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猴年马月】尘埃落定 -- 京虎子

萨斯过后，人们似乎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萨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瘟疫，其流行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由於体制上的问题一开始未能应付这种挑战。

萨斯真的如人们所想，是新世界新的噩梦吗？

去年春末，中国政府以破釜沉舟之势抗非之时，世人眼中的萨斯如野马脱缰，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谁料很短时间内消声匿迹。按理说这样一种波及面很广的烈性传染病应该会复发，可是一年来除了几起实验室感染，全球居然没有一例自然感染，证明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看法，萨斯并不可怕。

那么萨斯在中国的流行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看看为人所垢病的体制吧。

同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防疫体制是师法苏联老大哥的。国家卫生部设防疫司，各省卫生厅设防疫处，地县卫生局也有相应的科。国家的疾病预防工作由中央直属科研机构承担，地方上从省、地到县均有防疫站。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卫生防疫体制建国以来经历了考验，也暴露了缺点。

该体制的一个缺点是在中央一级没有一个同地方相对应的防疫总站，缺乏一个卫生防疫的中心。八十年代初，卫生部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与疾病控制有关的研究所包括病毒所、流行病所、寄生虫所、卫生研究所等划分出来，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后来卫生研究所一分为五，预防中心也重新命名为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防疫司的一些行政职能也逐渐下放到预防医学科学院。

此时，美国的防疫体制开始受到国内的青睐。

作为联邦制的美国，不可能在联邦一级成立具有行政职能的防疫机构，所以疾病控制中心(CDC) 作为联邦政府疾病控制机构，对各州只有指导功能。各州各县的卫生处负责本地的防疫疾病控制工作，需要时向CDC寻求帮助。这种体制和美国许多体制一样颇受国内专家欣赏，成立中国CDC的呼声逐渐增高。

可是这些美国月亮就是圆的并没有考虑到中美国情的不同，特别是中国人对行政权力的重视。

另一方面，在具体防疫工作中，由於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讲效益，原来提倡的合作奉献一切为了革命工作的风气荡然无存，没有行政权力的预防医学科学院在防疫工作中困难重重，要求改名为防疫总站的要求也十分强烈。地方防疫站对令出多头也颇有埋怨。特别是出入境卫生检疫单独分出来以后，检疫总所成立，工作开展极为顺利。借鉴于此，又值中央机关精简，卫生部有意将防疫司并入预防医学科学院，改名防疫总所。

没想到反对的声浪来自内部，而且能量惊人。

反对者是病毒所的权威以及少数几个科室，理由是如此一来病毒所会沉浸于日常防疫事务，造成科研水平下降，进而影响中国的医学研究水平。有人一言九鼎，防疫总站的牌子始终挂不起来。直到泰斗故去，才能旧话重提。

就在这种体制跟不上时代变化之间，整个防疫系统的人心开始涣散。防疫工作是苦差事，从待遇上讲，在改革开放以前还算一碗水端平。改革开放以后，防疫系统内部负责食品卫生的有权有钱，而负责疾病监测的相比之下寒酸到家，大家当然要向钱看。从工作性质上看，防疫工作干好了，没有大病急病流行。但这种事情无法验证，只有疾病流行起来才知道防疫工作没做好，因此是干好了没人夸，干不好千夫所指，在理想破灭的年代很难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中国的情况是亡羊补牢是英雄，防患于未然则是不入流。几代人过去，防疫系统内很难再有那种为国献身兢兢业业的传统，新一代防疫人在思想作风上与老防疫人可以说截然不同。另一方面，防疫工作极为艰苦，除上山下乡外有时还有生命威胁。病毒所的一位流行病出血热老专家当年在西北染出血热，如果不是考虑当时教授副教授之宝贵，空军用专机运输，老先生早成了塞外孤魂。

记得那年举办戊型肝炎诊断试剂学习班，到肝炎室商量能否提供几份病人血清。一旁的大姐站起来，指着科室的几位小姑娘说：“用不着病人血清，抽我们的吧，我们的滴度比病人高多了” 。

在平静的实验室中逐个胳膊抽血，从感动、惭愧到激动，竟然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那几只无疑是世上最美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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