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猴年马月】尘埃落定 -- 京虎子

十二年一度的猴年马月，北京的天气确实与往年不同，将近半个雨的阴雨天，在阴云密布之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党庆。

在七月一日这个理所当然歌颂伟大的党的日子，国家卫生部也召开防疫系统大会，内容偏偏不是为党唱颂歌，竟然是宣布对今年春天因为实验室事故造成萨斯流行的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公然在这个美好的日子谱成一段不和谐的音符。

这段不和谐的音符压倒了所有的消息，成了七月一日最大的新闻。卫生部选这个日子，为今年春天的萨斯之风收尾，的确耐人寻味。

尽管事先早有传闻，但最终处理方案依然令人吃惊。除了意料之中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以及下属病毒预防控制研究所所长这两级领导外，还撤销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科技的副主任、病毒所主管科研的副所长。甚至连病毒所腹泻病毒研究室主任这个芝麻大的官，也要由卫生部撤销，这到底是为什么？

今年春天的萨斯再现，从一开始就证明是病毒所实验室事故，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终於有了结果。决定一出，不仅圈内人士，连一些普通市民也议论纷纷。实验室事故处罚主管领导情有可原，但连累上级正副领导为官场罕见，而且这么大张旗鼓。是以警效尤，还是小题大作？

七月一日这天落定的尘土虽然是春天吹起来的，但风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一年半以前萨斯初发时。一场刮了一年半的风终於平静了，现在可以在无风的日子总结有风的故事。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今年的事故真相如何？

萨斯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有什么东西被忽视了？

处於萨斯风暴中心的人们的真面目又是怎样的？什么原因使他们失去了机遇？

风静了，还会再刮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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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天的萨斯之风，很快刮到了安徽。安徽医科大学的一位在病毒所进修的女研究生眨眼间成了萨斯源头。当这位经历了丧母之痛的宋同学孤独地躺在合肥的一间隔离病房内时，人们还在苦苦思索为什么她感染了萨斯。

这位进修生在病毒所期间并未从事萨斯研究，也不可能胆大到自己偷着做相关实验的程度。虽然那些令人闻声色变的毒株就放在实验室外的走廊里的几个液氮罐中，但液氮罐上锁，钥匙确实被妥善保管。

事情发生之后，卫生部派来调查组，大家认定宋同学是源头，可是如何感染的还是个谜。一种说法是安装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有问题，造成病毒外漏。这种说法一度成为官方说法，而且在审查实验室改装时发现了问题，导致疾病控制中心器材处长被撤。另一种说法是宋同学所在实验室在进行萨斯病毒分子生物学实验时不自知的情况下制造了活病毒，这种说法和萨斯是人为制造的说法一样耸人听闻。还有一种说法是萨斯作为一种新的病毒，也许是难以防护的，这种说法几乎造就一批舍生忘死的萨斯英雄。

一个多月过去了，结论还是没有。疾病控制中心和病毒所在开会检讨之余又开始频频上镜，谈补牢的谈补牢，讲辛苦的将辛苦，一副大事化小的劲头。私下里有关方面希望安徽能够承担责任，把萨斯事故算在宋同学头上，合肥那边天高皇帝远，随便处理一下就算结束了。可是安徽刚刚经历了毒奶粉事件，死活不愿意背这个黑锅。

一件看似简单的事件迟迟未决，引起了国务院的不满，另派由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参与的调查组到病毒所，真相才被发现。

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于六月三十日公布的官方报告，指宋某是感染源头，列出了传播链，却隐晦地指出病毒所存在违规操作，既然宋某感染原因不明，何来违规操作？卫生部于次日的大会上公布的决定也明确指出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发现人员异常未及时上报，这到底指的是什么？

当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来到病毒所，耐心听完了老生常谈之后，首先认定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所画的传播链中之一条、由宋某传给病毒所博士生杨某不可能，因为两人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为杨某发病前十五天，而且是在走廊匆匆碰面，难道两人所在的腹泻病毒研究室另有感染源？

对腹泻病毒研究室工作人员普查后发现阳性者还有两人，其中一位任姓技术员一直从事萨斯病毒研究，于春节后也就是宋某发病前一个月时低烧，她那在协和医院做研究生的先生使用了大剂量抗菌素等方法，历时近一个月使其痊愈，在此期间，任某坚持乘公车上班。进一步调查，任某所采用的灭活萨斯病毒的方法未经评价，未经灭活的病毒就这样被她拿到普通实验室，证明任某才是感染源。

