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赖永初（一） -- 王外马甲
经授权，从即日起开始写赖永初先生的故事。能够得到这样的授权是个难得的荣幸，所以我会尽力把这个故事写得实在一点、好看一点。
我当然知道，在青史这地方挖坑，仅有“实在”是不够的，更应该追求“实际”才对。但遗憾的是，这确实有困难。
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背景资料难找。国民党贵州的最后一任省长是宪兵司令出身的谷正伦，而且他撤出贵阳的时候又比较“从容”，所以贵州解放前的档案被破坏得非常彻底，这就给各种具体细节的核查和印证造成了很大困难；
二是因为受故事题材的困扰。赖永初先生是商人，商业活动中的一些环节原本就是真伪难辨的。如今鼓噪在现实生活中的生意经都经常让人云山雾罩，更别说是解放前资本家的鸿爪雪泥了。所以故事的讲述过程中肯定会有许多主观臆测的内容，对于这部分内容，我只能争取情理上的“实在”而无法保证客观上的“实际”；
三是因为有社会影响的限制。一般而言，把名声大的人物往“大”里写比较容易，往“细”里写则比较困难。赖永初是个地位不高但影响颇大的人，他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他旗下的产业很特殊（银行和茅台酒厂），即便在他过世多年以后，他经营成果的延续部分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限制，它使我必须自觉地有所约束，这一点，还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在青史这地方挖坑，贵在真实。但寻找真实很难，寻找商业文化中的真实更难，而当主人公过去的商业成绩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具有巨大市场价值的时候，要说出其历史的本相，那更是难乎其难了。
我很想把这个段子写好，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很难办。所以在我开张之前要恳请各位朋友多多理解，同时也请大家多帮忙，在我挖坑的过程中随时予以补充和指教。
先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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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初
乙卯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贵州宣布独立了。
如果更正规一点，其实应该把贵州举义的时间说成是“西元1916年1月29日”，或者按照当时贵州军政府的理论，把它叫做“大汉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六十四年”才对。但遗憾的是，那时候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西洋历法，也不大懂得上古黄帝的纪元方式应该怎么换算。
那时候，大家已经被搞懵了。
在以往，咱们中国人都是根据当朝皇帝的年号来记事的，什么咸丰啊同治啊光绪啊宣统啊之类，辛亥之后没有皇帝了，于是就称民国，可“中华民国”刚到5年，袁世凯又改了“中华帝国”，大家只好跟着过“洪宪元年”，而“洪宪”的年号才喊了没几天，各地豪杰又突然把桌子一拍，宣布不同意让袁大头当皇帝、要“推翻洪宪”了……老百姓这下子可就彻底晕了菜，弄不清到底应该如何称呼自己的日子才好，最后只得翻出老祖宗留下的皇历，称当今时下为“乙卯年”。
“乙卯”是个兔年，所以时事的变幻也跟兔子的行踪一样扑朔迷离。
