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 ga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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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军队，被残杀的不仅仅是逃兵。

　 根据军史资料记载，有一位叫张秋生的揭发，士兵邓秋发患病后，队长不但不安排治疗，反而派人将邓秋发扔进马厩。一夜之间，邓秋发被军马踏烂，拖出去时，连肉和衣服都分不出来了。

　 起义人员说：“这完全有可能，旧军队一些当官的就是不把士兵当人看！”

　 在旧军队，一些长官不仅不把士兵的性命当回事，就是下属军官的性命有时也可以随意索去。

　 一位叫黄祥麟的军官在控诉运动中揭发：

　 1948年7月，国民党第60军所属第二巡查队潘队长与上尉队附关向荣发生矛盾，关向荣抓住了潘队长吃缺（即“吃空”贪污）压榨士兵一事，向长春警备司令部告发。军参谋长徐某闻讯大发雷霆：“本军内部的事，怎么能往外捅？关向荣真他妈的活腻了！”

　 当晚7点，徐参谋长派传令兵到关向荣家传令：“军座有请。”

　 关向荣急随传令兵赶往军部。到军部后，没见着军长。出来见他的徐参谋长不容关向荣问个明白，更不容他申辩，只说一句：“你违法！”便让人拖下去“制裁”。

　 8点20分左右，关向荣被押解至火车站附近枪决，身中3弹。

　 杀掉关向荣后，徐参谋长一面以“关队附伙同士兵通共，故已枪毙”的谎言搪塞长春警备司令部，一面编造“关队附患急病已送野战医院诊治”的假话欺骗其家人。直到第三天，才派人前往西三道街通知关向荣妻子：“关队附已病故，由医院安葬了。”

　 关向荣的妻子阮爱媛，是关向荣赴越受降时在驻地娶的越南人，在长春举目无亲。关向荣一死，她的生活便无着落。关向荣的几位的同乡、同学黄祥麟、苏文元等四处托人说情，将关向荣的“上尉底缺（指领取薪水之处）存留在暂编21师”，并从潘队长处要了两个士兵的“空额”，才临时解决了关向荣未亡人的生计。

　 “通共”，在国民党军中是杀无赦的重罪，因“通共”被杀的，多数其实并未“通共”，只不过说了几句评价共产党的大实话。

　 国民党第546团1947年在辽宁昌图驻防时，团长就曾集合全团官兵，当场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东北民主联军释放回来的士兵，罪名是“替共匪宣传”。其实，这个士兵只是讲了几句：“共产党把我俘虏去后，既没挖我眼睛，也没砍我脚杆，挺客气的，说愿意干的可以留下来，不愿干的发路费放你回去。”

　 送信的也是“通共”。军参谋长徐某的勤务兵1947年在磐石被俘，经解放团教育后，于1948年放回长春，并让他给徐参谋长带去一封劝其弃暗投明的信。徐参谋长信也不看，一把扯得粉碎，喊来副官，当下就把这个侍候他多年的勤务兵拉出去毙了。

　 更疯狂的，是收到共产党的“信”也算“通共”。1948年中秋节，解放军向长春守军发起政治攻势，送去不少月饼，每块月饼里都夹了一张宣传品，多数人知道“共军”的宣传品不能看，看了就“违法”，所以，大都偷偷吃月饼，吃到宣传品时也不声张。有位军需官偏偏缺了个心眼儿，吃月饼不避人，吃到宣传品还要看个新鲜，结果，被人告密。军参谋长徐某一怒之下，派人用一颗子弹打发他“回老家吃月饼”去了。

　 这些人，杀共产党的战俘和地下工作者更不手软。

　 通常，杀证据确凿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要张榜公布，以造声势。国民党第60军的一般公文由军参谋长决定，以军长名义划行批可，重要案件由军长决定。1947年第60军驻防吉林市时，军参谋长徐某亲笔批示了枪决东北民主联军吉林军区派出的工作人员孟××的公案，执行之日发布杀人公告，四处张贴。对于证据不足的嫌疑人员，则在严刑拷打后秘密杀害。

