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赖永初（一） -- 王外马甲

赖永初是“赖兴隆”杂货铺掌柜赖嘉荣的长子。

赖家的祖上其实是福建人。清朝道光年间的时候，赖嘉荣的祖父赖正衡随军到贵州弹压苗民叛乱，等动乱平息之后，这位担任“步营管带”的六品武官就从军队里退了役，举家在贵州的黄平县定居下来。后来，赖正衡的幼子赖宗贵又迁居到贵阳，在大南门附近的盐行街（今中华南路钻石广场一带）开了间杂货铺，辛苦经营再转到赖嘉荣的手上，已经算是一家不大不小的老字号了。

贵州这地方的商业很不发达，老百姓太穷，衣食住行只求个勉强将就，所以也就普遍缺少消费的意向。那时候贵阳城的繁华地段在“大十字”，城里头最热闹的大街才不过两丈宽，所谓的“商业中心”也只是些木头房子和黑漆柜台，上午十点钟开门营业，天刚擦黑就下闸上锁，从早到晚也没啥生意好做……繁华地段的商号尚且如此，象“赖兴隆”这样城门边上的杂货铺子就更不必说了，本小利薄，无非是靠着殷勤小心拉拢几位老顾客，再加上常跑乡下贩卖些土特产，用辛苦和笑脸来换个养家糊口而已。

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杂货铺”。但国有国法，行有行规，虽然是卖杂货的，但经营的货色却不能杂。

那时候的杂货店分为土、洋两类。“洋广杂货”又叫“百货”，可以在门口立个玻璃柜台，卖钟表眼镜、洋烟洋油花露水、上海袜子广东帽子、日本牙粉美国肥皂之类，最为高档。“土杂货”又分为好多种，比如“京杂”卖笔墨砚台、玉石烟嘴白铜痰盂乌木筷子、糊窗户的高丽纸和做帐本的麻纸，原来还卖顶戴朝珠官帽官靴什么的，现在已经没人要了；“苏杂”卖纸扇团扇、胭脂香粉，五彩丝线绣花针、还卖各式各样的烟荷包。赖永初家的“赖兴隆”属于“川杂”，带“洋”字的只能卖洋火，其他主要卖蚊香蜡烛、梳子篦子席子盆子杠子绳子、镀铜的水壶和镀金的首饰，以及竹筐木桶和麻布口袋之类，最特别的是允许“川杂”零售鸦片，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偷空剪点烟锅巴来卖”。

“赖兴隆”这样的“川杂”是不能卖酱油糖醋的，那属于“食杂”，也不能卖盐。食盐有专门的盐行负责经营，那些盐铺就集中在“赖兴隆”所在的大南门附近，所以这一带才会叫“盐行街”（今中华南路南段）。

作为从小就生活在盐行街的商铺子弟，赖永初当然很了解这行业中的规矩。只是，虽然明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参与盐业的经营，但他还是忍不住对身边的盐商们充满了反感。

自从昆明宣布起兵之后（云南独立比贵州早一个多月），西南的局势陡然就紧张起来。贵州的各类物价也急剧飚升，特别是盐价，从先前的每斤四毛五毛狂涨到八毛钱一块钱，那时候一个大洋能买三十斤大米，一斗米也不过八毛多钱（贵州一斗大米为25斤），所以几乎是“斗米斤盐”。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贵阳的“刘恒泰”、“周双裕”等几家主要盐商却纷纷宣布歇业，盐铺大门上贴出“春令休假”的告示，老板私底下还放话说：非要等盐价涨到一块五才肯开板。一时间，盐行街上聚满了焦急的市民，大家一面诅咒缺德的商人，一面又十分忧虑地唠叨着：“没有盐巴卖，该怎么过年哟”……

时局动荡，生活艰难，但时光却依然流淌。腊月将尽，冬去春来，在“护国举义”的喧嚣声中，1916年的春节姗姗来到了。

跟贵阳城里的其他人家一样，“赖兴隆”杂货铺也在为迎春而忙碌着。

家里的年货已经置办齐备了。大块的猪肉抹上椒盐，码在瓦缸里；肠衣用竹筒套着灌进瘦肉，填一段扎一根线；豆腐、猪血和肥肉揉在一起团成球形，裹上菜叶，放进大锅里蒸煮，空气中充满了花椒和腊肉的浓醺。几个伙计在后院里“磕糍粑”，把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倾入石臼，用粗大的棍棒反复舂打，越锤越粘、越锤越香，那砰砰嘭嘭的敲击就仿佛报时的钟点，一声声地宣示着新年的讯息。

