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 gaogeli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最年轻的士兵如今都已进入了“古稀”年龄，不饶人的岁月使老人忘却了许许多多如烟往事，然而，所有亲历者对这场政治整训，尤其是对那如泣如诉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无一不留下铭心镂骨、永志不忘的记忆。

　 起义士兵人人感慨：从此，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奴隶，是人，应该做人！

　 起义军官个个叹服：控诉运动这个办法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解放军干部更是兴奋：控诉运动之后，我们不再担心挨黑枪了，部队也一下子好带了！

　 的确，在这之前，不仅相当一部分军官对控诉前的政治教育不服，就连一些士兵也有所抵触。

　 情绪上的抵触，有时是杀气腾腾的。

　 离休前担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的华文，当时在暂编第52师第3团和第1团都当过政治委员，他说，那时，每天晚上睡觉都把手枪压在枕头底下，子弹上膛，再关上保险。他带了两名警卫员、一名马夫，全是党员，轮流值班，以防万一。

　 日子最难过的是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都来“诉苦”。一些官兵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算小问题。

　 有个老兵拿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在指导员面前晃来晃去，非让指导员回答“这是啥东西”。

　 更有甚者，还有个老兵拿着一枚手榴弹让指导员“看看”，没等指导员回过神来，“啪”地一声拉着拉火管，往10米开外处一丢，然后，看着指导员“紧急避险”的狼狈相，一阵狂笑，扬长而去。也不是成心要杀你。就是吓唬吓唬你，出出你的洋相，让你难堪，他好出一口气：“国军”的武器装备比八路好多了，凭什么投降？不变着法子搞点恶作剧，这面子往哪儿搁？

　 也有动杀机的！

　 海城起义的陈家才和李德钰，在暂编第52师第2团3营机枪连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人约定，晚上出门一定要一起行动，以防有人下黑手。不幸猜中了。一天晚上，两人一同查哨，刚出村庄，黑咕隆咚的，不知从哪儿飞过来的一枚手榴弹，落在脚边。幸好发现及时，二人迅速往路旁的沟里一滚，躲开了。事后，一直没查出是谁干的。

　 海城起义的周启龙调到该团8连当指导员不久，发现副连长私卖连队多余的60多套冬装，遂严厉批评。副连长恼怒万分，当夜安排勤务兵和理发兵趁夜暗在老乡后院挖坑，准备活埋周启龙。幸好发现及时，逮捕了副连长，周启龙才免遭灭顶之灾。

　 几天后，该师第1团4连发生了聚众携械叛变，绑架、劫持解放军干部高汝云、许排长事件。

　 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更多。

　 暂编21师第1团1营有一名姓杨的班长，起义前，在从吉林撤往长春的途中，曾经以刺刀威胁，强奸了一名妇女。由于这位妇女被迫屈从，使得他突然良心发现，感到了羞辱。然而，他却以推卸责任方式为自己开脱，向受害妇女解释：“不是我要搞你，是当官的叫我们来搞。我们当官的说了：‘共产党共产共妻。他们可以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位杨班长，起义之初，依然相信反动军官的欺骗宣传，背地里继续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

　 当年的营教导员林家保记得，教育之初，军里有要求，要鼓励起义官兵暴露思想、讲真话。你知道人家想啥，才好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嘛！

　 话一说出去，五花八门的问题全提出来了。

　 有的对起义“充分理解”：“在长春快要饿死了，跑又跑不了，就得起义。当兵的只要有饭吃，给谁扛枪打仗都一样。”

　 有的对起义满腹疑团：“过去上上下下都说‘做人要有骨气，死不投降’，现在怎么又起义了，不成软骨头了吗？”

　 有的认为起义是奇耻大辱：“咱们60军台儿庄的功劳，这回全丢光了！”

　 还有人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大发感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都是为了夺地盘、争天下。共产党有苏联支持，国民党有美国支持，谁也消灭不了谁，打不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当皇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有位老兵还说：“我打了十多年仗，也没打出什么名堂。国民党胜也好，共产党胜也好，早点结束就好，我好回家。”

　 林家保记得，当时扯得最多、争论最大的，是两年前的老话题：如何看待、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

　 争论的背后，是维护或与颠覆国民党政权“正统”地位及道义根基的思想较量。

　 话题，是由学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引起的。学习中，指导员们一说“国民党不抗日”，起义官兵就不服气，尤其是军官和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有人甚至“哗”地扯开衣襟，露出台儿庄战役的累累伤痕，然后“啪、啪、啪”地把巴掌一拍：“国民党不抗日？这伤难道是狗咬的？”

　 对指导员们说“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更不服气：“我们在台儿庄、赣南、滇南流血牺牲，是你们共产党下的命令吗？”

　 其实，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并没否定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实，文章是在承认事实的前提下，批判国民党抗日“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

　 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但这是一系列理论精深，表述复杂的问题。

　 海城起义这批干部绝大多数是从士兵或下级军官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如第442团2连指导员尹大忠甚至一个大字都不识。就连当时比较优秀的浦绍林，也只上了5年小学。林家保读书比蒲绍林还少。

　 海城起义后，林家保他们虽然接受了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教育，但那时主要着眼于阶级立场的转变，理论问题并未深究。战争年代，客观上没有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纠缠不休。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一旦觉悟到国民党政权是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总根子时，无可遏制的阶级仇恨，必然引导他们全盘、彻底、不容有一丝保留地否定国民党的一切所作所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这种政治情绪，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口号之后，尤其为政治斗争所需要。

　 关于国民党抗不抗日的争论反映到军里以后，由徐文烈政委亲自作了解释，林家保记得“要分开讲”：把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区分开。

　 果然，这么一“分”，硬顶的没有了。谁愿意，谁敢把自己和蒋介石划到一堆儿？实际上，这些人嘴上不说，心里依然不服：蒋介石不抗日？那西安事变时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杀他？

　 对这些人，徐文烈、王振乾他们心中相当有数，胸有成竹地告诉基层的同志：不怕，等控诉运动一搞起来，这些认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当年的指导员们说：“那年月，我们这批海城起义的同志能有多高的理论水平？能有多大的能耐？还不是靠朴素的阶级觉悟，靠老指导员、老政委的言传身教？”

　 控诉运动部署得相当周密。事先，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亲自率领军政治部工作组对所属3个师各1个连分别作了摸底抽样调查，通过掌握大量第一手现实思想情况，为指导全局工作提供了依据。各连政治指导员在控诉运动正式开始前，先深入班、排，找士兵逐个谈心，掌握全连官兵的政治成分，从中发现并挑选控诉典型，做好工作后，逐级向上推荐。

　 控诉运动通常先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典型引路，造成浩大声势和浓烈气氛，再转入以连为单位的普遍控诉。控诉大会的会场布置得都十分庄严肃穆。当年第442团1营教导员刘进昌记得，控诉大会召开之前，团政委王锡令把他带到3营的会场：“你看看人家，会场布置得像灵堂！”

　 控诉开始后，登台者没有不哭的，轻者掩面而泣，重者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原国民党第544团3连的一名士兵诉说到父母双亲被地主逼死的惨景，竟然哭倒在主席台地上，满地打滚，边滚边哭边喊：“哎呀，我好伤脑筋呀！”完全哭糊涂了。

　 没有人敢取笑他把“伤心”说成“伤脑筋”。有的，只是同情、同感的泪水。常常是台上一个人哽咽难言撕心裂肺地恸哭，台下，是连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抽噎。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看入戏的人特别多，少数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和王东才报仇。

　 成都川棉一厂离休干部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花插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动员他们吃。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的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解放军，共产党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解放军，骂共产党……”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高潮时，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直刺苍天！口号是预先统一布置的，振臂一呼，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把个人仇恨顺着口号内容，汇集到声讨阶级压迫制度及其维护者这个政治方向上来。

　 政治情绪的转变直接带动了政治立场的转变。那位曾经强奸妇女并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痛骂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产党”。从此，换了个人样。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又过了一年多，杨班长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群体政治情绪的转变还造成了人人皆骂国民党浓烈的舆论氛围，此后，再没人替国民党、替蒋介石说半个字的好话！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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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台政治整训就其事先部署，是以控诉旧军队专制黑暗的“民主教育”在先，控诉旧社会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教育”在后。由于起义士兵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在旧社会受的苦和在旧军队受的苦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所以，许多士兵所受的苦，往往从在家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欺压讲起。

　 在旧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再将其占有的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指出：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20－30％的土地。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而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血肉联系，该条例自始至终都是一纸空文。地主阶级凭借其对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实行封建的地租剥削，地租额一般要占收获物的五成至六成，最高可达七成。

　 林家保是云南省姚安县光荣镇人，解放前，他家有几亩山坡薄地，但养活不了一家9口人，只好租地主的地，收获的庄稼四六开，他家得四成，地主得六成。一家人起早贪黑，年景好了，勉勉强强能熬过去；年景不好，就要断一两个月的粮。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一斤盐要用一二十斤粮食来换呢!

　 说到这段家史，林家保十分感慨：“唉！说起来，连我儿子都不信。我9岁才穿上哥哥穿小了的裤子，裆还是破的。9岁以前，不管天多冷，一直光屁股。冬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我们这帮光屁股的放牛娃特别高兴，可以‘烤’太阳了！”

　 齐云戈是吉林省德惠县人，他家乡的地租也是四六开。若遇上春荒没粮吃，就得找地主借，春天借1斗，秋天得还1斗3升到1斗4升。若还不起，继续欠着，就是“驴打滚”的利息，利上加利。穷人被逼得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卖儿卖女，乞讨他乡。

　 地主对农民除了地租剥削，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

　 云南省禄劝县普模乡的尹大忠，家乡是彝汉杂居区，解放前，家里没有地，完全靠租彝族土司的几亩收成很低的坡地维持一家人生活。地租，按年成最好时收获的50％交租，受不受灾不管。土司每年都要到佃户家里催一次租子。每次催租，佃户都要给他烤一只10来斤的小乳猪吃。除此之外，逢年过节，遇婚丧嫁娶，还要给土司送礼，一个猪头或者两条猪腿。若不按他的规矩办，土司就要带人上门来找茬儿，甚至把地收回去。

　 有一年，遇到天灾，庄稼欠收，租子没交够，土司带着几个家丁来问罪。一进门，土司指着尹大忠父亲的鼻子就破口大骂：“妈个×，你狗日的租子为什么不给老子交够？”

　 这位土司是方圆几里赫赫有名的土霸王、活阎王，他家的佃户等于半个奴隶，他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尹大忠的父亲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只知道埋头种田的庄稼人，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头，见到土司这副凶相，平时都要打抖，此时，更没了主意。半晌，才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来：“老，老爷，今年遭灾了，家里口粮都不够，不信你看看。行行好，让我们明年补交吧！”

　 “补交？哼！你懂不懂规矩？不交租子就到老爷家当两年娃子（奴隶）抵债。”家丁一边呵叱尹大忠的父亲，一边把手中的铁链子抖得“哗啦哗啦”作响。

　 “老爷，宽限宽限吧！明年我们一定把租子补齐。”尹大忠的父亲给土司跪下了。

　 “年初说好了，不管年成好坏，租子一粒不能少。你还想耍赖？给我把人拉走！”土司早已不耐烦了。

　 家丁把铁链子“哗”地往尹大忠父亲的脖子一套，拉起就走。

　 尹大忠的母亲立刻扑了上去，拖住丈夫的腿，边哭边喊：“老爷，开开恩放了他吧，我们家确实没粮啦。”

　 土司本来已经迈出房门，见状回过身来，飞起一脚踹在尹大忠母亲的胸口上，“去你妈的吧，给老子爬开！”

　 尹大忠父亲被拉到土司家后，先挨了一顿鞭子，然后，被铁链锁在一根木桩上。

　 后来，尹大忠母亲忍着痛，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口粮给土司背去。土司派人到家里又翻了一个底朝天，没再翻出一粒粮食，这才把在柱子上拴了几天的尹大忠父亲放回去。幸亏亚热带地区有挖不完的野菜，这一年，一家人全靠吃糠咽菜才活了下来。

