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被践踏的上帝---记苏联东正教 -- 魔法の裂痕

夜色下某教堂。

一个神父手持烛台从门外走进来，十字架上的耶稣在摇曳的烛光下显得意外的深沉。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另一个神父从祭坛后面走出，快步的迎上前，两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你辛苦了。”

“不辛苦，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大家一定迷糊了，这是神的奴仆还是共产党员？

好，这就是魔法今天要开讲的话题，克格勃对教会的渗透。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首帖耳。

手法一，就是派特工转职为神父，打入敌人内部去，而且算工龄哦。

手法二：就是直接在教会中发展线人，据苏联解体后，某克格勃高层透露，80%的教会人士愿意和克格勃合作。（还有20%呢，那是自己人。）

苏联解体后，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呼吁大家放弃对教会叛徒的追查，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和克格勃合作，在克格勃的档案里，他叫杜斯多夫。

1949年，教会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苏共的统战组织，在国际上发挥自己的影响。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六千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五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 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当星期四，8 月对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担任秘书。自 1946 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鲁季茨克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博士的加冕仪式。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礼”

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魔法叹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