　 1948年3月14日，第60军从吉林撤到长春市不久，暂设在长春二道河子一家饭馆内的军司令部，闯进一位乌拉街的小学教员，上到楼梯一半时，被卫兵截住，正好又被下楼的军参谋长徐某撞上。徐参谋长一口咬定此人是“八路探子”。

　 小学教员大呼“冤枉”，申辩自己“不知道饭馆里驻了兵，误入了军事重地”。

　 徐参谋长不由分说，喊来军部副官处张处长：“把他给我拉下去教训教训，让他招供！”

　 此时的东北尚未解冻。张处长得令后，把小学教员拖到室外，于冰天雪地中将他的衣服剥得只剩下衬衣、裤衩，然后，让几条大汉一阵拳打脚踢，直到把他的一只眼珠子打出眼眶，还是没逼问出来什么名堂。当晚，徐参谋长下令用刺刀将这位小学教员挑死在老百姓的羊圈内。

　 据说，落户沈阳的张处长（起义时任团长）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这是后话。

　 杀这位小学教员，没有公告。

　 无公告杀人，多了，特别是杀战俘。还有活埋战俘的。

　 1947年，第546团在昌图驻防时，抓住一名民主联军的侦察兵，团长亲自审讯：“你们来了几个人？”

　 “两个半。”

　 “带了几条枪？”

　 “三条半。”

　 团长火了：“妈个×，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跟老子吊儿郎当的？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埋了！”

　 抱着机枪在附近警戒的团部特务排士兵徐树礼，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侦察员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侦察员不求饶，不叫喊，一双眼睛向团长投射出一束极度鄙视的目光，犀利逼人，直到最后一锹黑土埋没头顶，他还顽强地在土里拱，在土里挣扎！

　 还有残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

　 依然是这个团，一位姓刘的副官在光天化日之下，污辱残害了一位柔弱无助的女孩子。

　 那是1947年驻防吉林桦甸时，该团驻地附近来了一老一少背着三弦琴沿街卖唱的父女，刘副官硬说他俩是“八路探子”，抓到团部后，先拷问父亲，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又去拷问那个姑娘：“说，是谁派你来的？不说？不说就扒了你的衣裳！”

　 女孩子吓得“呜呜”直哭。

　 被反绑双手的父亲，“扑通”一声给刘副官跪下了，一边“砰、砰、砰”地磕头，一边用呜咽嘶哑的声音哀求：“老总，我们确实不是八路探子。是的话，我们什么都说。你饶了她吧，她还是个黄花闺女，还没嫁人呐！”

　 刘副官抬起腿，一脚把老头儿蹬开，然后嬉皮笑脸地走近女孩子，托起她的下巴：“嘿嘿，说不说？还是不说？那我可就扒衣服啦！”说罢，就把手伸过去解她的衣扣。

　 女孩子被反绑双手，边哭边挣扎，但怎么也挣不脱那双魔爪的蹂躏。顷刻，少女珍藏着的冰肌玉肤裸露无遗。到了这个地步，女孩子除了哭，别的什么都不能了。

　 “还不说？”刘副官动怒了：“来人，到猪圈给我拔几根猪鬃，要硬的！”猪鬃拔来后，刘副官一手捏着女孩子的乳头，另一只手捏着猪鬃直往乳腺里捅，一直捅到捅不动时为止。

　 卖唱父女后来的下落，只有刘副官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难看出，糟塌妇女很有一套的刘副官是位风月场上老手。

　 起义官兵都说，旧军队里一些当官的玩个女人，太随便了，不吃喝嫖赌的人，反而不多见。

　 逛窑子，通常是一些最下级的军官和老兵油子干的事。一般士兵没这个钱，也没这个机会，白天要训练，晚上要站岗、守碉堡，根本不让你出去。下级军官和个别老兵逛窑子，是因为他们口袋里的钱只够玩玩“野鸡”。

　 国民党军也不准逛窑子。部队每驻防一处，都要派出纠察队上街巡逻，妓院自然在纠察范围内，但这种纠察多流于形式。一位当年的纠察队员说：外出纠察都由军官带队。每次纠察到妓院门口，带队军官常常一人进去“喝茶”，士兵在外面等候。军官的“茶”喝完了，再继续“纠察”。