　 贫苦农民不但要受地主剥削，还要遭受人身的虐待与凌辱。

　 云南省石屏县宝秀乡的罗珠成，解放前，他家租本村地主的田，收获的稻子七成交租，三成归自己。罗珠成父亲很能干，经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辞辛劳地经营租来的田。一家老小都要干活，孩子也不例外，割草、喂猪、放牛、挑水、带弟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由于地租太高，全家人一年苦干下来，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

　 罗珠成七八岁时，就独自上山砍柴了。砍柴路上，他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石板路被太阳晒烫脚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过，脱下草鞋挂在担子上，继续挑柴赶路。

　 罗珠成13岁时，父亲为省下一个人的口粮，也为了给家里挣点买盐扯布的钱，托人将他送到本村大户家里当长工。

　 大户人家姓张，主人在路顺县（今澜沧）当县长。罗珠成到路顺的第二天，就开始给张县长家干活，实际上是给张县长的三个孩子当保姆。做饭、洗衣服、倒便盆、收拾房间、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回家，什么都干，根本不让你闲着。

　 张县长的三个孩子。老大14岁，是个女孩子，上6年级。老二11岁，是个男孩，上3年级。老三也是男孩儿，才6岁。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烦的是老三，又顽皮，又爱哭闹，为他的事，罗珠成没少挨骂。

　 一天吃午饭，老大边吃边看书，老三边吃边玩，时间一长，饭菜凉了，守在一旁的罗珠成便把饭菜端回厨房，热了再端上桌。谁知，老三正玩手里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这一口烫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张县长的太太闻声从另一房间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扯着罗珠成的耳朵，把他拽到县政府的院坝里，往地上撒一把黄豆，再把罗珠成按在黄豆上跪着，饭也不让吃，从烈日当头一直跪到夕阳西下。

　 小小年纪的罗珠成，眼泪“啪哒、啪哒”地夺眶而出。他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饶，因为这是张县长的家规，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种非人的虐待。

　 像罗珠成这样的遭遇，在旧社会相当普遍。

　 有的恶霸地主还肆意残杀农民。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1营机枪连士兵齐开文，是云南省巧家县人。齐开文一家几代人都给本村一同姓的财主当长工，财主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克扣长工们的工钱。

　 齐开文10岁那年，一天，齐开文父亲要下地干活，财主大少爷将一把已经裂开口子的锄头交给他，齐开文父亲不知道，干活时一用力，将锄头别断了。这下子，大少爷找到了扣工钱的借口，揪住齐开文父亲的衣领：“你把老子的锄头弄断了，你赔！”

　 齐开文父亲急忙为自己申辩：“大少爷，你家的锄头原来就是坏的，有裂缝。你看，这锄头的断口上早就生锈了。”

　 “早就坏了？那你用锄头的时候为什么不检查？”大少爷死不认账。

　 “检查了，但我没看出来，裂缝被泥巴糊住了。”齐开文父亲据理力争。

　 “没检查出来就是你的责任。这锄头别人用还好好的，拿给你用就弄断了，你给老子赔！”大少爷死死揪住齐开文父亲不放。

　 齐开文父亲多少有点血性，见大少爷耍赖，也倔了起来：“不是我弄坏的，我就不赔！”

　 “你不赔也得赔！不赔？就扣你的工钱！”大少爷毫不相让。

　 齐开文父亲火了：“你，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啪”一个耳光抽在齐开文父亲的脸上：“狗日的敢骂老子不讲道理，还有没有王法了？”

　 齐开文父亲捂着脸，仍不示弱：“你有理讲理，干嘛打人？”

　 “打你怎么啦？你狗日的该打！”大少爷说罢，又拳脚相加。

　 终于，齐开文父亲忍无可忍，一拳向大少爷还了过去。大少爷平日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比不上齐开文父亲整日劳作，膀大腰圆，仅一拳就把大少爷打翻在地，仰面朝天。

　 也仅此一拳，齐开文父亲惹下了杀身大祸！当天晚上，大少爷领着一伙如狼似虎的家丁破门入室，将齐开文父亲捆走了。

　 第二天下午，一家人正焦急地等待财主开恩放人，村里响起了“当，当，当……”的敲锣声，接着传来家丁声嘶力竭地吆喝：“各家各户听到，族长有令，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村头祠堂开会，族长要处理重大事情！”

　 锣声还在响，乡丁继续吆喝。

　 母亲一把拉起齐开文冲出家门，往村头祠堂方向猛跑。

　 这家财主在本村势力极强，又是家族的族长，凭借封建的宗族地位，在村子里一向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横行霸道。

　 祠堂前的坝子上，村民陆陆续续到得差不多了，财主才迈着四方步一摇一晃地登上坝子前的土台，干咳两声后，拖着长长的嗓音高声宣布：“把那个目无尊长的家伙押上来！”

　 两个家丁把五花大绑的齐开文父亲从祠堂内拖了出来，强按在土台上跪着。

　 “这个畜生把我们家锄头弄坏了不说，还动手打了大少爷。这种目无尊长，践踏族规的行为该不该处罚？”财主在历数了齐开文父亲的罪状后，想在处罚上得到族人的认可。

　 台下的人一个个把头低了下来，都惶恐地避开财主咄咄逼人的目光，一片沉默。

　 财主转过身来，问齐开文的父亲：“你承不承认你有罪？”

　 齐开文父亲在台上被家丁反绑着双手，死死按住。只见他仰起头，“啊，啊……”地叫起来，一副异常愤怒的表情。

　 人群中的齐开文急了，拽着母亲的衣襟摇了摇：“我爹怎不说话呢？”

　 母亲没吱声，把齐开文紧紧地揽在怀里，不让他再看自己的父亲，眼泪扑簌簌成串地撒到齐开文的额头上。

　 齐开文把眼泪往母亲衣服上蹭了蹭，顺着母亲手臂和身体的缝隙往土台上看去。这一眼偷看，齐开文吓呆了：在父亲浓密的胡茬下有一根细细的铁丝，将父亲的舌头和下巴紧紧捆住。齐开文的脑袋“轰”地一声，台上的财主再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记得一个家丁用梭标照父亲的心窝捅了一枪，父亲倒在血泊中的同时，母亲惊叫一声，昏了过去。

　 几年后，财主勾结保长将尚未成年的齐开文抓了壮丁，送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1营有一位云南宣威籍士兵，控诉运动开始后，每天啥话都不说，一个劲儿地“呜呜”直哭，整整两天粒米未沾。经指导员反复动员，他才倒出剜心摘肝、难以启齿的苦水。原来，这位士兵的父亲病故不久，母亲就被贪色的保长强奸了。随后，保长又强奸了他的姐姐。不久，这位根本不够服兵役年龄的孩子也被“光荣”地送去“抗日救国”了。

　 几乎一模一样的经历，在原国民党第182师545团3连有一位，在暂编第52师第2团还有一位。

　 起义官兵中苦大仇深的又岂止这几人。据当时对4个营、2个连、1个教导队控诉情况的不完全统计，起义官兵家属被地主恶霸残害致死的有392人，被奸污霸占的有105人！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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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士兵都吃过被抓壮丁的苦头。

　 壮丁苦不分贫富，不分民族，只要是壮丁，都有一段辛酸苦难的经历。

　 根据国民党政府1939年的颁布新兵役法，各省设立庞大的兵役机构，按人口征兵。当时，云南省设军管区司令部，滇东、滇西分设师管区司令部，其下再设团管区，专司征兵和新兵训练。

　 在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下，征兵是地方乡长、保长们和兵役机构军官们榨取钱财的良机。兵役制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钱人可以贿赂他们，免去兵役。如果有钱无势，那么，虽然第一年能花钱逃脱兵役，第二年他们还要以各种借口继续派这家人的壮丁，直到油水榨干为止。到那时，还得去当兵服役。

　 家住云南省洱源县的李继先，当兵前，家里三兄弟，他排行老大。兵役法规定满18岁服兵役，李继先17岁时就被拉去检查身体，一连3年，均因个头太小，体质太弱，被刷了下来。

　 1942年，李继先“验上兵了”。那时，李继先家虽不算富裕，但好赖在山上养了几匹牲口。李继先父亲卖了一匹牲口，给负责征兵的乡长、保长和县兵役科的人送去200块银圆。几天后复查身体时，县兵役科的人找了个理由将李继先打发回家。

　 李继先父亲花了钱，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没想到，一年后的征兵，又派到了李继先头上。李继先父亲找到保长：“去年我家已经花过钱了，今年怎么还派我儿子？再说我儿子刚结婚。”

　 保长摊开双手，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没办法，今年来我们这征兵的换了个大官，是大理师管区的一位少校视察官。人家按户口本查到你儿子头上了。”

　 李继先父亲知道躲不过去了，于是，缓和了口气，又问保长：“能不能再通融一下？”

　 “可以，不过今年不比以往，人家明码实价，400块大洋。”

　 保长的话吓了李继先父亲一大跳：“我哪来那么多钱？”

　 保长“嘿嘿”一笑：“嫌钱多？我有一个花钱少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李继先父亲一听，急忙央求：“快说说，如果成的话，我一定重重谢谢你。”

　 “我打听好了，这次征的兵多数要送往前线，少数留在离咱这只有几十里的大理师管区。你先让你儿子去当兵，然后给少校视察官送去百把块钱，求他把你儿子留在师管区不就行啦？”

　 李继先上路那天，父亲将一头骡子牵给他，嘱咐：“到了大理，你把这头骡子卖了，卖的钱你自己少留一点，买个衣服什么的，其余的钱全部给视察官。”

　 上路第一天，走了20多公里，晚上，在一家旅馆住下时，视察官问李继先：“你带了多少钱？”

　 “没带钱。我就牵了这头骡子，准备卖了以后把钱给你，我自己少留一点。”李继先把父亲的交代如实告诉了视察官。

　 “嗯？说好了400块钱，这匹骡子值几个钱？”视察官火了。

　 李继先牵来的骡子确实不太值钱。骡子的后蹄是往后翻的，当地叫“滚蹄骡子”。这骡子虽然有毛病，但百十块大洋还是值的。李继先茫然地望着视察员不知所措了。视察官见李继先傻站在那里没说话，便把缰绳抢了过去：“妈个×的，说好了400元，为啥不带？你回去弄钱去。”

　 李继先回家后，没有送钱去。不知为啥，视察官也没来找。

　 又过了一年，征兵的又来了。李继先闻讯躲了起来，风声过去才回家。保长得知后，便登门来找李继先：“征兵的都走了，因为你不在，所以没派你的壮丁。不过，你得跟我们到县兵役科去解释一下，我也好交个差。”

　 保长和李继先多少有点亲戚关系，李继先没多想，跟着去了。岂知，一到县城，李继先就被县兵役科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送进警察局的牢房。本来，从各乡抓来的壮丁都关在玉皇观的大庙里，由县保安团派兵看守。李继先没有被送进玉皇观，显然另有意图：保长和县兵役科的人勾结起来，想吃钱。

　 果然，第二天来了个当官的，把李继先提出牢房，直言不讳地问道：“你愿不愿出钱？愿出，就捎信叫家里送钱来。不愿，我们立刻把你送往玉皇观。”

　 几天后，父亲来了，愁眉不展地沉吟了好一阵子才开口：“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媳妇娶了，儿子也生了。家里的情况你都知道，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你奶奶还有病，全家8口人要生活呀！这几年，为你逃兵的事，每年都要花出去几百块钱，如果你再不去，把东西都卖光了，家里人怎么生活？”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万般无奈的李继先只好进了兵营。

　 管兵役的乡长、保长，有的笑里藏刀，对老百姓连唬带骗；有的不露声色，变着法子让你主动给他送钱。

　 云南省嵩明县阿子营乡乡长、保长则是凶相毕露、明火执仗地勒索钱财。该乡龙家村的龙培回忆，那年月，乡长、保长叫谁去当壮丁，谁就得去。不去？保长带了一帮五大三粗的凶神恶煞，三天两头到你家去“抓人”。一去，这家人就得管饭，吃差了不行。吃完饭，把嘴边的油一抹，再伸手管你要“草鞋钱”：到你家抓人，扑了空，总不能让这哥儿几个白跑吧？每人一块银圆！

　 仗势欺人贪得无厌的乡丁接过银圆，抬腿离开之前，还要丢下一句话：“过几天，我们再来看看。”用不了多久，这家人的财产就要被折腾得一干二净。整垮了几家后，再也没有人敢躲避壮丁了，或者按保长开的价出钱，或者去人当兵打仗，别无选择。