就拿眼前这“护国起义”的事情来说吧：头些日子，北京成立了“筹安会”，贵阳也跟着开大会，贵州的民意代表一致主张拥护君主制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录天建极，传之万世”…… 并且还敲锣打鼓的把奉安的奏折送到京城去。可是没过两个月，袁世凯真的被“民众”忽悠得当了皇帝，各界代表却又突然变卦了，省城贵阳再次召开大会，一致要求起兵反袁，说复辟帝制的举动是“忝祸中国，实生妖孽，以一己子孙之私，致亿万生灵之祸”，宣布袁世凯跟贵州人民有不共戴天之仇。
于是乎，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后，贵州也宣布独立了。广东人龙建章（原贵州巡按使）被赶回了老家，贵州人刘显世（原贵州护军使）出面担任“贵州督军”。各路官员有的粉墨登场、有的逃之夭夭，大街上贴满了标语和布告，红纸墨书、彩带飘扬；议会里聚满了咨政议员和社会代表，嘈嘈嚷嚷、言辞激昂。各级衙门一派欲望高涨、情绪亢奋的景象。
大家的革命兴趣都很强烈，但政治思想却各有主张。会场里这个支持梁启超、那个拥护孙大炮，这边提倡“振兴礼教”、那边宣扬“五权共和”；公堂上穿西装的和穿马褂的各抒己见，戴礼帽的和戴军帽的互不买帐；社会上《西南日报》和《贵州公报》恶语相向，师范学校和法政学堂挥拳干仗……各套言论荒腔走板、各种手段千奇百怪，那真是有说不出的好玩好看。
当时的贵阳还只是个不足五万人口的小城，城区东西窄、南北长，四周有城墙。城垣高二丈七尺、宽二丈，设有北门、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共九座城门，内有“贯城河”，外有“南明河”，有石桥木桥十多座、长街短巷百来条。
处于西南一隅的贵州虽然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但作为省府的附郭，贵阳的居民却主要是从外地迁徙来的汉人后裔，真正的“番苗土著”其实很少。这里说北方话、吃四川菜、穿中原衣裳，平常时候，闲人雅客或者在“北五省会馆”（今富水路小学）打麻将、或者在化龙桥头（今黔灵东路）唱京腔、或者在市井勾栏逍遥买醉，或者在遍布街巷的烟馆里抽鸦片……昏昏噩噩的日子跟外省的其他地方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今天的情况却不大一样了。省城宣布独立、护国军誓师出征，城里城外的新鲜事情实在太多，所以男女老少都忍不住暂停了平日里无聊无趣的生计，一起跑到街上来看热闹。
军政府门前的炮台上（今贵阳市燃料总公司旧址）正在展览一门“克鲁苏七生半管退式快速陆路炮”，这家伙有七尺来高一丈多长，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只长脚，粗大的炮闩、黑黝黝的炮架，左边站着三十个红光满面的壮汉、右边拴着四匹精神抖擞的驮马，那架势真是威武雄壮。
在以前，贵州军队只有几门矮墩墩丑兮兮的“田鸡炮”（臼炮，又称“冲天炮”或“短炸炮”），现在忽然看见这座从云南滇军那里借来的西洋野战武器，大家的心里顿时踏实了不少。
“这回好办多喽，我们也有新式大炮了”
“那是那是，象这么凶狠的东西，几丈厚的城墙也随便打穿”
……
粮道署衙门的操场上（今贵阳富水南路和中华南路之间）正在举行阅兵仪式，护国军右翼总司令戴戡（贵州贵定人）、护国军东路支队司令官王文华（贵州兴义人）和一大帮军官头戴束缨帽、腰挎东洋刀，肩佩花绶带、手戴白手套，浑身金光灿烂地骑在高头大马上，看着底下的士兵列队从面前走过。
那些当兵的好象刚刚吸够了鸦片烟，一个个精神饱满、印堂发亮。他们的军装也很漂亮，崭新的土黄色细纹布制服、崭新的皮腰带、崭新的红领章，崭新的硬壳白顶大檐帽上箍了一道一寸宽的红呢布条子——懂行的人都说这是云南滇军的制服，仿照的是日本天皇军队的款式，非常有派头。
可是，云南人只记得给黔军提供帽子和衣服，却忘记准备鞋子了。参加校阅的贵州兵只好身上穿新衣、脚上穿草鞋，有的甚至连草鞋也没有，就这么光着黑乎乎的脚丫在长官面前操正步，踢哩趿拉，显得有些美中不足。