病毒所领导及实验室领导对任某的病情是否知情不得而知，但对从事萨斯研究人员健康情况的监测可以说等于零，任某的先生肯定是心里有数的。更有甚者，卫生部明文规定萨斯病毒样品严格管理、集中研究，腹泻病毒研究室从事萨斯病毒根本就是瞒着上面私自进行。正因为这种结论，病毒所所长，那位手中掌握全国萨斯样品、整天洋洋得意同各国外宾谈判合作意向的副所长，以及那位不知天天干什么的研究室主任被撤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领导受处分、辞职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今年的实验室事故，其原因要追溯到萨斯风暴的青萍之末。

不知道有没有人出面，向那位心如死灰的安徽姑娘说声对不起？

• 【目录】6。人物传记

我想虎子同志开始关心环境问题，要谈沙尘暴了，没想到风马牛不相及啊

唉

正准备了一车石头,再一看又是萨斯,石头只好拖回家了.

萨斯过后，人们似乎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萨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瘟疫，其流行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由於体制上的问题一开始未能应付这种挑战。

萨斯真的如人们所想，是新世界新的噩梦吗？

去年春末，中国政府以破釜沉舟之势抗非之时，世人眼中的萨斯如野马脱缰，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谁料很短时间内消声匿迹。按理说这样一种波及面很广的烈性传染病应该会复发，可是一年来除了几起实验室感染，全球居然没有一例自然感染，证明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看法，萨斯并不可怕。

那么萨斯在中国的流行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看看为人所垢病的体制吧。

同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防疫体制是师法苏联老大哥的。国家卫生部设防疫司，各省卫生厅设防疫处，地县卫生局也有相应的科。国家的疾病预防工作由中央直属科研机构承担，地方上从省、地到县均有防疫站。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卫生防疫体制建国以来经历了考验，也暴露了缺点。

该体制的一个缺点是在中央一级没有一个同地方相对应的防疫总站，缺乏一个卫生防疫的中心。八十年代初，卫生部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与疾病控制有关的研究所包括病毒所、流行病所、寄生虫所、卫生研究所等划分出来，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后来卫生研究所一分为五，预防中心也重新命名为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防疫司的一些行政职能也逐渐下放到预防医学科学院。

此时，美国的防疫体制开始受到国内的青睐。

作为联邦制的美国，不可能在联邦一级成立具有行政职能的防疫机构，所以疾病控制中心(CDC) 作为联邦政府疾病控制机构，对各州只有指导功能。各州各县的卫生处负责本地的防疫疾病控制工作，需要时向CDC寻求帮助。这种体制和美国许多体制一样颇受国内专家欣赏，成立中国CDC的呼声逐渐增高。

可是这些美国月亮就是圆的并没有考虑到中美国情的不同，特别是中国人对行政权力的重视。

另一方面，在具体防疫工作中，由於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讲效益，原来提倡的合作奉献一切为了革命工作的风气荡然无存，没有行政权力的预防医学科学院在防疫工作中困难重重，要求改名为防疫总站的要求也十分强烈。地方防疫站对令出多头也颇有埋怨。特别是出入境卫生检疫单独分出来以后，检疫总所成立，工作开展极为顺利。借鉴于此，又值中央机关精简，卫生部有意将防疫司并入预防医学科学院，改名防疫总所。

没想到反对的声浪来自内部，而且能量惊人。

反对者是病毒所的权威以及少数几个科室，理由是如此一来病毒所会沉浸于日常防疫事务，造成科研水平下降，进而影响中国的医学研究水平。有人一言九鼎，防疫总站的牌子始终挂不起来。直到泰斗故去，才能旧话重提。

就在这种体制跟不上时代变化之间，整个防疫系统的人心开始涣散。防疫工作是苦差事，从待遇上讲，在改革开放以前还算一碗水端平。改革开放以后，防疫系统内部负责食品卫生的有权有钱，而负责疾病监测的相比之下寒酸到家，大家当然要向钱看。从工作性质上看，防疫工作干好了，没有大病急病流行。但这种事情无法验证，只有疾病流行起来才知道防疫工作没做好，因此是干好了没人夸，干不好千夫所指，在理想破灭的年代很难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中国的情况是亡羊补牢是英雄，防患于未然则是不入流。几代人过去，防疫系统内很难再有那种为国献身兢兢业业的传统，新一代防疫人在思想作风上与老防疫人可以说截然不同。另一方面，防疫工作极为艰苦，除上山下乡外有时还有生命威胁。病毒所的一位流行病出血热老专家当年在西北染出血热，如果不是考虑当时教授副教授之宝贵，空军用专机运输，老先生早成了塞外孤魂。