　 龙培17岁那年，虽然没够服兵役的年龄，但由于害怕家里出不起乡丁的“草鞋钱”，老老实实地去当了壮丁。

　 抓壮丁通常的办法是先打听好情况，趁人在家时派去乡丁，把人堵在家里，然后，绑走壮丁。路南县鹿阜镇的李德钰，禄劝县普模乡的尹大忠，都是这样被抓去的。还有一种十分普遍的方法，就是把壮丁的父母抓去关起来当人质，逼着你要么交现大洋，要么当壮丁，要么背上“不孝之子”的恶名。

　 1944年冬征兵的时候，云南省武定县已衣乡17岁的李开国因为走亲戚不在家，乡公所便把李开国的父亲抓去关了起来。李开国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来，直奔乡公所，替换了牢房里的父亲。

　 父亲出牢房就被拉去训了一顿，临回家前，流着眼泪嘱咐儿子：“到了队伍上，千万别开小差。开了小差，你就是死罪，咱家也会被整得倾家荡产。”父亲没说怎样被整得倾家荡产，但李开国铭记在心。他知道，那帮为非作歹的乡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李开国进监房时，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壮丁，另一个是老头儿。老年人本来应该关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塞不下了，才关到这边。李开国他们被押走时，老头儿还没放出来。

　 牢房里集中了14个年轻人时，乡公所派了3名乡丁，手持两枝火药枪、一把大砍刀，把他们押上了路。从乡公所到县城要走两天，每人都要背一袋米，乡丁怕壮丁逃跑，拿来一捆绳子，要把14名壮丁一一捆上，绑成一串儿。

　 正要捆，一个高高壮壮的壮丁嚷了起来：“你们抓我们父母，逼我们来，说好了不准开小差，开了小差就要整得我们倾家荡产。我们敢跑吗？不行，不能绑，绑了我们就不走！”

　 乡丁没道理可说，又有点畏惧这位大个子壮丁，只好作罢。

　 上路后，李开国才知道，大个子壮丁是一位专吃“壮丁饭”的“壮丁油子”，难怪如狼似虎的乡丁们都让他三分。那年月，不少富家子弟为了逃避兵役，除了行贿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花钱雇一个穷人去冒名顶替，充当派到自己头上的壮丁。于是，有些胆大的流氓无产者就操起了这种以自己生命为本钱的“生意”，先把自己卖给富户当壮丁，到了部队，再开小差逃回来。逃回来后，再“卖”。越“卖”，胆子越大，越跑，路子越熟。

　 这种人本来家里就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根本不怕乡长、保长之流“让你倾家荡产”式的敲诈。那位“壮丁油子”家里惟一的亲人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老母亲守着的财产只有一间四壁透风的破草棚、一口破锅。别的一无所有。乡长、保长拿他没办法。每次抓壮丁，只要在我手上不跑就行，交给师管区后，随你便，被人整死也好，逃回家也罢，都与我无关！

　 当然，这些吸血鬼也不傻，面对张冠李戴活生生的冒名壮丁，他们虽然闭上一只“秉公执法”的眼睛，但另一只“生财有道”的眼睛却睁着，不但睁着，还瞪得大大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的钱口袋：要我不说破这欺骗国家的勾当？可以，拿钱来！

　 穷人、富人，两头的钱全吃！

　 壮丁被抓去后，一般先关在乡公所。那时的乡公所都有牢房，龙培在乡公所时，关他的地方是地牢。关在乡公所里的人凑够了数，就往区公所送。区公所的壮丁数差不多了，再往县里送。

　 在县里，众多的壮丁通常都挤在一些很大的房子里，躺下去翻身都困难，窗子是封死的，只留个门洞，屋子中间放一只解大小便的马桶，屋里臭气薰天。16岁的罗珠成被抓进石屏县城后，亲眼看到因为关人的房子不够，一些壮丁被梆在大木桩上。

　 县城的壮丁集中得差不多了，再往师管区或部队送。都是一路有人持枪押送，壮丁们被绳子捆成一串一串的，很难跑脱。

　 也有逃跑的。跑了的壮丁不被抓住则已，一旦被抓回，很少有人能活下来不去见阎王。

　 没逃跑的，也有被送去见了阎王。

　 安徽省肥西县三河乡周家小村的黄金明，1947年夏天，被乡公所“派”了壮丁。黄金明不在家，就把黄金明父亲抓去关了将近一个月，一直关到黄金明祖母把黄金明找回来，再由乡公所把黄金明送到合肥师管区后，才把黄金明父亲放出来。解放后黄金明才知道，他家两兄弟都未成年，本来，壮丁应该派到一户地主家，地主行了贿，才抓到他头上。

　 壮丁集中后，交给合肥师管区，从陆路押往上海，准备从上海海运到葫芦岛，再由铁路输送到吉林，补充给第60军。在押往上海的途中，壮丁一律用绳子捆着，一个班捆成一串，用枪押着。行军、吃饭、睡觉，绳子都不解开，拉屎也是一串一串地去。

　 “妈个×的，狗日的国民党根本不把我们这些当兵的当作人！”说到这段历史，黄金明几乎每说上一二十句话，就要咬牙切齿地痛骂一句国民党。路上吃的、住的，连猪、狗都不如。有些壮丁生了病，走不动路了，就打，让你硬挺着继续走。个别壮丁本来就病魔缠身，受此番折磨，上路没几天就不行了，再怎么打也挺不起来。遇到这样的人，军官索性割断绳子，把奄奄一息的壮丁丢在路旁，是死是活就不管了。

　 黄金明说，有一个壮丁被扔在路旁后，大家看见他“哼、哼、哼”地还有口气，就央求当官的：“长官，他还没断气呢，丢在路旁没人照顾就活不成了，让我们背着他走吧！”

　 军官嫌生病的壮丁带着麻烦，吼了一声：“不行！”

　 黄金明所在的壮丁连有一百七八十人，黄金明亲眼看见被扔在路旁不管死活的壮丁，有6人。

　 到达上海登船后，全部壮丁被塞进底舱，拉屎、撒尿全在里面，根本不让你上来。撒尿必须班长批准。若班长不高兴，叫你“憋着”，你就得憋，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往自己的鞋子里撒。不能撒在地上，因为大家都在舱内躺着、坐着，挤得紧紧的。

　 壮丁被集中到合肥师管区之初，每人发了一顶草帽，白天用来遮日挡雨，晚上睡觉垫在身下当“褥子”用。登船后，又多了一项用途，就是当便盆。壮丁要拉屎，只能拉在自己的草帽上，拉完以后，再把草帽上的大便倒掉。草帽还得捡回来。不捡回来，下次解大便怎么办？再说，睡觉还指望用它当垫子呢！

　 由于舱门不让打开，舱内空气十分污浊，加上潮湿，不少人都生了病，又得不到治疗。押运壮丁的军官怕传染病流行，所以，只要他们认为“不行了”，就派人把生病的壮丁活活扔进大海。

　 黄金明亲眼看见有5人被扔进大海。有一个壮丁在被抬上甲板的时候，一边哭叫，一边求饶：“长官，求求你们，不要把我扔了！你们不管我不要紧，我自己回家，我会要着饭回家！”

　 “要饭？要什么饭？去你妈个×吧！”军官一边骂，一边把担架上病重的壮丁掀下大海。

　 “我们这些人看见了都掉泪啊！今天是他，明天搞不好可能就是我，很难说。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完蛋？妈个×的，真不把我们当人呀！”当黄金明用愤怒的咒骂来填补心中不平的时候，他语言中的重音，并不在诅咒，而在一个“真”字。仿佛，老人担心没有此番经历的人，会把他的诉说当成天方夜谭的“瞎话”！

　 黄金明还讲述了一件更令人发指的事情。

　 合肥师管区的军官把壮丁押运到吉林后，交给第60军新兵团。新兵团要验收新兵，身体不好的不要。验收结果，一些壮丁被刷了下来。壮丁们都为他们庆幸，以为他们能回家了。哪想到，合肥师管区的军官们嫌这些壮丁是累赘，更不愿掏送他们回家的路费，于是，借月黑风高，把他们全部枪杀在一道山沟里。

　 本来，这事做得很隐秘，但那些军官平日不把壮丁当人看，已经习惯了，开枪打倒壮丁们后，懒得一个个仔细验尸，结果，一位枪伤未致命的壮丁又活了过来，爬到老百姓家，被老百姓送到了第60军新兵团。于是，这件事情才在军营里悄悄传开。

　 当然，进了军营的壮丁仍然逃脱不掉生存过程中的噩运，等待他们的，还有残酷的封建军阀制度培育出来的人间活阎王！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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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当过国民党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儿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正步，你踢腿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上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挨打的辛酸经历，“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他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原国民党第546团特务排士兵徐树礼，在越南河内时，一次站卫兵打了瞌睡，被查哨的副排长发现。副排长当即卸下徐树礼所持“七九”步枪上的刺刀，让徐树礼伸出左手，“啪、啪、啪”就是三下，打完就走。

　 徐树礼说：“刺刀是铁打的，手是肉长的，打上去痛啊，肿了好几天，真够受的！”

　 士兵站岗履行了职责，有时也要挨打。

　 该团1947年驻防吉林桦甸时，一天，来了一位穿便衣的人要见邓团长。团部特务排的卫兵见他穿戴虽然衣冠楚楚，但没穿军装，便把他挡在外面，要按规矩先向团部值班副官通报了再说。

　 来人大发雷霆。邓团长出来后，一面赔礼道歉，一面卸下卫兵的刺刀，当着来人的面，用刺刀把卫兵手板痛打了一顿。边打边骂：“妈个×的，你个不知高低的东西！”

　 事后，邓团长“埋怨”卫兵：“这些人，你得罪得起？”

　 怕卫兵不长“眼力”，邓团长又补充一句：“你看他穿的是啥衣裳？以后有派头的，你就得给我客气点！”

　 在国民党军队，打人、压迫人的，不仅仅是军官，军阀制度通行的“规矩”是一级侍候一级，一级压迫一级。团长、营长可以打连长，连长可以打排长，排长可以打班长，班长可以打士兵。士兵中又有老兵和新兵之分，新兵最倒霉，谁都可以欺负。

　 李继先在国民党第60军辎重团第1连当新兵时，一次，给一位姓蒋的班长打洗脚水，水端来后，班长把脚往盆里一伸，烫了，气得一蹦三尺高，飞起一脚将李继先踹倒，然后，把洗脚水泼到李继先身上，再用脚在李继先的胸、腹、腰、背上一阵乱踢。

　 还有集体挨打的。

　 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在越南时，魏团长的收音机坏了。那时，收音机很金贵。团部胡副官将团部传达班12人全喊到院子里站成一列，然后逐一追问：“说！收音机是谁整坏的？”

　 12个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他，无一人吱声。没吱声是没吱声，心里都在嘀咕：“团长大人的房间，除了你们当副官的和团长贴身勤务兵，谁敢进？”

　 胡副官见没人说话，脸一沉，鼻孔一扇：“哼！不说？好，让大家都陪着你受罪！”亲自找来一根扁担，让全班人员一个个把手伸出来，从正副班长开始打，正副班长各打20扁担，其余士兵各打10扁担。

　 有一位叫刘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打到他时，扁担已经断了两根。胡副官下手之狠，士兵骨头之硬，都是难以想像的。

　 打完后，刘金有的手痛得好几天不能干活。老兵告诉他：“你挨打时，手掌是伸平的。应该放松肌肉，窝起手掌。”

　 旧军队的许多老兵，都有挨打时减轻痛苦的经验。令人悲哀的经验！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3团机枪连士兵龙培，也有相似的挨打经历。

　　那是个星期天，大扫除后，排长检查。本来卫生打扫得挺好，偏偏云南曲靖籍士兵刘应生的一副绑腿藏在墙洞里没洗，让排长发现了。

　 “集合！”排长喊了一声。

　 班长赶快把全班集合起来，规规矩矩地等候挨打。排长的手指向副班长一挥：“去，给我找根扁担来！”

