的猫。

　　这种方法还突出了这个国家始终挥之不去的稳定情结，认识到污染和腐败是社会毒素。如果把200年来的中国历史以5年为间隔进行分割，你就会发现每隔五年就发生某种重大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对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广泛调研。他们告诫共产党领导人：稳定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当问到稳定在社会价值观中的位置时，中国人把它排在第二位。其它国家的公民平均将稳定排在第23位。

　　追求稳定的改革，它本身现在就是政治制度要求权力垄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政治制度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向能力为基础为的转变。中国现任高级领导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常常因人权或民主而受到谴责。但是，坦率地讲，如果我们将13亿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成就。我们将致力于解决其它问题。但是，真的，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把13亿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足以够我努力终生了。”稳定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1989年那场运动之后，中国发生混乱的周期似乎受到了控制。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以稳定为核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做出的决定。可是，1989年也最终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党政分开的尝试。这一努力未曾再次启动，而且即使是在现在可以公开讨论各种思想的时代，仍发人深省地被视为不合潮流。

　　中国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宏观方面，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失业。个人方面，除了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外，其他人都觉得自己多少对生活的迅速变化有点迷失方向。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中国社会抱有深切希望，但同时也始终存在忧虑。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从一个就收入分配而言堪称世界上最公平合理的经济变成了最不公平的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最近表示：“10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原先提倡不惜代价全力以赴解决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观点必须相应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均衡发展的愿望可以视为中国最近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及年增长率达到10%的巅峰后的一件奢侈品。但是，在全球化日益引起怀疑的时代，倡导均衡发展和自力更生的模式对其它国家具的吸引力，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探讨“北京共识”是如何扩展的，但是在这之前，必须指出“北京共识”的公平与创新原则的一个哲学含义。诸如汪晖这样的中国“新左派”思想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新的中国“物理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摈弃“旧的发展方法”，而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垄断控制知识、创新和思想是有害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的前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