记得那年举办戊型肝炎诊断试剂学习班，到肝炎室商量能否提供几份病人血清。一旁的大姐站起来，指着科室的几位小姑娘说：“用不着病人血清，抽我们的吧，我们的滴度比病人高多了” 。

在平静的实验室中逐个胳膊抽血，从感动、惭愧到激动，竟然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那几只无疑是世上最美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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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人心涣散，中央一样艰难。专家们感叹防疫越来越难搞。原来拿着卫生部的文件介绍信下去，底下积极配合，现在快成了求人家了，除非下拨经费。老百姓也一样，原来采个样，给五毛钱就排大队，现在几乎成抓壮丁。过去是全国一盘棋，现在没有点管辖权真是寸步难行。

不要权的人打得是另外一副算盘，防疫工作是苦工，纯搞科研出国出名，出了成果还可以搞开发。预防医学科学院用于急性传染病的科研力量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所，散沙一样的流行病所和半个病毒所。病毒所的另一半以承担国家863任务为理由，基本上不做防疫工作。

就这样迎来了萨斯风暴。

萨斯真的是中国疾病控制系统不能承受之轻吗？

不管社会状况如何，不过各级队伍如何，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政府始终维持国家疾病监测系统。现名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预防医学科学院内设疾病监测中心，院领导二十四小时值班，疫情包括频繁出现的食物中毒在很短时间内可以从基层上报到卫生部，重大疫情直达国务院领导，哪怕是深夜。国家对疫情抓得很紧，国务院领导甚至能叫出卫生部防疫司急性传染病处一般人员的名字。

在这种系统中，2002年11月萨斯初发时，卫生部已经收到疫情报告，专家组随即来到广东，没有任何耽误。

难道是萨斯前所未有、势不可挡？

新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用不着从建国时数，本人就参加了二次汇报会。都是某地突然出现传染病，病源不明，中央马上派调查组下去，采取的措施都是马上隔离疫区，於是疫区很快得到控制。最后病因还是不明，估计可能是某种病毒，因为传染范围不大，而且不复发，没必要研究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许许多多和萨斯类似的疫情就这样控制在青萍之末。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萨斯初发时，也采取这种隔离措施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萨斯是否也会被控制在青萍之末？

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有两方面原因，以前的几次都是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这次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广东，隔离会影响地方经济。可是在继续蔓延之际，依然没有采用有效的措施，则是因为科学家们从一开始便轻视这种病，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

洪涛院士做出的萨斯病因为衣原体的诊断是一大原因，但有没有人想一想，难道中国防疫系统只有洪教授一个人做科研吗？病毒所有那么多国内知名专家，除洪院士外，还有两位院士，为甚么没有人提出异议？为甚么没有象过去一样攻关？偏偏让一个做电镜搞形态的承担重任？

事实是，不要说攻关了，开个所科技委员会会议也很难召集齐人。那二位大院士，一个到处合作，另一个到处办公司，所里鲜见人影。病毒所对萨斯不能说不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任务交给唯一能找得到的洪院士。由於历史原因，病毒所各科室之间很难合作，洪院士只好用那双七十多岁的老眼去识别。虽说萨斯病毒就在衣原体旁边，虽说他犯了基本知识上的错误，但整个事情都赖他吗？

三个多月里，因为合作扯皮，因为样品扯皮，为甚么从卫生部到病毒所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采用果断措施？

不会没有的，只是想到的人不敢说出来，宁肯大家一起犯错，也不肯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从那位秘书出身的主管副部长，到循规蹈矩的防疫司官员，到只求无过的疾病控制中心领导，到自大而懒散的病毒所专家就这样让萨斯从青萍之末变成世界风暴。

出事后果然有人顶罪：张文康和孟学农。如果不是今年的事故，这批集体失职者象发生在中国的许许多多的类似事情中的类似人物一样平安无事。

知识分子比工农兵更易融入现有制度，更会钻空子，更冷漠懒散。专家治国不能仅仅是把决策执行政策的都换成专家，而是要交给真正的专家，尽职而又敢於承担责任的专家。

风暴的代价不仅仅是那几百条人命，还有国民经济受连累的那几个百分点。台海交战，除非旷日持久，所费亦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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