　 副班长提来扁担后，排长也不问绑腿是谁的，全班一个不落，照打不误，正副班长左右手各打4下，其余士兵左右手各打3下。

　 龙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了这么重的打，两只手全肿了，哭了整整一天，忍都忍不住。排长听了更火：“哭，哭你妈个×！再哭，再哭老子还打你！去，给我打点水来。”

　 打骂士兵在第60军相当普遍，但比较而言，起义士兵最深恶痛绝的，是补入第60军前，在师管区集训时遇到的那帮“阎王”。

　 云南省武定县已衣乡必乌境村的李开国被抓壮丁后，先在昆宜师管区基干团第2营5连2排集训。排长是湖南人，中尉军衔，姓何，叫何什么德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兵的背后都咬牙切齿地骂他“何疯子”。那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活阎王。

　 新兵一到，“何疯子”第一次训话：“你们现在穿的是公家的衣裳，吃的是公家的粮食，你们都是公家的人啦！公家的人，就要以服从长官为天职。”从此以后，除此之外，再也不讲什么道理了。

　 该连有3个排，3个排长都是中尉。不知道为啥，大家管3个排长都叫“连附”。3个“连附”，新兵们最怕“何疯子”，只要“何疯子”值班，大家怕得打哆嗦。

　 从连队驻地到营部会操的操场，有五六里路，每次去都是跑步，回来时，走一段齐步，踢一段正步，稍微走不整齐，“何疯子”就先“叽哩呱啦”地大骂一通，然后下口令让全连“跪下”。跪下的动作慢了不行，要重跪，专往有石头的地方跪，一次，少说也得跪上一两分钟。回来的一路，起码要跪七八回，膝盖都要跪破出血。那位“壮丁油子”每一回都要在队列里咬牙切齿地骂：“妈个×的，要是在战场上，老子非从后面把他给弄了！”

　 “何疯子”在师管区没有受到报应，因为士兵没有这样的机会，更无这种胆量，除了那位“壮丁油子”，别人想都不敢想。

　 “壮丁油子”在师管区没呆多久就开了小差，可能回家又去找“壮丁饭”吃了。“何疯子”折磨士兵依然残忍疯狂。

　 该连第9班有一位哈尼族新兵，汉族话说不好，人又笨，报数经常反应不过来，总报错。每次报错，“何疯子”都要扇他两耳光。越打哈尼族新兵越怕，越怕越报不好数，“何疯子”打得就越凶。是不是自己排里的兵，“何疯子”都照打不误，决不手软。

　 哈尼族新兵是罗圈腿，立正时，两腿并不拢，“何疯子”就使劲用脚踢。正步走不好，凡是营里会操，怕他去了出丑，就罚他在营房附近的路边跪碎石，一直跪到全连收操。一两个小时跪下来，双膝上的鲜血把裤子都浸透了。

　 在旧军队，打人，有一种比较郑重，也比较惨重的打法，就是“打军棍”，又叫“打屁股”。

　 说“郑重”，是因为它是旧军队早期典范令明文规定的一种处罚方式。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的典范令虽然删去了这种肉刑处罚方式，但不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是各地方军阀部队，依然畅行着这种用军棍来维护军纪的野蛮治军方式。

　 “郑重”还有一层意思，凡是打军棍的时候，一般都要集合部队，向官兵们历数被打者的罪状，“噼哩啪啦”一顿军棍打完之后，当众验伤，再叫人抬回营房或拖下去埋了，以此求得“杀鸡给猴看”的治军效果。

　 说“惨重”，是因为军棍打过之后，轻者，皮开肉绽，举步维艰；重者，或终身残废，或一命鸣呼。

　 打屁股，用什么做军棍，打在什么具体部位，都有一番讲究。

　 若往死里打，就不管那么多了，打到咽气时拉倒，或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管他还有气无气，拖下去埋了了事。把被打成奄奄一息的士兵拉出去活埋，有时还算“人道”，因为如果丢在荒郊野岭喂野狗，或让他慢慢咽气，遭罪更多。

　 打军棍的时候，若想饶他一命，留在队伍里继续冲锋陷阵，那么，最好用扁担作军棍。用扁担方便，随处可以找到。更重要的是，扁担有一定的宽度，打下去时，作用力的面积相对要大一点，挨打者被打之处单位面积承受的冲击力相对小一些，因此，伤到肌肉深处的骨头或神经的可能性，也相对小些。

　 作为相对“仁慈”的打法，打的具体部位是屁股。打军棍比较规范的动作是：被打者趴在地上，两条腿绞起，一条腿在上，一条腿在下，规定的棍数打了一半之后，再将两条腿反绞过来，打另外一侧。

　 军棍的抡打方法也有一番讲究，分“拖打”和“弹打”两种。

　 “拖打”时，扁担下去的瞬间，要就势拖一下。这种打法，打不了几下，皮就被打破了，血也流了出来，不懂门道的人，以为打得很重，或者叫住手，或者来求情。在作戏给他人看的时候，“拖打”往往能使被打者少挨若干军棍。

　 “弹打”，就是扁担打下去的瞬间，顺着反弹力马上把扁担弹起来。这种打法，皮肤不容易被打破，故以皮下瘀血见多，常给外行人以“打得比较轻”的错觉。若不把瘀血及时排挤出来，那就惨了，几天之后，大量瘀血之处会发炎、化脓，表面上又看不出来。这种病灶俗称“溏心蛋”，就像蛋煮过后，蛋黄没有完全凝固那样，外面光光生生，里面稀稀溜溜。而一旦“溏心蛋”里面流出了浓血，挨打之处已经烂成了一个洞，相当难治。

　 这种情况，还可能把人命收走。

　 从医学常识讲，出现大量皮下瘀血后，如不及时将瘀血排挤出来，皮下瘀血和坏死的血液便要经机体代谢吸收，再通过肾脏从泌尿系统排出体外。这不仅会增加肾脏负担，受伤肌肉还会分解出一种叫铁卟啉素的毒素，造成微循环障碍，影响肾小管的吸收和排泄，而一旦肾功能异常，其中严重者将发生以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特征的继发性休克，并会在抢救不及时情况下导致死亡。

　 对上述医学常识，旧军队的士兵虽然不懂，但是，在老兵中，却流传着一些代代相传的民间治疗方法。通常，士兵们将挨打者抬回去后，如果棒伤处没怎么破，就用新瓦敲成大小均匀的瓦块，垫上去使劲用脚踩，让碎瓦剌破皮肤的同时吸去污血。如果棒伤处破了，就直接排挤瘀血。有钱的，买点草纸垫在伤口上，人站在上面使劲踩，踩几下后，把浸透了瘀血的草纸扔掉，换上新草纸又继续踩；没钱的，则找一些整块的新瓦片，垫在伤口上吸污血。污血排挤得差不多了，再消毒：有的是往伤口上喷烧酒；有的用盐水洗；有的将老百姓家的“锅烟子”，也就是锅底的黑灰刮下来，碾成细末涂在伤口上。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治伤，对受伤者来说，都比挨打还痛苦，哭喊声、惨叫声能传得很远。再喊再叫也得治。当官的打完士兵后，通常叫人抬回去就不管死活了，少一个兵，以后还能去抓，治伤的事谁爱管谁去管。

　 棒伤经过上述治疗后，要等烂肉全部结痂，新肉长出来以后，才能痊愈。这个过程，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

　 打军棍的理由应该是违反军纪，但实际执行时，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甚至成为一些军官耍权威、泄私愤、图报复的手段。

　 原国民党第546团5连1排一位姓张的云南兵，有一次赌钱赢了。排长闻讯后，向这位姓张的士兵“借钱”，士兵没借。

　 “不借？”排长气得七窍生烟，一拳将姓张的士兵打得鼻口出血。接着，集合全排宣布：此人“参与赌搏违反军纪”。然后，将他按倒在地，打了一顿军棍。

　 在旧军队，有时，长官猜测士兵“想违反军纪”，也会把士兵拖去痛打一顿。

　 黄金明就吃过这种亏。他被送到第60军新兵团不久，那天训练间隙，几名安徽肥西的老乡正在一起闲聊，被一名排长撞上：“好哇，你们几个密谋开小差！”

　 几位新兵都知道开小差是死罪，急忙申辩：“长官，我们没有密谋开小差！”

　 “没有密谋？你们说了些啥我都听见了！”其实，排长只隐隐约约听到了新兵们在议论，至于议论了啥，他并没听清。

　 新兵都吓着了：“我们说南方人到北方不习惯，吃不来高粱米。”

　 “还说了什么？”

　 “还说，这个部队不知什么时候打仗，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怎么死。”

　 “哼！我就知道你们几个因为不习惯北方生活、怕死，才打开小差的主意。说，你们当中谁是头儿？”

　 几位新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没有头儿啊！”

　 “不敢‘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是？那就再找两个人陪你受罪。”当下，集合全连，从闲聊的新兵中挑出长得精干好像有点头脑的三位，拉出队列，按在地上，喊来各自的班长，抡起扁担照着三位新兵的屁股上“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

　 班长打了一气后，排长亲自执起了扁担“噼里啪啦”又打了一通。边打边骂：“狗日的，你们不是想跑吗？我叫你们跑！”

　 挨打的有黄金明，因为他长得精神。他记不得当时挨了多少扁担，只记得屁股全被打烂了，血肉模糊，痛得都站不起来。

　 黄金明被抬回去后，一位老兵告诉他：“我也挨过打，知道怎么治伤。”老兵找来烧酒和黄草纸，把烧酒烫热，喷到黄草纸上，再把热乎乎的几层黄草纸往伤口上贴，待黄草纸把污血“拔”出来后，又换新的黄草纸。每天要换四五次，一直到伤口不流黄水，结了痂，才拉倒。

　 挨了打的黄金明，一个多星期后才能走路，一个多月后才一瘸一拐得出操。从那以后，新兵们连聚在一起说个话都不敢了。

　 军棍，不光打士兵，有时也打军官。

　 原国民党第544团副团长李峥先回忆说：“1939年在江西抗战时，我当连长，一次，一位排长不听我的话，被我叫出队列，摁倒在地，再喊来两名士兵摁住排长，两名兵抡起扁担对打，一共打了20多下。打完了，气出了，我再吩咐他排里的兵：‘把你们排长拖回去，休息！’”

　 李峥先回忆这段往事，感慨良久：“那时候，当个连长‘权威’着呢！这是旧军队的性质决定的，不像解放军，还发动士兵给干部提意见。”

　 军官挨打，有时是为了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以示官长“执法如山”。遇到这种况，则可以做些手脚，瞒天过海。

　 原国民党第552团通讯排排长李荣贵一次违反纪律，被魏团长下令集合全团当众军棍处罚。挨打之前，李荣贵的兵先找来一双胶鞋，给他捆在屁股上，穿上裤子后，送往团部操场，交魏团长亲自责打30军棍。

　 这一次，虽然打得李荣贵咧嘴直叫，但打下来的伤轻多了。打完军棍第二天，李荣贵照常带队出操。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的屁股“硬”，很耐打。

　 在国民党军队，说打人是家常便饭，一点也不夸张。据统计，第182师有一个连，全连97名士兵，没挨过打的只有2人，平均每人挨重打6次，最多的挨重打31次，挨一般的打，不计其数。

　 军官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国民党第544团参加政治整训的军官，过去只有一人没有挨过打。

　 打人，不仅仅是滇军的恶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期间，曾补入了大批起义、投诚或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帽落山战斗“英雄机枪手”的田文富，补入前，在国民党罗广文兵团第110军直属辎重团人力运输连当了四年多的兵。田文富说，罗广文的部队每个连队都有一套刑具，有铁链子、皮鞭、绳子，还有两三尺长的青冈棒，专门用来打屁股的。

　 田文富当新兵的时候挨过一次打，每只手挨了三军棍，“手都打泡了”（打肿了）。挨打的原因是“没打扫厕所”。可田文富至今都觉得“冤枉”，他说，不是自己偷懒，每天训练完了，还得侍候班长，给他打饭、打洗脸水、洗衣服，根本忙不过来。

　 田文富连有个士兵，一天，因为“顶撞”了排长一句，当下就被打了24军棍。打完了，也不给治伤，关进禁闭室，逼着他“认错、悔过”，口头保证“不再反抗长官了”还不行，非得在一份“悔过、保证书”上咬破手指头按上血手印，才放他出来。