大门的铺板洗干净了，门楣上的黑漆招牌被擦得铮亮。店老板赖嘉荣手拿一根缠了红布的鸡毛掸子，上上下下地扫拂着墙壁和天花板。这道手续叫“起扬抻”，谚语说“一天不打尘，一年理不抻”，祈祷来年顺利的店家必须在年三十这一天把自家的铺面弄得尘屑飞扬。

这一天必须要做的事情还有“拜祖师公”。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教书的拜孔子、造房子的拜鲁班，卖鞋的拜刘备、杀猪的拜张飞、算命的拜刘伯温、拦路打劫的拜达魔老祖……这有的有据可查、有的也有故事可说。只是那开饭馆、开旅店、还有这开杂货铺的却没有一个响当当的鼻祖，甚至连个能唬弄人的精彩故事也找不到，所以只好请个大众化的财神供奉起来，权当做自我安慰。所以有人给财神爷写了个对联：“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朝也拜，夕也拜，教人如何”，意思是说这胖乎乎的家伙本事不大，管的还挺宽。

拜过“祖师公”之后就要去拜衣食父母，这是跑街伙计的职责、也就是赖永初的差事。

作为世代经营的老店，“赖兴隆”好歹也有着几十家常来常往的熟客。每到年头岁尾或者重要节气的关口，商号的大伙计总要到主顾家登门拜访表达感谢。道谢的礼物其实很平常，无非是自家酿造的八宝菜，如果是比较尊贵的门第，再添一包乡下弄来的蘑菇、黑木耳之类。遇到欠帐未结的顾客，商号伙计要把清单递过去，说一声“麻烦东家，请你查查帐”，遇到平常照顾较多的客人，则要送两张礼券，美其名曰“给少爷小姐发点压岁钱”。

那礼券是店铺自制的，面值一串钱或者两串钱，纸面上盖有老板赖嘉荣的印章。凭这样的纸券当然可以直接去“赖兴隆”买东西，一般情况下，也能够在城里的其他土杂商号购买到等价的货物，几乎可以当半个钞票用。商铺礼券的通用范围与商号本身的信誉有着直接的关系，礼券的使用量越大、商家的面子就越足，所以，有些老客户在收下“赖兴隆”的年礼之后总要掏出两块大洋，十分豪爽地拍在桌子上：“来来来，再恭喜几张！”，赖永初这时候就要鞠躬说着“同喜、同喜”，一面收下礼钱，一面赶紧掏出怀里早就准备好的商票，忙不迭地打折算帐。

礼券和现金的折扣比率是由商家根据双方的交情程度自行决定的，顾客一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但每当彼此致礼道谢之后，客户总还会问一声“你家老板今年的生意还好吧？”，跑街伙计也总是殷勤地回答：“托您老的福，能吃个饱饭，还可以将将（勉强）发点红利”，大家于是哈哈一笑，拱手而别。

“吃饱饭，发红利”是句套话，但并不一定是实话。比如对于赖兴隆商号而言，今年的情况就非常困难。

年中的时候，老板赖嘉荣生了场大病，咳咳喘喘地折腾到年末也没见大好，家里的药罐子整天不离火，药气扑鼻，搞得整个杂货铺子几乎成了中药店。掌柜的身体欠安，除了家庭开支增大之外，店铺的经营也懈怠了许多，再加上今年的时局不稳，商号的买卖就难免出现了亏空。这样的窘迫在平常还不大明显，等到年关时候却立刻显现了出来。

赖永初挨家挨户的拜访过城里的老主顾，回到盐行街，一眼看见母亲赖时氏守在街口，见面就问：“收到礼钱没有？快拿给我……家里有好多催帐的人”，满脸焦急的模样。

赶紧回到店里，只见门面上已经聚满了债主。几个商号伙计跑前跑后地招呼茶水、“老伯”“大爷”的喊得好甜，可却没有人搭理他们，大家都表情严肃地瞧着正在柜台后面查对帐本的老板赖嘉荣。

虽然只是家杂货店，但“赖兴隆”平常也代理了部分类似钱庄的信贷业务。这是因为贵州当时并没有正规意义上的银行，老百姓手里的闲钱没有地方投资，所以就只能寄存在比较值得信赖的店铺里，将本求利，换取相应的孳息。这些存款通常都是在年终进行结算的，商家负责保本，但利息的高低却要根据经营的具体状况来决定。“赖兴隆”今年的买卖亏了本，自然也就发不出多少红利来，这就使得一些存款户感觉十分不满，于是在听完掌柜老板的说明之后，许多人立刻就提出要退本还款。