当然，没有也鞋子不要紧，只要当官的会说话就行。戴戡司令站在台子上面发表演讲：“我们黔军干（穷）得很，北洋军却洋得很。他们身上是洋呢子衣裳、脚上是大头洋皮鞋、肩上扛着西洋枪、包里揣着现大洋，一个个肥得连路都走不稳当。蔡锷将军说了，请大家放肆去打！缴一杆枪赏二十块，缴一门炮赏一千块，打下城镇犒赏一万块，弟兄们！想不想去发洋财？”
全场立刻欢声雷动：“想！想！”，那精神真是斗志昂扬。
……
不过，想发洋财还必须要有发财的本事才行，所以阅兵之后就去表演打靶。
打靶的地方选在南城外的箭道（今箭道街），这是护城河（南明河）边上一条笔直的甬道，早年间是武秀才们比赛射箭的场地，现在正好用来放枪。
那时候，发达省份的军队已经普遍装备“老套筒”（德国毛瑟M1898仿制型）或者“元年式”（仿毛瑟M1904）了，可贵州这里因为不具备生产无烟火药和尖式弹头的能力，所以当兵的手里拿的还是“大洋枪”（仿美国雷明顿1871）和“九子快枪”（仿毛瑟M1871）。这些老式单发步枪都是使用黑色火药的，显著特点是子弹圆、枪管粗（11毫米口径）、个头高（枪长一丈二）、声音大。
军队开始打靶了，大南门的城墙上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大家饶有兴趣瞧着对岸的士兵排成一溜横队——先拔出枪机、向上转动枪机90度、再向后拉枪机、往枪膛里装一粒子弹、再往前推枪机、向下转动枪机90度……等完成了闭锁动作再举起长枪，对准几块木头牌子，“噼噼嘭嘭”，响一枪就冒一股烟，多响几枪之后，那靶场就被白乎乎、灰蒙蒙的烟雾所笼罩，变得好象是神仙作法的道场一般了。
国产钢材的质量差，打了没几下，步枪的枪管就会发烫变软，只好不停地用冷水浇。黔军的枪法就更差，打着打着，子弹居然会打偏了九十度，转弯飞到河对岸的城墙上来，把一个老头的脑袋砸破了。那老头刚好是省立师范学校的庶务主任，好多学生立刻就鼓噪起来，搞得阅兵总指挥王文华很不好意思（王文华自己也是师范毕业生），一场精彩的射击表演也只好就这样草草的收了场。
阅兵结束了，但激动的情绪却并没有迅速平息。在这样一个说不清年月的日子里，贵州独立了，万象更新，大千世界仿佛充满了出人头地的机会。空气中弥漫着的“天降大任”的暗示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在煽起政坛风浪的同时，也悄悄地撩拨着许多年青而又懵懂的心。
黄昏时分，梦草公园（今贵阳市委大院）的紫泉阁里聚集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跑街”。
所谓“跑街”，其实就是各类商号里专门负责跑外勤的伙计，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通常都是聪明伶俐而且有点文化的小青年。这些人相貌周正、打扮得体，熟悉商业规则、善于观言察色，比一般的“守店伙计”有着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时间。由于身份地位的限制，他们不可能跟成名的士绅一起在梅园花厅（巡抚花园，今贵阳省府路一带）高谈阔论，也不能够象学校学生一样在操场上或者马路上集会游行，而他们又不愿意学贩夫走卒的样子在街井巷尾耍宝逗浑，所以就常常聚到这公园里的小楼里来，不只是为了交流社会信息，更是为了显示自己“候补经理”的格调和做派。
“哎呀，今天的军阵好威武，王文华的样子好拽！”
“不服硬是不行，人家也不比我们大几岁。您看我们整天喝稀饭坐冷板凳，看人家，骑白马！金肩章！”
“金肩章也不是好挂的，要有魄力。听说郭重光（贵州政坛耆老、宪政派领袖，时任教育厅长）本来是反对起事的，刘督军也不同意，可人家王电轮（王文华，字电轮）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砸，说‘我与国贼誓不两立，谁作对就跟谁拼命’，结果当场就搞成功了，真正够霸道！”
“厉害厉害！袁世凯做曹操，蔡锷做刘备，王文华就是赵云”
“一个曹操、一个刘备，哪一个又是孙权嘛”
“那还用讲，当然是孙中山”