　 有人说，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人更厉害。刘进昌就这样看。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被保长抓了壮丁，经师管区集训后，送往云南，补入荣誉第2师，哪个团记不清了，只记得分到9连，六○炮班。“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刚去就挨了打。那天，在连部门口，也没惹谁，更没有做什么错事，2排长上来就“砰、砰”踢了刘进昌两脚。

　 “你怎么随便打我呀？”刘进昌不满地问了一句。

　 “啪、啪、啪”，几个耳光又扇了过来。“老子想打你，怎么着？”2排长恶狠狠地道出了他无故打人的“理由”。

　2排长走后，一位老兵告诉刘进昌：“2排长就这德性，经常无缘无故打人，你千万别惹他，否则，有你吃不完的苦头！”

　 训练开始后，刘进昌发现，比2排长更“阎王”的，是一位姓冉的四川籍副排长。每次打靶，冉副排长都要搬一块石头坐在士兵旁边，手里握一根树条，你若打不中靶子，他就“啪、啪”抽你几下：“狗日的，教了半天还打不中！”

　 你若打中了靶子，他也抽你几下：“怎么样？狗日的，抽你几下就打中了吧！”

　 不管你打没打中靶子，你都要挨打。

　 最残忍的一次，是向越南开拔的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即中暑）走不动路了。冉副排长上来就是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日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照着四川兵的头上、身上就是一阵乱砍，当着全连官兵的面，硬是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里。

　 刘进昌后来因不堪忍受当官的无端打骂，在越南境内跳火车逃离了这支“阎王”部队。开小差的刘进昌跳车后，碰上了第60军552团迫击炮连的人，被带去见了该连连长李宝衡：“报告连长，捡了个小兵，让他喂马吧！”

　 被留下来的刘进昌由此有了比较。他认为，第60军打人的现象比嫡系部队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成分不像嫡系部队那么杂，都是子弟兵，乡里乡亲的，就像地方保安团，一个连队是一个窝子，彼此之间的乡情要浓一点，士兵也好带。

　 当然，好坏是相对而言，再好，也逃不脱挨打受骂的命运。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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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军队，开小差是死罪。犯死罪的人怎么个死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留下的人不敢开小差。于是，有了“杀鸡给猴看”之必要，有了“杀一儆百”的治军需求。至于怎么个杀法，并无一定之规，完全凭行伍中通行的惯例或军官的嗜好。

　 通常是集合部队，公布罪状后，当众枪决。1946年冬，原国民党第60军暂编第21师直属队在吉林九台处罚了3名逃兵，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一年多前，该师第3团准备开赴越南时，在驻地“宰”了两名逃兵，其中一名被斧头砍掉脑壳，一名被刺刀戳透两肋，另有一名“被活活吓死”。

　 还有其他方法。

　 田文富所在国民党第110军辎重团，有一天，抓住了一名开小差的士兵，绑在大树上，用青冈棒活活打死后，硬是不埋，要继续绑在大树上“示众”，以震慑所有企图开小差的士兵。

　 1944年冬，云南昆宜师管区基干团2营5连百十来号新兵看到的，是“何疯子”吊打逃兵。

　 “何疯子”吊打的，是两名刚被押到师管区才穿上军装就开小差的壮丁。他俩被抓回来后，正赶上“何疯子”值班。值班的“何疯子”有了发泄疯狂的机会。

　 全连新兵被带到连部门前，“何疯子”派人将两名逃兵从临时牢房中拖出来，亲自用绳子反绑两名逃兵的双手，在背上打一个结，然后，把绳子往房梁上一抛，搭在上面，再抓住绳头一拉，将逃兵吊在半空。接着，“何疯子”又叫人搬来8块砖头，用细麻绳每两块捆一坨，拴在每个逃兵的每一只脚拇趾头上。

　 这一次，“何疯子”亲自执棒，一逞淫威！从腿到腰，从前胸到后背，没有他不打的地方，没人给他数打了多少下，也不知道他想打多少下，只知道他换了4次棍子，一直打到逃兵屙出一裤子屎尿，臭气熏天的时候，才善罢干休。

　 昏迷不醒的逃兵都被拖下去埋了。不埋也活不成，遍体鳞伤不说，骨头也断了好几根，加上内伤，根本活不了几天。

　 一连几天，“何疯子”还威胁那些吓得两腿抖个不停的新兵们：“以后谁不听老子的话，连部的房梁就给谁预备着！”

　 与遭棒杀、吊打的逃兵相比，开小差的军官“回老家”的黄泉路，走得似乎痛快一些。

　 第546团在越南时，一天，一位姓刘的连长雇了一位华侨开汽车，带着一位排长逃离了部队。邓团长得到报告，立即派团部特务排唐排长带兵去追，并下了死命令：务必将其抓回，否则军法从事。

　 唐排长带领一个班的士兵，坐上日本兵开的汽车，一路紧追不舍，在一所公路哨卡处将华侨的汽车追上截住。刘连长是唐排长的军校同窗，唐排长放了他一条生路，只吩咐士兵将那位倒霉的排长捆起来，押上日本兵开的汽车，带回团部。

　 唐排长一行一到家，团部立刻响起了刺耳的军官集合号。一会儿，全团军官以营为单位带到了营区外的铁路边。邓团长威风凛凛地站在铁路的路基上，指着反绑双手跪在身旁的排长，义正辞严地痛斥：“身为国军军官，不思报效党国，报效长官，反而甘当可耻的逃兵，这号人，枉为军官，枉活人世！”

　 说罢，举起右手由后往前一挥，团部特务排一名姓解的班长端着“七九”步枪走上铁道路基，在开小差的排长身后停住脚，然后将“七九”步枪的刺刀尖对准排长的后心窝，待团长一点头，解班长一个猛烈突刺，以脚、腿、腰、胸、臂全身的爆发力将一尺多长的刺刀刺入排长的后背，并从前胸透出。排长一声惨叫。

　 解班长虽然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但他还是有点心慌，因为杀当官的还是头一遭。慌乱中，他忘记了按照刺杀操典的规定，拔枪刺时，必须顺时针旋转枪刺，以防极度痉挛的肌肉裹紧刺刀。解班长连拔了三下，也没把刺刀拔出来，索性抬起左脚蹬住排长的后背，再用力一拔。就在刺刀拔出来的一刹那，排长的前胸、后背喷射出滚热的鲜血，溅了解班长一身。顺势一头栽倒的排长，滚到了路基下面，在一阵痉挛抽搐中，又坐了起来，挣扎几下，才蹬腿断气。

　 排长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向在场所有的人展示了自己那张苍白、扭曲、痛苦和恐怖的面容。

　 断气的排长，被就近埋在附近的一处空地。

　 后来，邓团长得知唐排长私放军校同学，他没有追究唐排长徇私枉法的渎职之过，虽说治军要严是历代古训，但邓团长明白，在军官中敲山震虎，借一个人的脑袋已经足够了，他还指望靠这帮军官带兵北上打内战呢！

　 同是刺刀毙命，当官的，的的确确要比当兵的痛快得多。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552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住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前台上是杀气腾腾的值星官，两侧由荷枪实弹的团部特务排警卫。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军官站在后面。显然，这种刻意的安排是要给所有不知军营深浅的新兵们一个下马威：看以后谁还敢开小差！

　 值星官集合整队完毕，团长亮开了洪钟般的大嗓门：“把三个怕死鬼拉上来！”话音刚落，执法队一帮彪形大汉将三名早已魂不附体的逃兵拖上前台。正欲“亮相”，三名逃兵浑身上下“筛糠”不止，瘫在地上，执法队员只好将他们再从地上提起来。

　 团长朝他们鄙视地扫了一眼，随即下令：“让他们日土！”

　 几位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每个逃兵身体两侧各站一人，抡起军棍“噼、啪、噼、啪”对打。逃兵先是哭爹喊妈向团长求饶，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大。打了一阵子后，惨叫声越来越小。到后来，只剩下“噼、啪、噼、啪”的军棍击打声了。

　 也不知打了多少军棍，团长喊了一声：“停！”接着，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位。台下的士兵都以为留下来的一位要枪毙示众，本来就抖个不停的双腿抖得更厉害了。没想到团长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间，新兵们腿不抖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全都愣了：昨天还是朝夕相处的患难兄弟！

　 又是瞬间，新兵们的腿又全抖了起来，手也颤了。谁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看看逃兵像肉酱似的屁股和地上的血浆，谁敢不服从命令？况且，“刺刀见红”必须经过值星官检验。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惨叫一声。第二名新兵的一刺刀还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逃兵又惨叫了一声。100多名新兵，以他们最不忍心的刺杀方法，为逃兵选择了最难以忍受的死亡过程。

　 按照团长的吩咐，死去的逃兵“脸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见天日的。

　 逃兵的命运，还有比这更惨的。

　 也是抗战末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士兵罗珠成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惨剧。那天，该营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官兵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个别老兵要麻木一些，下手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的，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一块一块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罗珠成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九台政治整训的统计资料，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100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第52师最为残酷。

　 该师第1团迫击炮连曾有一名连长，抓回逃兵后，剥光衣服，用4颗大钉子钉在大树上，折磨了整整一昼夜，让他活活痛死。

　 该师第3团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

　 有的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栓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不知哪个烂学究，给这种吊人方法起名叫“凤凰单展翅”。还有的军官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拽出肠子，再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皮，当众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活活地剥下皮来。更有个别军官将逃兵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煮熟，而后，强迫士兵分食，军官则吃人脑。据记载，一位叫王昭卿的，有可能是吃逃兵肉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据采访，一位叫刘益的起义士兵在云南屏边时，就被强迫喝过“人肉汤”。他回忆道，那一次，当官的强调：“喝了人肉汤，就不会开小差了。”不喝不行，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还得喝。那味道，比喝大粪还难受，腥！

　 在九台政治整训期间，暂编第52师第1团代理团长李峥先后来回忆说：“控诉旧军队时，残害士兵的事情是诉不胜诉。我在国民党军队从排长一级一级干到副团长，干了10多年，旧军队对逃兵处以极刑是常事，如此残酷地折磨士兵虽然不多见，但国民党各部队都有，只不过从上到下，各级从来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在控诉运动中，当听到各连指导员集中汇报旧军队残害士兵种种情况时，才感觉到令人毛骨悚然。”

　 煮吃逃兵的事李峥先也听说过，还听说过有的士兵被军官用铁丝从鼻子上穿过去，再拴到树上的事。这种事情，原国民党第544团8连士兵黄金明亲眼见过。不过，他在吉林战场看见的，不是用铁丝穿鼻子，而是用铁丝穿进逃兵的锁骨，再绑到树上。

　 亲历者都说：类似的惨剧太多，根本记不过来受害人的姓名和单位，也根本没想过，这不争的事实几十年后会有晚辈怀疑。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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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打骂、残杀士兵是旧中国的一幕悲剧，“吃空”，则是一出闹剧。

　 所谓“吃空”，又叫“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

　 “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吃空”，一般吃基层连队和独立排的，机关的兵员不但不缺，往往还超编，因为军官需要人侍候，侍候人的人是断然少不得的。通常，连队的“空额”不光是连长自己的，还有上级长官的。上级长官也不是每个连队的“空额”都吃，下属留的“空额”有的吃得到，有的吃不到，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暂编第52师“人事、经理自成一系”，上司就吃不到该师的“空额”。第182师师长在其所辖3个团中，因第545团是他从原暂编第19师带过来并编的，所以该团的“空额”他就吃得多一些。当然，长官吃下属的“空额”也不白吃，对吃得多的单位，他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在兵员、经费、装备的拨补上，在职务的提拔上，在战区布防和作战部署等方面，多给他们一些关照。

　 军官究竟能吃多少“空额”，没有完整的资料记载，只能根据一些零星文献、口碑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了解一个梗概。

　 国民党独立第95师有“赵子龙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嫡系。据该师师长张伯权回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一人就吃800个“空额”，仅在独立第95师就吃150名“空额”。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只及报表数的百分之六十”。

　 基层官佐也能“吃空”。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第1连排长赵谦说：他所在连队有15个“空额”，据说这是陇耀师长规定的，让连长们吃了“空额”以后，就不要再克扣士兵的粮饷了。