时间已是傍晚了。年夜饭的香味从后院的厨房里一阵阵飘来，但店里的人们却无心吃喝。小学徒刚嘀咕了一句：“这些人搞什么嘛？等过完年再来算帐嘛……”，立刻被赖永初敲了一下。当“跑街”的心里很明白，别说是拖到年后了，哪怕是今天的结帐动作稍有延误，“赖兴隆家要倒坎”的风声就会立刻传遍全城，到时候，不仅其他的储户都会跑来提款，所有相关的商号也都会赶来要求结算，如果没有现钱，讲什么理由也没用，立刻搬存货、砸招牌、打官司……好多百年老店就是这样在一夜之间倾覆倒闭掉的。

结帐的动作必须利索痛快，可是，要做到这点又谈何容易。赖家老板一手扒拉着算盘，一手从抽屉里抓钱往台面上放。柜上的现银掏光了，老板就大喊一声：“前柜清，后柜——上菜！”，后面立刻接上一句“好菜——上来！”

男人在前台充硬汉，女人就只有躲在后院里凑现钱，把银子、钞票、光洋、铜元……源源不断的递上去。公帐的银匣子掏空了，就拿自己的体己钱顶上，刚收进来的礼钱交出去了，就把刚发给小孩的压岁钱又收回来……眼看家里的钱款已经搜罗干净，结帐的人群还是络绎不绝，老板娘只好一咬牙揣起压箱底的首饰、从后门溜出去往当铺跑……终于，就在即将山穷水尽的时候，柜台外面有人说话了：“今年的生意不好做，赖家的红利少，别家的利息也不高。我们的存款就不取了，赖老板，明年还要麻烦你哟……”

原本拥挤在商铺门前的人群陆续散去，虚弱瘦削的赖嘉荣老板也累得几乎瘫倒，寒冬腊月的除夕夜，他居然浑身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地趴在桌子上，久久的站不起身来。

但无论如何，一场危机似乎已经应付过去，如释重负的人们这时都感到饥肠辘辘。可是，还没等大家来得及围拢餐桌，“王隆昌商号”的帐房又突然出现在杂货铺的门前，他手拿一摞“赖兴隆号”的礼券，毫不客气地说道：“赖老板，请你兑现一下”。

兑现那叠礼券足足需要上百块大洋。

各商号之间的票券兑换并没有固定的时限，那“王隆昌”是贵阳南城最大的杂货店，拥有上万两白银的身家，资产雄厚，其实并没有必要非得选这样一个时辰来兑现商票。

“哎呀，王先生，实在不巧”，赖嘉荣挺抱歉地陪着笑脸：“眼下的世道不稳，所以我把现钱放到乡下存起来了，你看能不能缓几天……”

“嘿嘿，不要紧，我家老板说了，如果没得现钱，抵货也可以”

来者不善。

虽然明知道对方是在趁人之危，但赖嘉荣却不能显出丝毫的为难。他知道，如果这时候让人搬走了店铺里的存货，不仅“赖兴隆号”的所有商票将会变成一堆废纸，而且先前刚刚离开的那些储户也会立刻返回来。

“哈哈，过年过节的，难得王先生有这个闲心！你看看，我铺子里的东西乱七八糟，请你搬也搬不动，还不如拿几坨盐巴，我让伙计送到贵号上去……”说着，赖嘉荣拉开储藏间的木门，用脚踢了踢门背后用草绳缠着的几块盐砖。

那盐砖每块有70斤重，随便两坨的价值就远超过一百块大洋，更何况，当时的盐巴是行情看涨的紧俏货色，王家帐房一见之下就笑眯了眼：“不忙搬不忙搬，先放倒先放倒，过几天再说……赖老板，不好意思喽，打搅你家吃年饭……”

王家的帐房终于走了，但屋里的人们却已经没有了欢度除夕的兴致。赖时氏揣测着向丈夫探问：“你的现钱真的放在乡下啊？咋个不去取回来呢？”

“现钱？我在乡下只有债没得钱，连那几坨盐巴都是伯伯家买来存起的，过完年就要搬到黄平县去……”

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了，饭桌上只剩下了吃饭的声音。

赖永初也没有言语，他默默地咀嚼着嘴里的“糯米豆粑”，这份由母亲亲手制作的松软的点心在这时仿佛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香甜，变得那么苦涩而辛酸。渐渐地，一个压抑不住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在心里说：豁出去了！我要去闯盐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