拿三国故事来比喻天下大势，在当时的贵州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辛亥革命以后，主导云贵政局的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是蔡锷、戴勘、唐继尧之类的“进步党人”，这些人受梁启超和蒋百里的影响比较深，思想上更倾向改良主义，并不接受三民主义的主张。在他们的心目中，袁世凯固然不能够信任，孙中山却也不值得亲近，所以更愿意另起炉灶，搞一个“大西南军政联盟”，以此来跟孙系的“南洋”和袁系的“北洋”分庭抗礼。
要想当刘备，当然必先取益州，所以护国战事刚爆发，滇军的锋芒就指向了巴蜀，贵州独立后，黔军也把主要战场放在了四川。合云贵两省之力去攻打川省，一般人认为胜算是比较大的，但这场战事将会持续多长时间，大家的心里却都没有把握。
“这场仗火怕是十天半月都打不完”
“十天半月？你以为自己真是刘备嗦？又没有张松献地图，起码要一年时间才能整抻透（搞清楚）”
“一年啷个要得？三个月都着不住了。桐油卖不出去，纱布又运不进来……”
毕竟是各家商号的顶梁伙计，当话题一转到与贸易有关的内容，大家的态度立刻变得现实起来。
“桐油、棉布还好说，关键是粮食……”
“粮食算哪样？最恼火是盐巴”
“是啊是啊，盐巴最恼火，现在已经承不起了，价钱翻了一倍，再过几个月，不晓得涨成咋样？”
“……要是能去四川进点盐巴来，肯定发大财……”，有人自做聪明。但这个冒失的提议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反驳。
“呸呀！你个昏君哦，想钱都想疯了。现在跑川路做生意，还怕死得不够快！”
年长一点的“跑街”大都有过长途贩运的经历，深知道在商道上哪怕遇见几个土匪蟊贼都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更何况要携款带货穿越两军交火的战区，那简直艰难危险得无法想象。
“听说当年打‘黄白号军’（清军镇压贵州苗民的白莲教起义），好多走外路生意的商号都倒了坎，钱没赚到手、先被军队抢精光，脑壳砍得成堆垛，确实造孽得很哟”
“是啊是啊，刀口边上的稀饭喝不得。你们不要发颠，害了自家又害东家”
……
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了，紫泉阁里的人们只好各自回家睡觉，一番原本兴致勃勃的聚会于是就在这无奈的叹息声中落寞地散了场。
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赖兴隆”杂货铺的跑街伙计赖永初却久久不能入眠。这位十五岁的少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白天阅兵的热闹喧嚣和紫泉阁里的各种议论在他的耳边回旋萦绕，给人带来莫名的冲动，许多平日里不敢想象的念头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涌现，使他几乎产生了要冲出房门大喊一番的激情。
（发不完，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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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占个前排。
赖永初是“赖兴隆”杂货铺掌柜赖嘉荣的长子。
赖家的祖上其实是福建人。清朝道光年间的时候，赖嘉荣的祖父赖正衡随军到贵州弹压苗民叛乱，等动乱平息之后，这位担任“步营管带”的六品武官就从军队里退了役，举家在贵州的黄平县定居下来。后来，赖正衡的幼子赖宗贵又迁居到贵阳，在大南门附近的盐行街（今中华南路钻石广场一带）开了间杂货铺，辛苦经营再转到赖嘉荣的手上，已经算是一家不大不小的老字号了。