　 原国民党第546团特务连一等兵李开国起义后不久，调到该团5连任文书，接原文书开小差后丢下的工作。他一上任就发现人头不对：花名册上有名有姓的士兵150余人，可是实际上，全连还不到100人，起义后开小差的充其量也就十来个人。

　 开小差的文书后来无处可去又回到部队，他告诉李开国：“5连花名册上有40人左右是按照当官的吩咐乱编的名字，叫‘空额’。这40多个‘空额’有连长的，也有上级长官的。”

　 经老文书这么一指点，李开国想起来了，部队从吉林市仓惶撤到长春市时，武器装备大量丢弃。国民党国防部在为其拨补武器装备前，曾派人前来“点验”。“点验”要数人头，抽花名册当场呼点。为了应付国防部大员，第546团临时拆散了一个营，将士兵分配到其他两个营和团直属队。每个临时分去的士兵都被按照花名册安上了个假名字，你叫“王老二”，他叫“谢小三”，等等。喊到假名字时，顶替者必须答“到”。拆散了的这个营，对国防部大员则以“在城外执行守备任务”为由予以搪塞。其实，“点验”第546团时，该团的守备早已被其他团接替。

　 很难说第546团的把戏不会被识破，蒋介石的钦差大臣再笨也笨不到哪里。“吃空”在国民党军队比比皆是，太司空见惯了，不“吃空”反而不正常，不然，国防部还派人来“点”什么“验”？不过，这也没什么难处，有钱能使鬼推磨，安排好国防部大员吃喝玩乐，再塞点“包袱”，不愁他不闭上一只眼睛。

　 这次“点验”第60军破费了多少，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是，各级长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蒋介石撒了个弥天大慌，狠狠地捞了他一把。不捞白不捞！

　 不少起义士兵都记得，撒谎的不仅仅是部队长官，分队长官也撒谎。国民党军队当官的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很少深入基层。上级长官于光天化日之下敢欺上瞒下，连长们何尝不能也干点瞒天过海的勾当？上行下效，背着上级长官发点小财，顺理成章。

　 于是，军、师、团长们不时地也要“点验”所属分队，抽查人数。“空额”可以吃，但兵也不能太少了，否则，谁来打仗？

　 遇到这种情况，连长们也要“借兵”。通常是连队之间互相借。若不成，则找来一些老百姓，给他们套上一身军装，管两顿饭，最多给点小钱，完成冒名顶替任务，再扒下军装放他们回去。

　 “吃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隐瞒作战阵亡士兵数。据暂编第21师参谋长杨肇骧著文回忆，1947年秋“吉林保卫战”结束后，国民党第60军少报了数百人的伤亡，一方面是为了邀功请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多领经费、粮饷。

　 第60军的兵员经上上下下各级长官这么一折腾，部队的军事实力只能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军长、师长说不清，解放军干部派来后，也只查了个大概：长春起义时，全军报称2.8万人，实际进驻九台2.3万人，其中还包括“空额”、冗员、冒名顶替及大批眷属。解放军干部全部到达后，才对相当混乱的部队进行了彻底清查整理，清查出来的实际人数为1.9万人，其中军官2714名。

　 由于部队起义后的逃亡人数无法统计，上述数据只能概略地反映国民党第60军“吃空”的大致面貌。

　 “空额”，由带兵长官掌握、开销。划给连长的“空额”，一般是连长自己吃，也只够他自己吃。团以上部队长的“空额”由于数量较大，通常交军需部门经管，列入“特账”收支。

　 纳入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特账”的“空额”，1948年初，至少有133名，其中在第2团“吃”到44名，在第3团“吃”到11名，在师直属队辎重营“吃”到78名。

　 李嵩师长的“特账”不分公私，其收入来源，除了从下属团队收上来“空额”兵饷和粮代金等经费外，还有“制作符号剩余款”、“购买大车剩余款”、“行军锅灶剩余款”，上级拨发的“犒赏费”、“防寒费”，还有从吉林铁路局警务处带到暂编第52师的“滚存结余款”等等。在所有资金来源中，通过“空额”吃进来的“饷项结余”和“结余粮代金”占半数以上。

　 顺便提一句，所谓“购买大车剩余款”和“购马剩余款”，很可能是1948年3月该师从吉林撤往长春途中抢劫老百姓的牲口和大车卖的钱，因为在时间和数量上，这笔资金来源与控诉运动中该师官兵揭发的情况大致吻合。再说，李嵩若真的贪污装备款，他未必敢如此做账。

　 上述所有款项的开支，均由师长一人说了算。这种私有性质，在旧军队天经地义。李嵩师长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支汇妻子蔡凤仪和长沙亲友李世辉等人的款项，均从这里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款项虽然归师长任意支配，但师长并不独吞。有些公务活动也要从其中开支，如“特支费”、“犒赏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等等。不过这类开支只占10%左右，且其中多数款项后来又转到“临时费”中去了。军长给的“犒赏费”，“犒赏”到部下头上的仅占13%左右。

　 “特账”还有一项较大的支出，就是给部分军官送钱，予以补贴。送钱的对象一般是副职或不带兵、没有经济权的军官，当然，都是用得着的人。至于钱送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师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

　 各级长官对部队经费的公开侵吞和占有，强化了他们手中随心所欲的权力，各级长官对这些不义之财的任意支配，强化了内部封建的忠义道德，而一旦培养出一批感恩戴德的部属，自然不愁打起仗来没人为自己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军队的私有性质，随着金钱与地位的循环、流动、交换，也不断被强化下去。

　 “吃空”，在今人看，似乎荒唐得不可思议。

　 “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总打败仗？”许多起义官兵都这么说。

　 起义官兵还说，“吃空”，是旧军队最低级的贪污。

　 基层军官的“空额”不是少吗？贪财者自然会挖空心思打一些在士兵身上榨取油水的鬼主意。

　 从昆宜师管区基干团这个人间阎王殿里熬过来的李开国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师管区，他从未吃过一顿饱饭，每顿只给一碗稀饭，饭里掺了不少稻子，还尽是沙子，吃下去直拉肚子。就这样的饭，吃起来还限制时间，5分钟一到，哨子就响了，没吃完也得把碗放下，说是“锻炼军人的战斗作风”。

　 最初，大家都以为是上级拨的粮食不够吃。一次出公差到粮店去扛米，李开国才偶然从侧面听说，士兵每人每天定量一斤半，而士兵们吃到嘴里连一斤都不到。从那以后，李开国开始留心观察没吃到嘴里的粮食都哪去了。

　 原来，每次到粮店买米，连队管伙食的特务长（即司务长）都要单独挑几个兵跟着他，别人扛一包米回连队，只跑一趟，这几个兵却要进粮店里扛两三次米，而扛回连队的只有一包。很明显，一部分大米被他们扛到附近一个什么地方，盗卖了。

　 这些当官的不仅克扣士兵的伙食费，在师管区最后半个月，新兵的一切训练统统停止，全部上山砍柴。砍回来的柴，一律送到县城各家客店。半个月下来，县城周围山上的柴砍得光光的，县城客店里的柴都堆得高高的，军官们的腰包也装得鼓鼓的。士兵出完了力气，分文得不到，全部被送往前线，抗日救国去了。

　 转业到成都市煤建公司任副经理的齐云阁，长春起义前两个月，因没饭吃，被迫到暂编第52师第3团通迅排当兵。齐云阁记得，那段时间，因长春被封锁，粮食特别值钱，1个玉米面窝头能卖到18亿元东北流通券。排长在长春城内有家，他经常背着大家偷偷把克扣下来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去换金银首饰。长春起义后，排长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开了小差，以后再没见着。

　 军官剥削士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扣饷”。“饷”，是士兵的津贴，军官的工资叫“薪”。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士兵该发多少饷，在笔者采访的起义士兵中，竟无一人说得清。

　 龙培，在暂编第21师第3团重机枪连和第182师通讯连都呆过，他说：“旧军队士兵的饷少得可怜，按规定应该每月发一次，但实际上，当官的想起来就给你发一次，想不起来就不发。发饷是一级发给一级，连长发给排长，排长发给班长，班长给我多少是多少，根本不敢问。不打你、骂你，就很不错了，谁敢惹他们自找不痛快？是不是层层克扣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原暂编第21师第2团的士兵罗珠成说到发饷就来气：“发饷？发个屁！饭都不让你吃饱，里面还掺了沙子。在旧军队，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想买个红薯的钱都没有。我不记得发过什么钱。不但没发钱，还倒拿走我从家里带来的3块银圆！”

　 16岁那年，罗珠成被抓了壮丁，他刚分到连队，班长就问他：“你带了多少钱？”

　 “3元。”罗珠成老老实实地告诉了班长。

　 “交出来，我替你保管。”见罗珠成疑惑不解，站在原地没动，班长又解释一句：“不把这个钱收起来，你会开小差的。”

　 罗珠成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银圆。这3块银圆，被班长永远“保管”下去了，再没还给罗珠成。

　 当这些老人被告之，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每月伙食费6元，薪饷2—3元，抗战中、后期又有所提高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痛骂：“全他妈的让各级当官的层层贪污了！”

　 在旧军队，公开勒索士兵钱财的很少，多数情况是以欺骗的手法谋人钱财。赌博，就是最常见的方式。

　 浦绍林当兵时，口袋里装着几枚“叮当”作响的大洋和铜板，一到部队就被几位军官盯上了，高低拉着他去赌钱。见浦绍林胆怯，其中一个还拍起了胸脯：“放心，跟着我，不会错的！”

　 拗不过他们的浦绍林只好跟着去了。赌博的方式是摇骰子，猜单双。一位军官将骰子放入一个碗里，扣上盖子，“哗哗”一摇，赌徒们便“单”、“双”地叫了起来，这时，再揭开盖子验证输赢。没用多少时间，浦绍林兜里的钱输了个溜干净。

　 浦绍林说：“在旧军队里要学坏太容易了。我之所以没有学坏，是因为遇到了好人。我一到连队，赵霖芝、张子新他们几位就叮嘱我这个‘小老乡’：‘不许跟周围的人学坏！’那一次，他们把我臭骂了一顿：‘你小小年纪，怎么也学赌钱？那几个人专吃新兵和生人的钱，谁和他们赌，都是输的多，赢的少。’”

　 从那时起，浦绍林就对赌钱产生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厌恶，不但自己不沾，也不许家人沾，打麻将赢点小钱也不行！

　 与第546团的邓团长相比，耍钱的这帮芝麻官要发点小财的确太艰难了。邓团长在越南执行受降任务时，“劫收”了一笔让全团官兵都眼热的洋财，货真价实的“大洋财”。

　 那是一个日本人的保险柜，里面放着金条。邓团长不知从哪搞来的，钥匙也没有。那天晚上，邓团长亲自带着团直属迫击炮连的十来个人，将保险柜抬到河边，借着“哗哗”河水流动声作掩护，让士兵轮流用军用十字镐刨，干了一晚上，才将保险柜五六层铁板一块块刨开。取出金条的保险柜被埋到河床下面。邓团长带人打道回府后，连夜派人在马厩内沙土地上，挖了个深坑，把金条埋进去，直到上面来视察的大员们走了，才把金条起出来。

　 国民党军队贪污公开，丑闻不胜枚举，人称：“喝兵血！”

　 军官的贪污直到起义后，还胆大包天地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力。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2营的军官起义后，贪污解放区发行的东北流通券4158.6万元（旧币）。原国民党暂编第52师第2团炮兵连连长起义后，贪污、盗卖解放军供给的大米290斤、高粱米900斤、皮大衣6件、棉大衣8件、鞋子7双、帽子5顶、手套7付。

　 还有，全是士兵觉悟后揭发的。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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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军队，被残杀的不仅仅是逃兵。

　 根据军史资料记载，有一位叫张秋生的揭发，士兵邓秋发患病后，队长不但不安排治疗，反而派人将邓秋发扔进马厩。一夜之间，邓秋发被军马踏烂，拖出去时，连肉和衣服都分不出来了。

　 起义人员说：“这完全有可能，旧军队一些当官的就是不把士兵当人看！”