　 有时也进妓院“抓人”，但一般不真抓，因为这是个捞外快的机会。通常先破门而入，呵斥一通，把口袋里的钱搜去，再让嫖客提起裤子，赶他散伙滚蛋！逛妓院的官兵口袋里都有点钱，破财免灾，不然，让纠察队到长官那里奏一本子，日子更难过。

　 有的下级军官不但自己逛妓院，还带上几个巴心巴肝的士兵去“有福同享”。这也是笼络士兵的一种手段。

　 进妓院的官兵多数要染上性病，遇到这种情况，就得花更多的钱去买一种叫“904”的药去洗，还不一定能治好。

　 国民党某部起义后，解放军卫生部门曾专门拿出一大笔款子，派人到境外购买治疗性病的贵重药品，为起义官兵中的性病患者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治愈了，遗憾的是，极少数人已经把这种肮脏的病原体传给了后代。

　 50年代在某幼儿园当医生的邓敬英记得，当年，她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该幼儿园时，发现大班有个头大眼小目光暗淡的男孩，小男孩是马鞍鼻，鼻梁下塌，鼻孔上翘；双眼角膜模糊，不像常人那么亮，患间质性角膜炎；门牙有较宽的豁口，在医学上被称为“胡坑森氏齿”。这是先天性的梅毒孩子三个最典型的外观病理特征。取其血样化验，果然，梅毒血清反应呈阳性。

　 小男孩的梅毒是遗传的。这类情况，通常是男性患病传染给女性，女人于感染期间妊娠，又传给下一代。在一般情况下，生下的头胎、二胎，以无脑儿或全身糜烂性婴儿居多，第三胎若能勉强活下来，则很可能出现上述病症。这类病儿，先天免疫功能受损，身体免疫力较差，极易患病，且以血液传染他人。

　 出于职责，邓医生不能不考虑：把其他孩子传染了怎么办？其他孩子的父母知道又会怎么想？

　 可是，当邓医生建议将小男孩作退园处理时，却受到领导的批评，她被告之：孩子的父亲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起义干部。

　 其实，有些患性病的官兵也有苦楚，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薪饷却很微薄，娶不起良家女，只好找个便宜的窑姐宣泄旺盛的情欲。

　 连以上军官很少去妓院，那地方太脏，又下贱，不屑一顾。通常每驻防一地，先瞄瞄哪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俊俏，瞄准了，就送东西、送钱，票子和枪杆子老子都有，票子铺道，枪杆子保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动声色，不惹麻烦。

　 也有相对“专一”的，搞一个临时夫人到兵营里同居。想要她，走哪儿带到哪儿。不想要了，借部队换防溜之大吉，像丢掉一只破鞋一脚把她蹬开，至于孩子怀没怀上，老子不管。

　 一些营、团长要是混迹风月场，则比连、排长们威风得多。某团长在吉林口前有个相好的年轻寡妇，每次去她家过夜，都要带上一两个班的兵给他站岗。

　 还有娶几房姨太太的。

　 原沈阳军区副政委艾维仁离休前讲过一个笑话，是他刚从东北解放军第4纵队调去改造起义部队时，听起义官兵讲的。

　 那是在起义前，一天，营里点名，当营长呼到个陌生的名字时，答“到”的竟是一声稚嫩的童音，一个十几岁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营长顿时怒目横眉，愤然作色：“这是哪来的兔崽子？”

　 一旁的随从急忙把脸凑过去，附在营长耳边悄悄禀报：“营座，他是你姨太太的亲戚，来咱们这儿找碗饭吃。”

　 营长“哦”了一声，眉舒目展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小是小了点，人还挺精神，就留下来吧！”

　 官再大一点，搞这个行道更威风。某军参谋长就有一位专给他拉皮条的，是军部辎重团的一位副营长。他每次出去淫乐，都要从辎重团调去一个班或一个排作警卫。

　 还有杀夫霸妻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

　 这些事，政治整训之初，多数起义官兵都不当回事：人家双方都是“自愿”的嘛！

　 经过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的教育，他们才觉悟：这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和金钱摧残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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