贵州这地方的商业很不发达，老百姓太穷，衣食住行只求个勉强将就，所以也就普遍缺少消费的意向。那时候贵阳城的繁华地段在“大十字”，城里头最热闹的大街才不过两丈宽，所谓的“商业中心”也只是些木头房子和黑漆柜台，上午十点钟开门营业，天刚擦黑就下闸上锁，从早到晚也没啥生意好做……繁华地段的商号尚且如此，象“赖兴隆”这样城门边上的杂货铺子就更不必说了，本小利薄，无非是靠着殷勤小心拉拢几位老顾客，再加上常跑乡下贩卖些土特产，用辛苦和笑脸来换个养家糊口而已。
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杂货铺”。但国有国法，行有行规，虽然是卖杂货的，但经营的货色却不能杂。
那时候的杂货店分为土、洋两类。“洋广杂货”又叫“百货”，可以在门口立个玻璃柜台，卖钟表眼镜、洋烟洋油花露水、上海袜子广东帽子、日本牙粉美国肥皂之类，最为高档。“土杂货”又分为好多种，比如“京杂”卖笔墨砚台、玉石烟嘴白铜痰盂乌木筷子、糊窗户的高丽纸和做帐本的麻纸，原来还卖顶戴朝珠官帽官靴什么的，现在已经没人要了；“苏杂”卖纸扇团扇、胭脂香粉，五彩丝线绣花针、还卖各式各样的烟荷包。赖永初家的“赖兴隆”属于“川杂”，带“洋”字的只能卖洋火，其他主要卖蚊香蜡烛、梳子篦子席子盆子杠子绳子、镀铜的水壶和镀金的首饰，以及竹筐木桶和麻布口袋之类，最特别的是允许“川杂”零售鸦片，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偷空剪点烟锅巴来卖”。
“赖兴隆”这样的“川杂”是不能卖酱油糖醋的，那属于“食杂”，也不能卖盐。食盐有专门的盐行负责经营，那些盐铺就集中在“赖兴隆”所在的大南门附近，所以这一带才会叫“盐行街”（今中华南路南段）。
作为从小就生活在盐行街的商铺子弟，赖永初当然很了解这行业中的规矩。只是，虽然明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参与盐业的经营，但他还是忍不住对身边的盐商们充满了反感。
自从昆明宣布起兵之后（云南独立比贵州早一个多月），西南的局势陡然就紧张起来。贵州的各类物价也急剧飚升，特别是盐价，从先前的每斤四毛五毛狂涨到八毛钱一块钱，那时候一个大洋能买三十斤大米，一斗米也不过八毛多钱（贵州一斗大米为25斤），所以几乎是“斗米斤盐”。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贵阳的“刘恒泰”、“周双裕”等几家主要盐商却纷纷宣布歇业，盐铺大门上贴出“春令休假”的告示，老板私底下还放话说：非要等盐价涨到一块五才肯开板。一时间，盐行街上聚满了焦急的市民，大家一面诅咒缺德的商人，一面又十分忧虑地唠叨着：“没有盐巴卖，该怎么过年哟”……
时局动荡，生活艰难，但时光却依然流淌。腊月将尽，冬去春来，在“护国举义”的喧嚣声中，1916年的春节姗姗来到了。
跟贵阳城里的其他人家一样，“赖兴隆”杂货铺也在为迎春而忙碌着。
家里的年货已经置办齐备了。大块的猪肉抹上椒盐，码在瓦缸里；肠衣用竹筒套着灌进瘦肉，填一段扎一根线；豆腐、猪血和肥肉揉在一起团成球形，裹上菜叶，放进大锅里蒸煮，空气中充满了花椒和腊肉的浓醺。几个伙计在后院里“磕糍粑”，把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倾入石臼，用粗大的棍棒反复舂打，越锤越粘、越锤越香，那砰砰嘭嘭的敲击就仿佛报时的钟点，一声声地宣示着新年的讯息。
大门的铺板洗干净了，门楣上的黑漆招牌被擦得铮亮。店老板赖嘉荣手拿一根缠了红布的鸡毛掸子，上上下下地扫拂着墙壁和天花板。这道手续叫“起扬抻”，谚语说“一天不打尘，一年理不抻”，祈祷来年顺利的店家必须在年三十这一天把自家的铺面弄得尘屑飞扬。
这一天必须要做的事情还有“拜祖师公”。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教书的拜孔子、造房子的拜鲁班，卖鞋的拜刘备、杀猪的拜张飞、算命的拜刘伯温、拦路打劫的拜达魔老祖……这有的有据可查、有的也有故事可说。只是那开饭馆、开旅店、还有这开杂货铺的却没有一个响当当的鼻祖，甚至连个能唬弄人的精彩故事也找不到，所以只好请个大众化的财神供奉起来，权当做自我安慰。所以有人给财神爷写了个对联：“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朝也拜，夕也拜，教人如何”，意思是说这胖乎乎的家伙本事不大，管的还挺宽。