　 在旧军队，一些长官不仅不把士兵的性命当回事，就是下属军官的性命有时也可以随意索去。

　 一位叫黄祥麟的军官在控诉运动中揭发：

　 1948年7月，国民党第60军所属第二巡查队潘队长与上尉队附关向荣发生矛盾，关向荣抓住了潘队长吃缺（即“吃空”贪污）压榨士兵一事，向长春警备司令部告发。军参谋长徐某闻讯大发雷霆：“本军内部的事，怎么能往外捅？关向荣真他妈的活腻了！”

　 当晚7点，徐参谋长派传令兵到关向荣家传令：“军座有请。”

　 关向荣急随传令兵赶往军部。到军部后，没见着军长。出来见他的徐参谋长不容关向荣问个明白，更不容他申辩，只说一句：“你违法！”便让人拖下去“制裁”。

　 8点20分左右，关向荣被押解至火车站附近枪决，身中3弹。

　 杀掉关向荣后，徐参谋长一面以“关队附伙同士兵通共，故已枪毙”的谎言搪塞长春警备司令部，一面编造“关队附患急病已送野战医院诊治”的假话欺骗其家人。直到第三天，才派人前往西三道街通知关向荣妻子：“关队附已病故，由医院安葬了。”

　 关向荣的妻子阮爱媛，是关向荣赴越受降时在驻地娶的越南人，在长春举目无亲。关向荣一死，她的生活便无着落。关向荣的几位的同乡、同学黄祥麟、苏文元等四处托人说情，将关向荣的“上尉底缺（指领取薪水之处）存留在暂编21师”，并从潘队长处要了两个士兵的“空额”，才临时解决了关向荣未亡人的生计。

　 “通共”，在国民党军中是杀无赦的重罪，因“通共”被杀的，多数其实并未“通共”，只不过说了几句评价共产党的大实话。

　 国民党第546团1947年在辽宁昌图驻防时，团长就曾集合全团官兵，当场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东北民主联军释放回来的士兵，罪名是“替共匪宣传”。其实，这个士兵只是讲了几句：“共产党把我俘虏去后，既没挖我眼睛，也没砍我脚杆，挺客气的，说愿意干的可以留下来，不愿干的发路费放你回去。”

　 送信的也是“通共”。军参谋长徐某的勤务兵1947年在磐石被俘，经解放团教育后，于1948年放回长春，并让他给徐参谋长带去一封劝其弃暗投明的信。徐参谋长信也不看，一把扯得粉碎，喊来副官，当下就把这个侍候他多年的勤务兵拉出去毙了。

　 更疯狂的，是收到共产党的“信”也算“通共”。1948年中秋节，解放军向长春守军发起政治攻势，送去不少月饼，每块月饼里都夹了一张宣传品，多数人知道“共军”的宣传品不能看，看了就“违法”，所以，大都偷偷吃月饼，吃到宣传品时也不声张。有位军需官偏偏缺了个心眼儿，吃月饼不避人，吃到宣传品还要看个新鲜，结果，被人告密。军参谋长徐某一怒之下，派人用一颗子弹打发他“回老家吃月饼”去了。

　 这些人，杀共产党的战俘和地下工作者更不手软。

　 通常，杀证据确凿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要张榜公布，以造声势。国民党第60军的一般公文由军参谋长决定，以军长名义划行批可，重要案件由军长决定。1947年第60军驻防吉林市时，军参谋长徐某亲笔批示了枪决东北民主联军吉林军区派出的工作人员孟××的公案，执行之日发布杀人公告，四处张贴。对于证据不足的嫌疑人员，则在严刑拷打后秘密杀害。

　 1948年3月14日，第60军从吉林撤到长春市不久，暂设在长春二道河子一家饭馆内的军司令部，闯进一位乌拉街的小学教员，上到楼梯一半时，被卫兵截住，正好又被下楼的军参谋长徐某撞上。徐参谋长一口咬定此人是“八路探子”。

　 小学教员大呼“冤枉”，申辩自己“不知道饭馆里驻了兵，误入了军事重地”。

　 徐参谋长不由分说，喊来军部副官处张处长：“把他给我拉下去教训教训，让他招供！”

　 此时的东北尚未解冻。张处长得令后，把小学教员拖到室外，于冰天雪地中将他的衣服剥得只剩下衬衣、裤衩，然后，让几条大汉一阵拳打脚踢，直到把他的一只眼珠子打出眼眶，还是没逼问出来什么名堂。当晚，徐参谋长下令用刺刀将这位小学教员挑死在老百姓的羊圈内。

　 据说，落户沈阳的张处长（起义时任团长）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这是后话。

　 杀这位小学教员，没有公告。

　 无公告杀人，多了，特别是杀战俘。还有活埋战俘的。

　 1947年，第546团在昌图驻防时，抓住一名民主联军的侦察兵，团长亲自审讯：“你们来了几个人？”

　 “两个半。”

　 “带了几条枪？”

　 “三条半。”

　 团长火了：“妈个×，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跟老子吊儿郎当的？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埋了！”

　 抱着机枪在附近警戒的团部特务排士兵徐树礼，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侦察员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侦察员不求饶，不叫喊，一双眼睛向团长投射出一束极度鄙视的目光，犀利逼人，直到最后一锹黑土埋没头顶，他还顽强地在土里拱，在土里挣扎！

　 还有残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

　 依然是这个团，一位姓刘的副官在光天化日之下，污辱残害了一位柔弱无助的女孩子。

　 那是1947年驻防吉林桦甸时，该团驻地附近来了一老一少背着三弦琴沿街卖唱的父女，刘副官硬说他俩是“八路探子”，抓到团部后，先拷问父亲，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又去拷问那个姑娘：“说，是谁派你来的？不说？不说就扒了你的衣裳！”

　 女孩子吓得“呜呜”直哭。

　 被反绑双手的父亲，“扑通”一声给刘副官跪下了，一边“砰、砰、砰”地磕头，一边用呜咽嘶哑的声音哀求：“老总，我们确实不是八路探子。是的话，我们什么都说。你饶了她吧，她还是个黄花闺女，还没嫁人呐！”

　 刘副官抬起腿，一脚把老头儿蹬开，然后嬉皮笑脸地走近女孩子，托起她的下巴：“嘿嘿，说不说？还是不说？那我可就扒衣服啦！”说罢，就把手伸过去解她的衣扣。

　 女孩子被反绑双手，边哭边挣扎，但怎么也挣不脱那双魔爪的蹂躏。顷刻，少女珍藏着的冰肌玉肤裸露无遗。到了这个地步，女孩子除了哭，别的什么都不能了。

　 “还不说？”刘副官动怒了：“来人，到猪圈给我拔几根猪鬃，要硬的！”猪鬃拔来后，刘副官一手捏着女孩子的乳头，另一只手捏着猪鬃直往乳腺里捅，一直捅到捅不动时为止。

　 卖唱父女后来的下落，只有刘副官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难看出，糟塌妇女很有一套的刘副官是位风月场上老手。

　 起义官兵都说，旧军队里一些当官的玩个女人，太随便了，不吃喝嫖赌的人，反而不多见。

　 逛窑子，通常是一些最下级的军官和老兵油子干的事。一般士兵没这个钱，也没这个机会，白天要训练，晚上要站岗、守碉堡，根本不让你出去。下级军官和个别老兵逛窑子，是因为他们口袋里的钱只够玩玩“野鸡”。

　 国民党军也不准逛窑子。部队每驻防一处，都要派出纠察队上街巡逻，妓院自然在纠察范围内，但这种纠察多流于形式。一位当年的纠察队员说：外出纠察都由军官带队。每次纠察到妓院门口，带队军官常常一人进去“喝茶”，士兵在外面等候。军官的“茶”喝完了，再继续“纠察”。

　 有时也进妓院“抓人”，但一般不真抓，因为这是个捞外快的机会。通常先破门而入，呵斥一通，把口袋里的钱搜去，再让嫖客提起裤子，赶他散伙滚蛋！逛妓院的官兵口袋里都有点钱，破财免灾，不然，让纠察队到长官那里奏一本子，日子更难过。

　 有的下级军官不但自己逛妓院，还带上几个巴心巴肝的士兵去“有福同享”。这也是笼络士兵的一种手段。

　 进妓院的官兵多数要染上性病，遇到这种情况，就得花更多的钱去买一种叫“904”的药去洗，还不一定能治好。

　 国民党某部起义后，解放军卫生部门曾专门拿出一大笔款子，派人到境外购买治疗性病的贵重药品，为起义官兵中的性病患者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治愈了，遗憾的是，极少数人已经把这种肮脏的病原体传给了后代。

　 50年代在某幼儿园当医生的邓敬英记得，当年，她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该幼儿园时，发现大班有个头大眼小目光暗淡的男孩，小男孩是马鞍鼻，鼻梁下塌，鼻孔上翘；双眼角膜模糊，不像常人那么亮，患间质性角膜炎；门牙有较宽的豁口，在医学上被称为“胡坑森氏齿”。这是先天性的梅毒孩子三个最典型的外观病理特征。取其血样化验，果然，梅毒血清反应呈阳性。

　 小男孩的梅毒是遗传的。这类情况，通常是男性患病传染给女性，女人于感染期间妊娠，又传给下一代。在一般情况下，生下的头胎、二胎，以无脑儿或全身糜烂性婴儿居多，第三胎若能勉强活下来，则很可能出现上述病症。这类病儿，先天免疫功能受损，身体免疫力较差，极易患病，且以血液传染他人。

　 出于职责，邓医生不能不考虑：把其他孩子传染了怎么办？其他孩子的父母知道又会怎么想？

　 可是，当邓医生建议将小男孩作退园处理时，却受到领导的批评，她被告之：孩子的父亲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起义干部。

　 其实，有些患性病的官兵也有苦楚，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薪饷却很微薄，娶不起良家女，只好找个便宜的窑姐宣泄旺盛的情欲。

　 连以上军官很少去妓院，那地方太脏，又下贱，不屑一顾。通常每驻防一地，先瞄瞄哪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长得俊俏，瞄准了，就送东西、送钱，票子和枪杆子老子都有，票子铺道，枪杆子保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动声色，不惹麻烦。

　 也有相对“专一”的，搞一个临时夫人到兵营里同居。想要她，走哪儿带到哪儿。不想要了，借部队换防溜之大吉，像丢掉一只破鞋一脚把她蹬开，至于孩子怀没怀上，老子不管。

　 一些营、团长要是混迹风月场，则比连、排长们威风得多。某团长在吉林口前有个相好的年轻寡妇，每次去她家过夜，都要带上一两个班的兵给他站岗。

　 还有娶几房姨太太的。

　 原沈阳军区副政委艾维仁离休前讲过一个笑话，是他刚从东北解放军第4纵队调去改造起义部队时，听起义官兵讲的。

　 那是在起义前，一天，营里点名，当营长呼到个陌生的名字时，答“到”的竟是一声稚嫩的童音，一个十几岁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营长顿时怒目横眉，愤然作色：“这是哪来的兔崽子？”

　 一旁的随从急忙把脸凑过去，附在营长耳边悄悄禀报：“营座，他是你姨太太的亲戚，来咱们这儿找碗饭吃。”

　 营长“哦”了一声，眉舒目展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小是小了点，人还挺精神，就留下来吧！”

　 官再大一点，搞这个行道更威风。某军参谋长就有一位专给他拉皮条的，是军部辎重团的一位副营长。他每次出去淫乐，都要从辎重团调去一个班或一个排作警卫。

　 还有杀夫霸妻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

　 这些事，政治整训之初，多数起义官兵都不当回事：人家双方都是“自愿”的嘛！

　 经过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的教育，他们才觉悟：这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和金钱摧残妇女！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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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中国人习惯于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认知方式。现实生活并非这样绝对。“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一位曾下令残杀逃兵的某团长，率部起义后，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政治斗争的考验，在起义一年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政治整训期间，中共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组织起义部队召开了“对事不对人”的控诉大会，并与某团长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这位一辈子铁骨铮铮的铁血军人，当年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时没有畏惧过，当年残杀逃兵时没有手软过，此时，却在士兵群众的哭诉中，浑身上下发抖了！

　 某团长的灵魂是用士兵的泪水彻底洗涤干净的，而他的思想反省与灵魂革命又是在士兵群众予以谅解的掌声中通过的。

　 1984年，一位当年面对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吓得浑身发抖的小新兵，登门拜访了从前望而生畏的老长官。来人提着五粮液和板鸭，先作自我介绍：“我以前是你手下的兵，今天专程来看望当年带领我们参加革命的老首长。”