拜过“祖师公”之后就要去拜衣食父母，这是跑街伙计的职责、也就是赖永初的差事。
作为世代经营的老店，“赖兴隆”好歹也有着几十家常来常往的熟客。每到年头岁尾或者重要节气的关口，商号的大伙计总要到主顾家登门拜访表达感谢。道谢的礼物其实很平常，无非是自家酿造的八宝菜，如果是比较尊贵的门第，再添一包乡下弄来的蘑菇、黑木耳之类。遇到欠帐未结的顾客，商号伙计要把清单递过去，说一声“麻烦东家，请你查查帐”，遇到平常照顾较多的客人，则要送两张礼券，美其名曰“给少爷小姐发点压岁钱”。
那礼券是店铺自制的，面值一串钱或者两串钱，纸面上盖有老板赖嘉荣的印章。凭这样的纸券当然可以直接去“赖兴隆”买东西，一般情况下，也能够在城里的其他土杂商号购买到等价的货物，几乎可以当半个钞票用。商铺礼券的通用范围与商号本身的信誉有着直接的关系，礼券的使用量越大、商家的面子就越足，所以，有些老客户在收下“赖兴隆”的年礼之后总要掏出两块大洋，十分豪爽地拍在桌子上：“来来来，再恭喜几张！”，赖永初这时候就要鞠躬说着“同喜、同喜”，一面收下礼钱，一面赶紧掏出怀里早就准备好的商票，忙不迭地打折算帐。
礼券和现金的折扣比率是由商家根据双方的交情程度自行决定的，顾客一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但每当彼此致礼道谢之后，客户总还会问一声“你家老板今年的生意还好吧？”，跑街伙计也总是殷勤地回答：“托您老的福，能吃个饱饭，还可以将将（勉强）发点红利”，大家于是哈哈一笑，拱手而别。
“吃饱饭，发红利”是句套话，但并不一定是实话。比如对于赖兴隆商号而言，今年的情况就非常困难。
年中的时候，老板赖嘉荣生了场大病，咳咳喘喘地折腾到年末也没见大好，家里的药罐子整天不离火，药气扑鼻，搞得整个杂货铺子几乎成了中药店。掌柜的身体欠安，除了家庭开支增大之外，店铺的经营也懈怠了许多，再加上今年的时局不稳，商号的买卖就难免出现了亏空。这样的窘迫在平常还不大明显，等到年关时候却立刻显现了出来。
赖永初挨家挨户的拜访过城里的老主顾，回到盐行街，一眼看见母亲赖时氏守在街口，见面就问：“收到礼钱没有？快拿给我……家里有好多催帐的人”，满脸焦急的模样。
赶紧回到店里，只见门面上已经聚满了债主。几个商号伙计跑前跑后地招呼茶水、“老伯”“大爷”的喊得好甜，可却没有人搭理他们，大家都表情严肃地瞧着正在柜台后面查对帐本的老板赖嘉荣。
虽然只是家杂货店，但“赖兴隆”平常也代理了部分类似钱庄的信贷业务。这是因为贵州当时并没有正规意义上的银行，老百姓手里的闲钱没有地方投资，所以就只能寄存在比较值得信赖的店铺里，将本求利，换取相应的孳息。这些存款通常都是在年终进行结算的，商家负责保本，但利息的高低却要根据经营的具体状况来决定。“赖兴隆”今年的买卖亏了本，自然也就发不出多少红利来，这就使得一些存款户感觉十分不满，于是在听完掌柜老板的说明之后，许多人立刻就提出要退本还款。
时间已是傍晚了。年夜饭的香味从后院的厨房里一阵阵飘来，但店里的人们却无心吃喝。小学徒刚嘀咕了一句：“这些人搞什么嘛？等过完年再来算帐嘛……”，立刻被赖永初敲了一下。当“跑街”的心里很明白，别说是拖到年后了，哪怕是今天的结帐动作稍有延误，“赖兴隆家要倒坎”的风声就会立刻传遍全城，到时候，不仅其他的储户都会跑来提款，所有相关的商号也都会赶来要求结算，如果没有现钱，讲什么理由也没用，立刻搬存货、砸招牌、打官司……好多百年老店就是这样在一夜之间倾覆倒闭掉的。
结帐的动作必须利索痛快，可是，要做到这点又谈何容易。赖家老板一手扒拉着算盘，一手从抽屉里抓钱往台面上放。柜上的现银掏光了，老板就大喊一声：“前柜清，后柜——上菜！”，后面立刻接上一句“好菜——上来！”