　 “你叫什么名字，先不要说，告诉我你现在的职务。”“老长官”打断了来人的自我介绍。

　 “师职。”来人答道。

　 “呼”地一声，76岁的“老长官”从沙发上猛然站了起来，一把握住来人的手：“唉呀呀！我早就听说我们团出了个师领导。没想到，没想到，真没想到，师首长就在我的面前！你是我们团的骄傲，给我们起义官兵争气了！”

　 “不敢，不敢！当年起义时，老首长是掌握实力的主要将领，没有你的支持，起义不可能成功。”来人惶恐地接过话，赶紧把荣誉还给了当年率领自己参加革命的“老长官”。

　 “对呀，对呀，对呀！”“老长官”的爽快，依旧不减当年，不掩饰，不做作。

　 一会儿，“老长官”从书柜里翻出一本花名册，随即点出了来访者的姓名。这一天，“老长官”特别高兴，亲自下厨房为客人炒了几盘拿手的家乡菜。

　 趁着“老长官”兴致盎然，席间，来访者斗胆地吐出了憋在心里40年的疑团：“老首长，你那个时候，杀逃兵怎么那么狠呢？”

　 “不狠咋行？一个是部队没法带，不杀一儆百，都跑光了，谁来打鬼子？再一个，古今中外治军都要严，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本质不同，国民党治军习惯这个，也只能靠这个，没什么道理可讲。”

　 “那也不能太狠啦！”来访者还是没想通。

　 “咳！在旧军队你没带过兵，你不知道。不那样，行不通，吃不开！唉，都过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感谢“老长官”的坦诚，他为晚辈留下了一把打开认识旧军队大门的钥匙。

　 “不狠，吃不开！”这样的话，中校副团长李峥先也说过，上校副师长李佐、上校兵站支部长张官迎、中校副团长王伟略他们都说过。

　 国民党军官带兵的“狠”，不能单纯地、绝对地、片面地理解为人性的冷酷与残忍。作为一种严厉的惩戒手段，它维系官长的权威，维护部队的纪律，也维持内部的秩序。在通常情况下，是用于约束所有官兵的，有时，对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

　 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有一位亲戚，叫梁启义，在暂编第21师师部任军需官。1948年困守长春时，他丢失一张面额不小的本票。陇耀得知后，在师部驻地的电力局礼堂内集合师直属队全体军官，当众下令师部副官处胡主任责打梁启义50军棍。胡主任再三替梁启义求情，陇耀执意不允，非打不可，一棍也不能少。打完之后，当众验伤，若打轻了，胡主任还要重抡军棍。50军棍打得梁启义皮开肉绽，路都走不动了，养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

　 旧军队的军官，也不是个个嗜打成性，也有不打士兵，不克扣士兵粮饷的。

　 第60军起义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军官未进东北军政大学，留在九台随部队参加政治整训。这部分人，多数军阀作风较少，否则，面对众多士兵的泪血大控诉，他们根本呆不下去。

　 由于带兵方式的反差，在国民党第60军内部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士兵可以自行“跳槽”，只要不离开本军，换个连队未尝不可。士兵“跳槽”方式，一种是作战受伤治愈后，发一个“归队证”，归到哪个具体单位就不管了，士兵往往借机名正言顺地换一个打人少、能吃饱饭的连队；另一种，是自己偷偷跑到一个新单位，悄悄干上一段时间，既成事实后，再抛头露面。

　 士兵“跳槽”之所以能够合法化，是因为它能带来皆大欢喜的喜剧效果。士兵的原单位少了一个兵，连长可以多吃一个空额；士兵的新单位“捡”来一个兵，在编制数额内能据实增补粮饷；在上面的头头看来，只要我总兵力不减，何必自找麻烦？

　 李佐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时是连长，步兵连编制180人，他的连队实有286人。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佐升任营长，步兵营的军士编制最多170至180人，他那个营里的军士多达300余人。李佐说，从外单位跑来的兵大部分是伤愈归队的。开始，自己还挺高兴，可是超编后，上面又不增发粮饷，找了好几次都没解决，跑来的兵赶又赶不走。只好消极地等待作战减员，恢复编制数。从那以后，谁都没有积极性多要兵了。

　 暂编第21师第3团重机枪连士兵龙培在辽宁抚顺时，一天，遇到一位在师通讯连当上士的老乡，老乡当下就劝龙培：“你不要在下面呆了，一天到晚打仗，今天不知明天是死是活。来来来，到我这儿。我在师部无线电台，工作就是用手摇发电机，成天干活都在屋里。”龙培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跳了槽，半年多后，移防吉林时开始露面，原单位的长官见了也没说啥。

　 在国民党军队，不但有不打人的军官，而且打杀士兵的军官，也绝非都是那种不仁不义之徒。

　 旧军队自有旧军队的旧道德。

　 龙培在暂编第21师第3团重机枪连当兵时，曾挨过排长扁担，痛得哭了整整一天，差点又挨排长一顿打。排长叫岳炳清，贵州人，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作战经验和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别看他带兵严厉，不苟言笑，却是面冷心热。

　 1945年底，部队在越南驻防时，龙培患上了“赶水病”，就是猩红热，一连发烧半个多月，无医无药，又吃不下去饭，人都瘦成了一把骨头。一天，排长岳炳清又到床边来看龙培：“小龙，起来，跟我走。”

　 龙培不知排长叫自己干啥，欠了欠身：“排长，我病得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

　 岳排长火了：“妈×的，叫你起来你就起来，磨蹭什么？”说罢，一把将龙培从床上提了下来。

　 岳排长把龙培拉到营房外，见四下无人，拿出自己的烟枪递给龙培：“你抽点大烟，病就好了。”

　 岳排长用自己的钱买了鸦片，让龙培吸了两次，病真治愈了。龙培说：“要不是岳排长，自己可能活不下来。”

　 第546团邓团长，下面的兵都说他杀人不眨眼，见了他，一个个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他也有仁义的一面。长春被围困的后期，部队普遍缺粮，士兵几乎天天以豆饼充饥。邓团长下令将全团坐骑全部杀掉，自己的也不留，并集合全团宣布：所杀骡马全部分给士兵，任何军官不得克扣。

　 在国民党军队，有些军官打骂士兵虽然相当凶狠，但外人要动他手下士兵一根指头，那可不行：我的兵，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绝不能让他在外面受欺负。

　 士兵在外面打架是不允许的，可一旦打了，就只准打赢，不准打输：我的兵，决不允许当软蛋！出了事我顶着，大不了替你们挨一顿板子。若是有人欺负了你们，告诉我，我来替你们出气。在我手下，不会让你们吃亏！

　 国民党第60军的云南籍士兵，几乎都有一个共同感受：部队到东北后，军官打士兵明显少了，轻了，伙食也大为改善。

　 有的士兵猜：是不是军、师长们向各级提过这方面的要求？

　 军官们异口同声：从来没有。

　 实际上，自离开家乡那天起，官兵们就不约而同地油生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绪感受，在浓郁乡情的基础上，强化了彼此间互相依赖、相依为命的行为趋同。军官们认为，我的兵，还是家乡人可靠。士兵们则幻想，要回家，只有跟着当长官的老乡。

　 对于滇军内部盛行打骂士兵的风气，起义将领李佐是这样解释的：滇军起源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而早期讲武堂启用的教官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自然承袭了日本军阀野蛮的治军方式，以至于多少年来，军校教官一直向学员灌输“不打不成兵”的治军理念。

　 实际上，这其中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

　 在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极强的旧中国，控制和管理私有属性的军队，必然是色彩浓重的宗法家族式统治。长官是家长，士兵是家族成员。长官对士兵有不容动摇的统治权和支配权，士兵对长官只有盲从的义务。在维护等级森严、个人权利极不平等的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各级长官才肩负起维护“家族”整体利益或“家族成员”个人利益的道义责任。

　 由于官兵之间缺少平等的利益基础，更缺少公平的理想目标，彼此自然“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由于“没有道理可讲”，不同阶层的人权，只能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排序，于是，统治者残暴的施虐心理与被统治者麻木不仁的受虐心态，在蛮荒的生存环境里滋生起来，强化下去。于是，几乎所有的旧军人都习惯于依自己的社会地位，扮演相应的主子或奴才的角色，并麻木于主子对奴才人权血淋淋的践踏。

　 由此，不仅心狠手毒者有了畅行无阻的通行证，身体力行“仁义”道德的“夫子”，也难以脱离这种野蛮的行为轨道，甚至投身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也要运行于这种腐朽制度的路基。

　 抗战初期，国民党第60军由昆明出征抗战。全军4万余将士由云南经贵州入湖南，徒步跋涉50余日，行程2000余公里，部队所到之处，买卖公平，借物归还，露宿郊野，不进民宅，更不准有丝毫扰民害民行为。

　 部队开拔时，军、师、团均组织纠察队检查纪律执行情况。尤其是安恩溥师长，平素极力推崇孔孟的“仁义”说教，对部属要求最为严格。若有人借物不还，铺草不捆，只要被发现，“安老夫子”都要惟带兵军官是问，喊来营、连长，当众就是一顿皮鞭。鞭子抽在身上，不准躲，不准叫。你治军不严，就该尝尝皮肉之苦。营、连长们回去之后如何“传达贯彻”，不言而谕。

　 国民党军“习惯”的带兵方法，靠其自身力量是难以革除的。

　 长春起义后，曾泽生军长将军部直属辎重团与暂编第52师并编，任命原辎重团团长凌发启为该师第3团团长，掌握、控制这支他很不放心的部队。

　 凌发启的经历颇为曲折。刚到东北时，他是第184师师部副官主任。潘朔端率部起义后，他向潘朔端“告假”离队了。回到第60军不久，为曾泽生重用。

　 山不转水转，凌发启转了一大圈，又转回到两年多前他不愿前行的起点。他未尝未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类的懊悔。这一次，他下决心跟曾军长走。军长派他带一个团，他要把队伍牢牢掌握在手里，再完完整整地交给解放军。

　 凌发启上任伊始，遇到的头一个难题，就是逃离部队的士兵急剧增加。一天，连队抓住一名开小差的东北籍士兵，请示凌发启团长怎么办？凌发启犯难了，按旧军队的办法，理当借他的脑袋祭刀，以震住其他鞋底抹油——想溜的士兵。可如今给共产党干，能行吗？他心中一片茫然。为慎重起见，他请教了共产党派回来的李峥先：“八路对开小差的枪毙不？”

　 “解放团开小差的被俘军官，抓住后都不枪毙，八路自己的逃兵，我想就更不会枪毙了。”李峥先猜测。

　 “抓住以后怎么处理？”凌发启再问。

　 “教育，讲道理。”李峥先的回答十分简洁。

　 “讲什么道理？”如饥似渴的凌发启又问。

　 “老实告诉你，我也不会。我现在带兵是新旧方法一块用。”李峥先能传授给凌发启的只有这些了。他虽然是解放军派回来的，但派回之前，他除了“解放军官教导团”外，并未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呆过。

　 凌发启取不到真经，只好跟着李峥先的感觉走，集合全团，押上逃兵，以军棍大刑“侍候”。一顿军棍下来，逃兵的命没丢，但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

　 第3团开小差的减少了。然而，共产党并不买凌发启的账。解放军干部到来后，仍把这件毒打逃兵的事，列为控诉旧军队的内容，让被打士兵在全团军人大会上作了典型控诉。

　 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高戈里，山东掖县人，退役军人，现就职于四川省某机关，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为抢救史料，截止2007年3月，已经采访近200人，其中国民党起义、被俘官兵116名，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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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动军官如此虐待士兵，就不怕战场上被打黑枪？

委座都忙得整天沈阳北平葫芦岛到处飞，下面的国军军官还在吃空饷。我看到的资料上，当时的方法是拿到军饷后暂不下发，拿去购买物资，一段时间后再卖掉，再按照原数额发给士兵。因为金圆券贬值剧烈，物价一日数变，士兵们到手的金圆券只有发放时价值的几分之一。有些士兵就破口大骂过：“你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你打多少钱的仗！”包括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这一幕没有在《大决战》中体现一下子，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