男人在前台充硬汉，女人就只有躲在后院里凑现钱，把银子、钞票、光洋、铜元……源源不断的递上去。公帐的银匣子掏空了，就拿自己的体己钱顶上，刚收进来的礼钱交出去了，就把刚发给小孩的压岁钱又收回来……眼看家里的钱款已经搜罗干净，结帐的人群还是络绎不绝，老板娘只好一咬牙揣起压箱底的首饰、从后门溜出去往当铺跑……终于，就在即将山穷水尽的时候，柜台外面有人说话了：“今年的生意不好做，赖家的红利少，别家的利息也不高。我们的存款就不取了，赖老板，明年还要麻烦你哟……”
原本拥挤在商铺门前的人群陆续散去，虚弱瘦削的赖嘉荣老板也累得几乎瘫倒，寒冬腊月的除夕夜，他居然浑身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地趴在桌子上，久久的站不起身来。
但无论如何，一场危机似乎已经应付过去，如释重负的人们这时都感到饥肠辘辘。可是，还没等大家来得及围拢餐桌，“王隆昌商号”的帐房又突然出现在杂货铺的门前，他手拿一摞“赖兴隆号”的礼券，毫不客气地说道：“赖老板，请你兑现一下”。
兑现那叠礼券足足需要上百块大洋。
各商号之间的票券兑换并没有固定的时限，那“王隆昌”是贵阳南城最大的杂货店，拥有上万两白银的身家，资产雄厚，其实并没有必要非得选这样一个时辰来兑现商票。
“哎呀，王先生，实在不巧”，赖嘉荣挺抱歉地陪着笑脸：“眼下的世道不稳，所以我把现钱放到乡下存起来了，你看能不能缓几天……”
“嘿嘿，不要紧，我家老板说了，如果没得现钱，抵货也可以”
来者不善。
虽然明知道对方是在趁人之危，但赖嘉荣却不能显出丝毫的为难。他知道，如果这时候让人搬走了店铺里的存货，不仅“赖兴隆号”的所有商票将会变成一堆废纸，而且先前刚刚离开的那些储户也会立刻返回来。
“哈哈，过年过节的，难得王先生有这个闲心！你看看，我铺子里的东西乱七八糟，请你搬也搬不动，还不如拿几坨盐巴，我让伙计送到贵号上去……”说着，赖嘉荣拉开储藏间的木门，用脚踢了踢门背后用草绳缠着的几块盐砖。
那盐砖每块有70斤重，随便两坨的价值就远超过一百块大洋，更何况，当时的盐巴是行情看涨的紧俏货色，王家帐房一见之下就笑眯了眼：“不忙搬不忙搬，先放倒先放倒，过几天再说……赖老板，不好意思喽，打搅你家吃年饭……”
王家的帐房终于走了，但屋里的人们却已经没有了欢度除夕的兴致。赖时氏揣测着向丈夫探问：“你的现钱真的放在乡下啊？咋个不去取回来呢？”
“现钱？我在乡下只有债没得钱，连那几坨盐巴都是伯伯家买来存起的，过完年就要搬到黄平县去……”
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了，饭桌上只剩下了吃饭的声音。
赖永初也没有言语，他默默地咀嚼着嘴里的“糯米豆粑”，这份由母亲亲手制作的松软的点心在这时仿佛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香甜，变得那么苦涩而辛酸。渐渐地，一个压抑不住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在心里说：豁出去了！我要去闯盐关。
这个点出现还真是不好说
wiki上竟然没有“赖永初”这个词条。百度百科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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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以为大人长于战争题材，今看来商战题材大人也是随手拈来，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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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生意还真是不好做，处处需要察言观色还如履薄冰啊。
有你这么干的吗，大戏刚刚拉开帷幕就被你揭了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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